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明 | 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

本文概括描述语言媒介物由声波到光波再到电波的历史发展，揭示语言技术与语言交际变体、语言功能、语言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阐释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为语言学等相关领域研究开拓一片新的宏观视野。本文将着重论及网络媒体与语言学的关系，以及网络语言生活、对待新媒体语言的态度、获取新媒体的话语权等网络媒体时代的若干问题。

语言媒介物自古至今发生了巨大变化，获得了长足进展。早期只有声波一种媒介物，文字的创制使语言又有了光波这种新媒介物，20世纪初又为语言寻找到电波媒介物。这些媒介物的发现发明与广泛应用，使语言由口语发展到书面语，再发展出有声媒体，直到今天的网络媒体。每一次发展变化，都对语言及其功能、语言研究乃至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声波与口语

利用声波作为信号，不是人类的专利；但是把声波发展为语言的媒介物，大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做到的事情。胡明扬在研究了多个领域的材料之后指出：“各个领域的研究不约而同地认为：人类只是到了旧石器时期晚期，也就是距今四五万年前，才开始掌握有声语言，在这以前人类曾经经历了没有有声语言的漫漫长夜。”⑴最近，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指出，大约在距今7万—3万年前，人类（智人，Homo Sapiens）的认知能力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社会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当时已经发明了船、油灯、弓箭等等。人类的这一巨大进步，据信是因为“出现了新的思维和沟通方式”，也就是获取了语言。⑵

姚小平从语言学史的角度专门梳理了人类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探讨，指出语言起源问题，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到了18世纪，成为欧洲知识界热衷议论的话题。1769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还就语言起源问题设立专奖，向全欧洲征集最佳答案。但是，当时的科学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多数讨论都是主观臆测，以至于1866年巴黎语言学会决定今后不再接收这类题目的论文。⑶语言起源问题再度引起热议，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生物学（特别是灵长目动物行为科学）、考古学（特别是古人类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和行为科学）的新发展促成。上引胡明扬、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便体现了近80年来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新认识，是信而有征的。

当然，人类究竟何时获取语言，如何获取语言，还是尚无定论、需要继续探讨的玄妙课题。目前更应关心的，应是人类语言与动物的交际手段究竟有何不同。动物界也有其交际手段，有些动物的交际手段还相当发达，比如猴子和黑猩猩。人类语言同动物交际最大的不同在于两个方面：

从机理上看，人类语言的句子可以再行切分，可以依据语法把切分得到的成分再行组合，成为新的语言片段，从而能够用有限的符号表达无限的意义。“动物语言”则不具备这种切分、组合功能。

在表达功能上，高级动物一般只能用“动物语言”对现场情景做出愤怒、恐惧或亲昵的现实反应。一些高级动物可能有些记忆或预感，但即便如此，也不大能够用其“语言”对其记忆、预感进行表达。而人类的语言，不仅可以描述现时世界，而且可以追忆过去和悬想未来，可以臧否社会成员和评价成员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虚构出各种故事，并能够将这些故事推演为群体的信仰。语言的这种功能，不仅有利于信息交流、经验积累和发展认知能力，而且还能够进行社会制度的构建，促成精神家园的形成。

凭借语言，人类成为万物的灵长和地球的主宰。当然，这时只有口语，口语的媒介物是声波，语言信息通过空气进行传播。口语受限于空间距离，即便登高而呼，声音也不能达远，需要向远方传递信息，只能派员口传或是以信物代言。口语也受限于时间，声波不能延时，话语出口即逝，前辈的信息只能口耳相授，传留后人。由于没有词典，词语只能在话语中存在，因而词义主要是“当下”的意义，过去的意义较难传承。历史经验主要由荷马这样的人物通过传唱史诗的方式进行传承。

人类是不甘受限的物种，必须寻找打破时空对口语的限制之策，结绳记事、实 物传信、图画刻符等等，都是人类为突破时空对口语限制所做的努力。当然，这种限制被有效突破，还要待文字的创制及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发明与应用。

（二）光波与书面语

首先是文字。两河流域的丁头文字（亦称“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和中国的汉字，是人类的三大古典文字。据周有光介绍，首创丁头文字的是苏美尔人，大约距今5500年前，他们的文字就以成熟的形态存在了。埃及文字可能稍晚于丁头文字，但在距今5100年前埃及国王美尼斯（Menes）统一上下埃及时，埃及文字已经成熟。⑷王宁指出：“汉字经历了六千年左右的发展，最少也有四千多年的‘有典有册'时期。”⑸其实就从成熟的甲骨文算起，汉字应当也有3300多年的历史。据黄建中、胡培俊介绍，在距今5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就出土了数十种几何形符号，这些符号具有汉字萌芽的性质。⑹

人类创造最早、影响至今的语言技术是文字，文字的诞生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有重大意义。有了文字就有了书面语，书面语的媒介物是光波，语言从此具有了声波和光波两种媒介物。书面语的产生具有许多方面的重大意义：

其一，书面语冲破了空间和时间对口语的限制，语言从此可以达远留后，人类的信息可以横向传播到四极八荒，前辈的经验可以通过书面记录纵向滋育至千秋万代。人类的历史也就由传说阶段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信史阶段，从此告别“野蛮”而开始撰写人类文明史。

其二，书面语是可以修改雕琢的语言，不像口语那样瞬间即逝。文章成文前后，作者自己可以反复修改，他人可以帮助润饰。有了文章修改润饰的经验，这种经验就能够作为知识进行传授，就有了进行语文教育的基础，社会语言水平有望自觉提升。

其三，修改润饰而产生的优秀文章，更可以作为他人的模本，成为后世的典范。自此，民族文化便有了经典，民族语言便树起了规范。

其四，书面语产生之后，也就产生了“识字人”这样的文化群体，他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合有意去形成不同的语言风格，进而形成不同的文体，如典雅的公文、飘逸的散文、律动的诗歌等等。这是语言功能丰富发展的重要标志。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Walter J.Ong)在1982年出版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一书中指出，几代学者通过对荷马史诗等书面语产生之前的口头作品的研究，发现书面语产生之前的口语时代，人类的文化记忆、表述方式乃至认知、思维方式等，都与书面语产生之后有很大不同，并提出了“原生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等概念。如果接受这一观点，那么书面语产生的重大影响，还应包括人类文化记忆和表述方式的变化及认知、思维品质的改进等。卢利亚在20世纪30年代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口语文化遗存的研究，也证明文盲与识字人在表述范式、思维方式方面有差异。⑺

其次是印刷术。文字出现之后，人类对语言技术的兴趣并无稍减，继之探索的是一系列处理文字的技术，比如两河流域丁头文字的“泥板压刻”成字技术，中国的甲骨文的刀刻龟甲兽骨技术、钟鼎文的铸字技术及后世的笔墨纸砚等“写字”技术。在各种文字处理技术中，印刷术的出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其一，打破知识的垄断。印刷术问世之前，书籍只是社会上少数文化精英的行囊之物。印刷术改变了书籍只能手抄复制的状况，大大提高了书籍复制的速度，降低了书籍复制的成本，使书籍可以快速而广泛地传播。知识不再被极少数人所垄断，“读书”不再是如此奢侈之事，识字人读书的机会大大增加。

其二，催生了报纸。报纸的诞生与发展，产生了新闻、消息、社论、现代广告等新文体，许多新文体直到今天仍然十分活跃。因报纸而产生的新文体，进一步丰富了语言，增强了语言的功能。而且，报纸能把当下发生的各种新闻及时向社会传播，引车卖浆者流也可以了解天下事体。时事的流布、知识的普及、百姓的知情、媒体的舆论，必然带来社会的巨大进步。

其三，印刷术在欧洲国家的形成中发挥过一定作用。欧洲的印刷术是从中国经阿拉伯人传去的，15世纪50年代，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造出了合金活字印刷机，使产自于东方的印刷术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欧洲传播。在使用拼音文字的欧洲世界，印刷术的出现，要求字母表必须定型，正词法必须规范。这种要求，不仅促进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而且也更明确地区分了不同的语言。在现实生活中，语言是一个连续统，相邻村落一般都能相互交际，但印刷术则将这种语言连续统切分为段，形成不同语言的边界。

印刷术在语言认同、民族身份认同甚至民族国家的建立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国家意识”的形成，也起了较大作用。据苏·赖特等人的研究，在此之前，欧洲对语言、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还是相对模糊的，而印刷术对认识的清晰化起到重要作用。⑻当然，“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等式关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今天看来都有不少问题，“单语主义”已经是不合时宜的语言观、民族观和国家观，语言规划必须由单语主义走向多语主义。

（三）电波与有声媒体、网络媒体

1895年，科学家发明了无线电传送技术。此后不久就研制出了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并在很短时间里改进到群众性的应用水平。20世纪20年代，广播电台出现并投入应用，1923年美国商人奥斯邦(E. G. Osborn)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广播电台。1924年，英国的电子工程师约翰·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发明了电视机，四年之后的1928年，美国RCA电视台播出第一套电视片。1958年，中国开始建立电视台，并生产出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此后，用无线电处理语音和图像的技术不断获得重大突破，随着广播、电视制作技术、传输技术的发展及其终端接收设备的普及，广播、电视相继进入日常生活，人类开始步入有声媒体时代。

广播、电视的产生及应用，使语言又拥有了“传声传影”的电波媒介物。电波并不排斥声波和光波，恰恰相反，它把这两种传统的语言媒介物无线电波化。可以认为，广播、电视都是对口语、书面语功能在新媒介物条件下的放大，并且还不断有新发展。有声媒体在语言学上的意义，可以这样概括：

其一，电波使语言传播更加便利，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传播形式更加多样，传播人群更具针对性，传播幅员也更加辽阔，并为语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做出了准备。

其二，传播标准语音。在广播、电视出现之前，标准音主要是通过教学、演艺和人员交流来传播的，注音字母是最好的教具，留声机是最先进的设备。但这种“人—人”模式的传播，其速度必然缓慢，其质量自然不高。而广播、电视一般都用标准音播音，是人人可得的标准音教师。再加上教育的普及，标准音的传播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和广度。

其三，大幅度提升口语的功能。播音口语不同于自然口语，它是有书面语支撑的口语，或直接将书面语有声化，或以书面语为底本进行转化，或再配置以字幕、影像，比自然口语的质量高得多。当然，播音语言必然不同于书面语，也不同于自然口语，它有一系列的语言特点和语言使用上的特点，特别是随着各种节目的表达需要而会形成不同的语体（文体），比如正式的播音语体、主持人语体、体育解说语体等等。如前所述，语体（文体）的分化，使语言更加丰富，也使语言的表达功能更为强大。

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网络开始出现，到90年代形成商业化的互联网。中国在1994年4月正式连入国际互联网，成为互联网国家。商业化的互联网迅猛发展，时时出人意料，由特殊用途迅速进入大众生活，将整个人类都带入计算机网络时代。

伴随着计算机语言处理技术的步步发展，以互联网为基础，从20世纪末以来陆续生长出一大批交际新媒体。书刊、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主动或被动地移居网上。如此网络媒体其实有两大类：伴随网络而生的各种新媒体和迁移到网络上的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的媒介物虽然也是电波，但是因其生存于或依附于互联网，故与同样是以电波为媒介物的广播、电视有很大不同，甚至是划时代的不同。与以往的语言媒体比较，网络媒体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其一，“全媒体”性。如果说电视已经把视、听综合在一个媒体上，那么网络媒体则更具综合力，人类以往创造的所有信息负载方式，几乎都可以网进互联网里。这种综合特性，使互联网变成了“超媒体”、“全媒体”，变成了语言所有媒体的数据库和功能平台。

其二，“碎片化”倾向。互联网产生的许多新媒体，多是篇幅受限的“微媒体”，如微博、短信、微信、微视频等等。微媒体适用于传播碎片信息，或者将大片信息碎片为微。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短信、微信的流行，人们也在逐渐形成用碎片化时间来传播信息、接收信息和处理信息的习惯。媒体形式、传递方式、所传信息及使用媒体的人的习惯，都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倾向。这种倾向必然也会影响到人类的其他信息传播，比如：报刊杂志减少长篇大论；更注意让标题吸引眼球，甚至不少媒体都有了专门加工标题的环节或人员；开会要短要实，提倡新会风；年轻人不喜欢摆龙门阵、聊闲天，不喜欢看情节缓慢的电视剧等等。碎片化的好处是信息来源广泛，能及时快捷交流，但对于知识建构和深度思维有无特殊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其三，“自媒体”性质。出版社、杂志社、报社、广播台、电视台等，一般都有规模不等的专职队伍，都有对出版、播出内容的审校制度，甚至还有一套严格的“守门”程序。而博客、微信等网络新媒体，多是即兴地、即时地自采自编自发，没有“新闻守门人”的自媒体，使网络语言交际似乎回到了人类交际的自然状态。

语言技术的每一寸进步，都能带来语言、语言交际变体及语言功能的发展变化。这些进步与变化，在研究材料、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研究旨趣等方面也会影响到语言研究，促进语言学的进步与变化。可以说，语言技术和语言交际变体的发展，一直是推动语言、语言应用和语言学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一）语言技术

语言技术，使语言由拥有单一的声波媒介物发展为拥有声波、光波、电波的媒介物，同时也使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和语言装备发生了巨大变化。口语时代，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只是口语器官，包括发音器官、听觉器官及大脑口语处理器官；之后发展出书面语器官，包括文字书写器官、文字识认器官及大脑书面语处理器官。口语时代，语言只有生理器官，几乎没有物理上的语言装备；书面语产生之后，人类除了生理上的语言器官之外，还有了书写、阅读、存运书籍的物理装备；印刷术及此后的电波媒介物的出现，发展的几乎都是各种各样的语言物理装备。处理声、光两种媒介物的语言生理器官和处理声、光、电三种媒介物的语言物理装备，构成了当代人的“语言标配”。

从语言技术发展史看，语言技术在文字创制时到达第一个高峰。接下来发展的是各种处理文字及书籍的技术，直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的出现，使语言技术发展到一个灿烂的阶段，到达第二高峰。当电波为人类所认识、所运用之后，语言技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广播、电视的出现是语言技术发展的第三高峰，互联网的出现则是第四高峰。电波媒介物出现之后，语言技术发展的主要情况可以总结为：

其一，语音处理技术获得巨大发展，处理语音的电子设备接踵而生，如留声机、录音机、麦克风、扩音机、电话机、广播、电影、电视等等。五千多年前，人类用文字技术打破了时空对口语的限制，而此时，人类又用电子技术打破了这一限制。

其二，语言的传输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通讯卫星的发射、海底通讯光缆的铺设、互联网的广域使用，使语言信息可以瞬间传输到世界各地的终端设备上。

其三，计算机语言处理技术的步步前进，推动了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智能化。激光照排技术取代了传统的铅字印刷，印刷术的电子化、智能化，是人类处理文字的新阶段；口语与书面语可以实现相互转化，将书面语自动转化为语音，或将话语自动转化为文字；自动翻译技术可以使不同语言群体的人“自由”交谈，语言藩篱将逐步拆除，外语学习的个人压力和社会负担都将逐步减轻。

语言技术不仅改造着、发展着人类的语言生理器官，也在改变着人类的语言习惯甚至是认知、思维习惯，促进着人类的进化。比如书面语产生之后，人类需要进行写字、读书的文化教育，成为有文化的人。文化人不仅比文盲多了一套语言生理系统及书写、阅读装备，文化人的口语水平因有书面语的支撑而不同于自然口语。再如现代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如网页浏览、键盘输入、电子邮件等，也正在改变着现代人的语言习惯，比如：写字的机会少了，键盘打字、触屏写字及屏幕阅读逐渐成为新习惯。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少了，在电脑、手机上的作业多了。信息的碎片化，导致欧阳修“焚香读《易》”式⑼的读书情况越来越少，倒是他提倡的“读书三上法”机会多了，⑽利用零星时间随时、随处读书。公共交通工具上“玩手机”的低头一族，便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阅读习惯。如果说，此前的语言技术对人的影响还是少数人和一些专业群体的话，互联网技术则影响全社会，改变了全社会人的语言习惯。

语言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还催生了一批语言产业，造就了一批新的语言职业，并促使传统语言产业现代化。许多语言技术还可以用于其他领域，帮助处理一般声音和图像等等。语言技术、语言产业已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其所得红利在现代社会中占有较大的经济份额。相信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语言技术对社会的贡献度还会不断提升。

（二）语言的发展

语言自产生之后，一直都在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首先表现在语言的使用功能上。语言存在的价值，首先在于满足各种表达需求，由此便会产生语言的各种变体。不同社会身份、不同交际场合、不同交际目的、甚至使用不同的交际工具等，都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变体。这些变体析而言之，可称为语言的社会变体、交际变体、工具变体等，也可统而言之，称为语言的交际变体。过去常谈的社会方言、文体（或语体）、体裁、语言风格等，都是为丰富语言的使用功能而产生的交际变体，其中文体（或语体）最为重要，语言功能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文体（或语体）的发展上。

此外，语言还有历史变体和地域变体。历史变体指一种语言在不同时代的变体，如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等。不同的历史变体用在共时平面，也可以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效果，比如礼仪性强的庄重场合，就适宜使用古语。地域变体指的是不同地区的方言，地域方言适当地用在共同语作品中，也可以帮助塑造人物、营造环境气氛和讲述地域文化等。就此而言，语言的历史变体、地域变体同其他交际变体一样，也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视作广义的语言交际变体。

语言使用功能的丰富发展，必然带来语言自身的丰富发展。为满足不同的交际需要，为能够很好表述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必然要不断创造新词，包括创造大量的近义词和具有不同表达色彩的同义词。上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只有少量的双音节词，且双音节中还有不少是象声词、连绵词等单纯词，如“（微风）习习、（杨柳）依依、犹豫、蹉跎”等。上古这种构词模式显然不能适应词汇量激增的需要，汉语的词汇由单音节为主向着复音化的方向发展。大约到东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古汉语时期，词语双音节化现象就较为繁盛，新生的双音节词数量已远超新生的单音节词数量。之后，历经唐宋元明清，由近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双音节已经居于汉语词汇的主体地位。有趣的是，词语“复音化”的趋势当今又有了新变化，从新造词的角度看，不仅单音节几乎丧失了造词能力，而且三音节新词超过双音节、四音节新词的总和，成为新词产生的主要方式。侯敏指出，其团队2006年至2014年从语料库中提取得到5264个年度新词语，其中三音节词占46.26％，双音节和四音节词分别占21.56%和22.89%。⑾

词汇量的快速增长带动词汇的复音化，也使汉语的词法丰富起来。单音节词没有内部语法结构，双音节词除象声词、连绵词之外，大量的是派生词和合成词。双音节合成词有联合、偏正、主谓、动宾、补充等多种词法关系。三音节词的词法构造更为复杂，比如可以有层次构造，如“葱油饼、鸵鸟蛋”是一二音节先组合，然后再与第三个音节组合。有层次构造，就有可能将合成法和派生法综合利用，如“输入法”这个三音节词，“输入”是合成，“法”是派生。

语法的发展当然不仅表现在词法上，句法发展也很明显。成书于1875年乾隆中期的《红楼梦》，曾经被王力用作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素材，而今看来，《红楼梦》的语法与今已有很大差别。不同文体的语法差别更大，如科技论文、政论文、小说、诗歌等等，这也是语法丰富发展的一个表现。此外，篇章格式也是语言适应不同交际的方式，如诗词格律、散文的各种起承转合方式等，也应是语言丰富发展的体现，可惜相关研究还不够充分。

语言发展，与语言技术的发展，与因语言技术而产生的不同交际方式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产生与发展，人类的语言交际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语言交际变体异常丰富起来，不同方言、不同语言的接触更为频繁，更加深入，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加快、幅度加大。特别是互联网为语言发展提供了更大的驱动力和更优越的实现条件。它将古今中外的语言数据汇集“发酵”，将全社会的语言智慧网络集中，可以预料，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将日新月异。

（三）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技术的不断发展，语言的丰富发展，使得语言学也随之发展。语言学的发展表现在多个方面，最突出的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手段的进步。

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充。口语时代，尚无真正的语言学研究。书面语时代，有了文字研究和语言研究，文字经书、报刊杂志以及口语方言等，都是语言研究的素材。有声媒体的出现，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新天地，例如：播音语言使用、传播的一系列特点，播音员和主持人的语言教育，普通话与方言在有声媒体中的辩证关系，有声媒体语言数据库的建设等等。而今，网络媒体又为语言研究展现了广阔视域，例如：网络新词语现象，网络语言的传播特点，新媒体语言的丰富与规范，新媒体时代的语言舆情监测，网络语言政策研究等。

语言研究的手段也在不断进步。在书面语时代，语言研究手段主要是耳听手记，问石拓片，读书摘句，做卡片索引等。电波时代的到来，处理语音、文字的录音录像技术得到应用，口头语言研究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各种数据库技术、众包众筹研究模式、线上学术讨论与出版、虚拟研究与远程研究等，已是常见的或可以想见的研究手段。多学科共同讨论语言问题，协同解决语言问题，呈现出“大科学”和“大学科”的研究态势和研究旨趣。

研究领域的扩充与研究手段的进步只是对语言学的显性影响，对于语言观念、语言研究旨趣、语言学派的形成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入的。比如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讨论统计与规则的效率问题，在计算机语言处理的操作实践上，统计法一直占着上风；随着大数据的应用，人们又在讨论数据与因果关系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数据可以提供一切，不需要考虑因果关系，这也会影响到计算语言学的发展。

笔者曾经认识到：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是推动语言学发展的主要力量。⑿现在可以进一步说，语言学发展的原动力，来自社会前进中遇到的语言问题。语言技术、语言交际变体、语言功能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语言学来研究解决，都是语言学发展的驱动力。而一切能够帮助语言学研究、帮助语言研究成果运用的技术，都应当为语言学所关注、所应用，都应成为语言学技术。毋庸讳言，当前的语言研究，仍以平面媒体的语言为主要材料，语言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基本是“平面媒体式”的，语言学对于语言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还不太“上心”，有声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时代的许多技术与产品，还有待成为语言学开发利用的技术手段。

网络媒体成为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在于其强大的信息功能，在于这些信息功能带来的生活新方式、社会新视野，也在于由此引发的有关新媒体的各种利弊之论、以及如何管理如何运用之辩。前面已经多处谈及网络媒体，下面就网络语言生活、对待新媒体语言的态度、获取新媒体的话语权等问题，再做些阐述。

（一）网络语言生活

网络媒体的发展繁盛，促使语言交际进入到一个新时代。对网络媒体的思考，也就是对一个交际新时代的思考。这一新时代不同于前的显著特点，是人类具有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

前些年，人们比较强调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虚实两空间仿佛两世界。在现实空间是“现实人”，入虚拟空间取一网名，就仿佛裂变为另一个“虚拟人”。随着网络媒体、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人们逐渐体认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密切关联，甚至把互联网视为现实空间的延伸。特别是“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与实施，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交互在一起，现实生活都要尽量“挪移”到虚拟空间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以虚带实、以实撑虚的局面正在逐渐形成。

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达7.10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已达6.56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超过全世界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这一数据明确告诉人们，中国的半数居民成为网民，网络语言生活已经成为现代国人重要的语言生活方式。根据相应适应状况，可以将人群划分为四类：

第一类，网络原住民。他们多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主要是通过网络接触社会。网络是其生存空间，甚至被视为精神感官，键盘、鼠标和触屏是他们与外界勾连的主要工具，很多活动都乐意在网络中进行。

第二类，网络移民。这群人原本习惯的是平面媒体和有声媒体，书报、广播、影视是当年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但是，他们有着与时俱进的意识，一直追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逐渐养成了网络生活的习惯，“入境随俗”，移居到网络中来了。

第三类，网络观光客。这群人更习惯于平面媒体和有声媒体，但也知晓网络风光无限，有机会就去游览一番。对这些观光客来说，网络是他们生活的一种辅助，一种手段。

第四类，网络局外人。这些人不进入或很少进入网络，只使用平面媒体和有声媒体，甚至连这两种媒体也不使用。他们缺乏基本的网络技术，或是缺乏入网观光的兴趣，是被网络边缘化的人群。

对人群的这种划分，不仅有趣也很有意义。语言学研究网络语言，其实就是研究网络语言生活，研究各种人群的网络语言行为。这里要特别指出，应关心那些被信息边缘化的人群。信息平等是当今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涉及获取信息的权利、拥有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技能等多个方面。信息时代，信息不平等犹如贫富差别一样。“信息财富”分配不公，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新表现。应特别关注那些被信息边缘化的人群和地区，如：离退休人群、家庭妇女，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等。关注信息边缘化的人群与地区，消弭社会“信息鸿沟”，是公权力的应尽之责。

（二）对待新媒体语言的态度

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出现，都常受追捧，也常遭歧视。而今，不少人热捧新媒体，但也有人用平面媒体的眼光来看待新媒体，用网络局外人或网络观光客的视角来看待网络原住民和网络移民。

维护祖国语言的规范与尊严，是包括网民在内的国人的共同责任。网络是集中各种媒体、各种网民语言智慧的平台，是新词语等语言新现象的重要生产地和传播源，故而网络语言现象特别炫目，并具有核裂变般的扩张能量。网络语言生活也是重要的语言生活，故而对网络语言的使用也需要管理、规范和专业引导，对网络语言中的不良现象也需要给予批评和矫治。但也需注意，不能“以旧律新”，更毋需用“语言纯洁观”苛责网络语言。千百年来，中国古人常以《大学》中所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自勉。生活在创新驱动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当今之世，我们更应有“惟新是举”的胸怀。如此方能正视新媒体，适应新媒体，驾驭新媒体，拥有新媒体。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度，一种规范，语言使用不能不尊重语言制度，遵守语言规范。媒体（包括自媒体）面向公众或“小众”传递信息，其语言使用状况对社会影响大，故而更需要语言规范，以保证信息的有效传递，以便做好语言榜样。平面媒体、有声媒体和网络媒体因其性质不同，虽然都需要规范，但语言规范的标准及规范措施应有差异。

应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是媒体还是其他语言使用者，语言规范的目标都不应是“语言纯洁”，而是语言生活和谐。语言其实是不可能纯洁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在使用语言，人们在不同场合、凭借不同的媒体使用语言，语言在不断发展，新词语新用法可能同旧的语言规范、甚至是社会规范发生抵牾，怎能强求其纯洁？语言具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披金淘沙，舍劣存优，焉惧其不纯洁？

“语言纯洁观”，在理论上没有依据，在实践上也难行通。当然，不同意“语言纯洁观”，并不是不关心语言不规范现象。语言教学、辞书编纂、语言规划等等，都是在帮助社会正确运用语言文字，帮助语言增强自组织能力，选优汰劣。此处强调的是“观念”，对待语言不能有“洁癖”，特别是不能用平面媒体式的思维来对待新媒体及其语言，否则难免削足适履。

（三）获取新媒体的话语权

新媒体发展到今天，正与平面媒体、有声媒体整合为“混成”媒体方阵，共同发挥传媒作用。在这混成的媒体方阵中，新媒体无疑是拥有“特种装备”的一个方阵。它有成长中的稚嫩、顽皮甚至逆反，但也充满生机活力。新媒体是网络原住民、网络移民的主要媒体，这两个群体的文化素质好，外语能力好，信息技术好，他们能够使新媒体迅速壮大发展，在中国媒体走向世界的征途中，新媒体能够走在前列。因此，获取新媒体的话语权，获取新媒体的国际话语权，已经是不容忽视、不容回避的社会课题。

获取新媒体的话语权，或者推动新媒体获得话语权，都需要认识其发展规律，掌握其发展规律。新媒体是语言科学、语言技术开拓的新地域，也是语言科学、语言技术施展身手、发展壮大的新舞台。新媒体的发展与运作，应引起语言学的足够重视，当然也应得到语言学的学术滋养。

近些年来对网络语言的诸多研究，以及各种新手段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已经显示了新媒体推进语言研究的巨大力量，展示出新媒体助力语言研究的广阔前景。当然，语言学不仅仅是新媒体的受益者，也是新媒体的贡献者。语言学要努力探索新的语言技术，为网络语言媒体的发展提供软件和硬件的支撑，使界面设计、输入检索等更“友好”，后台功能更强大。要倾力研究新媒体的各种语言现象，掌握新媒体的语言运用规律，充分发挥其社会正能量。要树立网络时代的语言学意识，重视创造媒体的新形态和新生态，倡导合乎新媒体发展规律的各种规范与规约，让新媒体健康成长，更好地利国惠民。

人类语言由声波单一媒介物发展到声波、光波、电波“三波”媒介物，由原始口语发展出书面语、有声媒体和今日具有“超媒体”、“全媒体”特征的网络媒体。在语言介质发展变化、语言交际手段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适应各种语境、各种交际工具的语言交际变体也逐渐丰富，语言的词汇、语法、语篇表达也逐渐丰富，特别是文体（或语体）逐渐丰富，从而使语言的功能得到极大发展。

语言和语言生活的这些发展，特别是由文字产生时起这5000多年的语言和语言生活的发展，是在各种语言技术的推动下实现的。语言技术是推动语言发展和语言生活进步的重要力量。经过文字创制、印刷术、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四个语言技术发展高峰，人类的“语言装备”和语言生活也获取了极大进步，人类已拥有处理口语、书面语的两套生理器官和一系列物理装备，拥有了现实和虚拟两个空间的语言生活。

语言学的发展也伴随着语言、语言生活、语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这些发展为语言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的研究手段，甚至还不断更新着人类的语言观和语言研究观。当然，语言学的发展也为语言生活的良性发展、语言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不过，当前对于语言技术、语言交际变体、语言学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不全面，对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还较肤浅，有些问题尚未关注到甚至尚未意识到。语言学研究，比较缺乏对人类数万年语言历史的纵向关照，比较缺乏对人类各种信息交际手段和语言生活状况的横向把握，特别是对语言技术、对语言技术之于语言应用的影响等研究不够，至今尚无一部系统的语言技术发展史。正因为语言学缺乏纵横的宏观视野，所以语言研究的成果还很少能够上升到语言与社会发展、语言与人类进步的层面，对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语言问题，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影响了语言学自身的发展。

时代已经进入网络媒体阶段。网络媒体有新媒体，也有迁移网上的传统媒体。语言学与网络媒体、特别是新媒体的关系，本质上是语言学与网络时代的关系。怎样利用网络媒体，研究网络媒体，发展新的研究手段，逐渐形成网络时代的研究范式，应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另一方面，如何发展新的语言技术来支持网络媒体，滋育网络媒体健康发展，使网络媒体更宜于国人使用，发挥更为强大的社会正功能，这是语言学解决社会语言问题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