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侠非侠

校车从北大南门入后不久，就见到了北大各个系迎新接待站，在校道两旁一字排开。我下车后，径直走到中文系迎新接待站前，这时立即有两名高年级同学一边问我的情况，指导我报到，一边将学校分发的学生手册及住宿安排证等给我领来，并帮我提着行李，送我到32楼310。这里将是我度过四年时光的大学宿舍。

作者珍藏的学生证

当时帮我拎行李，送我去宿舍的师兄，他自我介绍说叫罗新，是81级文学班的，也是湖北人，跟我是老乡。在告诉了我饭堂、商场等场所后，提醒我如果要买自行车可去找他，他住在四楼。当时，因为他态度极好，又是湖北老乡，所以对他印象极为深刻，一直对他保有师兄的敬意。

1988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一个沿海城市工作，由于生活不习惯，工作也不顺心，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表示很想改行干新闻，也很想回武汉。他在信中力劝我千万别回武汉，也别去干新闻。他信中流露出的对武汉生活的无奈和压抑，让我彻底打消了回武汉的念头。随后的日子，一直在生活中浮沉，竟渐渐失去了联系。

待到2019年时，我从广州一家媒体上看到，有位叫罗新的北大历史学教授，荣膺一项颇有声誉的“年度散文家”大奖。这个熟悉的名字让我吃了一惊，难道是那位当年领我入32楼的罗师兄？不过，他一个中文系的师兄，怎么成为了一名历史系教授？待仔细看介绍，发觉的确是他。他1985年回湖北武汉后，先是在武汉科技大学教书，后转入湖北省地方志办，然后考回北大历史系研究生，一直念到博士，并留校任教，现已是民族历史领域知名学者。

而让他获得文学大奖的，是他徒步追随蒙元帝王的辇路而写下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我后来买了来阅读，真是喜出望外，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奇特的历史学著作了。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又有文学家的细腻，还有旅行家的豪情。如此混搭，又如此浑然一体，趣味盎然，获得文学大奖真是实至名归。

而在庚子年这场新冠疫情中，罗师兄又因为一本《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提出“黄种人”是一个伪概念，对民族主义做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而引发巨大反响。罗师兄一下子竟成为了爆炸性的网络红人。

啊哈，真是脑回路再曲折，也想不到当年领我进32楼的那位普普通通的学长，那位想卖给我自行车的老乡，三十多年后，竟然以这样一个奇特的面目，重新回到我的视野！这跨度实在有点大，有点野。

不过，细细思量，这也正常。北大本来就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出奇人奇事奇闻才正常，平庸才是最大的恶。而北大32楼，这座中文系男生的老窝，更是神奇中的神奇，浪漫中的浪漫，甚至可以说，北大的神奇和浪漫，一大半，都应该拜这座老楼所赐。因为从这里走出的一位位师兄弟们，不仅创造过一个又一个辉煌灿烂的人生，也曾经用他们最擅长的笔墨文字，将32楼描绘成为文学的“圣殿”，浪漫的渊薮，北大顺带着也大沾其光。

而如今，我也将踏入那座孕育了无数梦幻、浪漫的“圣殿”，才发觉那里也只不过是座十分普通，略显破旧的老房子而已。

作者珍藏的宿舍钥匙

 32号楼是离南校门最近的学生宿舍楼，楼高四层，是座典型的北方筒子楼。一幢楼两头各有一门，中间设两个相对大门。通道在楼层的中间，房间分列两边。每层隔成大约40个房间，每个房间摆三张上下层的架子床，可住六人。中文系占据着32楼四楼整层和三楼东边半层。我们八四级全部在三楼。

罗师兄将我领进了310室后，就走了，宿舍里就剩下我一人。很显然，我是我们宿舍第一个报到的。当时，只感到因兴奋过头，坐车过久，太久没睡等原因造成的疲惫，像巨浪般地向我袭来，我都来不及把行李完全打开，就合衣躺下沉沉睡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宿舍门被打开了，一阵吵吵嚷嚷，进来一群人，上下左右地翻腾，把我给吵醒了。我微微睁眼看了看，只见为首的一个皮肤微黑，头发微卷，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汉子，说着一口很难懂的北方话，跟一群说着同种方言学生模样的人，在那儿商量选哪个铺好。上上下下折腾了一会，近视眼最终选择了最里面靠窗的上铺。

当时我心想，那位近视眼应该是新同学，但是，再仔细一看，又有点不敢确认，乍看之下似有三四十岁，像是学生家长。

近视眼见我醒来，主动跟我打招呼，自我介绍姓刘，来自辽宁大连。于是我也赶紧爬起来，自我介绍一番。据事后老刘说，当时，他们几个人打开宿舍门进来后，就听到一阵巨雷般的鼾声，然后看到一个黑脸汉合衣躺在床上，睡得正香，还以为误入野猪林，撞见了黑脸鲁智深。

这位比我仅年长数月的老刘，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北大同学，跟我同班同专业，也是将跟我朝夕相对四年的好兄弟。只是我们初次见面的感觉并不太好，我嫌他长得黑，长得老，他也正纳闷怎会跟这样一个又粗又黑的莽汉同室呢。

老刘安顿好铺位，就跟几位老乡出去了。我呢，继续我的鼾睡之旅，直到被另一位室友闯入吵醒。这回来的是现今以作家老那闻名的老董，他也是湖北人，是汉语班的。这老董也戴副眼镜，长的也比较老，一问之下，比我大一岁。他讲着一口湖北麻城话，好在我也是湖北人，还凑合着能听懂。因为是老乡，我们天然地彼此有种亲近感。老董为人跟辽宁的老刘很不一样，说话轻声慢语，做事也轻手轻脚，如不是他做了我上铺的兄弟，从我头前翻上翻下，恐怕还吵不醒我。

两次被吵醒，再加上觉也补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再睡下去。走到学校三角地前的商场里，买了些毛巾、牙膏、牙刷、脸盆、水桶等生活用品，并去学校三食堂换了些饭票、菜票，买了顿饭，饱饱地吃了顿。那是我到北大后吃的第一顿饭。对比高中时的饭菜，我觉得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我们高中时，饭是用一格一格的铁屉蒸出来的，由于受热不均，往往是上面稀烂像粥，下面则夹生硬的像砖，上面漂着一层老鼠屎等杂物，下面则沉淀着石子和沙粒。而那些菜，则是用一次可煮出上百人吃的大锅炒的，炒菜师傅炒菜不是用锅铲，而是挥舞着铁锹，没油没肉，这样的大锅饭，当然不好吃。

北大虽然也是大锅菜，但毕竟锅小多了，相比于高中，简直算是小炒。我记得当时的北大第一顿饭，我一口气吃了六两饭，三角钱的菜，把个肚皮撑得圆圆的。我实在是太饿了。当时觉得这饭菜也太好吃了。当然，好吃是好吃，但太贵了。我在高中时，一个菜只要5分钱。而在北大，最便宜的菜也要3角钱。我当时算了一下，以早餐5分钱，午餐、晚餐各3毛钱算，一天平均下来差不多得7毛钱，一个月光吃饭就得21元。这笔钱，还真让我有点发愁。虽说哥哥答应每个月出钱资助我，但当教师的他，一个月工资才37.5元。光我每个月的伙食费，都得花掉他一大半工资。这怎么能行呢？

尽管有点为钱发愁，但刚进校园里的新鲜感还是冲淡了我的愁绪。吃饱饭后，我在校园里大致逛了一下，我发觉这校园太大了，我怕迷了路找不到回宿舍的路，就赶紧撤了。

作者珍藏的学生证内页

刚回到宿舍，我就听到宿舍里传来一阵浓浓的四川话。原来又来了两位室友，一个姓周，一个姓黄。这两人实在是离奇，他们俩不仅是来自同县，而且是同班，这回又一起录入汉语专业，并被分到了同一个宿舍。这样的情况，别说在北大，在任何高校也都是罕见的。当时，看着他们亲亲热热地用家乡话有说有笑，我真是有些羡慕，至少，大学期间不会太过孤独了，有什么事都可有个商量，有个伴儿。

他们俩的性格也是相反又互补。老周比较活泼，外向。老黄则比较文静、文气。老周是我们宿舍中最有艺术气息的人，留着一头长发，弹得一手吉他，时不时来个自弹自唱。老周有个最大缺点，就是人比较懒散。床铺不整理，脏衣服，赃物四处乱扔。他又爱睡懒觉，几乎每天不睡到中午不起床，旷课逃课是家常便饭。老周堪称我们宿舍的披头士。

不过，老周懒是懒，为人却十分风趣，健谈，性格开朗好动，是我们宿舍的外交家。 

老黄性格属文静内秀型。说话轻声细语，和气可亲。他也是我们宿舍学习最认真用功的人，我们同宿舍四年，除了上课外，其他时间他基本都是半躺在铺上，静静地看书，很少掺和我们的闲聊和乱七八糟的事。

老黄也是老周最倚重的拐棍。老周因为总旷课，课上的事都得问老黄，并借用老黄的课堂笔记。没有老黄，老周还不知有多少门课要补考。

下午，我正在宿舍闲坐，就看见一个长得高高大大的汉子，扛着一个行李卷进了宿舍。他先是四下望了一下，见床铺都已占满了，仅剩进门的上铺是空的，就把行李卷往铺上一摆，扫了大家一眼，什么都没说，就出去了。当时，我的第一感，这哥们有点傲。是不是长的比较帅的都这样？我心想。相对于我们几个黑脸粗汉来说，这哥们算得上美男子了。大概只有老黄可以同他比一比，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后来他自我介绍，古文献的，山东黄县人。姓一个怪姓——门，我们都叫他老门，后来以阿门、孙山名世。

作者珍藏的老照片：

同宿舍同专业三人，从左至右，我，老门，老刘

就这一天时间，我们310室6条汉子全部到齐，计我和老董两名湖北佬，老周和老黄两名四川佬，老刘虽是辽宁人，但认祖归宗，是由山东迁徙而来，山东为其老家，则其实是两名山东汉。魏、蜀、吴三国之势鼎立矣。

如果从专业分，则我和老门、老刘为古典文献专业，老董和老周、老黄则为汉语专业。又一分二两个班。

若按年龄排序，老董最大为老大，老刘次之为老二，我则为老三，老门为老四，老周和老黄为老五老六。

相比于其他宿舍，我们310室较为特别：一室两制，二元混合，三地杂处，四面来风，五花八门，六情七性，九不离十，焦不离孟，情同手足，自成一格。

这种特别，有好也有坏。最明显的好处是，原本有点隔行如隔山的两个专业，被轻松打通，像我即使不是汉语专业的，受几位汉语班舍友濡染，对汉语专业有所了解，相当于上了一次中文系学了两个专业。另一个好处是，两个班的事我们都知道，两个班的人都比较熟悉。

不好的是，我们宿舍成为了事实上的两不管地带，最容易被孤立，被遗忘，被边缘化。最明显的例子是，班上的集体活动，我们常常被漏掉了。两个班的女生几乎都很少到我们宿舍来，因为到我们宿舍容易碰到外班的，不大习惯，不大方便。

这对于原本性格就有点内向孤僻的我，其不利影响是最大的。我这人，是属于被动型的，受环境影响比较大。若环境融洽，我也容易被改变。而这样被班集体边缘化，失去了改变的外力，让我变得更孤僻，内向。在校时，我总是独来独往，好处是培养了我的独立精神，习惯了独处。但问题则更多，让我更不大习惯与人交往，见融于集体，合作协作意识比较差，这些对于后来我的工作生活都有比较大的影响。而孤独和寂寞，苦闷和忧伤，则萦绕了我整个大学四年，让我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就被染上了灰暗的底色，久久难以抹去。

即使在我生命最高光时期，依然是人在边缘。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天意。人在边缘中，一生非主流，成了我一生的标签，也成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未享受过中心的荣光，也就从无跌落的悲戚。这到底是悲耶，幸耶？至今，我还在细细咂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