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向东教授：语言研究确应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

语言科学 2024-03-07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镜海语言学 Author 语言学研究中心

在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访问，与徐杰、袁毓林、李德凤、吴长安等学长暨诸位年轻朋友密切接触，获得的新知、新感甚多，不能一一道来。其中印象最强烈的，是全院师生朝气蓬勃、一心向学的精神风貌，实事求是、简洁高效的做事风格，齐心协力、宽松包容的良好氛围。作为一个访问学者，我被这种精神和氛围所打动，内心竟然不由得涌出一股“英雄气”来！

这几天参加“镜海语言学圆桌讨论会”，聆听徐杰老师的开幕词、人文学院老师暨澳门其他大学语言学同行的学术报告，主持陈忠老师在“长安语言学论坛”的讲座，茶余饭后，聊天交流，听到最多的话是徐杰老师反复倡导的“语言研究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本人深感认同。在此谈一点粗浅的感悟，作为访问的汇报。

第一，“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强调学术研究要勇于进行理论提升，不能满足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语言材料的分析，甚至一般性的解释。这是一种学术理念，更是一种学术担当。我常跟学生讲，搞研究最要不得的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标，更谈不上理论提升。这种研究没有主心骨，没有一条主线，其实就是没有学术理想、学术目标。所以我鼓励学生要往大刊物、专业刊物投稿，要让专家来检验自己的成果，而不是靠关系，发一个自己都不再想看的东西，评个职称，弄个什么奖，等等。徐杰老师把这种做学术的人比喻为“皮包公司”，非常形象、贴切。就本人的体会，“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也许是研究道路上最不容易的，只有具有一定的学术担当，才能产生这种强烈的“欲望”，并且经得起研究过程中艰辛的考验。一位想当“企业家”的语言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自然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类似的念头，但可能是模糊的、不自觉的。现在，徐杰老师把这个口号喊出来了。这需要识见，更需要勇气，还需要环境。

第二，“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必须有专业领域的积淀和丰富的研究实践。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辛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那个最高的境界，但是必须有这个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徐杰老师强调悟性，我表示赞同。同时认为，悟性可能来自天才：有的人天生悟性高，善于悟出道理、发现规律。悟性也需要深厚的积淀、积累做基础。关键是要有勇于突破的欲望、勇气和勤于理论思考的习惯、韧劲儿。许多人都有以下的经历：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在苦思冥想一个问题的解法，忽然有一天半夜或黎明，在朦胧中脑子里就冒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甚至结论！这恐怕是大脑神经在我们苦苦思索的过程中，把那条正确的线路给接通了（纯属感性，有待实验）。看似有如神助，恐怕还是要以对本学科基础理论、经典作品系统深入的掌握为基本条件。大脑中关于语言学基本理论、事实、方法的网格越密，问题投射上去得到的反应就越快、越准确、越清晰。所以，理论上的提升不能在一张白纸上进行，还要有艰苦、丰富的研究历程，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韧劲儿。

第三，“要努力走完最后一公里”体现了一种学术精神，那就是勇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朱德熙先生关于“的”的研究，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经典范例：努力超越自己，将一个问题的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理论不断提升，方法论不断完善。上世纪六十年代，朱先生在《说“的”》一文中，根据分布把北京话的“的”归纳为“的1”“的2”“的3”，其中“的1”是副词后缀，“的2”是状态形容词后缀，“的3”是名词化标记。到1980年，朱先生在《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中又进一步考察了它们在几个方言中的表现，发现大部分南方方言、一部分晋语方言中“的2”和“的3”的读音不同。朱先生说：“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方言事实也支持我们对北京话‘的’字所作的分析，可是只举了广州、文水、福州三种方言为例，概括的面不够广。”直到逝世前，朱先生还在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更系统的方案。他在《从方言和历史看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这是朱德熙先生最后一篇论文，未完成）中说：“此文发表以后，我们关于方言‘的’字的研究搁置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重新捡起这项工作。……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考察方言里状态形容词名词化的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定语位置上的状态形容词必须名词化的现象在方言里分布的面有多广，所以选择的方言点必须是‘的2’和‘的3’不同音的，而且合在一起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大方言区。”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一共举了10个方言的例子，同时从汉语史的角度观察状态形容词名词化的问题，发现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要名词化，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已经有所表现了。谈到“的”字的研究经历，朱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一九八O年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主要是想说明方言事实也支持《说“的”》的分析。其实这篇文章里更重要的一点是发现了方言里状态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要名词化的事实。不过当时对这件事的认识不够，特别是没有想到应该回头去考察历史，看看这个现象在文献里是否有所反映。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跟写《说“的”》的时候没有想到应该要考察方言完全一样。就这样这个问题一下子又搁置了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重新捡起这项工作的时候才去查考历史。结果发现历史事实跟方言情况完全一致，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时候也必须名词化。在对方言和历史都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再来看北京话，不但纠正了过去分析中的错误，而且一些原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现象大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的’字研究进展之缓慢，自然跟工作不够勤奋，时间抓得不紧有关，可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语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缺乏清醒的认识。

几十年持续地对一个问题加以关注和考察，不断超越自我，拓展视野，将共同语、方言、汉语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朱德熙先生“的”字研究的历程和经验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朱先生因此成为“创造出了打上自己烙印的概念和方法、对汉语语法学具有独创性贡献”（袁毓林教授语）的语言学大师。

概括一下：只要努力，每位语言学者都有可能走完最后的一公里。愿与诸君共勉。

邢向东

2022年12月10日，澳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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