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研学||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国家语言战略

提要：本文是为北京大学2019年11月召开的“北京论坛”而准备的发言稿，论坛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世界与人的未来”。语言是文明、文化、认同的核心因素，许多国家都在制定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国家语言策略。为此，本文进一步就国际化外语、国际化汉语，以及多模态化、超文本化、智能化进行讨论。

      12年前，我有幸应邀参加过“北京论坛”。语言分论坛的主题为“多元文明冲突与对话中的语言认同和流变”。当时我对论坛宗旨认识不足，仅就多元智能做了介绍（郭彪，2007）。好在会议期间我接受了北大新闻网记者郭彪的访谈，阐述了如下观点：对外语人才进行语言、人际交流和电脑操作技能的多元智能的培养是必要的和迫切的；日本有自己的语言策略，重视翻译，及时把国外最前沿的技术和经验介绍到日本国内，中国则强调外语能力在听说读写方面的全面培养；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正在增加；对外汉语结合中国文化进行教育很好，但国家没有必要强制规定；一国语言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受众程度与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实力密切相关，目前汉语还不能取代英语作为世界语的地位，但这不能否定在和中国相关的领域，汉语会变得非常重要。我相信随着当代中国的崛起，海外懂汉语者一定会越来越多（郭彪，2007）。

      如今北京大学计划在2019年11月份召开的“北京论坛”的主题为“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世界与人的未来”。我被邀请参加“多元文明”板块下的第二分论坛，其主题为“多元文明交融下的语言、文化与认同”。乍看起来，主题变化不大，但时代背景发生根本性改变，那时突出的是“冲突”，今天的会议是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进行的。国内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国家语言战略进行认真讨论。感谢本次会议组织者给我机会汇报自己学习后的初步认识，内容聚焦在语言，特别是国际化外语和国际化汉语。 

二、语言是文明、文化、认同的核心因素

      在讨论多元文明交融下的国家语言战略之前，首先要搞清楚语言与文明、文化、认同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起多大作用？我梳理后的答案如下。

      文明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了以下要素：家族观念、工具、语言、文字、信仰、宗教观念、法律、城邦和国家，等等（百度，2019）。由此可见，语言（包括文字）是构成文明的一个要素，而且是起到核心作用的要素。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语言是和劳动一起使人成为人的最重要的力量。语言的出现比工具的出现进化更具革命性的意义。它意味着具有语言的人方能人猿揖别, 从原始走向文明（刘梦星，2007）。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它包括两个部分，即意识形态部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和非意识形态部分（语言、自然科学、文字、技术等）。需要说明的是, 语言虽然列入非意识形态部分，文化的意识形态部分如果没有语言便难以表述、展开和传承。文化的发展会带动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也会促进文化的进步（常甜，2019）。著名学者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2011）一书对两者关系做过深入探讨。全书8章，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其余6章的内容最能说明语言和文化的紧密关系，如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第2章），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第3章），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第4章），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第5章），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第6章），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第7章）。

      本次分论坛的主题之一是语言和认同。认同的概念本身有不同含义，可以指“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也可以指“承认、认可”。前者强调感情上的“共同之处”，后者强调社会或权力机构的“认可”。就与本文主题相关的“语言认同”而言，学界也有多种看法，有着眼于语言的认同功能；有着眼于认同过程，有着眼于认同结果；有着眼于文化传承中语言身份的纠结，有着眼于语言忠诚和文化安全。总的来说，语言认同是文化认同的核心部分。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来看，语言认同包括语言习得认同、语言价值认同和语言传播模式认同（韩晓明，2013）。

      所有这些都表明，语言在文明、文化、认同中起到重要的核心因素。不过，本次会议与12年前的活动有所不同。它不是一次泛泛的讨论，它需要我们从国家语言战略的层面深入讨论。

三、多元文明与国家语言战略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是一个推动国际经济贸易的举措, 它必然涉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接触和交流，即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远大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数据表明，全球共有6 700至10 000种语言，其中至少40%的语言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划定为濒危语言（龙军、禹爱华，2018）。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和53种官方语言，是全球语言多样性最为丰富、文化差异性最为突出的地区（梁昊光、张耀军，2018）。这样，语言不仅是“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合作的语言，也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其内容可以归结为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部分。硬件建设是指跨国间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经济贸易的合作与发展，软件建设是指对跨国间语言、文化、宗教、教育制度、法律等的相互了解、理解、遵守与应用。硬件发展是物质建设，软件发展属精神建设（张治国，2016）。需要注意的是硬件建设进行时需要语言的沟通。

      就全球范围的多元文明而言，不同语言的接触和沟通，或“对话”，可区分5种方式，即不同民族间的对话、贸易和商业层面的对话、外交和国家层面的对话、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的对话，以至当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导致的“丛林法则”——通过战争进行强迫性的对话（张三夕，2012）。上述5种对话方式可进一步分为建设性及非建设性或破坏性两大类。民族、贸易和外交的对话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对话；宗教对话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非建设性的一面；战争则基本上属于破坏性对话。今天，为了推动世界多元文明的交融和发展，我们关心的是建设性对话，以便最大限度地维护文明之间的平等交往，抑制文明间的冲突。积极进行建设性对话，就是不同文明之间最大的文化尊重。

      没有语言，不同民族之间的对话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例如，2015年5月14日印度总理莫迪参观我国西安大兴善寺留言，书写时用的是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Gujarati，印度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之一），我国在场者无人能看懂。后经一位印度留华学生托人把该留言译成印地语，然后把印地语译成英语，最后由英语译为汉语。不难发现，莫迪当时完全可用英语或印地语留言，但他考虑的不是现场的沟通，而是具有深远的意图，他利用参观大兴善寺的机会宣传和捍卫他家乡的古吉拉特语。事实也表明，我国对印度语言的研究和教育，过去的确限于英语和印地语，懂得印度本地强势语言的外语人才非常罕见（张治国，2016）。

      正因为如此，不论是推动“一带一路”，还是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国家的语言战略规划，在维护国际话语权上一方面要维护汉语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一方面要尊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语言。

      就现有材料看，美国一直在积极倡导英语作为“世界语言”进入各国教育体系，影响各国语言、文化发展，形成“语言霸权”。9·11事件后，美国陆续出台《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语言与区域知识发展计划》《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等多项语言政策规划和举措。俄罗斯国防部负责确定国防领域关键外语语种，在高校储备的外语资源多达145种，涉及覆盖世界多国和地区的9大语系及其下属语种。法语在全球推广，为法国文化发挥超出其国力的影响立下汗马功劳。英国出台的“国家语言战略”则为维持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提供助力（梁昊光、张耀军，2018）。

      就我们国家来说，对语言战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已提上日程。

      2018年9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这是联合国“2019年国际本土语言年”的一个重要活动, 参加人员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领域的官员、专家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穆兹·查楚克在大会开幕式致辞中说，语言的使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保护语言资源，促进语言多样性，近年来通过搭建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在线平台、开展国际本土语言年活动等举措，帮助世界各国提升语言资源保护意识、关注语言消亡加剧等现实问题。大会最后通过并发表了《岳麓宣言（草案）》，呼吁更多国家和地区关注此问题（龙军、禹爱华，2018）。

      “一带一路”建设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显然，这“五通”，都需要语言铺路。语言互通是实施“五通”的基础（李宇明，2015；陆俭明，2016）。陆俭明（2016）进一步指出，要让语言为“一带一路”建设铺路搭桥，便要求增强语言意识，要有一定的规划和管理机构，要立即着手制定“一带一路”总体的语言规划和顶层设计，要加快培养语言人才，包括培养通晓沿线沿路国家语言的语言人才和为沿线沿路国家培养精通汉语的人才。

      如果说陆俭明是从学术角度发表专家意见，那么我国在2019年召开的两会中，很多参会代表提出建议，其内容为“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培养一批专门化人才, 同时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了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 掌握多门外语的综合型、外向型人才, 促进软实力建设”。（张锦，2019) 

      以下各节进一步就国际化外语，国际化汉语和多模态化、超本文化、智能化三个方面进一步介绍。

四、国际化外语

      从国际化外语人才及其培养来看，我国目前还面临较多问题，如：（1）外语语种缺乏，与小语种国家交流困难。我国高校招生的外语语种近年来才达到20多种，并且主要以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为主，缺乏对东南亚、中亚等小语种国家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2）外语人才的培养与实际运用脱离，口语的运用能力和与国外人员交流沟通的能力很弱。（3）国家和高校对外语人才培养的密度和强度不够。为此，我国高等院校应根据“一带一路”倡议的要求, 建立多元化的外语教学新模式和评价体系, 完善课程体系, 完善配套资源, 加强师资力量培养, 完善外语教师队伍, 不断提高学术和科研水平, 积极承担起为国家培养国际化外语人才的重任。这类人才应具有如下素质：（1）优良、坚定的政治素养；（2）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综合能力；（3）创新意识和思辨意识（张锦，2019）。

      令人欣喜的是，2019年8月2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就“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双一流’建设”召开了中期评审会。我应邀参加此会并从《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方案》获悉外国语学院现拥有英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朝鲜语、越南语、泰国语、缅甸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印地语、梵巴语、乌尔都语、波斯语、希伯来语等20个本科语种专业。除招生语种外，还拥有近30种外语（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及跨境语言资源可用于教学和科研，如马来语、孟加拉语、土耳其语、豪萨语、斯瓦希里语、伊博语、阿姆哈拉语、乌克兰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等现代语言；拉丁语、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冰岛语、古叙利亚语、中古波斯语（巴列维语）、苏美尔语、赫梯语、吐火罗语、于阗语、古俄语等古代语言；藏语、蒙语、满语等少数民族及跨境语言。在培养目标上，除夯实语言文学领域优势教学和研究传统外，加强学科内部各专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加强本学科与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研究、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加大对重要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力度，重点开展“中东研究”“南亚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优化科研队伍结构，加大科研扶持力度，培育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产出一批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培养专业基本功扎实、学术视野开阔的研究型人才的力度；积极提升学科建设的社会服务意识，等等（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2017）。

五、国际化汉语

      为了实现“一带一路”的“五通”，我国语言规划除了加强国际化外语人才培养外，也要推动国际化汉语的各项工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语言的强弱除经济和文化因素外，与国家的盛衰息息相关。国家的发展会带来语言的推广，语言的推广反过来又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因此，推动汉语国际化是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语言规划，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汉语的国际推广，推动汉语国际化与海外华裔汉语传承。在推动汉语国际化方面，应考虑汉语国别化教学、汉语教师本土化培养、汉语及中华文化与其他国家语言和文化的融合等。在海外华裔汉语传承方面，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汉语在华裔族群中代代传播，更重要的是传承汉语承载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这是帮助华裔后代解决语言认同、民族认同的关键（闫莉，2017）。

      汉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由于种种原因，汉语在国外并未受到充分重视或认同。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并具有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一些国家的语言政策中还是重视对汉语的调查和研究。例如，美国政府语言政策中对汉语的概念包括普通话、吴越语、台山话、广东话、闽南语等。在此基础上，美国已接受简体汉字和标准普通话为正规教学内容。居住美国本土的在国外出生能讲汉语的移民人数日益增加，如1960年为89 609人，至2010年已达2 808 692人。美国的汉语教育主要由美国教育委员会和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掌管。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2017年7月1日的调查报告，汉语在美国中小学的语言教学类型中已是第4大语言，人数还在继续增加。美国外语教育委员会则报道，美国有4 000所中小学开设不同类型的中文课。开设课程有选修、高级预备课程、小学中的双语教学等，由各学校自行决定。此外，全国有500所民办中文学校，学生20 000多名。最大的学校是1995年开设的华夏中文学校，母语为汉语的老师是主要力量。至2016年底，美国已有110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位居第一，其师资力量不少是我国汉办派遣的志愿者。在我国汉办协助下，2008年芝加哥20名公立高中学生来到我国华东师范大学访学6周。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决定派遣1万名学生访学中国。全美汉语大会已成功举办了10届（胡壮麟，2018）。

      在推广汉语国际化时，我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正确理解汉语的纯洁性。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文章，批判汉语中出现外来词和句法的倾向。其实，不同文化和语言的接触，必然会相互影响，互通有无。例如，在汉语中细心一看，便会发现葡萄、苜蓿（大宛语），琉璃（梵语），狮子、阿訇（古波斯语），胭脂、猩猩（匈奴语）、菠菜（尼泊尔语），槟榔（马来语），沙龙（法语），纳粹（德语）原来都是舶来品。至于近代汉语中的吐司、雷达、拷贝、休克、的确良、敌敌畏、幽默、香槟、啤酒、拉力赛则来自英语。貌似汉语的有些词语却来自日语，如哲学、科学、企业、历史、政党、意识、积极、调整、原子、分子等（一得，1995）。很难想象，当代中国人如果不懂“1, 2, 3, 4, 5, 6, 7, 8, 9, 0”等阿拉伯数字，如何记录数字和学习数学？不懂“X光”“B超”，如何体检？不懂APP、QQ，如何玩手机？因此，今天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所有场合使用“5G”而不是“5代”有何不可？当然，政府和专家们可以定期讨论外来词语的取舍。同样，当代英语中也有不少源自汉语，如buk choy（油白菜），bonsai（盆栽），chop suey（杂碎），chow mien（炒面），dim sum（点心），judo（柔道），kowtow（叩头），kumquat（金橘），Yin Yang（阴阳）等（张勇先，2014）。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向其他民族的人民科学地传授汉语。众所周知，世界上有多种文明，唯中华文明数千年经久不衰，这得益于汉语的特色表现在力求形、音、义一致。当然它也使其他民族，特别是完全依赖音节构词的民族，学习汉语感到困难。但他们更感到困难的是汉语的学习方式。国内传统的教学方法比较强调背诵，“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汉语国际化的教师最好熟悉一下当代先进的语言教学法，尽可能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提高教学效果。

六、多模态化、超文本化、智能化    

      不论是外语，还是汉语，我们必须从当前所处的信息化时代和科技化时代去观察新世纪多元文化中语言的新面貌、新功能。本节重点放在多模态化、超文本化和智能化三个方面。

     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族群之间的交流严格地说依赖的是符号，通过动作、语音、图像，以至文字表达意义。尽管我们的祖先通过“载歌载舞”“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语句早已表述符号多元化或多模态化的概念，但随着信息化技术和电子化技术的发展，人类对各种符号和模态的使用达到过去时代难以想象的水平。以计算机为例，程序设计者充分使用了符号学的“图像”“标志”和“语符”等概念，从而推动了计算机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和普及。例如微软发展的Windows软件，鼠标点在“打印机”状的图标上，便开启了打印程序；点在“剪刀”状的图标上，便可删除已存储的词语、段落或文件；点在“软盘”状的图标上，意味着文件的储存。右上角左边的“-”示意临时退出，最右边的“x”示意退出，中间重叠的“软盘”示意页面缩小或放大（胡壮麟，1999）。由此发展起来的“计算符号学”（computational semiotics）可比喻为人机对话（胡壮麟，1999, 2002）。进入21世纪，这些概念又延伸至手机、iPad等。我们可以说，多数人已把计算机看作查阅信息和写文章的工具，以及材料储存室。为此，今天我们必须从多元符号学和多模态学的视角讨论语言、学习语言。

      1965年，Ted Nelson创用“超文本”（hypertext）一词，指一种在互动的屏幕上阅读的“无序的写作”。它包括3个内容：（1）一种电子文本的形式；（2）一种崭新的信息技术；（3）一种灵活的出版形式（Nelson, 1990) 。后来实现超文本思想的是英国人Tim Berners-Lee。他1989年在互联网上开创了“万维网”（World Wide Web, WWW）。万维网可以使信息链接到世界上任一台计算机。这样，人类文化从口述文化、手稿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最后进入超文本文化。采用超文本电子技术形成的语篇具有如下特征：（1）没有起点与终点的流动性；（2）不分读者与作者的融合性；（3）没有中心与边缘的无中心论；（4）在政治和伦理决策中的协作性和民主性；（5）口述与读写并重的灵活性；（6）空间扩展导致的开放性（胡壮麟，2004）。正是超文本语篇的兴起，改变了课堂教学中教师讲、学生听和记笔记的传统形式。外语教师或对外汉语教师可以在屏幕上演示PowerPoint讲稿。文字、图像、语音融合的多模态形式均可按需体现。换句话说，不论是一次实时的发言还是演说的纪录，一段印刷的材料还是手抄本，一份图表还是一幅图画，一种肢体语言还是一个动作，它们都包含意义，传送意义。每种模态都是符号的体现方式，都对意义的创建起到作用（Williamson, 2003）。

      最后，有必要谈一下外语教学中的智能化。1983年，美国发展心理学家加德纳（Howard Gardmer）提出了“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理论，其中谈到语言智能，其主要特征为善于记忆口语和书面语的信息，好阅读和写作，长于辩论和劝说，能清晰地解释事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语言智能研究和应用近年来在我国大学、高职高专和基础阶段从事外语教学的教师中受到重视，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特别是近一两年国家语委成立了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了语言智能专业委员会。许多高校也纷纷成立了有关语言智能的研究单位，如北京语言大学召开了“语言智能论坛”。我认为在肯定语言智能的基础上，教师、学生可以视不同情况，结合其他智能，将取得更多更好的教学效果（胡壮麟，2019a）。例如，逻辑数理智能有助于掌握语法和人工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有助于结合情景学习和实际使用，音乐音韵智能有助于提高听说能力，人际交往智能有助于人际沟通，内省-自我认知智能有助于思考分析外语学习和使用中的问题，自然-观察智能有助于外语学习使用和客观世界的结合，等等（胡壮麟，2019b）。

作者简介：

胡壮麟，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研究方向：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英语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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