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关于新时代英语教育的几点思考

1. 新时代与英语教育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经过长期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2017) 。这一科学论断意味着我们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也意味着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实现人类共同美好未来的思想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习近平2017) 。

这里谈到的协商、对话和交流, 从根本上涉及的是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和态度的问题。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实质上就是经过历史沉淀、符合人类精神追求并被广泛认可与接受的各种文明不断交融创新的过程。2001年11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把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提高到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与交流的高度来认识。《宣言》指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造的源泉, 对人类来讲, 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并予以承认和肯定。” (UNESCO 2001)

文化与语言密切相关, 文化多样性的显著表征是语言的多元性。这是因为,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文化是语言根本。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丰富的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而文化的多样性必须以语言的多元性为基础。正如《世界人权宣言》指出, “每个人都应当能够用其选择的语言, 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 (参见《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 。

当今世界应用最广泛的语言无疑是英语。据统计, 全世界1/3的人讲英语, 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75%的电视节目用英语播出, 80%以上的科技信息用英文表达, 全球互联网信息90%以上是英语文本信息 (李舫2005) 。再以“一带一路”为例, “一带一路”涉及亚、欧、非三大洲, 沿线65个国家涉及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达53种, 民族或部族语言不下200种 (王辉、王亚蓝2016:13-19) 。但就目前沿途国家的语言生态来看, 没有一种语言像英语一样被广泛使用, “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的象征地位和声望是不可否认的” (Ricento2015:278) 。换言之, 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通用语言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 , 这是由全球化的趋势和英语的国际地位决定的, 并且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地位。

2. 我国英语教育面临新挑战

改革开放40年来, 我国英语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这一点应予以充分肯定。但是, 客观审视和全面反思我国英语教育现状, 仍然是很有必要的。在2016年底召开的中国外语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层论坛 (广州) 上, 仲伟合 (2016) 提出, 我国外语教育的问题有“外语教学工具理性和市场导向性明显, 对外语教育的战略意义认识有限”, “战略规划不足, 资源投入不足”。孙有中 (2016) 认为, 我们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不够。石坚 (2016) 指出, 我国过分突出英语教学的工具性和语言知识技能, 忽视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 等等。这些观点虽然尖锐, 却反映了我国英语教育堪忧之现状。在这里, 我更愿意谈的是, 我国英语教育在新时代面临哪些挑战。

第一, 学习中文与英语不矛盾。社会上有几个辩题都是伪命题, 比如说中文与英语孰优孰劣?学习英语是否会影响母语水平?中文即将取代英语了吗?这些讨论看似在维护某种文化优先的立场, 其实要么是出于一种文化自卑, 要么是出于一种文化盲目。我们认为, 简单地把英语教学与母语学习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这种观念必须要纠正过来。有一个简单的事实, 近代以来的名家大师, 如鲁迅、胡适、钱锺书等, 哪一个不是学贯中西之士?而那些著名的翻译家, 又有哪一个不深谙国学之道?

第二, 多媒体与机器翻译介入。2016年初, 我国互联网企业三巨头之一的百度公司研发的机器翻译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年10月, 谷歌的神经机器翻译系统 (GNMT) 问世, 引起了业内的极大关注。那么问题来了, 机器翻译会取代人工翻译吗?如果能, 还需要学习英语吗?作为一名英语教育工作者, 我们乐观这样的科技进步。机器翻译一定会淘汰低端译员, 但却不能解决所有的翻译问题。比如, 蕴含中国文史典籍中的精妙与美感, 只有优秀的翻译家才能够做到, 而再好的机器翻译系统也将无能为力。

第三, 英语专业培养的单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过去的英语教育片面强调语言技能的培养, 采用的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教学法 (language-centered methods) , 课程设置结构单一, 人才培养专业基础不厚, 语言技能和交际能力可能不错, 但是运用英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对欠缺。其二, 过于注重英语教育的专业性, 课程设置的开放程度不高, 人才培养口径过窄, 尽管也要求英语专业学生跨学科跨领域选修、辅修其他专业课程, 但是由于对其他专业领域涉猎不深, 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希望, 英语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 不仅专业基础扎实, 精通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 而且培养口径宽阔, 熟悉其他相关专业领域知识, 具有较好的思维能力、跨文化能力和人文科技素养。

第四, 新时代英语教育更重要。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作为负责任大国, 我们正在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由于文明多样性的存在, 文明交流、文明互鉴、文明共存亟须全球知识的供给, 这是新时代赋予英语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国英语教育将大有可为, 也必须要有大作为。

3. 我国英语教育的新使命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直面“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把握世界大势,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并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不久前,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闪烁着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 展现着人类新型文明观。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 英语教育工作者应为促进中外平等沟通与合作, 开展文明交流与对话,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 始终坚持人文教育的价值取向。笔者在《全文教育与个性学习———英语专业〈国标〉课程体系的研制与思考》一文中曾提出, 人文教育与单一的职业或技能教育不同, 是不针对任何功利性或实用性目的的教育 (蒋洪新2017) 。约翰·亨利·纽曼 (John Henry Newman) 曾指出, “人文教育的训练并不是为了特定的或偶然的实用主义目的, 也不是为了具体行为或职业目的, 或者学业或科研目的, 而是为了人文教育本身, 为了接受人文教育而进入大学, 为的就是人文教育这一理念” (Newman1907:152) 。英语教育要坚持人文教育的价值取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旨在培育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 是一种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英语教育不能只顾技能层面的东西, 而忽视其人文学科的本质内涵, 否则必然造成道不足而器有余的失衡状态, 影响完全的人之培养。其二, 现代大学的使命是“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并随之带来社会的和谐发展。英语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要致力于人们的相互沟通, 尤要培养宏正达通之士, 陶冶品学才识健全之士风。吴宓先生在1926年代理清华外文系主任时提出, 英语教育要把培养博雅的文化人作为目标, 使学生“成为博雅之士;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 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 足以胜任愉快;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陈建中、蔡恒1997) 。吴宓先生的英语教育思想, 可谓与西方博雅教育相接轨, 对于办好新时代英语教育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 重新审视复合型的人才培养目标。过去认为, “从根本上讲, 外语是一种技能, 一种载体;只有当外语与某一被载体相结合, 才能形成专业” (何其莘、殷桐生、黄源深、刘海平1999) 。在这个观点影响下, 我国英语教育开始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探索。但是,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扩大、“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的实施, 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已发生了本质变化,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多元人才需求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迫切要求。从高等教育内部来看, 学科专业的综合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学科专业的自身发展也呼吁打破壁垒, 走多学科协同发展之路。无论是社会需求的变化, 还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 培养更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是新时代英语教育的必然选择。这里的更高质量的意思是说, 不能把英语仅仅作为一种技能与载体, 而要在夯实英语语言文化教育的基础之上, 强化学科专业之间的相互支撑, 实现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内在勾连和深度融合。为此, 大学及其外国语学院要坚定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依据其办学历史、办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情况, 按照因校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 进一步健全完善新的复合型英语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 推进“一条龙”英语教育模式创新。20世纪60年代初,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小范围的外语教育工作研讨会上提出改革我国外语教育的九字方针:“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所谓“一条龙”模式, 是指“大中小学生按照连贯一致的教学要求进行外语学习, 各个学习阶段之间衔接自然、联系紧密, 改变既有重复又有脱节的状态, 形成一个科学的、系列的、连续不断的教育活动整体” (李建华、刘海英、崔志云2011) 。改革开放以来, 学界对“一条龙”式的英语教育模式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 清华大学范文芳教授 (2000) 主持了“清华大学大中小学英语教学一条龙服务”实验项目, 上海外国语大学戴炜栋教授 (2001) 主持了“全国大中小学外语教学‘一条龙’研究”, 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中心也将“‘一条龙’外语教学体系的构建与研究”列为2008—2009年度课题指南的重点项目 (李建华、刘海英、崔志云2011) 。这些研究集中讨论了如何实现从小学到大学英语教育的有效衔接。专家们认为:开展“一条龙”英语教学的探索与实践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材更加新鲜、有趣, 教学方法也较以往更加灵活, 教师们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语用能力, 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发达地区以及大中城市的基础英语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对于大学来说, 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为英语基础教育提供充分的师资保障。为此, 我们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对英语师范教育的投入, 依托师范院校建立在职中、小学英语教师培训工程, 全面提高基础英语教育师资水平, 从而促进英语教育的良性发展。

第四, 深化以课程为核心的英语教学改革。文化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灵魂, 民族文化又必然顽强地存在课程之中。课程在学校履行教育职能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过程中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发挥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 就要努力让课程体系更加健全完善。近年来, 我们在研制《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时, 对如何设置课程体系提出了两个原则:一是目标导向原则, 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合理安排各类课程, 既要开设基本技能课程 (听说读写译) 和专业知识课程 (文学、语言学、文化等) , 又要特别重视开设学习方法、研究方法类课程, 注重培养学习和思维能力。二是内容驱动原则, 要求将课程关注的焦点由语言技能转移到文化内涵上来, 不是为了语言而教语言, 而要通过语言习得其文化内涵 (蒋洪新2017) 。正如许国璋先生 (2002:3-4) 说:“英语教育是用英语来学习文化, 认识世界, 培养心智, 而不是英语教学。”王佐良先生 (2016:271-272) 也说:“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 语言也会学得更好。”两位先生的观点与我们倡导的原则是一致的。贯彻好这两个原则, 需要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注重现代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 更多地进行启发式教学, 从而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和自觉, 并从中吸取智慧和精神力量。

4. 结语

总的来说,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国英语教育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提出了新要求。推进我国英语教育发展, 必须遵循英语教育的内在规律, 回归人文教育的本质, 彰显新时代的理念, 在保持英语语言专业教育的同时, 积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英语人才的新需求。我们要通过语言与文化的教育, 不仅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 还要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兼收并蓄, 吐故纳新和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