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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维权风波背后,原来是一场战争

关不羽 冰川思享号 2021-07-01
特斯拉也好,整个电动车行业也罢,对事故调查环节的“数据之争”,理应寻求制度化、程序化的解决方式,争取实现数据安全的同时赢得公信力。



冰川思想库特约研究员 | 关不羽


上海车展的维权风波以特斯拉道歉告一段落。然而,一个“数据争夺战”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01

几乎与中国维权风波的同时,特斯拉在美国也面对着一场“搜查风波”。


4月17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辆特斯拉Model S型汽车突然撞到路边的大树引起爆燃,车内两人当场死亡。警方认为发生事故时,车辆正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警方的依据是,他们在现场发现驾驶座位上并没有人。两位死者,一位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另一位坐在后座上。


▲特斯拉德克萨斯事故现场(图/网络)


但是,特斯拉方面并不认同警方的推测。特斯拉CEO马斯克在4月19日发了条推特:“到目前为止,恢复的数据日志显示,事故车辆上的自动驾驶没有启用,而且这辆车没有购买FSD(完全自动驾驶)。此外,标准的自动驾驶需要车道线才能开启,而这条街上没有。”


警方和特斯拉各持一词,公众舆论较为倾向警方。很多评论者认为,多年来特斯拉公布的安全记录过于模糊,数据不透明,对比警方现场证据的“实锤”,特斯拉的“没启用、没购买、没开启”不太可信。


4月20日,有消息称美国警方调查人员将在次日对特斯拉发出搜查令,以获取在得州发生事故的车辆的所有数据。而且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均表示,将会调查这起车祸。


这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和美国的监管机构交手,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02


跨洋的两起事故、两场风波都指向了同一个“风暴中心”,那就是行车数据。


数据如此重要,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电动车和传统汽车相比,不只是能源动力的变化,更深层的变革发生在车辆的控制系统。电动力系统可以无缝对接电子信息系统,自动驾驶、远程控制、信息采集和保存都得以实现。因此,电动车企业在产业属性上突破了传统的汽车工业,而是在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加持下有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2020年年底,特斯拉纳入标普500指数之际,华尔街分析师就将特斯拉的服务业务——包括自动驾驶业务、家庭能源业务、保险业务以及网约车业务纳入公司估值体系,称公司服务业务未来可能比卖车业务更值钱。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 马斯克


“做的不只是汽车,而是服务”并不是特斯拉的独家定位,包括蔚蓝、小鹏甚至最近高调入行的小米、华为都是以此为方向。也就是说,真正的“大蛋糕”不是有形的车辆,而是无形的数据。


在数字化领域,特斯拉起步最早,也走得最远。特斯拉最被外界看好的不是它的造车工艺,而是它的FSD系统成为行业标准的巨大商业潜力。如果特斯拉能够成功实现这一步,那么它的地位将会超越昔日的微软,成为电动车行业的最大赢家。


试想,如果电动车全面替代传统汽车,而特斯拉的FSD获得了Windows系统那样的主流标配地位,其直接的商业价值就是天文数字。更不用说由此衍生的“数据矿藏”所带来的业务发展空间。


这才是高科技企业争相投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真正原因。而一切“养鸡场”的想象,都来自第一枚“鸡蛋”,那就是数据。


原始行车数据可不是记录车辆物理动态那么简单,如果仅仅想要知道车辆的行驶数据,那么行车记录仪就够了,不存在任何障碍。电动车的原始行车数据还包括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机密。这才是特斯拉在大洋两岸“不妥协”的真实理由。


企业对涉及技术核心机密的信息高度保密,并非不可理解。但是,在事故调查的场景中,特斯拉的表现严重失分。


成也数据,败也数据。数字化程度高是电动车行业大爆发的动力,却也成了“守不住秘密”的祸根。因为,作为事故调查的一部分,缺失了原始数据就难以查明真相。法理和舆论都不支持特斯拉守住数据。


4月21日,郑州市有关部门责令特斯拉无条件向张女士提供该车发生事故前半小时完整行车数据,明确这属于消费者知情权范畴。且看特斯拉怎么接招了。



03


交通行业永远要和事故打交道,高度数字化控制的电动车让事故的原因调查变得更复杂。


传统汽车的车辆缺陷很容易排查,这次维权风波如果发生在传统汽车上,根本不会有多少热度。是不是如车主所言的刹车失灵,检查刹车系统就行了。第三方机构鉴定的机制很清晰,鉴定程序独立于车企,查个刹车片并不需要车企的“技术支援”。


更重要的是,成熟的监管机制和事故处理程序,可以保证鉴定结果的公信力。车企当然也不用担心鉴定过程造成技术泄密,因为该专利保护的有专利保护,本来也无密可泄。


但是,涉及电动车的事故多了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控制系统,复杂程度倍增。如果因数字控制系统导致了刹车系统失灵,在车辆上是没有物理痕迹的。而原始数据的采集需要车企配合,甚至数据解读也需要车企的配合。中美监管部门要求特斯拉提供原始数据,都是采集事故证据的必要程序。


也就是说,在这类事件中,数据的三方争夺不可避免。特斯拉将底线设定在数据交给合意的第三方——显然是它信任的第三方,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自身的技术机密。但是,作为博弈的对手,车主对特斯拉信任的第三方抱有天然的不信任。


所谓“双方同意”,也不可能打消车主的疑虑,这是圈层隔离所致。因此,特斯拉的“第三方”方案,是很难得到车主认同的。


▲特斯拉上海车展上抗议的车主(图/网络)


而监管方的立场更接近车主,理由或许有所不同。事实上是由特斯拉挑选的“第三方”,让监管方在事故处理中的“吹哨权”大打折扣。这无疑是监管方难以接受的。


因此,特斯拉的“第三方”方案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甚至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第三方”,而是第四方。而且独立鉴定机构参与司法程序在中国并不普遍,这一僵局在中国愈发无解。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由于存在返厂提取数据的环节,即便再有独立鉴定机构介入,出现有利于特斯拉的鉴定结果,也很难被公众接受。特斯拉难以洗脱“篡改数据”的嫌疑,这很可能是事态下一步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特斯拉会不会进一步在舆论风暴中陷入困境,有待观察。



04


应对事故调查程序而言,特斯拉的“不妥协”并不明智。因为这不是对车主或所谓“不合理诉求”的不妥协,甚至不是对监管机构的“不妥协”,归根结底是对市场的“不妥协”。


▲保安将抗议的车主带离现场(图/网络


关注特斯拉自动驾驶安全性的不只是事件中的车主、监管机构,而是它所面对的市场。企业要取信于市场,无法“不妥协”。特斯拉现在遭遇的是市场信任危机,最终不得不妥协。


特斯拉也好,整个电动车行业也罢,对事故调查环节的“数据之争”,理应寻求制度化、程序化的解决方式,争取实现数据安全的同时赢得公信力。特斯拉在这方面没有未雨绸缪,一路走来一路硬扛,是形成今天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就数字监管的整体局面而言,数字时代的“数据战争”中,企业、公众、政府各有诉求,企业的正当利益是相关制度设计应该纳入考虑的,而不是一味地挤压企业的“数字权益”。这在已经发生的“数据战争”中,已经有过很多教训。



05


“数据战争”的“第一枪”来自欧盟。


欧盟在互联网时代的落后有目共睹,连欧盟的互联网企业也不否认。欧盟5亿人口、近20万亿的GDP、普遍富裕的社会经济基础,却在互联网时代严重落后。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强监管过度限制企业数据权益的政策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欧盟的互联网产业起步并不晚,起点也很高。在上个世纪80年代,欧洲也曾经在网络发展上大展拳脚。但是,一部超前立法导致了欧盟本土IT业死在襁褓里,那就是1995年制定的《计算机数据保护法》。


▲图/图虫创意


按照这部法律极为苛刻的规定,互联网企业获取、使用客户数据被高度限制,动辄获咎。企业没有“数据权益”,却要承担沉重的“数据风险”,直接导致了上世纪90年代末欧盟本土IT产业进入了慢车道。尤其是在该法案重点保护的个人业务领域,欧盟本土几乎一片空白,最终把市场拱手让给了美国互联网巨头。


2018年5月25日,欧盟出台《计算机数据保护法》的升级版《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也就是很多人鼓吹的“史上最严隐私保护”。从“隐私保护”的角度讲,这一条例无疑是完美的。但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却是失败的。


这一升级版的“数据保护”严苛的惩罚标准(最高2000万欧元或年度营业额的4%),终结了欧盟本土互联网创新——初创企业根本无法承受其中的风险。原有中小企业也因该法案引发客户流失,一些企业在法案生效后失去10%以上的客户。和客户一起流失的,还有投资。这一条例最大的收获是贡献了巨额罚款收入。2019年英国航空公司因为违反该条例,被罚1.8339亿英镑。这一天价罚款甚至对英国脱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欧盟打响了“数据战争”的第一枪,赢得了“数据安全”,战胜了企业,却是以牺牲本土互联网产业发展为代价。



06


相反的例子来自美国。苹果大战FBI曾经轰动世界,起因只是区区四个字的密码。


2015年12月2日,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发生一起枪击案,造成多人死伤,警方找到一部凶手的手机iPhone 5c。


FBI就带着搜查令找上门来,要求苹果提供关于这部手机的一切信息。苹果给FBI的建议是:回去,给手机充上电,连上网络,让它自动备份,然后你们就能拿到数据啦。FBI告诉苹果,他们已经重置了iCloud密码,备份需要输入新的iCloud密码,然而他们无法越过4位锁屏密码,所以,苹果提供的办法无法使用。


苹果的表态很坚决,表示他们也没有用户的密码,爱莫能助。FBI随后要求苹果为期开发一套“政府系统”,在此系统下,他们可以对密码进行破解。这一要求被苹果断然拒绝。


▲《时代周刊》报导苹果CEO提姆·库克与FBI的斗争(图/网络)


两个月后,FBI取得了联邦法官的法庭指令,要求苹果按照要求开发“政府系统”。没想到苹果拒绝了法庭指令,司法和舆论两线作战,赢得了媒体、社会舆论和几乎所有科技企业的支持。尽管FBI获得了奥巴马总统的力挺,但是最终选择了撤诉。


当然,FBI还是获得了想要的信息,他们利用第三方破解了iPhone 5c。这一取证行为是合法的,苹果方面也没有表示异议。


实际上,这一事件一开始就可以用第三方破解的方式轻松解决。FBI大费周章地要苹果提供“政府系统”的做法另有深意,他们要的不只是个案的取证权,而是永久合法打开“个人数据宝藏”的钥匙。


苹果最后在声明中指出:“苹果坚信,美国和世界人民都值得我们去保护他们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为了其中一项,而去牺牲另外一项,只会将人民和国家置于更大的危险境地。”


对比欧盟《计算机数据保护法》和苹果大战FBI,可以发现数字时代的“数据争夺战”异常复杂,涉及到监管的后果、企业的角色、公共治理和数据权益之间的冲突,没有标准答案。



07


数字化时代,“数据”是财富、是权力,也是风险。围绕“数据”的争夺,是巨大的利益分配,其影响不可小觑。这场“争夺战”要以喜剧结尾,需要谦抑的公权力、睿智的企业和明智的公众舆论。


在特斯拉的维权风波中,特斯拉并不睿智,无论是僵硬的姿态还是公关能力都是糟点,更重要的是也缺乏准备,这是一个教训。欧盟公权力的监管过度,则是另一种教训。


至于FBI的蠢蠢欲动被苹果公司和公众舆论反制,可能是“数据争夺战”中最值得玩味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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