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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美伊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伊朗:内涵、动因及影响

范鸿达 西亚非洲 2020-02-15




美国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伊朗:

内涵、动因及影响

 



范鸿达


 

 

       内容提要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美国对伊朗的打压逐步升级,涵盖外交、能源、金融和军事等诸多领域,令伊朗承受了来自美国的前所未有的压力。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既是两国长期冲突的历史惯性使然,也有“全球霸权”“地区霸权”之争、以色列和沙特等国的推动、“世纪协议”即将推出,以及美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利益驱动等原因,其实质是维护与巩固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的极限施压策略,一方面对伊朗的政治、社会发展和对外交往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针对内政外交进行大幅度改革成为伊朗摆脱当下现实困境的最佳出路;另一方面,此举虽然加剧了美伊关系的紧张,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一些冲击,但是美伊最高决策者均无意令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到战争的烈度,目前来看本次美伊关系危机仍然处于可控之中。

          美伊关系 特朗普 极限施压 伊朗中东安全

       作者简介 范鸿达,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厦门 361005)。

 

 

    由于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官方强烈且持续地反对美国,特别是1979年11月4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伊朗人占领,其中50多位外交官被扣为人质长达444天,导致美国对伊朗现政权憎恨有加,并陆续推出一系列举措制裁伊朗,美伊关系也长期处于僵持状态。2017年1月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不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力图通过前所未有的制裁广度和深度迫使伊朗妥协。2019年5月,美国更是宣布包括航母战斗群在内的军事力量向中东海湾地区集结,美伊关系再遇冰点,甚至两国会爆发战争的言论也屡屡出现。特朗普政府究竟是如何施压伊朗的?美国为何提升对伊朗的打压力度?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对各方又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

极限施压策略的要义

 

    随着特朗普2017年1月入主白宫,美国对伊朗的政策迅即从奥巴马总统时期的缓和趋向改变为强力打压,特朗普总统上任不到两个月就下令制定且于10月13日抛出美国的伊朗新战略。特朗普总统直言前任奥巴马政府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是“美国所签署过的最糟糕、最一边倒的协议之一”,批评该协议非但没能消除伊朗“独裁”政权的恐怖主义威胁,反而增强了其行动能力。特朗普认为,美国需要采取一系列压制伊朗的举措,包括与盟国合作对抗伊朗破坏地区稳定的行为、对伊朗加大制裁力度阻止其资助恐怖主义、应对伊朗的导弹和武器扩散、切断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一切途径等。为了有效推行美国的伊朗新战略,特朗普还强调要对“伊朗最高领袖邪恶的御用恐怖武装”伊斯兰革命卫队施加严厉制裁、“打击伊朗政权的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在修订不理想的情况下退出伊朗核协议等。2018年5月21日,蓬佩奥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发表就任国务卿后的首次公开演讲——《伊朗核协议之后:新的伊朗战略》,对伊朗核协议、德黑兰继续从事核发展、伊朗地区扩张威胁等问题均进行了猛烈抨击,并阐述了美国制裁伊朗的具体举措:强化制裁向伊朗施加“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使用军事手段和盟国一起“遏制伊朗的侵略”“支持伊朗人民的权利”等,蓬佩奥国务卿还给伊朗政权指出了一些必须要采取的行动,以回应美国的关切。8月6日,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重启制裁伊朗的行政命令,针对伊朗的金融、金属、矿产、汽车等领域进行制裁。11月2日,特朗普总统宣布三天后重启因伊朗核协议而取消的对伊朗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制裁。迄今来看,不管是广度还是烈度,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打压在多领域均已达到一个新高度,由此被视作“极限施压”。

    在外交领域,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大力构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盟,尽力压缩伊朗在中东的活动空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推进“阿拉伯北约”的构建,美国希望成员国包括海湾6个阿拉伯国家和埃及、约旦,仍处于设想中的这一区域组织被赋予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遏制伊朗。2017年5月,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沙特,在这次访问中两国达成980亿~1 280亿美元的军火销售协议,在未来十年中该协议涉及的资金有望扩充到3 500亿美元,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协议是鼓励海湾阿拉伯国家组建“阿拉伯北约”的关键步骤。除了推动中东国家集体遏制伊朗外,特朗普政府还对曾给伊朗带来很大希望的伊朗核协议下手,悍然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制裁。这不仅加大了伊朗面临的来自美国的直接压力,而且也增加了其他国家与伊朗往来的难度。此外,为了更有效地打压伊朗,2018年8月16日美国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伊朗行动小组”,以确保美国国务院和政府其他部门密切协调施压伊朗。目前美国仍在积极游说中东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共同遏制伊朗。

    在金融领域,美国财政部连续多次对伊朗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2017年7月28日,美国宣布对6家伊朗实体实施制裁;2018年5月10日,宣布对6名伊朗人和3家经济实体在美国的资产,包括德黑兰和迪拜的“前台公司”和外币兑换处实施制裁;8月7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对德黑兰实施的首批制裁内容就包括制裁伊朗政府购买美元和伊朗货币里亚尔的交易;11月5日,美国发布通告,宣布从当天起对涉及包括伊朗金融领域在内的超过700个个人、实体、飞机和船只实施制裁,其中包括50家伊朗银行及其境内外分支机构;2019年1月24日,宣布对4个与伊朗有关的实体和组织实施制裁;3月22日,宣布制裁伊朗14名个人和17个实体。这些被美国财政部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均被指控与受美国制裁的伊朗机构有关,根据美国的相关规定,受制裁的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被冻结,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美国对伊朗银行业和国际金融流通的制裁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伊朗银行游离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再考虑到美元在当今国际贸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长臂管辖”特征,其他国家和国外实体越来越难以和伊朗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

在能源、资源领域,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包括个人和实体实施的制裁有些已经包括了能源、资源领域。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些明确制裁伊朗能源或其他资源方面的举措,比如2018年4月22日,白宫宣告此前曾短暂给予8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在2019年5月初到期后不再延长,期望实现伊朗石油的“零出口”;同日,蓬佩奥国务卿声称特朗普政府已经把伊朗的石油出口减至历史低点,直言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直到其领导人改变其破坏行为,尊重伊朗人民的权利,并重返谈判桌”。2019年5月8日特朗普总统又签署行政命令,对伊朗除石油出口以外最大的外汇来源铁、钢、铝、铜等产业进行制裁,进一步强化对伊朗的极限施压。特朗普政府对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制裁,使伊朗的外汇收入锐减,严重增加了伊朗的财政困难。

    在军事领域,多年来美国在伊朗周边伊拉克、阿富汗、土耳其、科威特、巴林、沙特、卡塔尔、阿曼等邻国一直设有军事基地或驻军,伊朗本就已经处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围堵之中。2018年5月8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时,强调“除了永不发展核武器外伊朗政权还必须永不拥有洲际弹道导弹,停止发展任何具有核能力的导弹,不再向其他方面扩散弹道导弹”。在美国财政部推出的针对伊朗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文件中,就有一些涉及对伊朗军事力量的制裁。比如,美国财政部2018年10月16日宣布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一准军事组织,以及一个据称为该组织提供金融支持的合作基金会,宣布冻结上述组织在美国境内资产且禁止美国人与其交易。2019年4月8日,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声明,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他强调此举表明美国将加大对伊朗极限施压的范围和力度。进入5月后,美国对伊朗施加了更大的军事压力,宣布把“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和“B-52”战略轰炸机等军事力量调往海湾地区,以应对“伊朗威胁”,同期还提升了驻伊朗周边国家美军的战斗力。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再向中东增兵约1 500人,这也是回应“伊朗威胁”的一部分。5月28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访问阿联酋时,仍在宣扬“伊朗的地区威胁”,直言“如果美国及其地区盟友的利益遭到侵犯,美国将给予猛烈还击。”

    半个世纪以来,伊朗的主要外汇来源是石油,特朗普政府却要让伊朗石油“零出口”;国际社会早就是个“地球村”,特朗普政府却要让伊朗金融孤立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原本就摩擦不断,特朗普政府却要着力组建“阿拉伯北约”以集体遏制伊朗;近两年伊朗国内形势已经非常严峻,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施压却要步步提升,2019年6月24日特朗普总统更是签署行政令宣布制裁伊朗国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由此看来,特朗普政府上任以后所采取的不断从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对伊朗的打压和制裁,正考验着伊朗所能承受的极限,正像伊朗总统鲁哈尼所言,当前美国对伊朗的施压史无前例,伊朗运油船遭到美国卫星的追踪,甚至连一艘伊朗货船都无法停靠任何国家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甚至“在(两伊)战争期间,银行业、石油销售和进出口等未受任何影响,当时对伊朗施加的唯一禁令只是武器禁运”。鲁哈尼总统的言论鲜明道出当下伊朗面对美国极限施压的艰辛,而且迄今来看特朗普政府并没有减轻对伊朗施压的迹象。

 

特朗普政府

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原因

 

    与前任奥巴马总统积极推进伊朗核协议签署、缓和与伊朗的关系显著不同,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伊朗的打压骤然升级,这既是美伊长期冲突的历史惯性使然,也与当下美国、中东和伊朗出现的新变化息息相关。

    (一)美伊既有关系的影响

    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同伊朗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对抗,历史的冲突惯性导致迄今美伊仍然摩擦不断。1979年11月4日,伊朗青年强占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并把其中的几十位外交官扣为人质长达400多天,这一事件仍然深刻影响着美国对伊朗现政权的观感以及对伊朗强硬政策的推出。再者,伊朗现政权成立以来一贯秉承强烈反美立场,直到现在,在很大程度上讲伊朗官方仍然把反对美国视为“政治正确”,而且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等国家还认为伊朗现政权对自己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均推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执行打压之策。目前,美国国内还没有出现彻底改善与伊朗关系的氛围。事实上,美国内部对2015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伊朗核协议存在非常强大的反对之声,这也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很快就退出该协议的重要原因。显然,美伊长期对抗的历史惯性仍然影响着双边关系的开展和美国对伊朗的态度。

    近年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显著上升。作为全球霸权国家的美国,对“地区霸权”国家伊朗的敌视感加剧。1979年成功推翻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伊斯兰革命具有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扩张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怀有较为强烈的地区领导者之心,因此伊朗的“地区霸权”和美国的全球霸权早就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和冲突。自从美国2001年展开“反恐战争”和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随着敌对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倾覆,以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强国的陨落,伊朗的东西部边界安全环境大为改善,地区影响力也有显著提升。作为全球霸权的美国,更加不能容忍与己心怀二心的伊朗,有关“伊朗威胁”与战争的讨论也屡屡随之出现。目前,美国虽然仍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它相对其他大国的优势已经逐步缩小,自信心也不断下降,华盛顿需要采取一些诸如打压伊朗这样“刺头”的行动,彰显自己的世界警察角色,强化自己全球霸权国家的存在。

    (二)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与美国即将推出的“世纪协议”有关。美国多任总统,比如卡特总统和克林顿总统,都有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和推进中东和平的想法或举措,迄今看来特朗普总统也有此意。2018年特朗普总统接连在耶路撒冷地位、戈兰高地归属等向来被认为是非常棘手的中东问题上作出了有利于以色列的认定,接下来他要发力的就是巴勒斯坦问题。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令其女婿、白宫高级顾问、犹太人贾里德·库什纳策划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所谓“世纪协议”。2019年6月22日,白宫宣布了名为“和平促繁荣”的方案,这是“世纪协议”的经济部分,其主要内容是通过投资、援助等经济手段来安抚巴勒斯坦人。此方案一经推出,就遭到巴方的强烈反对,法塔赫、哈马斯、吉哈德等组织的领导人均旋即发表声明,提出美国“世纪协议”的经济方案代表的是美国和以色列解决巴以问题的观点,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原则、权利和政治诉求相去甚远。而“世纪协议”的政治部分(即如何解决巴勒斯坦的主权、领土、边境,以及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仍未公之于众。美国方面和以色列媒体此前已经零零散散透露了一些“世纪协议”的有关内容,因该协议的部分内容过于偏袒以色列而不利于巴勒斯坦人,已经引发中东内外多方的批评和质疑,一直以来对巴勒斯坦非常关切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此更是批判有加。可以预见,“世纪协议”完整内容正式推出后必将成为中东又一个焦点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特朗普总统相当看重的“世纪协议”的成功推出,美国等方面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用一个更大更受关注的地区热点来为“世纪协议”遮风挡雨,让潜在的主要反对者无法集中火力反对之。通过极限施压制造伊朗危机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有助于“世纪协议”平安落地的选择。

    极限施压制造伊朗危机,还可以给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带来现实的政治和经济收益。当总统大选临近时,在国外制造一些包括战争在内的危机以提升自己的获胜率是美国政客的惯常操作。目前,美国借极限施压催生了全球瞩目的伊朗危机,几乎已经被逼到绝境的伊朗很可能会软化自己的立场,如果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进展,特朗普总统显然会增加政治得分,更何况伊朗与中东诸多问题都有关联。此外,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还可以巩固美国与以色列和沙特等中东地区盟友的关系,亦可以向中东国家销售美国武器以实现商业目的。比如,2019年5月24日,美国政府绕开国会审议程序,以“紧急情况”为由推动对约旦、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81亿美元的军售。而且,随着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的推进,海湾石油出口将受到日益增大的影响,国际油价也会出现较大波动,这为美国的石油出口和收益提供了更多机会。

此外,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体现出更加鲜明的商业特征,通过制造政治危机实现自己的经济和商业收益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惯常操作手法,这与特朗普本人的商人特性是密不可分的。

    (三)沙特、以色列等第三方的推动

    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都把伊朗现政权视为头号外敌,都希望看到伊朗现政权的覆灭,两国也一直极力劝说和配合美国遏制打压伊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沙特在民族、宗教、地区领导权等多方面均存在严重冲突,两国近年来更是在叙利亚战场和也门战争上针锋相对,沙特联合几个阿拉伯国家迄今无法在战场上取胜也门胡塞武装,这与伊朗对胡塞武装的大力支持密切相关。面对伊朗这个宿敌,沙特一直寻求一切机会反对、打压之。比如,在2019年5月底于麦加举行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特别峰会上,沙特带头集体向伊朗施压。沙特也一再呼吁美国对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打压,并且推动美国筹划“阿拉伯版北约”以共同对付伊朗,和美国联手打压伊朗石油出口。沙特在诸多事项上的积极配合令美国在制裁伊朗方面减少了很多顾虑。

    与沙特相比,以色列更加仇视伊朗现政权。伊朗现政权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伊朗在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叙利亚等问题上均站在以色列的对立面,因此以色列一直把伊朗现政权视为自己最大的外部安全威胁。以色列尤其关注伊朗的核发展,自2003年伊朗核问题爆发以来,以色列官方屡次传出轰炸伊朗境内核设施的言论或消息。就在2015年3月3日,即美国签署伊朗核协议4个多月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顾奥巴马总统的反对,专程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呼吁奥巴马总统和美国非但不要签署核协议,反而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压力度。尽管以色列早已经发展成为中东的军事大国和该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但是仍然欠缺独自对抗伊朗的能力,所以推动美国打压甚至军事进攻伊朗、从而推翻伊朗现政权就成为以色列的长期政策之一。此外,维护以色列安全是美国中东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华盛顿的中东政策受以色列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甚大,面对以色列和国内犹太院外集团的一再游说,美国往往会出台一些遏制打压伊朗的政策。在伊朗核危机愈演愈烈之时,为了应对以色列可能轰炸伊朗核设施而引发的德黑兰报复,美国甚至做好了对伊朗开战的计划,以色列对美国的中东和伊朗政策之影响可见一斑。近年来,随着伊朗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以色列对伊朗的忌惮和憎恨不断加剧,双方在叙利亚已经进行了间接交火。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很难摆脱以色列和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

    综上,特朗普政府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是美伊两国长期交恶、美国内政需要和第三方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美伊长期对抗造成双方互信的极度匮乏和猜疑的极易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讲敌视对方已经成为美伊政界的“政治正确”,这给第三方提供了利用美伊冲突达成自身目的的机会,而美国选举政治和经济利益有时也会从美伊冲突中受益,这更加大了美国执行强硬伊朗政策的可能。在美伊关系发展中,伊朗-美国-第三方已经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链条,其中最有可能做出妥协的是目前承受压力最大的伊朗现政权。只要伊朗现政权“反美”“反以”及对抗沙特的外交基本原则不变,美国对伊朗的打压就不会停止,而且在特定场景下,比如特朗普总统执政,美国还会升级对伊朗的打压。

    当然,我们需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当下对外战略核心是打击其他世界大国对美国的(潜在)威胁和挑战,从而维护自己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伊朗并非当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世界诸大国和伊朗对此心知肚明,受到美国威胁和挑战的其他国家也有与伊朗合作的内在动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遏制、打压对其国际地位有直接冲击力的世界大国,比如与苏联的冷战、与日本的贸易战、冷战结束后对中国的遏制等,这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轴,尽管期间美国也在一些地区问题上发力,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等,但是这些问题均与美苏对抗为主线的激烈冷战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确接连开启了没有打击其他大国明显因素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过这两场战争是发生在美国短暂的以反恐为对外战略核心的时期,该战略的出台直接受2001年“九·一一”这一偶然事件的催生,而且随着奥巴马总统“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炉,美国对外战略核心又回归到遏制其他世界大国的惯常轨道,俄罗斯和中国也再次成为美国战略遏制甚至围堵的核心。2017年12月18日,特朗普总统向国会提交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把“保护美国人民与维护其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繁荣”“以实力维持和平”和“推进美国全球影响力”列为美国安全战略的“四大支柱”,这份报告至少有33次提及中国,一再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在当天就此份报告的专门讲话中,特朗普总统亦公开声称美国“面临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寻求挑战美国影响力,价值观和财富的威胁”。再考虑到近年来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遏制打压,从政策宣示到外交实践,都证明美国当下的对外战略核心不是作为区域国家且困难重重的伊朗,充其量特朗普政府当下的伊朗政策只是美国推行其世界战略的一个“棋子”。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

极限施压的影响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伊朗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和强国,美伊关系的再度恶化难免会对其他大国和中东地区安全态势造成部分影响,伊朗作为被极限施压的目标国更是承受了沉重压力。但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迄今都没有把双边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打算,因此这次美伊关系危机难以对中东局势造成根本性冲击,而伊朗政治发展以及大国与伊朗的交往受到的影响会更大。

    (一)对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

    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1979年成立以来一直遭受美国等国家制裁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境况更加困难,再加上政府一些政策(如对女性着装等自由的限制)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生活压力骤增的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越发明显,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多个城市集中爆发的抗议示威就是一大明证。目前,伊朗人民的生活困难从货币里亚尔的贬值可见一斑:100美元在2018年1月1日可兑换430万左右的伊朗里亚尔,2018年9月26日甚至攀升至1 900万里亚尔;2019年伊朗的货币贬值虽有所回落,但仍居高不下,5月28日100美元可兑换1 370万里亚尔。而同期伊朗的工资水平并没有显著提升,只增加了25%左右,仅仅因为货币大幅度贬值而催生的物价迅猛上涨因素就已经让伊朗人的生活水准严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领导层内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斗争,还是民间对作为统治阶层代表的阿訇的憎恶,激烈程度都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巨大压力下进行改革是应对举措之一。伊朗当下可谓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不管是出于能够继续执政考虑的现政权,还是出于摆脱生活困境考虑的民众,都非常排斥必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大压力的战争。伊朗应对目前危局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国家迫切需要推进的改革。如前所述,目前伊朗国内形势相当紧张,不仅普通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且政府里面不满现状的官员和工作人员都不在少数,为了能够继续执政伊朗现政权是有一定改革动力的。如果伊朗现政权能够顺应民意推出一些改革举措,这必定会大大增强伊朗国内更大多数人的凝聚力,令国家迸发出更大的正面力量。可以断言,当下伊朗进行顺应民意的改革,不仅可以降低政权所面临的内部危险情势,而且还可以增强它应对外部压力的能力。鉴于伊朗16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超过8 000万的人口规模、在中东名列前茅的军事力量、一再取得发展辉煌的历史经历,任何一个外部国家、哪怕是世界大国,都不会对一个内部团结的伊朗轻举妄动。

    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显然把伊朗现政权置于一个危险境地。伊朗执政者在此情况下不会坐以待毙,在必要时会利用近些年构建起来的军事力量和地区伙伴网络进行回击。当下伊朗拥有在中东诸国中名列前茅的军事力量和地区影响力,面临外部打压时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伊朗最具威胁性的武器是导弹,早在2017年伊朗就展示了射程达2 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覆盖包括以色列和美国驻军点在内的中东大部分区域。而且,多年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中东苦心经营,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塞武装等建立了密切关系,伊朗可以借助自己的中东伙伴反击敌人的进攻。尽管就整体军事力量而言伊朗和美国无法相提并论,但是伊朗及其地区支持者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对美国中东盟友的可能进攻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鉴于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制裁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美国相关政策的“长臂管辖”之特征,目前美伊关系危机给伊朗的对外合作已经造成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由于缺少石油买家,伊朗的石油出口愈加困难,很多国家已经(暂时)切断与伊朗的银行间合作,伊朗的一些国内急需物品的进口也深受钳制,一些之前合作的欧洲公司亦纷纷撤离伊朗,等等。但面对危局伊朗政府也积极采取了一些行动,力争为自己赢得一定的对外发展与合作的空间,比如2019年5月以来伊朗加大了对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中国以及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行动,而且还主动提出与周边国家签署“互不侵犯协议”。美国不顾其他签约方和国际社会主流声音的反对,悍然撕毁自己在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并对伊朗极限施压,从而催生了当下的美伊危局,美国这一行径已经遭到伊朗核协议其他签字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此外,特朗普政府还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方面对中国、欧盟、墨西哥、印度等多国频频发起挑战,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已经呈下降之势,美国受国际信任的程度已经今不如昔,而且力推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的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国也面临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总统很是看重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世纪协议”,目前已经遭到包括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方反对。特朗普政府在国际社会四处树敌,从大国层面看有对中国的所谓“贸易战”、对俄罗斯的持续遏制;从地区层面讲有对委内瑞拉合法总统的政变图谋、对以色列不顾其周边国家强烈反对的肆意偏袒。深受特朗普政府肆意妄为之苦的国家是伊朗应对美国“极限施压”的重要争取目标,度过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初期冲击后,世界其他相关国家即使是仅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会考虑与伊朗(继续)发展互惠关系。

    (二)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

    若要准确判断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极限施压的影响究竟如何,首先需要对其发展趋势有整体把握。也就是说,极限施压持续加剧,是无限度最终走向战争,还是保持在可控限度内?

从美国方面看,尽管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对伊朗施加的压力逐步升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也是对伊朗政策的强硬派,但是就像特朗普总统本人一再强调的那样,美国并不想与伊朗开战,也不想推翻伊朗现政权,他很期待与伊朗进行直接的谈判。事实上,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前车之鉴仍令美国心存忌惮。2001年“九·一一”袭击发生后,打击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在此背景下美国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悍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国在这两场战争中,不管是人员伤亡,还是军事开支都相当惊人。美国国防部的统计显示,从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爆发到2014年12月31日,仅在阿富汗的美军事人员就有2 216名(其中阵亡1 833人非敌意死亡383人)死亡,20 057人受伤;从2003年3月19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到2010年8月31日奥巴马总统宣布战争结束,美军在此次战争中死亡4 410人(其中阵亡3 481人非敌意死亡929人),伤员则有31 985人。至于战争开支,美国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显示,2003~2019财年美国在伊拉克战区花费约8 220亿美元,2001~2019财年美国在阿富汗战区花费约9 750亿美元,该报告还显示“九·一一”以来至2019财年美国与战争相关的开支已经高达5.9万亿美元。虽然美国通过发动战争很快就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推翻,但是迄今美国并没有在这两个国家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建立西式民主制度和亲美政权。就整体实力而言,现在的伊朗远超当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特朗普政府深谙其中要害,已经被阿富汗和伊拉克搞得焦头烂额的美国显然不愿再落入与伊朗的战争泥潭。美国更希望鼓励伊朗现政权进行主动改变,或者支持伊朗人民从内部改变国家的努力。实际上,对美国来讲,究竟谁来领导伊朗并非十分重要,美国更看重的是伊朗能否执行对自己友好的政策;相比较深陷战争境地且对华盛顿态度无法预知的伊朗,利用伊朗目前的困境迎合其人民的变革要求、从而获得一个对自己友好的稳定的伊朗显然更有利于美国。

    对伊朗而言,军事实力在当下中东诸国中名列前茅,尽管有能力给美国、美军制造一些麻烦,但是考虑到现在伊朗的国内外处境,美伊一旦开战伊朗处于明显劣势。回顾历史,美国曾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失利,但当时朝鲜和越南有来自中国、苏联这样世界大国的鼎力支持,但是假定美国与伊朗开战,伊朗基本难以获得如此的国际支持。而且,从对于是否与美国进行战争的意愿来看,深陷内忧外患之中的伊朗现政权和生活本来就已经相当困难的伊朗人民也不希望国家与美国爆发战争,包括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领导人也明确表示伊朗不会与美国打仗,甚至在美国取消制裁的情况下可以与美国谈判。在伊朗人民极度厌恶战争的情况下,在美国总统不希望与伊朗开战而是更希望伊朗现政权改变一些现行政策、甚至伊朗人民都希望如此改变的情况下,伊美如果真的爆发战争伊朗现政权能够获得多少来自人民的支持也有待思考,毕竟现在伊朗人民对待国家卷入战争的态度和两伊战争时期已经有较大差异。再者,目前伊朗还看不出有明显的替代现政权的潜在领导力量,假如现政权因为外部军事打击而垮台,群龙无首的伊朗人必将迎来一个不知会持续多久的国家动荡时期,就像近邻伊拉克、阿富汗那样,伊朗人民显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因此为了避免这一可怕场景的出现,伊朗人民在目前情势下也不支持国家进入与美国几乎没有胜算的战争。

    基于上述考虑,目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的确都没有开战的充分理由,所以美伊关系的再度紧张难以令中东时局产生根本性的恶化,当下美伊两国难以爆发会对中东安全局势造成重大冲击的战争。尽管伊朗和美国都不希望双边关系继续恶化到战争的程度,但是第三方对两国关系之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第三方已经推动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极限施压,而且也存在第三方被美伊利用的可能,美伊和第三方已经形成一个可以让当下中东特别是海湾局势趋向复杂的关系网。比如,2019年5月和6月,多艘运输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周围遭遇爆炸,尽管没有充分证据,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和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关键政要均指责伊朗要为此负责,而且据此美国还调高了对伊朗动武的调门。作为对外部步步紧逼的回应,6月17日伊朗原子能组织宣布伊朗将于6月27日前突破低浓度浓缩铀300公斤的存量上限,伊朗总统鲁哈尼也直接批评美国的上述指责是无中生有,抨击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一些人蓄意破坏伊朗的对外友好交往(6月13日阿曼湾水域两艘运输船爆炸之时日本首相正在德黑兰访问)。显然,美国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和第三方推波助澜的交互影响,存在令美伊关系进一步恶化乃至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一旦事态发展至此,不仅伊朗将深受其害,而且中东多国多地也会受到冲击,中东地区的安全至少在短期内会受到一些负面影响。

  

   

 

    1979年以来美国和伊朗一直摩擦不断,期间关于美国要军事攻打伊朗的传闻也屡次出现,比如美国德黑兰大使馆人质危机时期、2003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2006~2007年伊朗核危机愈演愈烈之时等等。在上述危机时刻,有关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舆论场景甚至比目前尤甚,但是军事打击并没有出现。目前看来,特朗普总统并无开启对伊朗战争的本意,伊朗更没有进入与美国战争的打算,双方均为当下紧张态势的降温留有余地。2019年5月下旬美国特朗普总统访问日本之际,明确表示支持即将赴德黑兰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担任美伊关系的调停人,伊朗总统鲁哈尼也表示该国可能就核计划进行全民公投,这被视为是为美伊对抗降温之举。不可忽视的是,一方面,美国国内在对伊朗政策方面存在激烈纷争,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等人显然是对伊朗的强硬派,但是他正面临来自国会领导人和军方在内的美国多方反对。正在经历与中国所谓“贸易战”之苦的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国家开启与伊朗的战争。另一方面,尽管目前伊朗国内的确存在强烈的反美势力,但这里也存在强烈希望改善对外关系的力量。因此,虽然2019年6月日本首相德黑兰调停美伊关系之旅并不顺利,但恰当国家或国际力量的牵线搭桥仍然是化解美伊危局的重要选项。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有意避免双方冲突进一步升级,2019年6月20日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后,华盛顿并没有立即做出军事回应,而且伊朗没有击落无人机旁的美国载人飞机也突出说明了这一点。归根结底,最终决定美伊关系走向的还是美国国家利益和伊朗现政权的基本利益。但是中东诸国之间、诸多势力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第三方搅局的现象在中东屡见不鲜,美伊都需要约束好自己的中东盟友,避免出现因为第三方的莽撞行为而把两国关系推到更加危险的境地。

    当下,美国伊朗对抗严重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过我们仍需要对此有理性认知:伊朗并非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当下美国对外战略核心是维护自己世界第一之地位,全力打击对美国霸权有挑战能力的世界大国。支撑美国霸权的四大支柱是高科技、强军事、美元霸权和话语权,目前伊朗无力对美国发起其中任何一项的严重挑战。在美国已经明确遏制其他世界大国才是其对外战略核心的当下,美国不会贸然陷入与伊朗的战争泥潭。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国就成为美国的核心遏制目标,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及其后的所谓“反恐战争”暂时分散了华盛顿遏制中国的集中度,但是从奥巴马总统开始遏制中国就再次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从“中兴事件”“华为事件”到当下热议的“中美贸易战”等,都是美国极力遏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表现和手段,客观而言伊朗等国与美国的对抗有利于中国对美国打压的反制。

    近年来,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的确有上升,这也使得一些伊朗人有了关于国家地位的较多想象。伊朗固然是中东大国、强国,但德黑兰也需保持清醒认识:当下中东国家对本地区事务仍然缺乏主导力,中东仍是大国纷争之地,再考虑到中东域内非常复杂的国际关系,德黑兰应以更谨慎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观察中东。事实上,伊朗国内早已存在相当明显的反对政府把过多资源投放到国外的做法,历史上伊朗人也一再证明自己拥有再创辉煌的能力。在国家发展和治国理政方面,伊朗现政权迫切需要倾听民众的声音。伊朗人民对自己国家的热爱毋庸置疑,在国家遭受外力打击之时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要破解当下的伊朗危局,伊朗除了以理性应对美国的战略威慑以外,更要以务实的改革推动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解决好民生问题,全方位增强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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