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体认语言学视域下汉语成语的转喻机制研究

摘要：王寅提出了体认语言学, 且将其核心原则归纳为“现实—认知—语言”，即心智和语言都是来自对现实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我们的心智、认知和语言都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和“认”，应当结合社会和心理因素综合性研究语言。本文以体认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从整体义、凸显义等几个方面分析汉语成语中的并列结构是如何形成全量指称意义的，探讨此类结构的隐性量认知理据。

      王寅（2012；2014b）提出了语言体验观,为能突出该学科的体验性和实践性，他主张将其修正为“体认语言学”，且将其核心原则归纳为“现实—认知—语言”，即心智和语言都是来自对现实的“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这样便能明确体现该学科的精髓。王寅认为，业已成为当今国内外主流学派的“认知语言学”，是基于体验哲学，在批判转换生成语法（T G）心智观之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其名称“认知”二字却名不符实，未能明确体现这一理论取向，难怪乔氏本人也曾将TG 冠之为认知语言学。据此，他从10个方面论述了做此修补的原因，以及“体认”这一术语的具体含义和解释力。“体认语言学”与国外Lakoff ＆ Johnson 等所述的关系为：既长于斯也发展于斯。我们认为，这是对中国本土语言理论的创新。

      汉语成语中有一种结构：全量化并列结构，即是说，从结构上只看得出部分量的特征，可是从语义上看，却是全称量的特征。例如：

      可以看出，例（1）中张、王、李、赵代表四种具体的姓氏，连在一起则指各种姓氏的人、一般人；例（2）中喜、怒、哀、乐指的是人的四种情绪，组合在一起就指人的各种感情；例（3）中著书和立说只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一部分，组合在一起泛指学术研究工作；例（4）也是如此，重叠后具有了泛指各种家什的意义。这几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组合在一起后就具有了全指、泛指的意义，即用部分指称全体。这样的全称量从结构上看不出来，可是从语义上看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为什么？这样的隐性量从何而来？本文将以体认语言学的思想来分析汉语成语中此类结构的认知机制，回答上面的问题。

二、全量指称的结构和类型

      汉语的成语丰富多彩，言简意赅，源远流长，大多数都有其来源和所指。早在东汉时期，刘熙的著作《释名》所释的“名”既有“天地山水、父母兄弟、日月星宿、眉眼舌齿、笔墨纸砚、鼓瑟笙箫”这些指物的名词，也有“趋行奔走、视听观望、坐卧跪拜、咀嚼吐踹、好恶顺逆”这些指事的名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使用，有些成语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它们的所指发生了转移。汉语成语的结构类型主要有：联合结构、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动补结构、偏正结构、兼语结构等。李宇明（2000）认为，量是人们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和表达世界的重要范畴。语言系统对量的表达无所不在。张旺熹（2009）探求汉语语义系统中隐性的“量”的因素对句法结构的作用与影响，从隐性量的角度对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与规律进行探索。朱文文、蒋静（2009）分析了373例并列结构，把形式类别分为三类：

      此类结构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也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凝固化程度高，这样的成语中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便指代了整个集合，从而具有了该结构的全量指称的意义。朱文文、蒋静（2009）就A1B1A2B2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如定中关系、状中关系、述宾关系、主谓关系等，认为尽管它们之间在A 和B结构方式上不同，但是其共同点在于都是通过一个描写对象整体中两个有代表性的“点”的刻画而实现了对描写对象整体的“面”的刻画，整个结构具有全量指称的表达特点。朱文文、蒋静（2009）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1）从下位义到上位义；（2）从本义到比喻义；（3）从局部描写义到整体描写义，认为这是“以点带面”的认知方式形成的。实际上，“以点带面”就是转喻机制的体现。她们的分析没有说透，没有指出转喻的重要作用。本文重点在于关注此类结构的语义到底是如何生成的，探讨这样的以偏概全、以部分代整体的认知机制是什么。本文以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2007年版）收录的18 000余条成语以及向光忠等主编的《中华成语大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的12 000余条成语为例，本文的例子及释义均来自这两本词典，未作任何改动。需要说明的是，词典的有些释义不一定准确，且“比喻”很多时候用“转指”或“代替”更好。我们的研究将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1）部分代替整体。四个独立部分组成一个整体的成语，如：衣食住行。（2）两个部分组成的名词性全量指称的成语，如：黄卷青灯；两个动词性部分组成的全量指称的成语，如：字斟句酌。本文主要分析以下两种类型的成语：

      限于篇幅，本文不统计这样的成语具体在两本词典中有多少条，占多大的比例，也不探讨此类结构内部的语序构成方式以及此类结构词类问题的识别与划分问题。我们想考察的是，有界的事物、动作组合在一起是怎么具备无界的特点的，重点分析其中的全称量是如何形成的，其中的认知机理究竟是什么。

三、全量化并列结构的体认观

      王寅（2014a）曾提出“命名活动多为转喻”的观点，因为人类不可能穷尽性认识一个对象所有的摹状性特征，特别是在命名时，只能择其一而舍其余，“以偏概全”地为一个对象来命名，我们不需要将所有特征都纳入一个名称之内，而且人类也办不到。此类表达是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在转喻性机制作用下转作它指，且经历了“从实到虚”的语法化过程，以适应当时语境表达的需要，从而产生了“转义”现象。Langacker（1999：251）将认知参照点理论应用于转喻分析，认为语言转喻基本上是一种认知参照点现象，人类拥有基本的认知能力，我们可以通过某一概念建立起对另一概念的心理接触。汉语成语中的“点”从何而来？这就是王寅（2014a）所说的“以偏概全”，人们想得多，说得少，说的总是只能以部分代整体来表达。比如“衣食住行”这一结构，这四个方面用来代表我们生活的全部，它们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方面，其他方面相对而言处于次要的地位，这说明，部分转指全部是人类语言表达的主要特点之一。

（一） 转喻义

      王寅（2012）同时提出了“体认一元观（Embodied-Cognitive Monism）”，以此批判笛卡尔等的身心二元论，认为“体”与“认”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且前者决定后者，后者是对前者的升华，统称“体认”，汉语中正好有这一词语。《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1280）将“体认”解释为“体察认识”。ECL以体验哲学为理论基础，认为语言是“体（互动体验）”和“认（认知加工）”的产物，语言不能脱离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经验。我们的心智、认知和语言都是来自于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和“认”，当结合社会和心理因素综合性研究语言（王天翼、王寅，2017）。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认为，一个范畴内的成员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中心成员、边缘成员之分，中心成员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成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它们与我们的经验、经历相关。“以点带面”是转喻机制的重要体现。转喻的认知机制之一就是用典型成员来代替非典型成员，因为典型成员具有凸显的地位和凸显的意义，在具体语言使用的语境中，同一范畴中不是所有成员都能成为意义的焦点和被凸显的对象，人们也往往有一个选择取舍的视角。汉语成语中全量化并列结构就是一种转喻关系，用凸显的来代替不凸显的、用部分来代替整体、用具体的来代替抽象的，我们用下图来表示此类结构的转喻关系：

      在图2中，R=reference point，D=domain, T=target，汉语成语中的组成部分相当于认知参照点，以此可及同一认知域中没有说出来的那些成分，将部分基本成分加以凸显，以此达及目标域。成语的基本功能就是用一事物来转指它事物，用局部来转指整体，其中重要的认知理据之一就是转喻的凸显功能，以此达到全量指称的认知效果。下面表1中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一看到这样的成语，马上就会以典型成员为中心，产生从局部到整体、从事物本身到事物属性事物特征的联想，逐渐向外拓展。可以说，正是转喻的认知机制使名词性成语实现了从部分量到全称量的指称。在认知过程中，追求语言表达的经济性，用有限的语言表达手段来表达无限丰富的意义，用典型凸显的方式来指称认知域中的所有成员，这是转喻认知机制的体现，也是人类认知规律的体现和反映。王寅（2014a）认为，人们不仅在给事物起名称时择其一特征而命名，且以其指代整个事物，人们在围绕“名称”内涵与外延所展开的讨论中，同样也基于“转喻机制”，因为内涵与外延都是一个对象的属性，若仅用其中之一（舍其中之一）来解释意义理论，就有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性特征。再如表2所示。

      表2中的例子都是用典型的事物来指称那些不凸显、不典型的事物。这些成语大部分的认知框架为“事物-性质”，是基于人们的经验建立起来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模式，在认知框架中，如果事物的性质非常鲜明，人们就可以用事物本身来转指事物的性质、特性，事物是具体的，而性质、特征是抽象的，这样的转喻认知符合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这种转喻特性在成语中极为普遍，尤其是在由名词组合而成的成语中。用事物来表示该事物的性质是人类转喻思维模式的体现（沈家煊，1999）。这说明人的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和思维能力的一部分，二者密不可分，是体认的结果。

（二） 凸显义

      命名转喻论认为：专名的内涵（即涵义）和外延（即指称）构成了一个连续体，人们可根据自己的交际需要，选取对象的部分属性来命名对象的整体。转喻的认知机制是：可及性，转喻提供了一事物通达另一事物的心理通道。所谓框架就是构式，构式一旦成型就会产生一种句法、语义的“规定性”，能激活输入元素潜在的语义因子，导致“浮现意义”的产生（吴为善，2016:121）。在一个范畴中，成员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之分，典型成员具有更多的与其他同类成员共有的属性，是非典型成员的参照点，更具有代表性。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人们往往用凸显的事物来转指哪些不凸显和不太重要的事物，从而实现语言表达的经济性效果。转喻通过凸显的机制，激活认知框架中的相关元素，凸显被转喻事物，从而达到虚实同构的认知效果。

      从总体上看，此类结构的单个组成部分的语义大都很具体、直接和明晰，但是一旦组合以后，它就具备了一个整体意义，在心理感知上具备了一个“完型”的意象图式。相邻原则导引人们把某方面特征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成分或几个成分看作一个单位。这样的意义就变得抽象、模糊、间接了，其所指具有了从有界变得无界的特点，构式赋予了此类结构一个全称量的意义。局部代替整体是此类结构非常明显的特点。具体有两点：一是从形式上看，部分转指整体；二是从语义上看，局部意义代替整体意义，用典型成员代替所有成员，用典型动作、行为代替整个事件、整体行为等。这与构式语法的观点一致，一个构式的整体意义大于局部意义之和，这样的整体意义也不能从局部意义完全加以预测。这样的全量并列结构具有这样的特点，如表3中的例子。

      表3中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过对整体中两个有代表性的点的描写来概括整体的全貌，实现全量指称。这些成语都是用局部代替整体，用部分代替整个事件行为，都是转喻机制在起作用。有些成语的解释已经不够全面和不够准确了，如“搜章摘句”，现在的意思已经演变为：查阅相关资料。构式语法对构式及其组配的构件进行句法语义属性的精确描写，任何构式都是一个整体，特定构式义是不能从构式的部件简单加以推导出来的。这实际上是整合思维的体现，在自然语言的建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言表达更加看重构式整体而不是其所组成的配件，部分—整体是人类最为重要的认知意象图式之一。如果我们把成语肢解开来，成语就变得无理甚至荒谬了，成语的理解必须建立在整体义的基础上。

      汉语词类、句法结构中广泛而大量存在的隐性量，不是靠外在的、显性的语法手段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人们的推理才能理解，这样的隐性量制约着汉语词类结构、句法结构的生成，是汉语意合语法的体现。在此，可以说，汉语名词的根本性决定了汉语的意合特征。在理解这些成语时，人们往往不太关注它们的具体所指，而聚集于它们的引申义、转喻义。在具体的语境中，它们已经不再表达具体的所指，它们的意义反而变得模糊、概括起来。这是转喻认知机制的具体体现，反映了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

（三） 抽象义

      人们通过“体认”感知到某事物的一个特征，就据此来为其命名，从而出现了“部分代整体”的转喻现象。在现实世界中，在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中，这些成语的名词义被淡化和抽象化了，人们往往透过表象，更加关注其抽象的意义，而不是停留在这些成语具体所指的事物上。这说明，名词性成语在使用过程和话语理解过程中，形式上是部分，实际上却是全称概念，通过转喻机制实现了概念外延的拓展、所指范围的扩大以及语义抽象和泛化的转化。范畴成员逐渐丧失具体的所指和具体的意义，发展成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所指和一般的意义，这符合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实指到虚指，从实义到虚义。实际上，转指在认知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转喻义在成语中比隐喻义更为明显，也更为普遍。这样的现象极其普遍，这印证了许多语言学家声称的那样，转喻在某种程度上有时是比隐喻还更为重要、更为基本的认知机制。在转喻机制的作用下，此类词语的功能和范畴、所指和意义发生了转移。转喻扩大了词语的外延，拓展了词语的范围，覆盖面扩大，概括性增强，形成了部分代替整体的关系。如：在汉语中，“东西南北”本义表示空间关系，可是其在成语中的意义已经泛化，用局部代替整体，如表4所示。

      表4中的成语不管其结构在意义的获得途径上有何不同，其共同点都在于通过若干具有典型性事物对象或其特征的加合而实现对事物整体的描写，整个结构具有全量指称的特点（朱文文、蒋静，2009）。为什么这些成语具有全量指称的特点呢？我们认为，语义抽象与泛化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些成语的指称和语义不能抽象和泛化，这样的成语就无法具有全量指称的功能。那么，这些成语的全量指称的功能又从何而来呢？史式（1979：334）认为，一条成语，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具有一定的语义，语义的来源不外以下三类：（1）用本义；（2）用比喻义；（3）用引申义。朱文文、蒋静（2009）也论述了此类成语的比喻义。他们都没有提到转喻义。以往的研究对成语的转喻义认识不足，往往只认识到成语的比喻义。其实，转喻义在成语中比隐喻义更为明显，也更为普遍。这就不难理解Langacker（2009）的观点：语法在本质上就是转喻性。人类语言的表达的重要机制之一便是转喻。转喻是建立在体认基础上的，人类认知的基础就是体验，Johnson（2017；2018）的新著也多次说明了体验对于认知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王寅的体认观更符合汉语实际，更有说服力。王天翼（2017）认为，转喻离不开“体认原则”，“体”意在强调客观观察、感知体验；“认”意在注重主观加工、要素提炼。两者的结合可较好地解释人类知识和语言总体的特征。

      汉语中的成语已经约定俗成，固化定型，简练生动，四字成语在汉语词汇中所占比重很大。任何东西，不管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都具有数量特性，还没有发现没有这一特性的概念（石毓智，2000：74）。汉语成语的部件依赖于整体而存在，部件名词与整体成语的结构是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人类通过身体获得的经验等认知图式推广到其认知世界中去，形成概念系统。语言是认知的体现和反映，丰富的语言表象后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认知机理。此类结构形成的理据，是认知、语用、语义、结构的互动的结果。在此，我们用表5简单小结汉语全量化成语构式的转喻机制。

      表5中的例子都有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指称的特点，转喻的机制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这些成语的语义抽象和泛化了。相比之下，英语的名词由于受形态的限制，就没有这样随意地组合了。汉语的名词没有形式上的约束和限制，因此，汉语中名词的组合就特别容易，似乎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事实是这样的吗？汉语的成语除了其中的抑扬顿挫，汉语的音乐性、双音化、节奏等因素外，还有哪些因素导致汉语成语的固化与流行呢？表面上看，名词性组合没有形式形态的限制，似乎是无规律和随意的，实质上，这样的“随意”并不随意，这只是一种表象，其中一定包含有重要的规律和法则。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其中的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既有的结论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Sandra Handl & Hans-Jorg Schmid（2011)认为，概念隐喻理论范式长期低估了转喻的作用，在经常使用的理论框架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比起隐喻的研究来，转喻的研究还真正任重道远。黄宣范（Huang，1994）认为，汉语是一种转喻性的语言。熊佳娟（Xiong，2007）应用黄宣范的研究方法，用不同的字典，证明了其所提出的“汉语是转喻的语言”这一结论。本文呼应他们的观点，赞成汉语是转喻性的语言。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显示了这种取向在揭示汉语事实方面的巨大潜力（张伯江，2016）。正因为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很多语法范畴无法通过外在的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来表达，只能依靠基于认知的语义范畴去表达、去理解（张旺熹，2009）。从体认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汉语隐性范畴，符合汉语缺乏形态的基本特点。从本文的讨论可以看出，汉语中的名词组合不仅不是没有规律可言，相反，其中的规律并不简单，需要我们下大的力气才能作出更为深刻的解释。

四、结束语

      关于汉语本质的探讨，学者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沈家煊（2011：1）说，从《马氏文通》开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两个“不曾停息”的努力：我们从西方借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息过,我们想摆脱印欧语的研究框架、寻找汉语自身特点的努力也一直没有停息过。王寅的体认语言学就是这方面的可贵探索，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对国际认知语言学的新贡献。这一新理论为我们深入认识汉语的特性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本文所讨论的成语类型普通而常见，平常而简单，与人们日常生活、日常经验息息相关，是人类体认的结果，可人们往往对其中的语义习焉不察，更不用说对其中的认知机理的探索了。本文所讨论的量，是一种隐性的量，表面上是部分量，而实际上是全称量的体现，这一特征对名词性成语的理解有说服力，这样的隐性量是一只无形的手，制约和影响着此类结构的生成和使用，这样的隐性量也是体认加工的结果。体认语言学尤其对汉语这样的无形态标记的语言有解释力。我们相信，体认语言学将是汉语研究的一个好框架、好方法和好方案，这是中国语言学理论自信的生动体现。

作者简介

魏在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国家重点文科基地“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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