▲“中国航天四老”:从左至右依次为黄纬禄、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

　　2月16日,立春后的北京早上天气仍然阴冷,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门前,83岁的陈欣如与另外两位年逾八十的老同事,排在近百米长的吊唁队伍的前头,低声地跟身旁的人追忆着她的老主任——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任新民。

　　吊唁队伍的一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年轻人举着一个黑底白字的条幅,上面写着任新民生前对自己一辈子事业的总结:“我一生只干了航天这一件事”。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任新民先后领导和参与了我国最早的液体导弹的研制工作,主持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领导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曾担任试验通信卫星、实用通信卫星、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6项大型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航天的“总总师”。

　　任新民和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为“中国航天四老”。任老远去,从此世间再无“航天四老”。

　　力推氢氧发动机

　　如今满头白发的陈欣如曾是任新民部门里的一名技术人员。在她记忆中,这个“没有架子、看起来跟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的老主任最了不起的成就是坚决支持并研制了氢氧发动机。

　　近年,已成功将通信、气象、导航定位等多种静止轨道卫星和嫦娥探月卫星送上太空的“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其第三级采用的就是任新民主导研制出的氢氧发动机。

　　上世纪60年代初,担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副院长兼液体火箭发动机设计部主任的任新民就意识到,中国应尽早发展卫星通信技术,发射通信卫星必须研制将通信卫星送入赤道上空地球静止轨道的运载火箭,这种运载火箭需要高能、低温的液氢液氧发动机,“研制氢氧发动机、突破低温技术是迟早的事”。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运载火箭采用氢氧发动机还是采用原先的常规发动机一度成为航天专家们争论的焦点,相对于有足够应用经验、风险较小的常规推进剂发动机,一些专家质疑氢氧发动机技术不过关,质量与可靠性问题没有解决,更有甚者认为“氢氧发动机的方案是错误的,压根儿就不应该上”。

　　现今83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火箭发动机专家王桁这样解释研制并采用氢氧发动机的必要性,“如果用氢氧发动机,它的运载能力,大概要到一吨以上,1400公斤。用常规发动机,最大运载能力900公斤。”后来的事实证明,首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设计重量超过了900公斤,需要性能强大的氢氧发动机。

　　1975年3月31日,《关于发展我国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被命名为“331工程”的我国卫星通信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任新民担任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为力推氢氧发动机,这位总设计师像着了迷似的,在各种场合苦口婆心阐述他的见解:“氢氧方案尽管需攻克的新关键技术多,难度大,研制周期长,但采用高能低温的液氢液氧为推进剂的第三级,可以提高地球静止轨道的运载能力,这正是发射通信卫星所需要的。”

　　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地球同步卫星技术的国家。1986年,“长征三号”又将东方红二号甲通信卫星送入地球静止转移轨道。第三级为氢氧发动机的运载火箭已在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占据半壁江山。

　　任新民在“长征三号”和“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研制事业上的功绩已载入航天史册。

　　与钱学森一见如故

　　1915年12月5日,任新民在安徽宁国出生。1934年,他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激起了这个22岁年轻人的救国热情,随后他转考到重庆的中央兵工学校造兵系,决心“为中国人造枪炮,赶走日本侵略者”。

　　1944年,任新民与同乡的虞霜琴结婚,他们在报纸广告版刊登了一个敬告亲友的简短的结婚启事,作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结婚所需要的一种仪式。次年,任新民就被选送到美国实习,后考取了美国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研究生和工程力学博士生。

　　几经辗转颠簸,任新民在1949年回到中国。1952年,他受命参与协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的成立工作。

　　6年后的10月8日,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返回祖国。在北疆之行第一站的哈尔滨,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哈军工”火箭武器教授会主任任新民。在对中国研制火箭设想的短暂讨论后,钱学森如遇知音。离开时,钱学森紧紧握住任新民的手说:“我们一见如故,希望我们不久再见面,深入探讨一些问题。”

　　不久之后,任新民被调到北京,参与筹建钱学森倡导建立的独立导弹与航天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国防部五院下设10个研究室,其中任新民、屠守锷、梁守槃分别任六室(总设计师室)、八室(结构强度研究室)、九室(发动机研究室)主任,梁思礼任十一室(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当时为了保密,一至五是空号。

　　在那个知识与人才严重紧缺的年代,担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亲自上阵讲授“导弹概论”“导弹制导原理”等课程,任新民讲“火箭武器”。

　　1956年开始,任新民带领六室承担了苏联援助中国两发P-1液体近程弹道导弹的拆装、测绘和材料鉴定工作。1959年,任新民被任命为中国仿制P-2导弹的“1059”导弹发动机总设计师。

　　液体火箭发动机是导弹的“心脏”。随着仿制工作的推进,苏联专家组提出,作为发动机推进剂的液氧必须从苏联进口。任新民惊讶地发现关键的发动机试车台及试车规程等资料缺失,从苏联专家得到的答复是“等你们的发动机搞成了,到我们苏联去试车。”

　　在秘书谭邦治印象中,“任老总”遇到大事有担当、敢于做决策。任新民将国产液氧的化验资料与设计技术要求对照后,大胆地确定“中国生产的液氧性能符合设计要求”。

　　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位44岁的总设计师带领科研人员白手起家自行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座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1963年,我国成功试射了两发“1059”导弹,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圆满完成。1964年,“1059”导弹改名为“东风一号”。

　　此后几十年里,任新民先后主持并参与东风系列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几乎每一次的重大试验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故障,甚至发射遭遇失败。陈欣如清晰地记得,1984年1月29日,“长征三号”第一次发射出现失利后,这个69岁的老主任三天三夜没睡觉,跟着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解决方案。

　　在殡仪馆礼堂前排队参加追悼会的80岁老人邵德生回忆说:“试验出问题了,他走到车间,问工人详细的情况,第二天我们汇报的情况,都不如老领导讲得清楚,当时我们技术人员脸都红了,他了解问题很深入。”

　　构想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二个30年

　　1978年,担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任新民到日本访问时,被一名记者问“你们中国航天准备不准备上人”,时隔不过两年,美国众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主任访问中国,问了任新民同样的问题。

　　在过去近30年时间里,他的心思都花在了导弹、火箭和卫星上,之后30年中国航天的路怎么走?年过花甲的任新民开始构想着载人航天这个项目。

　　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到底是研制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的问题,成为当时最激烈的争论。任新民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最初倾向于搞航天飞机转变为支持载人飞船。

　　在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评审会上,各专业的专家如各派武林高手参加华山论剑般,各有见解,互不相让,评审报告很难统一。担任评审组组长的任新民不得不提出休会,但在私下逐个拜访评审组成员,希望达成共识。

　　次日,评审组继续开会,任新民开场就讲:“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要为后来者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如果因为我们的论证和评审工作没做好,影响了工程的立项或拖延工程的进程,我们愧对中国航天,严重些说是千古罪人。”

　　谭邦治回忆,任新民的威望和人格魅力最终让评审组的意见达成一致。

　　1992年,中央开会讨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发展问题,会议一致同意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为921工程。自此,该工程在全国各地悄无声息地全面开展起来。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发射,这位80多岁的老人都要亲临现场。2003年10月15日,88岁的任新民再次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目送着神舟五号飞船将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送上太空遨游。

　　生前的几年里,这位将近百岁的老人仍在关心着中国的航天事业,有人去看他时,他总会问“长五(长征五号)什么时候打啊”。

　　2016年11月3日,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后,101岁的任新民激动地提笔写下: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

　　任新民一生不求名不求利的性格让谭邦治印象深刻。在谭邦治回忆中,这个“任老总”生前常念叨着一句话:“工人盖的房子大家能住,农民种的粮食能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我们搞火箭、卫星这些国防尖端技术,国家能派上用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任新民没有太多个人爱好,除了看书、看资料,就喜欢散步。在紧张又单调的发射场,他很少像其他参试人员那样下棋、看电视、看录像,唯一的兴趣是晚饭后快速走步。到了休息日,他会来一次快步“远征”,从驻地走到10公里外的集镇,一分钱东西不买,到达目的地掉头就回。

　　当年纪大了,他没有力气快步“远征”时,就在北京阜成路8号的航天大院里牵着老伴儿虞霜琴的手“遛弯”。

　　在子女眼中,一起走过73年的父母很恩爱,兴趣也一样。大女儿任之翔记得,离开工作一线后的父亲每天下班后,都会跟母亲在离家不远的玉渊潭公园散步一个小时。在任老病重住院后,这对老人每天都必须看到对方,才能放心。

　　在中国航天界,任新民和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并称为“中国航天四老”。

　　2009年9月5日,导弹总体和发动机技术专家梁守槃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作为中国第一任海防导弹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他被誉为“中国海防导弹之父”。　

　　2011年11月23日,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黄纬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他曾领导和主持研制出了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战略导弹、第一枚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突破了我国水下发射技术和固体发动机研制技术,填补了我国固体战略导弹技术的空白,被称为“巨浪之父”、“东风-21之父”。

　　2012年12月15日,导弹和火箭专家屠守锷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他曾担任东风二号和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洲际战略导弹总设计师、长征二号火箭总设计师,从技术上主持制定了中国运载工具的研究发展规划。

　　2017年2月12日15时,102岁的任新民在北京逝世。

　　(文中相关资料参考了谭邦治著《任新民院士传记》、凤凰卫视《我的中国心:凡事预则立——任新民》,央视记者崔霞、吴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据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