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多样性与语言战略问题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对于广东省、港澳地区以及周边省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也有重要战略地位。大湾区建设、发展的相关研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大湾区内的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和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而大湾区经济向周边地区辐射则是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著名的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在一体化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存在高度的异质性， 被称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个法律体系”。

除了制度上的异质性，从经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及其周边地区一方面如发展规划纲要所言“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异质性或多样性，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语言/方言的多样性：在粤港澳大湾区不同地区通行以粤方言为主导的多种汉语方言，同时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英语和葡萄牙语分别是“正式语文”之一。如果考虑大湾区辐射的广东省其他地区和广西、海南、福建等省区，这种语言多样性就更加明显。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语言关系也较为复杂，特别是与北方官话及普通话有较大差别。相比之下，无论是存在大量不同移民语言的纽约、加州两个湾区，还是以日语为主要语言的东京湾区，都只存在一种通用语言。

从经济学视角看，语言是重要的交易媒介，语言的多样性必然会带来一定的交易成本。例如，Fishman的研究发现，语言的同质性与经济发达程度存在正向关系，也就是所谓的Fishman Pool假说。就中国而言，许多研究都发现，方言增加会影响地区的经济甚至开放程度；方言的差异也可以解释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或影响技术扩散。但是另一方面，语言多样性也可能作为一种资源而产生经济效益，特别是由此带来的多语言的人力资源，有助于降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对外贸易和其他交流的成本。粤方言等方言在东南亚等海外有大量华侨华人使用者，而英语和葡萄牙语更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国际语言之一，是几十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使用人口超过十几亿人。从这一角度看，这使得语言多样性反而可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优势。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就提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

重视语言的经济学属性，对于语言规划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试图分析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多样性对于大湾区发展的两个层面：一方面是语言多样性对于大湾区经济社会一体化以及区外经贸交流带来的成本，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多样性给大湾区带来的经济收益。通过这一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对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既有高度一体化又有很大多元性的经济区域而言，语言多样性作为资源可以带来怎样的经济影响，也有利于制订适宜的政策，利用语言经济特点帮助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这一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语言问题在区域发展中的影响，对其他经济区域的发展也有借鉴作用。

本文将详细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的特点，特别是其语言多样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本框架，分析语言多样性带来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探讨这一研究对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战略的启示，并提出主要结论。

根据《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9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2017年人口约7000万，GDP总量近1.4万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2%以上。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还可以辐射到广东全省，以及邻近的广西、海南、福建等省区。下面分别在狭义（九市两特区）、广义（广东省加港澳）和辐射区（加上广西、海南、福建3个省、区）的意义上使用“大湾区”一词。作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广东，本身也是方言复杂的地区之一，而香港和澳门这两个特别行政区，更有独特的语言生活。从语言多样性的角度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狭义的大湾区，在语言上以汉语方言中的粤方言（又称广东话、广府话、白话等等）为生活中的通用语言。与此同时，普通话是九市的标准语言，大多数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听说，在香港和澳门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可以使用。英文和葡萄牙文分别是香港和澳门的“正式语文”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语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英语同时也是大湾区最为通行的第一外语。在惠州和广州、深圳部分地区，通行汉语方言中的客家话和属于闽方言系闽南分支的潮汕话，而来自广东其他地区和外省市的移民则带来其他方言（如湘方言、赣方言、西南官话等）。在文字上，除英文和葡萄牙文这两种使用拉丁字母的外来文字外，香港和澳门使用的中文繁体字亦与广东省的简体字有所不同。

在广东省，除上述语言外，还有大量人口使用客家话和属于闽方言系的潮汕话、雷州话等，此外在粤北还有少数地区使用其他方言（粤北土话、军话等），以及瑶语等少数民族语言。而在大湾区辐射区域，则语言更为多元：福建省以闽方言为主；海南省的语言包括粤方言、闽方言和黎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沿海通行粤方言，中北部通行西南官话，还有许多地方流行客家话和归属有争议的汉语方言——平话，少数民族语言则以壮语为主，也存在瑶语等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的语言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涉及的语言学类别也较多，其中涉及汉语七大方言系之四，使用人口都在1000万以上，且是三大方言系（粤、闽、客）的主要分布区域，此外还有汉藏语系中壮侗、苗瑶语族的多种语言，以及印欧语系的英语、葡萄牙语。除此以外，在大湾区的国际化城市特别是香港、广州和深圳，还有一定数量使用其他语言的侨民，他们除来自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而外，还有不少来自东南亚、南亚、非洲国家。

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语言分布的详细数据见表1，其中主要数据来自《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香港和澳门相关数据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年人口中期统计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6年人口中期统计。

表1中使用人口1、2、3分别表示狭义大湾区（九市二特区）、广东省加港澳、大湾区辐射区（粤、闽、琼、桂4省区+港澳）的相关数据。由表1可见，无论是在九市二特区的大湾区，还是在更广义的大湾区，语言状况都比较复杂，并且这一复杂性随着区域范围增加也有增加的趋势。

虽然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非常多样，但是各种语言并非孤立分散的，而是存在不同层次又互相交织。首先，从语言学角度，这些语言依其相对距离自下而上可以分为4个层次：（1）粤方言、闽语等方言内部属于一个层次，内部相对可以互通，但也可能有很大差异；（2）各汉语方言之间属于第二层次，虽然口语互通性不同，但使用共同的文字，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差别不足以构成较大障碍；（3）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属于第三层次，属于汉藏语系中不同语族；国外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壮侗语族（闽南语）和苗瑶语族的语言属于与汉藏语系不同的另外两个语系，或与其他语言构成一个语系。（4）英语、葡萄牙语这两个外来语言与上述语言的区别属于第四层次，且是外来语言与原生语言的区别。虽然在香港和澳门有少数以英语和葡萄牙语为母语的人群，但其相对比例较小。

其次，以使用人口而言，则可以将各语言自上而下分为3个层次：（1）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是第一层次，覆盖粤港澳大湾区绝大多数地区和人口。其中粤方言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分布最广、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又是许多人掌握的非母语通用语言；普通话虽然不是多数人的母语，严格讲，普通话和大湾区其他语言有一个明显区别，即其并非一种方言。但对于大部分汉族人口而言，可以将普通话视为其与其他方言群体人口交流的通用语言。却是最多人可以使用的语言，在香港和澳门能流利使用普通话的人口也分别占到48.6%和50.4%；而英语则是许多人掌握的第一非汉语语言，在香港和澳门则各有53.2%和27.5%的人口可以流利使用；（2）闽、客、西南官话、平话等方言和壮语是第二层次，在辐射区域内有相当数量的母语人群，也可能作为非母语的通用语言，如壮语在广西部分少数民族中作为第二语言；（3）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则是第三层次，只在局部区域使用，其中葡萄牙语在其被定为官方语言的澳门也只有2.3%的人口可以流利使用。

再次，如果以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为经济中心，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的语言在空间分布上也有层次性，自中心至外围可以分为4个层次：（1）核心区域，即以粤方言为主的珠三角城市群；（2）紧密联系区域，即广东省内的粤方言区域；（3）辐射区域，包括广东省的非粤方言区，历史上属于广东的海南省，以及广西的粤文化区（梧州、玉林、北海、钦州等）。后者虽然行政上与广东省有区隔，但在语言、文化上甚至地理上一直与珠三角有密切联系；（4）广义辐射区域，即广西、福建的其他区域。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的不同语言在现实生活中是互相交织（twined）的，有许多人可以使用两种甚至更多的语言。例如，在广东，许多不以粤方言为母语的人都可以流利使用粤方言和普通话；在香港有50%以上的人可以使用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澳门也有较大比例的三语甚至四语（英、葡语和普通话、粤方言）人群；而在广西，一些少数民族人口则可能同时使用本民族语言、汉语及一种强势的少数民族语言（部分地区为壮语，部分地区为瑶语）。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内部存在复杂的语言关系，与区域外部的语言关系也较为复杂。比如前面所述大湾区核心区与辐射区之间的语言关系，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即使将整个广东省或者粤桂琼闽四省区视为一个大的整体，其与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很大的语言差异，其主要流行的三类方言均与普通话或官话有较大差异，广东能流利使用普通话的人口比例也低于大部分通行非官话方言的省市。这反映出岭南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原存在的文化距离，但也使得岭南地区能保留较大的本地特色。

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通用语言却在海外有大量使用人口，不仅英语和葡萄牙语是世界上最通行的国际语言之一（使用人口分别超过3.6亿和2.3亿），粤方言、潮汕话、客家话也是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主要语言，海外使用人口超过1亿人。也就是说，与语言多样的经济落后地区不同，粤港澳大湾区的通行语言，特别是粤方言和英语，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并非边缘化的弱势语言，而是较为强势的语言。这一特征与瑞士比较相似——其通行的法语、德语、意大利语都是强势语言。当然，粤港澳大湾区和瑞士的不同在于，其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区域。所以，粤港澳大湾区在语言上体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和外向性，这种外向性既是历史发展——长期的对外贸易以及大量向外移民——的结果，也会进一步促进该地区在经济上的对外开放。

总之，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状况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多样性，体现为语言种类的复杂多样性、语言分布的分层交织性和对外关系的复杂性。但是，这一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混乱，而是有其规律性。例如，不同本土语言在空间分布上的自近及远，和不同语言的相对地位基本吻合，也恰恰和大湾区向外的经济辐射基本一致：显示出“狭义大湾区——广义大湾区——辐射区”的层次。而两大非本土语言——普通话和英语，恰好体现出对本区域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背靠中国，面向世界。除葡萄牙语这一特别情形外，可能较为明显的例外是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的粤方言区：虽然在语言上更接近大湾区，但是经济区域却属于第二甚至第三层次。这其中当然存在政治因素，包括行政区划的调整，但是不同的研究都指出，语言上的联系仍然使得这些区域与大湾区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从前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在语言状况上有着独特的性质，不仅有通用语言的复杂多样，而且语言存在不同层次又相互交织的关系，与中国其他区域及海外的语言关系也较为特殊。这些性质都是非常独特，甚至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必然会对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未来大湾区的发展和对外辐射，产生重要影响。下面便从成本和收益两个角度分析大湾区的语言多样性对经济的影响。

语言多样性会带来经济、社会和制度成本，其机制包括影响对外开放，降低人力资本，或妨碍区域间的技术扩散和经济合作等等。对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这一成本可以从以下3个层面进行分析：

1.语言教育、翻译等成本。这类成本主要包括3个部分：（1）在香港和澳门，因为存在两种法定语言，增加了各类标识、文件等的制作和翻译成本；（2）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非使用粤方言作为母语的人而言，可能需要额外学习粤方言；（3）在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除外来人口外很少有以北方官话作为母语的人群，以粤方言等方言为母语的人群学习普通话更为困难，因此国家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推广普通话。

2.语言对经贸交流的影响。语言的复杂多样，增加了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沟通成本，从而会阻碍经贸交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这一成本相对较小，但是大湾区与其辐射区域——粤北、粤东以及其他三省——之间的语言差异较大（但和广西部分地区却差异较小），从而增加了交流成本，这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对周边区域构成经济辐射的一个不利因素。林建浩、赵子乐指出，其中的机制包括阻碍技术的扩散，以及影响企业家文化等。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较大的语言障碍。不过，与历史上相比，这一语言障碍在今天的影响应该有所减小。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提高和技术进步，使得语言障碍相对变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粤方言与其他汉语方言使用相同的文字，对于通过文字进行的经贸交流而言不构成显著障碍。

3.其他社会成本。语言多样性在增加经贸交流成本的同时，也会增加社会文化交流的成本，影响区域内部的社会融合，阻碍形成对区域的共同认同，也会增加粤港澳大湾区和外部的社会交流和心理认同。但是，这一成本并非仅仅由语言状况决定，还取决于其他政治、社会因素。包括不同的语言政策，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例如，过于追求语言的多元或一元，都可能放大语言多样性的社会成本，带来不利的社会影响。

这里所说的语言多样性，不仅是指粤港澳大湾区及其辐射区域存在多种语言文字，更包括上一部分所分析的三方面特点（语言种类复杂多样性、语言分布分层交织性、对外关系复杂性）。这一多样性固然会带来显著的经济成本，或者说语言障碍，但也可以成为带来经济收益的语言资源。这亦可以从3个层面进行分析。

1. 语言文化产业。一方面，语言多样性虽然会带来教育、翻译的成本，但相关的语言教育培训、翻译等又可以作为经济产业带来经济效益。普通话教育和英语教育在广东都有庞大的市场，而粤方言在粤港澳大湾区甚至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教育培训市场。另一方面，在粤港澳大湾区通行的粤方言有着深厚的文化积累，特别是香港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等产业，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影响，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2. 社会语言资本。掌握多种语言可以看作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而社会中多语言分层次的长期并存，可以看作一种制度化的语言资源（Language Resource）。在这一结构下，生活在多语言环境中的人群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掌握多语言的人力资本，因而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相对优势。而整个社会这种多语言人力资本的总和，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语言资本（Social Language Capital）。这一语言资本的大小，和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相关语言的经济价值，二是多语言人力资本的总量。英语的经济价值自不待言，粤方言也是有着较高经济价值的强势语言，而粤方言区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也都相对较大，从而使得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大的社会语言资本。

另外，在社会、文化层面，一种长期形成的语言（方言）也是当地传统文化传承和社会网络的载体，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价值。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其他地区以及周边三省，保留了丰富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国汉族传统社会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地区。同时，粤方言等方言也是海外数千万华侨华人的母语，是其与祖国精神联系的文化载体。这些社会、文化价值虽然无法量化，但也是不可忽视的。

3. 促进对外经贸。这一点又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分析：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语言资本，特别是掌握英语、葡萄牙语、粤方言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与英语、葡萄牙语以及海外粤方言社群分布地区的经贸往来。另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特殊的语言特性，使得这一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上长期以来就有较强的外向型，形成出口主导的经济结构，以及积极对外通商、向外移民的社会文化，进一步形成重视经济、敢于开拓创新的文化。这也使得这一地区在近现代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都能开风气之先，成为对外贸易的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先锋。这种社会文化，也可以看作语言多样性带来的一种社会资本。

总结起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语言经济方面的特点是语言障碍和语言资源并存，而且许多特点（例如多语言并存，外来语言的法定地位）本身可能既是语言障碍，又是语言资源。在分析语言多样性对大湾区的经济影响时，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语言作为交往的工具，其经济成本与收益都是在“关系”中才得以衡量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相对大小，取决于多个因素。

1.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学关系。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相对距离，会显著影响语言的经济成本和收益，特别是语言对经贸交流的影响。例如，在汉语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的成本即使在广东较大，但仍小于在少数民族中推广汉语的成本。又例如，在书面交流增多的今天，不同方言甚至繁体字简体字之间的差异对经贸交流可能影响较小。

2.不同语言的经济、社会地位。一种语言的经济、社会地位，会决定这种语言的“价值”，以及语言使用者人力资本的大小，最终也决定语言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贸交流。一种语言在区域外使用越广泛，其对经贸交流的经济价值也就越大，英语和粤方言都是这样的语言。又例如，虽然在少数民族中推广汉语的成本较大，但其经济效益也会更大，因为这有利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

3.语言的具体分布。就一个多语言区域而言，不同语言的相对分布也会影响语言的相对成本和收益。同样是存在多种语言的区域，如果语言呈“孤岛”式分布，其对经济交流的阻碍作用相对较大；而如果语言以强势语言地区为中心呈同心圆式的辐射，那么其阻碍作用可能相对较小，但会影响经济一体化；如果区域内多数人群属于双语或多语使用者，那么语言多样性就更多地体现为语言资本，在这种多语环境下学习多语的成本也相对小于学习一种新的语言。

4.历史路径依赖。语言多样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长期社会文化演化的结果。在分析语言经济时，也不能脱离历史和现实。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些语言现象虽然带来一定成本，但这种成本可能是必需的，或者是沉淀成本。例如，虽然使用葡萄牙语的人群已经很少，但是葡文被规定为澳门特区的正式语文之一，相应的制作、翻译成本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背景下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其经济价值。

语言状况的复杂多样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社会特点，这种语言状况，既可能成为经济、社会交流的语言障碍，又可能成为促进经贸交流和经济发展的语言资源。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应制定相应的语言战略，以一方面消除语言障碍，一方面利用语言资源。下面便简要讨论语言经济学分析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政策启示。

语言战略主要“由语言规划、语言政策以及语言教育等方面构成”，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则应该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选择适当的语言政策，以追求一定的政策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经济目标（经济增长、对外贸易等），也可能包括社会、文化甚至政治目标（如国族认同、种族同化、民族独立等）。

从政策目标上而言，粤港澳大湾区语言战略的目标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的多个目标。首先，在经济层面相关政策目标包括：（1）对内促进通用语言的使用，以降低区域内部经济交流的成本，促进大湾区经济一体化；（2）利用既有语言资本，发展语言产业；（3）利用既有语言资源，促进对外经贸交流。在社会、文化或政治层面，相关政策目标包括：（1）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消除大湾区与中国其他区域的“语言障碍”，以维护文化上的国家认同和权威；（2）消除区域内的“语言障碍”，促进大湾区与周边区域社会文化融合；（3）尊重和维护语言多样性，以保存区域特色和本土文化。可以看出，上述两个层面的目标虽然着眼点不同，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共同之处。例如，社会文化的融合会增进经济上的交流与融合；而经济交流的增加与经济发展又可能加强语言文化繁荣。

在制定相关战略与政策时也要考虑相应的政策成本，包括进行相关语言教育培训的成本、政策社会、文化成本等等。首先，区域内原有的语言结构会影响试图改变该结构的不同语言政策的成本。例如，在多语文化已经较为稳固的社会中，培养多语言人才的相对成本要小于在一个长期单语言的社会中推行第二语言或多语言。其次，区域语言政策也应充分考虑语言结构的比较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多种强势语言，使得其多样性既构成语言障碍，又可能成为语言资源，要在这一结构基础上采取成本最小的语言政策，以构建障碍较小而资源最大化的新语言结构。最后，不同语言之间的距离也是语言政策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综合上述因素，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战略可以定位为：在三文多语的语言现状基础上，发展分层次的语言体系，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4个层次：

（1）继续推广国家通用规范语言（简体中文+普通话），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辐射区域。这一政策一方面可以加强该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经贸、社会交流，也可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向周围不同语言区的辐射。

（2）保留粤方言、客家话、潮汕话、壮语等传统语言资源，并积极发展相关产业。这既可以保留、传承地方传统文化，也可以产生社会和经济效益：首先，可以发展相关文化、旅游等产业，将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收益；其次，可以利用相关语言资源增进港澳与内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外华人的联系，既增加经贸交流，也促进社会交流，推广中华文化。这一政策类似于李宇明提出的“双言双语”，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以是“多言多语”。

（3）积极发展英语资源。英语是最重要的国际语言，也是中国教育和外贸中最重要的外语。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属于经济发达、对外经贸交流密切的地区，又有香港这一通行英语的国际都市——亚洲最大的英语教育、创新和金融中心，能流利使用英语的人群要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这是其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语言人力资本。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应积极利用这一语言资源，推广英语教育，特别是发挥香港的优势，建设双语言经济中心。

（4）保留并积极发展澳门的葡萄牙语资源，以及其他外语资源。葡萄牙语是世界上十大语言之一，使用人口2亿多，且与另一大国际语言西班牙语有较多共通性。随着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包括“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国与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国家的经贸交流也会大大增加。可积极利用该语言资源，建设葡萄牙语教育和西葡语国家研究中心，使其成为东亚与西葡语国家联系的经贸中心和交流基地。除此以外，粤港澳大湾区以建成世界重要湾区为目标，并面临“一带一路”的机遇，也需要增加在其他国际语言方面的服务能力，其中不仅包括德、法、日等重要语种，还包括东盟语言等小语种。

上述语言政策结合起来，可以归纳为“消除语言障碍，利用语言资源，强化语言资本，建设语言经济”。通过这一战略，可以更好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内部融合与对外辐射，以及对外经贸交流。为此，还需要在大湾区发展中推动相关政策制度的建立，如提高大湾区的多语言服务能力，增加语言教育培训投入等。

本文尝试利用语言经济学理论，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语言多样性及其发展中的语言战略问题作一个初步分析。其中的核心观点是：语言多样性既构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的障碍，又能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社会文化包括语言上具有既同根同源、又丰富多样之特点的粤港澳大湾区，正是用于阐述这一理论的重要案例。

在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多种不同语言，方言体系则更为复杂，其特点为：语言种类的复杂多样性、语言分布的分层交织性和对外关系的复杂性。这一语言多样性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进一步融合，以及大湾区对外辐射，带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成本，包括语言教育翻译成本，影响经贸交流，以及其他社会成本。但另一方面，语言多样性也带来一定经济收益，包括语言文化产业的收益，多语言的社会语言资本，以及促进对外经贸。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地方性语言却可能同时是外部的高价值语言，这就使得其能成为对外交流的工具，并促进开放的社会风气。

这一研究，对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过程中制定适当的语言战略具有一定启发。这一语言战略应是分层次、多目标的，包括积极推广通用规范语言，保留传统语言资源，积极发展英语资源，保留并积极发展其他外语资源等，最终目的便是消除语言障碍、利用语言资源、强化语言资本、建设语言经济。当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新尝试，其过程中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语言战略也将随着大湾区的发展而进行调整创新。

此外，这一研究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语言多样性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其他经济区域的发展，例如：同为经济发达区域的长三角经济区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制定语言政策，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利用语言政策发展经济，等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相对不平衡的多民族国家而言，不同层次的语言战略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稳定都非常重要，也值得更多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