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有為 ||点滴感受：中国语言学七十年

· 增改说明 ·

本文原未在计划中。因笔者在“2019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十届学术论坛”（2019.7.20，商务）上临时做了个自由发言，有公众号希望刊登此发言。其实这样的发言都是即兴而发，急就应付，不成系统，往往片面。我从未当过领导，又不善发言，一说话就紧张。啰嗦了几分钟，还不知是否到点。本人思考再三，又不便拂其意，故而特地增写此文。而自由发言就作为附录二，置于文后。

发表后，觉得仍有话可讲，斟酌再三，除在原来节段补充若干外，另再补充一节：从中心感到无中心感。此外将原第2、6两节改为附录一，将其中第1条里提到的“言语生态圈”改正为“话语生态研究”，顺便又补充了关于辞书的新得（增加23、24两条）。今再次发布，希望读者仍不吝批评指正。

1.历史不同于过去

过去与历史是两个概念。过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与解读。每个人看到的很难是过去的全部，也很难全是真实的过去。每个人又有不同于他人的背景、视角与观点。尽管叙述者尽量客观，也难保没有主观的意识、意愿渗入其中。历史的叙述中必定有叙述者的身影与意识。因此我们看到或听到的历史可能会呈现各各不同的形态与评价。

21世纪快来的时候，由于时间标注的醒目特殊，人们早已沸沸扬扬。许多人早就准备回顾即将过去的百年。去年是总结改革开放40年，也是媒体很早铺天盖地地提醒。有人要我总结一下外来词领域的词汇发展，觉得还自然。今年又到了一个需要回顾70年过去的年份。可是我没有觉得需要再回顾，因为离去年太近了。而且20世纪与改革开放后30年、40年这两个段落的过去叠加在一起，基本上把70年也都涵盖了。我很难说出更多的东西。也许这一年的时间，让人的思想更提升了些，看得更深些。

语言学的领域太宽太广。要求一个人把这些方面来个70年的回顾，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回顾一下我曾经写的：

《走向柔性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四十年间语法研究方法论之变迁》（《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1993，刘坚、侯精一主编）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百年回顾——语法学史的再观察》（《语文建设通讯》58-59期，1998-99）

《迎接新世纪：语法研究的百年反思》（《语言教学与研究》2000年01期）

《新世纪：汉语语法研究展望》（《汉语学习》2000年06期-2001年01期）

《三十年研究：脉络、风雨、繁星——试评邵敬敏<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暨南学报（哲社版）》2013年07期）

我发现自己最有权去回忆总结的，只有自己，只有自己涉过的河；甚至对自己在过去的位置与作用可能也不甚了了。以下几点，仅是个人感受，作参考而已。

2.走向科学

70年来，中国语言学，甚至世界的语言学很难说已经成为真正的“科学”。用自然科学作为标杆来衡量，语言学的术语分歧太大，很不统一，而且还很难统一。语言学学派太多，术语不同，无法对话，也不想对话或沟通。各搞各的，各行其道。因此语言学至今还不能认为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算是一门“探索”或学问，顶多是门“准科学”。

我们至今对语言学的内涵仍有不同看法。国内受国外的影响，比较流行的看法似乎倾向于解释语言学，甚至只有形式语言学才是语言学。因为形式语言学是探讨人类所有语言的，而描写语言学只是就一个具体语言的描写，无法说明人类语言。还有人认为，语言类型学才是真正的语言学。

国内最早提出要建立语言学系的是朱德熙先生，而朱先生是描写汉语的大师。请设想一下，如果朱先生创建语言学系成功，他会把描写语言学排除出去吗？绝对不会。因为目前的那些解释都是以描写的成果为基础的。描写中必有解释，而解释却无法排除描写的成果。朱先生的“词组基点”学说，正是对汉语的一种解释，而且这一解释居然也适合很多别的语言。

中国的语言描写并没有完成，由于理论或视点的不同，有些描写可能还很有问题。而理论语言学、解释语言学，我们根本连话语权都没有，还在亦步亦趋的学步阶段。当形式语言学已经在反思，除了承认语义的地位，还正在承认认知的地位时，其他语言学派又将如何应对？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已经成为当今的大趋势，中国的语言学又将如何自处。未来的解释语言学到底会是如何形态，难道我们还要等国外来解答吗？

在今天论文犹如潮水，信息形同爆炸的时代，语言学又该怎么办？我们怎么样才能分层过滤，提取出闪光的创造，作为学科进一步的基础？语言学已经伸向脑科和人工智能，语言学的形态将可能发生巨变，而我们中有多少人已经为此做好了知识基础的准备？

科学需要否定之否定，需要更新知识基础。因此，我只能说，这70年我们正在走向科学。对语言学发展至今的定位，我们也需要有自知之明。

3.与社会纠缠

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文字。而语言文字呢，天天、人人都在使用它，在影响它。人又是离不开社会的。社会又是政治、经济、艺术等等的混合体。因此语言学的某些部分必然与社会有纠缠，与政治有纠缠。20世纪50年代的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改革或创制部分少数民族新文字，就是应社会与政治的需要而起。因为要建立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要发展各民族文化，建设强大的中国。研究汉语二语教学，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需要。我们很难远离社会需要。因此，为科学而科学，对于语言学的大部分而言，我觉得怎么看都像是个伪命题。语言学的大部分无法摆脱实用的目的。研究总需要问一个为什么。目标可能有远近。为了最远的目标，可以暂时不联系用处。但应用型研究就无法摆脱与社会需要相关的近期目标，而且还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与社会的关系，突出研究的实用性。我们应该像计算语言学那样，对准目标，不必回避应用。如果发现实验效果不佳，就应立即转向，修改或更换版本。自然语言处理就是一个榜样。

70年来我们的教训之一是没有设置好或利用好另一种平衡的力量。我们往往被动地一个劲儿倒向了社会和政治，或被政治牵着走，丧失了学术应有的责任。建国初期，苏联语言专家来中国做太上皇的时候，国家的管理者本应支持或利用我们原有的另一种可以制衡的传统形态，避免全面地一面倒，然而却没有。结果是：所有的英语课都改成了俄语课；所有的英语教师改行教起了俄语；导致我们与以英语为媒介的国外语言学隔绝几十年。本来是与语言学无关的政治运动，却硬要把陈梦家对汉字改革的意见拉进来，用政治正确生拉硬套成“大右派”，不容学术有自己的空间。现在又有一种流行的声音，要让英语成为所有中国人的第二语言。我希望记取以往的教训，保持一定的弹性空间，对非英语，甚至像世界语那样的人造语言，都应该留有余地。

在汉字改革上，我们曾多次激进，幸而懂行的周总理代表了另一种力量，在最后一刻拦阻了“拼音文字方案”，并将此改为“拼音方案”；幸而邓小平在“文革”结束后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全力阻止已试行9年（1977-1986！）的“二简”，才让汉字免于遭受更剧烈的损害。我们要适当优化现行的简化字，而不能再以政治正确来拒绝优化。这才是对中国和我们民族最大的负责。

我们不要怕与社会联系，但又要保持有另一种声音或力量加以制衡，要以语言本身和学术的眼光来与前者保持一种平衡。这是两点论。管理者应该懂得两点论，应该支持另一种力量的存在与作用，而且应该形成制度。

4.语言学需要对话

顺着上面的思路，那么我们发现，每当中国语言学界大讨论、大争论的时候，往往学术就有大进展。50年代主宾语的讨论，让我们第一次从英语语法习惯中惊醒过来，面对真实的汉语，发现汉语的主宾语位置根本不是印欧语系语言的那种主语和宾语。以英语为典型的旧观点与汉语特点有的新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围绕语义标准、形态标准和位置标准三方面，打开了参与者的眼界与思想，为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注入了动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汉语析句法的讨论，虽然树立了新的层次分析法，但也未能将中心词分析法完全逐出界外。因为不少学者指出存在中心是语言的一种性质，决不能随便否定。有人（陆丙甫，也包括笔者）还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层次-中心兼顾的析句法。讨论的发起者不得不放弃将中心词分析法全部替换掉的原有想法。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学教学体系改成了在层次与中心之间妥协的一种析句法，一直用到现在。

讨论、争辩都是一种对话，对话又不限于此。可惜的是，这之后，我记忆中似乎再也没有这样特意组织的讨论或对话。并非没有对话，而是另一种难以比拟的对话。例如“字本位”的争论。由于徐通锵先生的努力，不断发表有关的论说，组织志同道合者系统安排出版物与会议，因此，几乎学界的所有人都不得不重视“字本位”学说，也不得不对此评说讨论。甚至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受到影响，有的甚至成为拥护者和践行者。这是一次民间自发形成的讨论。讨论的结果使更多人深深反思，并对汉语“语素”做出再认识。由于原创者的地位以及所在北大这样的单位，“字本位”才得以有如此强度。像“字本位”这样强度的讨论可能很难第二次出现。事实也是如此，沈家煊先生提出“名包动”，稍稍有人讨论，表达不同意见。但当沈先生提出主谓关系是并列的“对子”关系，而且将“对子”进一步扩大时，似乎就很难见到讨论的波澜。

刊物似乎再也不想组织语言学关键项目的讨论。为什么？我猜：第一怕麻烦；第二版面珍贵，许多年轻人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拼命于论文制造，刊物必须适应这样的需要。这样一来，有些刊物就可能会逐渐失去勃勃生机。而最受影响的是中国的语言学，在一个问题点上，我们往往只能看到、听到一种声音，而这些声音往往不是外来的，就是某个权威的。

许多人都提到，中国学者缺少创新，更缺少真正的原创。即使有，也很难发表，或得不到重视，得不到响应。我想，唤醒中国学者的创新意识，促进新观点、新学说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重要方法就是：需要有一定规模的对话。针对中国的创新，有意识地组织对话，可以凝聚中国学界的注意力，促进新观点、新学说的完善与深化，并提高国际学界的关注度，从而增加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为此。中国的管理者应该在评定学位、职称等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减少不必要的压力。为了这些名号枷锁，我们制造了多少论文，而又有几篇可以留下传世？真正具有基础性的创新不是靠短时间内的“文海”造就的，而是要在环境宽松、思想自由而时间充裕等条件下才有可能萌发的。重要的创新一开始总是不完善的。审稿人应该首先具有开放与爱护创新的意识。我们要设法避免将这样的稿子扔掉。我们应该改革期刊的栏目，以便容纳书评与讨论。我们应该创办更多一些不同风格的学术刊物，我们应该允许个人不同的体例风格，不要那么形式一律（在目前这样的形式一律下，朱德熙、李荣先生那种别有风味的个性化“壹、贰、叁”体例将不再可能出现）。我们应该放宽论文索引的收录制度与评定制度，还应该放宽收录界限，收录论文集与那些“以书代刊”但又很有分量的“准期刊”，甚至收录以新媒体为发表平台的认认真真的论文。

5.从中心感到无中心感

60年前，中国经历了一波院系调整，把语言学顶尖人才从各地调到北大。1954年，王力与岑麒祥二位先生随同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大中文系。同时，高名凯先生从燕京大学、朱德熙先生从清华大学、魏建功先生从新华辞书社调入北大中文系，与原在北大的袁家骅、周祖谟等先生组成了全国最强的语言学教学力量。而且他们以超前的研究引领着全国。此时的中国的语言学，望长城内外，唯北大风景独好。北大无可置疑地成了中国的语言学“教-研”中心。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吕叔湘、丁声树、陆志韦、李荣等多位先生的加盟下，则是另一个被人仰望的中心。从1954年开始到“文革”结束后的八、九十年代，北大与上海三校及各地名校，在当时培养了大批整整几代，影响了全国。

渡过了闭关锁国大折腾的“文革”，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国外语言学新知新论的涌入，出国求学访学的潮流，中国的学术面貌也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仅逐渐跟上了国际的步伐，补全了多种新说，而且研究点的分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年轻一代渐次崭露头角，上海XY（现代语言学研究会）群体的亮相，华中师大的崛起，东北三省新生代的惊艳，等等，让人们渐渐有了群山新起，主峰仍好的感觉。这就是研究多中心的雏形。

当王力（1986）、朱德熙（1992）、吕叔湘（1998）三位指标性前辈先后谢世时，中国语言学界顿失高山。但此时又逢开放社会、拥抱世界。因此二者叠加之后，发展到2019年的今天，却已显现出更大变化。大致看来，变化有三：

变化之一，权威已逝，平视你我。

虽然距离仍存在，但曾经的高大，已得以逐渐平视；曾经无形的束缚随之解脱，思想已更趋自由，创造已无须等待外来。

但同时可能带来：缺乏无形的约束，导致学风的放任；各持己见，将成常态，研究可能更难达成一致。

变化之二，人才辈出，流动加快。

感谢“文革”前培养打下的基础，感谢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从前的单位独占所有制，正在逐渐瓦解，人才得以流动，许多学校因此而获益，得以迅速提升。

但同时可能带来：头衔多样，名利诱惑，学术议价，严肃变味。

变化之三，各选独门，别具优势。

许多学校都以不同的专门研究区别于其他学校，并可能成为不同类型的研究中心，使得全国学科更加完整齐全，也使得彼此间的高低难以量度，学术上更趋于扁平。

但同时可能带来：研讨会难以数计，不堪应付；研究轻描，讨论淡写；学术深入，面临考验。

70年后，从一个中心独领风骚，到今天的数十个甚至近百个中心，确实是个大变化。当大家都是某个中心时，世界又开始变得扁平，无中心的感觉也随之袭来。说明当下中国语言学研究已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应该是个值得高兴的好现象。但也许未来某些中心会因研究骄惰、因学风失格，导致性质变异甚至消失，但新的中心又将另起。这需要各个研究点千万警惕。

这正是中国语言研究在分布上的大变化，值得书写一笔。

附录一 | 我能留下什么供人参考？

我对语言学发生兴趣是从1954年开始的。刚开始是对汉字和汉字改革感兴趣，从此放弃了理工，冲着语言专门化，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其实，我是不适合搞语言的，缺少语言天赋，又因治疗结核病，长期服用大量药剂，影响了记忆力）。人多半是缺乏自知之明的，等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却已经退不出去了，因为兴趣已深入骨髓。从54年开始，我可以说是基本上跟着时代成长的。除了到日本任教那15年半（1992-2008），没有亲身在国内感受外，这65年中，我自认是跟上中国语言学的脉搏的。

我从汉字开始，大学毕业时却改为音韵学。这个阶段都是兴趣主导。毕业分配，三个志愿我都填“中央民族学院”，想着学藏语，好研究远古的汉语语音。真的进了民院的门，却只能按照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服从分配，不得不改为面对朝鲜族的汉语二语教学，之后又改为现代汉语方向，重点是语法。中间又阴错阳差，半路客串，被拉入《汉语外来词词典》的编写队伍。接着又搞了一阵子以外来词为主的文化语言学。赴日本以后，则是市场法则支配，暂时放下语法，专心于汉语二语教学。直到2008年退休回国，才有时间专注于外来词词典编写与汉语语法研究。

我的兴趣过于广泛，几乎凡是涉及语言的我都有兴趣。自己设计过汉语拼音，研究过汉字简化，参与过计算机语言学项目，关心过词汇的演变，设计过为兄弟民族学生学汉语的辨音表和汉语句型表，写过方言语音语法的文章，又花了十多年时间编写量词手册、语文词典、成语词典和外来词词典，即使搞语法也很少在一个点上一直钻下去。我一会儿游山，一会儿游湖，享受不同的乐趣。而最喜欢看的却是自然科学的科普理论。我从未申请过研究基金之类，也从未获得奖项之类。自由、分散是我的特点。没有大部头的专著，只有几本论文集。因此，对于其他人，对于学问，我是个另类，不值得学。下面的自我盘点，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看，也许还有点意思。

回顾，反思，否定，是科学或学术进步的必需。回顾这些年自己一路走来，许多当时得意的研究结果似乎都可以否定，可以扔进废纸篓。比如否定了自己提出的：格素、将动宾间的“了”识读为达成貌（即实现体）、小句本位、双子型追补句，等等。除外来词研究之外，我还能留下些什么？趁回顾中国语言学70年的机会，盘点了一下自己的发表。下面这些观点或努力，自觉还有点意思，但不知还能否供人参考，也是心存忐忑：

01

十字路口的现代汉语课

1987、1988、1989

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的共鸣，并引发许多现代汉语新教材的编写。但问题解决了吗？似乎只解决了一半，那就是对语言学有兴趣的学生，得到了更专业、更跟随时代的教材。同时，对语言学缺乏兴趣的学生，他们的诉求，我们并没有解决。应该为这另一半编出更贴近言语或话语使用的教材。华东师大的胡范铸先生近来提出的“话语生态研究”等新课题，贴近实际生活，贴近人文关怀，贴近语言使用，我觉得就应该是另一半人使用教材的内容之一。深切期待他们能编出一部全新的教材。

02

汉语拼音方案是辅助性文字

1988

承认现实的功能，将发挥拼音方案的功能并设立其边界。

03

辅位元音与消极元音

1990

例如舌尖元音[ɿ]、[ʅ]是辅位元音，轻声的e[ə]是消极元音。这是两个从另类角度的语音类别。建立这一概念将有助于学习汉语普通话，也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

04

语音的文化性与文化语音学

1992、1994、1995

第一次提出语音也有文化性。例如语音的洪细舒促与语义的配合，以及韵律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性。

05

汉字的表音度

1983

首次提出表音度以及统计标准，从而可以实现汉字表音的确切定性。同时也提出了汉字“表义度”的概念，但未及再实践。

06

汉字中的叠用符与指别符、指别功能

1993、1996

首次提出这些术语，有助于对汉字的全面认识，弥补声旁（义符）形旁（音符）的不足。

07

语言的多重性与层次-核心析句法

1984

在析句法讨论中，提出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不过是“瞎子摸象”，层次性与核心/中心现象同时是语言的两种性质，不能轻易否定中心词分析法。在此基础上提出兼顾二者性质的第三种析句法。

08

句法语音平面

1987

在吕叔湘先生关于双音节谐和一文以及另一些现象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语法的第四个平面。但显然还青涩粗糙。

09

语用表述系统的本述与近述、远述

1988

近述用来解释“宝宝不哭”“我们觉得……”，远述用来解释“把你宝贝儿子管管好！”，似乎还是可以的。这贴近了话语使用，可以更好地认识汉语。

10

汉语的柔性与柔性机制

1990、2014、2017

柔性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观念。“柔性”的提出曾经引起很多朋友的共鸣。但我没有试图提出一套“柔性语法”。其后曾多次试探，但遇到瓶颈与失败。在苦苦思索十几年之后，终于打破沉寂，找到了新的方法论，那就是造成“张力”与柔性现象的二元机制，包括下面的“字（语素）—词”双元机制。

11

“字（语素）—词”双元机制

2005、2009、2012、2013

这是与“字本位”和所谓的“词本位”相对待的，却又不完全反对它们。汉语的“词”是由专指义与自由活动来限定的，由于这两方面都有不同程度，因此在划分词时有相当大的弹性或柔性。汉语的“字/语素”在今天只有一部分可以自由运用，也即等于词。还有一部分是被禁锢或处于休眠状态的“词”。这两部分协同控制着汉语的词汇。

12

带调音节是解释汉语的一个出发点

2008、2019

从相关性角度看，带调音节对汉语的单音节语、孤立语、话题突显、句法词类、话语速率、话语韵律、古典诗词以及汉字诞生，都可以做出相当程度的解释。

13

起点思考与人本主义

1995、1999、2015、2016

任何创新都需要怀疑先行研究。而最有效的是从起点处怀疑或思考。尤其需要跟上时代，从排除“人与主观”的纯形式研究，进入容纳“人与主观”的人本主义阶段，容纳意义，容许语义有一定的位置。

14

概括范畴与成句

1997、1999、2001

成句是汉语中一个重要语法课题。提出包括“类”（type）与“例”（token）在内的“概括范畴”，并将此引入成句条件中，从而解释了数量词在成句中的作用，解释了词组如何实现了句子的一个重要方面。另外，还发现说话人的表述视点也会影响成句。

15

证实动宾间的“了”为“完成体”

2017

否定自己曾经主张的“达成貌”（相当于“实现体”），认为这是将全句的成立条件揉进了“了”。动宾间的“了”只应该就动词论动词的体，不应该将全句涉及事件的成立羼入其间。在采用“剥离法”之后，使“了1”的解释更简洁了。

16

句法词类

2011、2012、2014

经过多次试探、反思与否定，最后认定高名凯先生的实词不能分词类并无大错。汉语显然没有经典的形态学（词法），当然也就无法分出词法（形态学）的词类。现今汉语的词类不过是按照分布与频率得到的句法词类。汉语词类的种种问题（兼类，难定，活用等等）皆因此而起。广义地理解：指称与陈述是更高层次的语词类，将可以解释“这本书的出版”等疑难。

17

重新认识“话尾巴”与句子碎片

1985、2017

许多实例（“你去哪儿你”等）不支持“易位”的解释，话尾巴中还存在许多非结构片段，因此，只能采用句子碎片的概念来理解。该现象的理解可能开启对话尾巴句的多类型的认识。

18

语言（含二语）养成

2013、2019

在二语教学方面，指出对应先天能力的Acquisition（获得、习得）的不足，力主改用“养成”（Cultivation）。“养成”包括语言学习者自身建立于天赋基础(各种心理因素或心理机制)上的学与悟,还必须包含外界(环境的或外力的)的培养。养成应该比Acquisition更符合人掌握语言（含二语）的真实过程。

19

语言的第一设置

2014

初始的语言是由人们的通信需求形成的，其特点是话题-说明、指称-陈述与话段的三位一体。它们将分别发展为后世的主谓、词类与句子。汉语的主语-谓语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类似于“话题-说明”，可能就是在初始语言发展到某个节点时的不同分化所造成。

20

最小语言平台与最低量词汇

2006、2009

主张在二语养成中一开始就必须建立最小的二语平台，以利二语的快速养成。为建立此平台，提出最低量词汇的概念，并提出初步的词汇表。

21

语向自调适能力

2013、2015

人至今尚不能证实乔姆斯基“语言获得装置”的存在，但却明明白白可以感受到人面对语言的不同能力的变化。据此，提出了语向自适应能力、语向自调整能力与语向自对应能力，合称“语向自调适能力”。由此出发，或许会出现二语教学新的面貌。

22

语言养成中的语言认知方式

2019

人在养成语言（含二语）中主要采用三种“认知方式”（cognitive mode），其中最重要的是整体认知和比对认知，必要时会采用程序认知中的“逆认知”方式。以此重新审视汉语二语教学，将发现传统“背诵”法之重要性。

补遗

外来词研究比较特殊，应有专文表述。但笔者曾花去大量精力编纂的辞书项目，仍有必要做一交代，于是补充下面两条：

23

词典的易得性与两种字词的新检索法

1993、1998、2004

词典除了“易懂性”外，还必须具有“易得性”。应该为读者简便着想，应该为不大专业的读者着想，如何容易地检索到目标字与目标词。为此有以下两个设计：

汉字：应该进一步改进现行检字法，首先要突破以形旁领衔的框框，应改从不大认字的角度分析汉字形体，分三级检索；其次增加容错率，容许将错就错，即使错了也可以检索得到；最后应该增加模糊性，不要把笔画算得那么精确。

词目：多字词，不仅需要正序和逆序，还应该达到全序检索，任何序位上的字都可以检索得到目标词条。该检索法已在笔者主编之《成语用法大词典》中实现。

24

研究型辞书的尝试

2019

历来的词典提供的都是“典”，就是权威性、规范性的知识，顶多放宽为描写性知识。在《新华外来词词典》中笔者尝试加入一些“研究性”成分，体现在提供几种不同的观点与知识（如“支那”条），提供语源未曾释明的词条（如“駃騠”）、允许收录可能被误认为日源外来词的词目，希望以此促进外来词的研究。

最后，我要声明一点，君子不掠人之美：有报告称本人曾发表“糅合造句”观。笔者郑重声明：该观点并非笔者的创造。我记得似乎是沈家煊先生首次提出的观点。

附录二 | “2019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十届学术论坛”

自由发言追记

2019年7月20日，初伏9日，天公作美，烈日不见，雨后低云。我应邀赴商务印书馆出席“2019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十届学术论坛”。主题为“中国语言学70年”。会议按惯例只开一个上午，报告人四位，分别是：刘丹青的“中国（汉语）语言学研究70年”，陆俭明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的历程”，曲卫国的“中国外语语言与教学研究70年”，黄行的“中国民族语文事业70年。报告之后，自由发言。本人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了一些发言，有些感触，就说了几句。下文即笔者此次发言之追记：

听了四位专家的报告，很有启发。

回顾历史，总结过去是为了现在，为了未来。七十年的过往，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

刚才几位的报告里谈到了乔姆斯基，但没有提到索绪尔。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索绪尔对我们的影响。我在大学最后的一年里（1960-1961学年），感谢北大中文系为我们组织了语言学讲座，其中就有介绍索绪尔的描写语言学。当时至少我的感觉是惊为天人，与原来学的那些相比，几乎完全不一样，很难听懂。之后，大家都知道，索绪尔影响了我们几十年。我们今天对汉语的描写基本上还是建立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我想，对于中国的语法研究，索绪尔是跳不过去的。（当然他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们总是看重外国进口的东西，外国人写汉语的论文，我们就重视。我们自己写的论文，即使有原创，也得不到重视，很难形成焦点。曲卫国老师的报告（《中国外语语言与教学70年》）谈到了外语界的困惑，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以外语作为研究对象，发表到国外去呢？改变只在中国活动的形态，改变只是引进、只是用汉语的例子来证明外国理论的样态。这样就会改变整个外语界的生态。

刚才陆俭明老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发展历程》）提到学风问题，说现在还是言必称希腊。的确如此。但是应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社会压力很大，为了获得学位，为了升职，逼得他们不得不用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新术语。有人告诉我，现在论文里如果不用“构式”，那编辑很容易把它枪毙了。还说“构式”就代表了这个时代，是时代标记！

现在的刊物，也不那么宽松。如果编者或审稿者的水平不够，那就容易枪毙一篇有新想法的稿子，创新的思想也更难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

有些刊物可能还看重参考文献的多少，参考文献少了好像就不行，最好有很多外国文献。我记得赵元任先生的著作就很少有参考文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论文就没有参考文献。我觉得，参考文献看得多了，条条框框就多了，有时反而束缚人的思想，不敢想不敢说。而创新的、原创的东西，往往不需要太多参考文献来限制自己。

期刊都有许多体例规定，比如参考文献，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一套参考文献的体例，写论文，每篇都要花许多精力去做这些工作。有的刊物还要求：所有参考文献都要翻译成英文（这里我没有评判体例好坏的意思）。这要多花多少精力啊。我希望有单位（比如语言所《中国语文》）牵头，就体例的某些部分做些统一，以减少作者的无效付出。

学风的问题还反映在研究的类型上。外来词研究在21世纪出现近似井喷的高潮，许多研究生都以此作为学位论文。有些人以为外来词论文很容易，把外来词搜集搜集，弄一个新的角度去分析就行。比如顺应论，模因论，等等。当然，这些研究也需要。然而，作为基础的外来词考源却没有人做。外来词研究是因为史地博物学科的需要而兴起的，要考源，确定时代、路径。这的确很难，但却是外来词研究的基础。为什么没有人去做？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知识基础太弱太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太专。专就不能广博。而外来词研究需要广博额知识背景。因此，考虑到语言学的广阔的领域，大学应该考虑提供哲学、逻辑学、数学、统计学、文献学、博物史地一些课程，让学生自由选课，增强我们的基础。

2019年7月28日于北京桑拿天

8月6日增改毕

国际汉语教师500强

International Forum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2019年 ·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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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桑（法国  巴黎东方语言学院）

李宇明（中国  北京语言大学）

总主编

王维群（群主，英国  诺丁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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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美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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