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

唐志超

内容提要  混乱而无序是当下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征。阿拉伯剧变之后的中东可谓全球无序的典型。动荡的中东呈现出大国竞争新常态，且正在孕育着新的地区格局。美国独步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步被打破，“后美国时代的中东”开启大幕。美国作用的缺失和弱化带来巨大的权力真空，群雄逐鹿中东，“美退俄进”、“西退东进”、“一降两升”三大特征明显。中东正由单级向多极化加速演进。中东失序的根源在于全球及地区范围内的权力失衡与转换。中东最终走向有序，仍需很长一段时间，既有赖于新制度和规范的确立，亦有赖于全球及本地区的权力再平衡。

关 键 词   权力格局 失序  “后美国时代的中东”  俄罗斯  新冷战

作者简介  唐志超，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07）。

失序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旧的国际秩序、体系乃至与之紧密相关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面临颠覆式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降，全球权力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之势，国际治理面临困局与颓势，重大“黑天鹅事件”频发。当前的这一历史性巨变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世界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实力的褪色和衰落，全球权力正发生历史性转移。中东历来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地区，是最能反映当今世界变迁的一个缩影。我们正面对一个无序、失衡、失控的动荡中东。阿拉伯剧变、全球力量格局的转换以及美国在全球及地区领导角色的转变，强有力推动着中东地区秩序走向无序。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坚持从中东持续战略收缩，预示着中东正进入“后美国时代”，这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大变化。西方的退却、俄罗斯强势回归、亚洲大国的进取、域内大国作用和角色的转换，以及地区联盟的变幻重组，显示出中东新秩序和地区权力新格局正在构建之中。

失序的时代：从全球到中东

当今这个时代日益走向失序几乎已成不争的现实。2017年初，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哈斯出版了新作《失序的时代：美国外交政策与旧秩序的危机》，提出了“失序的世界”这一概念。同年岁末，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2017年会召开，确立的主题为“建设性破坏：新世界秩序能否在冲突中诞生”。上述“一书”和“一会”对外传达的信息几乎高度一致：当下的世界，是危机四伏的迷茫时代，正从有序走向无序和失序。

所谓失序，主要相对于有序而言，指秩序的紊乱，失去常规。本文所指的失序主要指世界秩序的紊乱和失调。对稳定秩序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而有序和无序总是相对的，变动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人类追求有序，亦可能造成意外的无序。失序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与人们的主观感知、理解以及价值观念等紧密相关。失序主要具有五大特征：其一是紊乱性，这不仅指功能性失调，也指权力结构的失衡和瓦解；其二是迷失性，主要指方向的迷失；其三是不确定性，有序代表着确定性，无序则意味着不确定性；其四是焦虑性，这主要是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造成的，根源于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普遍焦虑情绪亦可能引发冲突；其五是动荡性，大失序的后果就是混乱和动荡，有序是相对稳定的，无序往往带来不确定性，进而导致动荡，也可以说，焦虑、不确定和动荡既是失序的结果，也是原因。

当下，世界似乎正走进一个失序的时代。既往的惯例和规则已被打破。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正走向动荡，甚至被描绘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紧张局势，大战一触即发。未来一切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势头正盛的全球化似乎正在逆转。大国领导作用弱化，全球治理失去势力，“无人愿意出头扛大旗”。精英政治被大众政治取代，全球民粹主义、反建制主义兴起。在全球范围内，精英与大众、建制派与反建制派、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城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等等形成一对对新的尖锐矛盾和对抗。对全球影响重大的“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并吞并克里米亚，苏格兰公投与英国脱欧，从阿拉伯剧变到叙利亚战争，宗教极端主义的勃兴与“伊斯兰国”的兴衰，库尔德人的公投，加泰罗尼亚的分裂危机，特朗普当选等等，其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当数特朗普胜选。在失序的时代，我们既有全球的样本，也有区域和国家的模板。从区域层次看，无序的中东则是典型。欧洲似乎也正走向无序的道路，或许成为新的地区样板。从国家层面看，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等国，都不同程度上面临政权瘫痪，政局动荡，国家陷入分裂或无政府状态等严峻挑战。美国的未来前景也值得玩味。特朗普的当选不仅反映美国内部存在严重危机，还给美国未来走向带来巨大挑战。内部日益撕裂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领导者，也不再是世界的榜样。布热津斯基曾经在其著作《大棋局》中大胆预言：2015年左右美国或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未来美国或许会面临解体，甚至可能出现此伏彼起的“城市游击战”。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的发展突然失去了方向，世人对世界的前途和未来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感。世界由有序到失序的转换，保护主义的盛行和全球化的逆向发展，归纳起来主要有五方面原因：其一，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维系旧秩序上的能力和意愿下降，力不从心；其二，旧的国际体系和秩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已经难以为继；其三，国际权力分散化和去中心化日益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上升；其四，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内部以及全球带来了巨大分化；其五，科技高速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来临，以及由此带来全球性新问题与新挑战。其中，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角色和作用的转换是关键性因素。“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作用”，不过如今“代表全人类行事”的美国在领导世界秩序方面却“心情复杂”。美国是二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尤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以全球领袖和世界警察自居，打着国际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主义的大旗，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霸权秩序。不过，这一地位在21世纪接连遭遇各种强有力挑战:“九·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全球金融危机等等。盛极必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美国的过度扩张以及诸多对外侵略和干预加速了这一进程。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冷战结束后建立起的“新世界秩序”很快就陷入了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从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到特朗普历届政府在巴尔干问题、伊拉克问题、索马里问题、阿富汗问题、海地问题、利比亚问题、叙利亚问题等挑战秩序的严重问题上采取了错误政策，不仅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实力，还对美国道德权威造成致命侵蚀。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在美国逐步起势。对美国主导创建的战后全球秩序不屑一顾的特朗普的胜选则使上述趋势达到了一个历史顶点。特朗普当选是一个历史转折性事件，“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球事务中担当核心角色的时代就要终结。其结果将不是形成新秩序，而是出现危险的失序。”美国“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伊恩·布雷默哀叹，“美国时代结束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不确定性的单一最大来源”。

当前世界的失序，反映的是国际秩序的转型，是从旧秩序走向新秩序的过渡期的失序，其本质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是西方世界的没落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再平衡。在西方世界，关于“自由世界秩序”走向终结的言论不绝于耳。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失序，不仅是物质层次的衰落，也包含政治制度和思想形态层次上的危机。布热津斯基早在1993年出版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中就指出：“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世界因此已陷入了“全面的精神危机”。面对西方世界的蜕变，曾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在亲手打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欧美国家，“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舞台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确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在当代，主要由美国等西方确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正面临诸多挑战。

如果说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失序的全球秩序”，那么中东则无愧于全球失序的“典型”。阿拉伯剧变爆发之初，西方人士曾乐观高呼，“一个新中东即将诞生。”可惜好景不长，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中东很快再次陷入大面积动荡混乱之中。以瓜分中东的“塞克斯-皮科协定”为基础的中东旧秩序正遭遇重大冲击与挑战。从叙利亚战争久拖不决到“伊斯兰国”的兴起，从库尔德人公投到卡塔尔-沙特断交危机，从伊拉克的困境到利比亚的分裂，从《伊核全面协议》（JCPOA）到“新土耳其”，从埃及西奈半岛的失控到也门的战争，传递出的都是同一信息，即中东的失序。当前，中东的无序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中东沦为全球最动荡混乱之域。大规模抗议浪潮引发地区政局震荡，多国政权发生更迭。新旧矛盾集中爆发，从利比亚战争、也门战争到叙利亚战争，地区冲突与战争不断。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这四大主义泛滥成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并割据“建国”。多国爆发大规模难民潮，严重危害地区安全。其二，地区秩序破立，地区格局重组。当下的中东正处于旧秩序崩塌、新 39 49074 39 19254 0 0 6981 0 0:00:07 0:00:02 0:00:05 6981秩序重塑的漫长而动荡的过渡阶段。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风雨飘摇，地区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地区单级格局正朝向一超多强、多极化的格局演变。旧秩序的坍塌往往导致无序和动荡。其三，地区秩序呈现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当今全球及中东地区局势失序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中东向何处去？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能否迎来一个“新中东”？这一切都没有答案。某种程度上，中东正处于漂流状态（Drifting）,不仅中东这只大船失去控制，而且迷失了航向。传统规则和机制失灵。与此同时，在中东，没有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能够完全掌控地区局势发展。

从单极到多极：

中东地区格局的历史演变

阿拉伯剧变爆发至今已有七载，它极大颠覆了原有的中东秩序。自19世纪末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秩序历经诸多重大变迁，经历了一元多极、多极、两极、单极的4个阶段演变过程。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一元体系在欧洲的殖民势力挤压下开始支离破碎，帝国治下的领土或被分割或寻求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建立了英、法、俄、意主导的殖民体系。不过，这一体系很快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二战后，英国和法国逐步退出中东，美国和苏联开始长期争霸中东，两极格局主导中东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后，美国借海湾战争打造“中东新秩序”，开始一家独霸中东。中东秩序的变动与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紧密相关。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两次伊拉克战争等全球重大事件，极大改变了中东历史进程以及地区政治面貌。外部大国在地区秩序演变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一战中来自西欧的协约国摧毁了奥斯曼帝国。二战后，美、苏替代英、法接管了中东。苏联解体后，美国开始在中东一家独大，直至21世纪初。

进入21世纪尤其是第二个十年，以阿拉伯剧变为标志，中东再度进入周期性的新的历史阵痛期。在阿拉伯剧变的巨大冲击下，失序、失衡、失控、动荡和不确定性正成为描绘当下中东特征的五大关键词。当下，已经延续20多年的美国治下的中东和平秩序正发生严重动摇，地区格局由单极加速向多极化方向演化。西方的退缩，俄罗斯的强势回归，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国积极“西进”，埃及、伊拉克、土耳其、沙特和伊朗等地区大国的身份与角色转换，地区敌我阵营与盟友体系的再组合，使得中东格局与地缘政治秩序正呈现出后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特征。

对中东事务发挥主导作用的各种力量正发生大分化，角色大转换是当前地区格局演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当前地区内外各主要行为体的作用正面临“一降两升”、“美退俄进”、“西退东进”的新变局。“一降”，指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干预和主导地区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领导力和影响力下降。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战略收缩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中心路线。这与美国领导作用的全球退却是一致的。它反映了国际格局与全球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变化与调整。此外，“一降”亦指包括美欧在内的西方在中东的影响力和掌控力的下降。“两升”，一方面指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在中东影响力增大，尤其是俄罗斯借力叙利亚战争强势重返中东，在地区事务上发言权明显增大；另一方面指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的作用不断上升，意欲在地区格局再塑造中扮演新角色。随着美国等西方的退却，俄罗斯顺势填补权力真空，来自东方的亚洲新兴大国也积极加大对中东投入，如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而印度与日本联手推出了“亚非增长走廊”（AAGC）倡议。

区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当前正呈现“新常态”。首先，美国的领导作用在地区的缺失成为地区大国竞争的最大特点。中东正进入“后美国时代”。自20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英国和法国在中东殖民统治的解体、苏联的崩溃，先后掀起了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波浪潮，而当前美国的退缩则构成了第四波浪潮,其影响不可低估。2017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报告，公开承认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出现崩溃，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更具竞争性的后美国霸权主义秩序时代（Post-Primacy World）。其次，“西退东进”、“美退俄进”成为大国竞争的新态势。阿拉伯剧变爆发之初，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曾警告称，西方的袖手旁观将导致中东十年的战争转变为十年的无序。不过，西方国家对此早已力有不逮、无力回天了。冷战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主导中东的大一统局面正逐步被打破，“西化”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道路受阻，地区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信心增强，“埃尔多安主义”凸显西方模式吸引力下降，中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受欢迎程度增大。土耳其“埃尔多安主义”的兴起以及打造“新土耳其”的努力，本质上反映的是土耳其对已追随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模式和西方道路的失望。再次，地区格局呈现由单级到两极再到多极的演变路径与特征，两极格局成为过渡性特征。当前，美、俄两极竞争激烈，尤其体现在围绕叙利亚内战而展开的博弈，中东再现两强相争的“新冷战”格局。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在中东的竞争从属于它们在全球的对抗，当前美、俄在中东的关系有竞争的成分，但这并非双方关系的主要方面。俄罗斯加强在中东的存在，其主要目标并非针对美国。最后，针对西方的颓势，中东地区国家加大调整对外政策，积极推动多元化外交、自主外交。地区国家几乎集体一致推行“向东看”政策，亚洲国家则以积极“西进”予以回应，双方正逐步形成新的战略依赖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在叙利亚“一战成名”，地区国家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减低，对俄罗斯的安全恐惧上升，或加强与俄罗斯传统合作,或主动与俄罗斯接近，以与俄罗斯改善关系。

从区域内部看，地区国家分化加剧，新兴地区大国扮演新角色。区域内部力量对比呈现“此降彼升”新态势。在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和库尔德人这中东五大主体民族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地位和作用相对下降，另外三大主体力量影响相对上升，尤其是库尔德人和伊朗人的影响格外突出。从国别看，随着中东传统秩序的垮塌，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传统地区大国因内部问题缠身，影响力式微，而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力上升。在阿拉伯世界，“东升西降”尤为明显。阿拉伯“双雄并立”时代（埃及和沙特）告一段落，埃及囿于内部事务一时难以自拔，其领袖地位被沙特一家独占。马格里布国家疏远西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态势明显。沙特、阿联酋与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不满美国在中东的退缩政策，视伊朗为当前最大威胁，急切希望在地区扮演领导角色，对外政策日益主动，先后出兵巴林、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并加强海合会军事一体化以及扩充海合会，以全面加强与伊朗对抗。传统上，埃及、沙特和伊朗被视为中东的“三驾马车”。但阿拉伯剧变以来，伊朗、沙特与土耳其“新三驾马车”已经取而代之，此三国的一举一动对地区安全与稳定起着重大影响。当前，中东地区内大国的博弈也主要聚焦土耳其、沙特和伊朗三国，其中又以伊朗与沙特的战略竞争最为关键，并将重构未来一段时期影响中东战略稳定的一对主要矛盾。沙特与伊朗在地区范围内展开全面竞争，从巴勒斯坦到黎巴嫩，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巴林到也门，双方不仅爆发“冷战”，甚至还出现局部“热战”，开打“代理人战争”。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并爆发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随着区域内外各国作用的变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调整，传统地区联盟体系开始出现瓦解，新的地区联盟体系正在生成。阿拉伯剧变之前，中东的联盟体系基本有4个层次：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分成两大阵营：一方以色列，另一方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围绕伊朗，分成两大阵营：一方是以美国、以色列和沙特为主的反伊朗联盟，另一方是以伊朗为首，成员主要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围绕教派分野，分成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阵营：前者以沙特为首，后者为伊朗为首（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构成了所谓的“什叶派轴心”）；围绕对美国的态度，分成亲美和反美两大营垒。绝大多数地区国家属于前者，包括海合会国家、土耳其、埃及、约旦、突尼斯和摩洛哥，只有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属于少数阵营。个别国家处于中间游离状态，如阿尔及利亚、也门、黎巴嫩、伊拉克等。自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地区内外关系剧烈变化，国家间关系重新分化组合，旧地区联盟体系发生重组，并生成新的联盟。旧联盟体系发生裂变与分化，如围绕巴勒斯坦问题而形成的两大阵营中，以色列与沙特由于反伊朗的共同立场而日益接近，暗地里进行合作。在反伊朗联盟中，卡塔尔退出，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保持中立，而苏丹、索马里主动向沙特靠拢。海湾联盟发生严重分裂，形成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为一方、卡塔尔为另一方、科威特和阿曼中立的内部格局，海合会的前途令人担忧。近年来，中东地区形成的新地区联盟更值得关注。比如，沙特牵头组建的“阿拉伯北约”，既是为了反恐，也带有明显反伊朗的意味。为了遏制共同的敌人——伊朗，以色列与沙特结成了准战略联盟。围绕沙特和卡塔尔危机，卡塔尔明显与伊朗走近，土耳其则选择远离沙特，卡塔尔、土耳其与伊朗三国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联盟的色彩。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不仅推动了它与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新地区联盟，在叙利亚战场开展了强有力的军事协作，还与伊朗、土耳其组建三国干涉联盟，发起“阿斯塔纳进程”，有力地推动了叙利亚停火和政治进程的启动。围绕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中东地区形成分别由美国、俄罗斯和沙特牵头的三大反恐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不仅未能使中东诸国走向团结，反而走向更加分裂。在库尔德问题上，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开展合作，而以色列则公开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支持在中东建立“第二个以色列”。近一个世纪以来,土耳其在对外结盟问题上坚持“脱亚入欧”，希望加入西方世界并成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如今却与欧美关系渐行渐远，与昔日的宿敌俄罗斯则越走越近，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当前中东地区联盟的分化重组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美国的地区联盟体系弱化，盟友“脱美化”明显。其中以沙特、卡塔尔、土耳其三国的多元自主外交为典型，这三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疏离，同时加强了与俄罗斯以及亚洲大国的关系。2017年以来，沙特国王萨勒曼对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俄罗斯的访问，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俄并签署能源、军事大单，更是凸显地区地缘政治的转型。其二，俄罗斯在中东的作用日益突出。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在中东的联盟基本解体，如今又开始重建。其三，反以色列色彩淡化，如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走近，土耳其与以色列重修旧好。其四，意识形态色彩增浓。阿拉伯剧变爆发后，地区国家针对卡扎菲、巴沙尔先后结成所谓“民主联盟”。卡塔尔与土耳其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建立，主要源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卡埃米尔·塔米姆的思想接近。其五，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色彩日浓，这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结盟，以色列与库尔德人抱团取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六，各联盟体系的界限日益模糊，相互交叉。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持续战略收缩

美国入主中东及其地位变迁是推动当代中东格局演变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早在19世纪，美国就开始进入中东，不过当时美国主要是出于商业与宗教热情，对政治介入表现犹豫。一战后，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热情很快消退。尽管美国对英、法在中东的作为非常失望，但并不热衷参与中东事务，而只关注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1931年，美国石油公司开始进入沙特市场。二战期间，因政治和军事需要，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开始真正进入中东，在将德国纳粹从北非驱逐出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沙特石油对美国战略价值的上升，罗斯福总统公开称保卫沙特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而且，伊朗也成为美国援助苏联的重要战略通道。事实上，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急剧扩张是在冷战爆发后。冷战期间，长期主宰中东事务的英、法两国在中东主导地位逐步旁落，美国为阻止苏联在中东势力扩张，开始大举进军中东。1945年，美国与沙特缔结了基于“以石油换安全”的特殊伙伴关系。1949年，杜鲁门推出“第四点计划”，援助中东国家，抵御苏联渗透。1952年，美国吸纳土耳其加入北约。1953年，美国中情局策划伊朗政变，推翻亲苏的摩萨台政府。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美国扩大了对中东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已在中东迅速建立了强大根基。冷战期间，美、苏各自扶持亲己阵营，争霸中东。70年代末期，随着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加强了在中东尤其是海湾的军事存在，1983年设立统辖整个大中东地区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积极填补地区权力真空，并通过海湾战争筹建“中东新秩序”，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正式确立。克林顿当政时期，美国推行“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中东政策，积极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民主模式，打压地区反美势力。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为美国的最紧迫威胁和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针对中东推出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认为“民主和自由的赤字”是导致中东恐怖主义蔓延的根本原因，希望将中东彻底改造为“民主”地区。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小布什政府接连发动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推行“大中东计划”（GMEI），对中东进行系统“改造”。到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前，冷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在中东推行的均是进攻性外交，小布什政府时期更是达到顶峰。期间，美国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极大改变了中东格局。不过，这两场战争不仅严重危及美国在中东及伊斯兰世界的形象，还严重拖累美国经济，并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他大幅调整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恢复受两场战争以及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美国经济成为奥巴马政府聚焦的中心任务和最高优先目标。在对全球事务干预上，美国由充当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保护者降身为做一个“选择性超级大国”，在非事关美国核心利益问题上采取“浅脚印”策略。“美国仍是对世界各个角落都很重要的唯一大国，但华盛顿方面不再认为世界各个角落对美国都很重要，美国不再认为本国利益与国际整体利益高度吻合。”在对外战略上，奥巴马政府下调了对恐怖主义威胁的评估，上调了对来自传统地缘政治对手的挑战和威胁评估。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政策亦随之改变。奥巴马政府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耗费了美国太多的资源，损害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此对外战略重点由中东转移至亚太，以图实现“脱中东、入亚太”的战略目标。同时，他希望修补因两场战争受损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09年，奥巴马在开罗发表的演讲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对奥巴马而言，中东在美国外交全局和安全战略中地位已大大下降，为此他开始推行战略收缩政策，在中东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意愿和热情大大下降。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虽不甚明晰，但已初露端倪。其一，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外交带有强烈的孤立主义色彩，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并不热心，无意充当世界警察。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世界领导角色的意愿更强烈。特朗普反对全球主义，提出“我们的每一个决定、每一步行动，都以美国为优先考量。”由此，著名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罗伯特·卡根称，特朗普对承担维护世界秩序责任不感兴趣，这意味着长达70年的美式世界秩序接近终结。其二，特朗普考虑的最优先事务是经济繁荣，在这一点上与奥巴马相似。特朗普将促进经济繁荣作为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支柱。在他看来，国家安全始于国内，“一个不能保证国内繁荣的国家，亦不能保护其在国外的利益。”其三，特朗普对中东并不待见，认为中东是美国的拖累，批评小布什和奥巴马在中东搞“政权更迭”破坏了中东稳定，造成了中东动荡，损害了美国利益和国家安全，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财。特朗普聚焦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其四，特朗普中东政策较为务实，对输出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缺乏兴趣，强调不会搞“国家建设”。与此前的美国政府相比，特朗普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的界定更加狭隘，“美国第一”在中东更多表现为“安全第一”，聚焦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特朗普有着浓郁的反伊斯兰和反伊朗情结。除以色列外，特朗普对于中东地区盟友的利益以及地区盟友是否团结似乎并不特别关注。从特朗普的首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看出，他对中东首要关注的就是恐怖主义以及伊朗的威胁。其描绘的中东政策目标主要有三点：防止中东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天堂和滋生地；确保该地区不被任何敌视美国的力量所控制；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全球能源市场。但该文件未提及保护美国朋友的安全这一核心利益。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斯蒂芬斯慨叹：“美国在中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干预主义转向了冷酷的现实主义。以前谴责美国挥舞军力的人，现在可能哀叹其对叙利亚不肯动兵。”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战略收缩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主线。这一政策不仅反映了美国国内从民众到政界各个阶层对美国深度陷入中东的普遍担忧，还反映了国际格局的变迁、美国对自身国家力量的认知与研判以及其在全球事务中角色的新变化。因此，这一政策的选择虽带有奥巴马或特朗普的个人因素，但本质上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和大时代演变的一个必然结局。美国从中东的撤离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不仅基于战略拖累，也是超级大国的历史宿命。美国在中东的地位沉浮本身也是主导战后数十年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开始坍塌的一个缩影。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言，“我们既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济时期的终点，也处于以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后冷战‘单极时刻’地缘政治时期的终点。”

美国从中东“撤离”不仅严重冲击美国在地区的威望与形象，破坏了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稳定，“美国的影响力减退，其最低限度干预政策使美国失去了在中东曾经享有的光环”，而且该地区带来“权力真空”，打破了既有地区力量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平衡，并给该地区带来新一轮地缘政治大调整。美国战略收缩与阿拉伯剧变是影响当代中东发展的两大关键性事件，且前者影响不亚于后者，由此使中东逐步进入“后美国时代”。其主要特征是美国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控制、引导、塑造能力衰退、弱化，对中东国家政局、地区发展方向、地区安全与稳定、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变化，虽有战略、策略调整的因素，但其背后实质上反映了大时代和在历史长河中西方力量的演变以及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美国的退却不仅造成地区性大动荡，还使得冷战后由西方一手建立并主导的中东旧秩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败笔、大衰退、‘阿拉伯剧变’以及美国能源独立的前景这些变化，使得美国以老方式主导这一地区变得不再现实，甚至不再可取。西方主导中东的时代进入尾声”。德国前外长菲舍尔指出，美国的强大足以摧毁原有的地区秩序，却无法建立地区新秩序。

俄罗斯：强势回归中东

俄罗斯借叙利亚战争，强势回归中东，成为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突出特点。从沙俄时代开始,俄罗斯就对中东虎视眈眈，长期垂涎奥斯曼帝国、恺加王朝（伊朗）的领土，并多次发动战争，以开疆辟土，打通南部出海口。19世纪末，围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沙俄与欧洲列强一手酿成了“东方问题”，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苏联很快又与西方阵营围绕土耳其、伊朗等展开激烈争夺，苏联不仅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还赖在伊朗不想撤军，推动伊朗和土耳其加入反苏的西方阵营。冷战期间，苏联大力支持中东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侵略干涉政策，并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培育了一大批地区盟友，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南也门、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达到顶峰。自70年代末开始，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开始走下坡路。埃及总统萨达特决心弃苏投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挫苏联在中东影响力。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苏联在中东再遭最后重击。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作为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骤降，其传统盟友和伙伴大多倒向西方或面临西方重压。俄军开始撤出中东。1992年，作为苏联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重要军事威慑的地中海舰队遭解散。俄军只在叙利亚保留了其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港）。俄罗斯在中东势力的锐减，一方面与其实力衰落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叶利钦在执政初期推行全面融入西方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不过，在叶利钦政权后期，由于北约加紧东扩，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逐步恶化，加之俄罗斯车臣问题愈演愈烈，俄罗斯不仅与西方围绕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展开新的热烈交锋，还力图在中东事务上重新发挥大国作用。但囿于实力，虽然有专家称俄罗斯正在“重返中东”，但实际上其在中东并无多大作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返。总体而言，叶利钦时期，中东地区并非俄罗斯外交的优先选项，中东在俄罗斯外交中地位大幅下降，远远排在西方、独联体、中国之后。在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俄罗斯主要关注的是与中东国家如土耳其、伊朗和沙特在中亚的竞争，以及因车臣战争而与伊斯兰世界产生的摩擦。2000年普京上台，直至阿拉伯剧变爆发，这一个新的十年里俄罗斯对中东政策并无重大变化，连续性要大于变动性。

不可否认的是，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加大中东外交力度，并在伊拉克问题、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发力，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不过，囿于其实力限制以及与西方关系，其发挥作用有限。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下滑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因担心受美国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布什尔电站建设一拖再拖。事实上，直至2010年底的阿拉伯剧变爆发，俄罗斯在中东一直保持影响力持续下滑态势。与俄罗斯保持不错关系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也门萨利赫政权相继垮台。伊朗与西方趋向和解，并达成核协议。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最忠实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岌岌可危，并严重危及俄罗斯在中东的唯一海军基地。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巴沙尔政权摇摇欲坠，俄罗斯日益担心。它担心的不只是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失去传统盟友，更担忧因政权更迭带来的连锁反应，担忧“颜色革命”的扩散与蔓延。为此，俄罗斯打破以往在南斯拉夫、利比亚等地的节节退缩惯例，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再到叙利亚，开始强势反击。普京在叙利亚出重手，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实际上是背水一战似的最后反击。这一狙击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成功遏制了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不断下滑的颓势，确保了俄罗斯在中东利益，阻击了恐怖主义向俄罗斯及其周边的蔓延扩散，重新树立了大国形象，转移了因乌克兰危机等造成西方持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压力。普京总统以叙利亚战争为契机，多方着手，扩大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存在，提升了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重振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威望。

第一，俄罗斯力保地区唯一盟友巴沙尔政权的生存，确保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俄罗斯坚决反对叙利亚政权更迭，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为巴沙尔政权提供支持，多次在安理会否决相关提案。2015年9月30日，以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为由，俄罗斯正式军事介入叙利亚。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俄军首次进入中东，此举不仅逆转了叙利亚战局，稳固了巴沙尔政权，还极大震慑了地区对手，提升了俄罗斯在叙利亚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使美、俄在中东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

第二，俄罗斯多方面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以军事促政治。俄罗斯加强军事存在的途径有多种方式，包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出兵叙利亚、建立军事基地、重建地中海舰队、参与亚丁湾打击海盗军事行动、联合军演以及军售等。叙利亚战争期间，俄罗斯对其在叙利亚的军港进行了改、扩建，并签署了长期租借协议。2013年3月，俄罗斯宣布重建黑海舰队地中海分舰队。出售武器是俄罗斯向中东拓展影响力的另一重要途径。阿尔及利亚、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主要武器出口对象。近年来，俄罗斯在伊朗、土耳其、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以及海湾国家等国都有重要斩获。俄罗斯重返伊拉克和埃及军火市场，与美国军事盟友沙特和土耳其达成“S-400”导弹交易格外引人注目，被视为有可能改变地区军事平衡的行动。沙俄达成“S-400”军售协议更被视为“世纪交易”。

第三，俄罗斯重建在中东的盟友体系，加强战略合作。这里面包含多个层次的关系，如俄叙关系、俄埃关系、俄伊（伊朗）关系、俄阿（阿尔及利亚）和俄利（利比亚）关系等。俄罗斯采取的主要做法是：其一，重建盟友体系，强化与传统盟友埃及、阿尔及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与埃及关系保持恢复上升势头。塞西上台后积极重建与俄罗斯关系，并很快访俄，向西方发出明确信号。2013～2015年间，塞西3次访俄。2014年，普京会见塞西时提出要加强军事合作，双方签署自贸协定。2015年2月，普京访埃，达成帮助埃及建设首座核电站的协议，并表示帮助埃及建立完整核工业体系。6月，俄罗斯与埃及举行两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军演。8月，梅德韦杰夫总理出席新苏伊士运河开通仪式。此外，俄罗斯还与埃及达成在埃及建立自由贸易区、工业区的协议。2017年5月，俄罗斯外长和国防部长同时访埃，并举行“2+2”会谈，就地区形势进行了讨论。据悉，埃及拟向俄罗斯提供空军基地。随着埃及从20世纪70年代“弃苏投美”转向“弃美投俄”政策以来，该国“回归母港”，俄埃关系正在复兴。其二，深化与伊朗战略合作，构建以俄-伊朗-叙利亚为核心的新地区伙伴体系。例如，俄罗斯加强与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协调，开展军事合作，举行联合军演，决定向伊朗出售“S300”防空导弹，支持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大与伊朗在核能及经贸等方面的合作。2015年1月，俄罗斯国防部长访伊，双方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并决定在里海举行联合军演。10月，俄罗斯能源部长访伊，达成俄罗斯在伊布什尔修建两座核电站以及石油、天然气互换的协议。11月，俄罗斯表示将向伊朗提供70亿～80亿美元贷款，用于实施合作项目。据悉，俄罗斯还有意吸收伊朗加入欧亚经济联盟。值得注意的是，由俄罗斯主导的包括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真主党在内的新地区联盟正隐约成型。尤其是在俄罗斯军事卷入叙利亚后，伊朗破天荒为俄罗斯空军提供过境通道和转场的空军基地。这在俄、伊数百年关系史上非常罕见，显示了双方战略合作的深度。

第四，俄罗斯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展现大国地位。近年来，俄罗斯在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巴以问题、利比亚和解、也门战争、卡塔尔-沙特外交危机、库尔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方出手，显示了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对相关事务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排挤美国，已建立了自己的主导权。俄罗斯还积极参与利比亚事务，与地方实力派建立合作关系。卡扎菲垮台后，俄罗斯在利比亚政治、军事和商业利益严重受损，近65亿美元商业合同打了水漂。为维护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利益，俄罗斯积极与利比亚东部实力派武装“利比亚国民军”司令哈利法·哈夫塔尔建立关系。2016年，哈夫塔尔两次访俄，寻求支持。据悉，俄罗斯向该组织提供了军事援助。该组织还希望俄罗斯在利比亚采取类似在叙利亚的反恐军事行动。俄罗斯突然成为当初反俄将军的盟友，这让西方难以接受。“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存在为西方带来了新挑战。”卡塔尔与沙特爆发危机后，俄罗斯还积极进行斡旋调解。

第五，俄罗斯利用地区国家对美国不信任态度的加深，抢夺美国地区盟友和伙伴。其中，俄罗斯与沙特、土耳其这两个美国战略盟友关系的走近对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具有重大影响。俄罗斯与沙特虽然在伊朗、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地区事务以及能源问题上的合作。2015年9月，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罕见访俄，双方签署大规模投资合作协议，沙特拟向俄罗斯投资100亿美元。双方还联手减产抬升油价。2017年5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后不久，穆罕默德副王储再次访俄，并与普京总统进行会谈。双方高度评价在能源市场上的合作，并强调要克服分歧，加强政治与军事、经济合作。穆罕默德副王储称“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10月，萨勒曼国王访俄。这是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问俄罗斯，具有标志性意义。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能源和军售等多项重要协议，其中包括俄向沙特出售“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长期以来，作为西方牵制和遏制苏联的桥头堡，土俄关系一直较为冷淡。普京和埃尔多安上台后，双方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2010年以来，双方关系更是突飞猛进，在政治、经济、能源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土耳其已成为俄罗斯在中东的最大贸易伙伴。2010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签署了“全方位优惠伙伴关系”（也称战略伙伴关系）文件。2011年，两国外长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近年来，虽然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双边关系受到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枪杀等事件的严重冲击，但是双方关系很快重新回到合作轨道。俄罗斯在土耳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加深战略合作的重大项目，如修建核电站、兴建“土耳其流”天然气管道。双方还在叙利亚问题上由对抗走向合作。2016年12月，俄罗斯与土耳其、伊朗三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三边会晤，发表“莫斯科宣言”，就叙利亚停火事宜达成一致并充当协议保证国，推动建立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一个新机制——阿斯塔纳进程。此举在西方掀起轩然大波。一些专家甚至称，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缔结了轴心联盟，并改变了地区战略平衡。俄罗斯还利用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裂缝，深化与伊拉克合作关系。普京强调伊拉克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长期、可靠的伙伴。俄、伊在反恐、军事、石油和投资等领域开展了合作。2013年以来，俄罗斯向伊拉克出售价值50多亿美元的军火。俄罗斯企业在伊拉克投资额达几十亿美元。2015年9月，俄罗斯、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联合在伊拉克建立信息中心，共享有关“伊斯兰国”的情报，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关系进一步向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叙利亚战争是俄罗斯与中东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直接军事介入非但未增加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力，反而增加了向心力，地区国家纷纷向俄罗斯示好，比如土、俄重归于好，沙特国王历史性访俄。从目前来看，借助地区危机尤其是叙利亚战争，俄罗斯在时隔25年后已成功以“地区大玩家”面目实现重返中东。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顶峰，在中东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发言权大增。中东国家日益认识到俄罗斯作为唯一能够且敢于挑战美国的全球性大国所具有的不凡实力，以及敢于实施其战略和政策的意识和决心。对于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美国“后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研究所”所长莱尼·弗里德曼评价说，普京对中东的投资正在升值，而奥巴马的投资则在贬值。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事物是永恒发展变化的。一个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再从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循环往复式上升的过程。世界也可被看作是一个永恒发展的事物。所谓时移世易，时代变化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了，相应地国际秩序的调整也势在必行。从有序到失序，从无序到有序，这既是秩序的重构过程，也是世界权力结构的再平衡过程。就当今世界而言，也是“去西方化”的新国际秩序的再造过程。当今时代的无序，既是“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转型与价值重建的问题。虽然失序潜藏不确定性和动荡，但也孕育着建立相对稳定有序新秩序的重大机遇。

在相当长时期里，中东将处于旧秩序崩溃，新秩序重建，新旧秩序交替的过渡阶段。如何去除旧秩序的弊端，尽快重建一个对地区稳定与发展有益的新秩序，是当前摆在中东地区国家面前的重大挑战与任务。事实上，一战以来中东秩序的演进与调整，都与外部大国的兴衰进退紧密相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东新秩序的构建需要注入新的积极因素。虽然难以彻底摆脱外部大国的影响，但本地区国家和人民能否在构建地区作用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对建立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地区秩序至关重要。一个多世纪以来，外部大国尤其是西方主导了中东秩序的构建，它带有天然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色彩以及强加于人的不公正、不合法等特征，这也是旧中东秩序的致命性缺陷，也是其脆弱性的重要基础。因此，在中东新秩序构建中，积极引入外部正能量，对构建一个更公正，可持续，促稳定的新秩序也有积极意义。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在这一新时代，推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承担国际责任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任务。2016年初，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提出，中国将以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方式来解答困扰中东百年的“中东之问”，提出中方将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历史性崛起，全球性大国及其大国外交的全新定位，“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以及中国在中东利益的不断拓展，决定了中国必须也能够在中东新秩序重构中扮演新角色，发挥更大作用。

原文请参见《西亚非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