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分享：我如何写出9万字爆款长文？

一个做社会新闻的记者，职业生涯的开始往往伴随着报道各种复杂事件。我记得2003年刚加入《三联生活周刊》时，头几年的社会极端事件，多数发生在乡村。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城市里的安全、教育、医疗等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时代的超速发展，既给我们带来物质上的安定，也对家庭提出了不少挑战。与家庭、人的心理健康等相关的案件，引起了人们更大的注意。家族命运的起伏、小家庭的亲子关系、一个人的奋斗压力与个体欲望等等议题，集中地体现在家庭伦理案件之上。

2016年2月暴露出来的“北大高材生”吴谢宇弑母案震惊世人，一个考上了中国顶级大学的学子，为何会把极端暴力指向自己的母亲？2023年7月，我和记者王珊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人性的深渊》一文，用九万多字的篇幅，详细讲述了这个三口之家以及父母所在大家庭的命运，引发了很广泛的社会反响。它在解剖事件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的复杂性、家庭与社会议题的关系等等，为避免同类案件引发警醒。

面对复杂事件，报道的过程是“寻找扔进密林里的那根线”。这是一个动态的、拉着线条往里走的过程，我们既要让读者看到“一根线”，也要展示“密林”。我们既要意识到文章需要有主线，也不能忽视主线背后所呈现的密林般丰厚的景象。当头脑中有了一张大网络，搜寻材料时眼里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价值。

所谓极端事件，因为包含暴力、灾难等因素，容易让读者感觉很不愉悦。而吴谢宇弑母案对人伦的挑战也突破了人们的道德底线。所以采访和写作这类事件，对记者认知的要求非常高。记者需要具有辨析不同材料的能力，也需要在比较广阔的视角下理解事件：在家庭关系中，我们不能只是把案件的施害方、受害方简单地放置在绝对对立的角度，也不要用简单归因的想法来理解复杂现实。

面对吴谢宇弑母案，人们自然而然的疑问是：这到底是哪方的问题？到底是这个妈妈让儿子无法忍受，还是儿子的人格出了大问题？从一个成熟写作者的角度来看，这两个角度的提问都有道理。如果每个人物的个人发展是一条纵线，那么他们的家庭关系、朋友关系等就是一条横线。各类横线、纵线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人动态的、丰富的人生网络，母子关系就在这样的网络中互相影响，形成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

当我们头脑中有了动态的立体网络的意识，我们就不再只是寻求静态的切片式的信息，我们对于人物性格、行为的特点，都会提出立体的问题：哪些因素导致他形成这样的性格？谁与他的互动给他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年轻记者采访吴谢宇爸爸的朋友时，可能只是询问吴谢宇一家三口如何相处，局限在案件紧密相关的小家庭上面。经验更丰富的记者，还会问到吴谢宇爸爸吴志坚的成长经历，他与朋友的交往，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立体地理解一个人，对于我们理解吴志坚的性格、愿望、压力等等，非常有帮助。而这些特点，对吴谢宇的成长，也有深刻的影响。在三口之家中，不管是看上去强势的妈妈谢天琴，还是显得退让的爸爸吴志坚，对孩子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只有当头脑中搭建了“动态网络”，写作者才能在寻找材料时有更清晰的意识。个人的成长史，既与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相关，也与他的家庭变动有关。在吴谢宇的小学阶段，一家人的生活随着分到单独住房而变得更隐蔽。吴谢宇的初中阶段伴随着父亲的病重，他考上福建最好的高中，可是高一爸爸就病逝。在北大的三年，则是他人生的又一个阶段。

当我们对他的人生划分了阶段之后，我们就会去寻找每个阶段的材料：他那段生活的见证者是谁，有哪些可以直接采访到的人，有哪些间接材料，他自述的材料有没有旁证？我们看待谢天琴也一样，这些问题伴随着我们采访的全过程：离乡求学之前的经历，塑造了她怎样的性格？她为什么选择吴志坚作为伴侣，她怎么看待吴家的贫穷？有了儿子之后，她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丈夫的重病和离世，给了她什么影响？正是写作者有了这样的主动思考意识，才会获取更为广阔的材料。

在具体的采访和获取材料的过程中，我们会得到很多看似矛盾的信息。比如，吴谢宇从小到大在同学面前显得阳光而客气，这和他最后极度残忍的举动反差很大；谢天琴对她的好朋友马老师说，她不愿意结婚，是被逼迫的，但从后来我们得到的谢天琴日记来看，她和吴志坚组成家庭是完全自愿的，并且她投入了非常大的热情。

怎么面对互为矛盾的材料呢？一方面我们需要带着疑惑继续获取更多材料，另一方面我们仍然要借助“动态网络”的意识，来看到每个片面材料的价值。当我们进行了深入采访后，我们意识到谢天琴的矛盾性：她接受传统观念对于女性的定位，希望做一个贤妻良母，在外人面前不愿意表现出自己对爱情的投入；可另一方面她又很独立要强，忍不住要决定家里的大事小情。她在婚姻初期，对丈夫投入的热情和控制缠绕在一起，有了儿子后，她又把热情倾注在儿子身上。

吴谢宇在某种程度上和妈妈很像，他也表现出一种很强的矛盾性：既希望通过热情助人给同学留下好印象，但实际上不会对任何人敞开内心。高分给了他一种内在的傲慢，而他在极力掩饰这种傲慢。

当我们看到人的复杂性、关系的复杂性、家庭的复杂性，我们所要做的，是一层层地呈现这种复杂性。写作的排篇布局也有网络意识：从时间角度，我们会按照吴谢宇、谢天琴等人从小到大的经历，找所有能找到的采访对象和文字材料。

从空间角度，我们既要看到他的核心小家庭（福州），也要看到他父母各自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特色（福建仙游）以及吴谢宇考入北大之后的真实处境（北京）。这些时空的变化，会使得写作更加饱满。

在复杂社会新闻的写作中，我们如果能看到极端背后的复杂，实际上就是在呈现一台戏剧。这部戏剧需要搭建舞台，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有故事情节的推进。对于一桩人伦惨剧，我们力求既看到极端罪恶，又能理解促成这些事件的多重原因，这些原因单个看来都不极端，但却共同把事情推向了一种不可挽回的恶。呈现这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就是写作者的功力所在。

记者一定要善用采访报道的职业权力。要多角度去逼近核心信息，尽可能直接与采访对象面谈，而不要轻易地满足于二手信息。对于二手信息，则要保持谨慎：这些信息是谁叙述的，动机是什么，足够客观吗？如果不太客观，那它体现了讲述者怎样的局部立场？即使与叙述者面对面，我们也要保持鉴别采访对象叙述的真实性和叙述动机的能力。

对于报道吴谢宇弑母案而言，获取家庭材料非常重要。而吴谢宇的三口之家，伴随着父亲生病离世、妈妈被害和吴谢宇逃亡、被捕，三个人都不可能成为采访对象。母子之间的相处，又多数处在家庭的封闭空间里，作为记者，我们怎样才能拿到一家三口的核心材料呢？哪里才是核心信息源呢？

所获信息从形式上可以分为直接采访所得和文字材料。吴谢宇在拘留所写了大量自述，给了我们难得的文字材料。我们也通过采访他们一家三口每个人不同阶段的朋友、老师、亲人等，获得直接的采访材料。大量的佐证材料使得我们不是只相信吴谢宇个人怎么讲述，不会陷入孤立的视角。我们对家庭关系也建立了一种认知，表面上看，这是一桩母子间的伦理惨案，但这个三口之家里包括夫妻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这几对关系是互相影响的。

举例来说，谢天琴的日记对夫妻关系给出了一些记录和解释，吴谢宇的回忆和对亲朋们的采访，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而夫妻关系对另两对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则需要我们通过更多的采访和认知能力一步步获取。这个过程就像剥洋葱一样，新材料带来新认知，也会让写作者产生新的疑惑。但所有疑惑，都是某种问题意识，它是带领我们往前走的重要动力。

2021年夏天，吴谢宇一审被判死刑之后，他有了强烈的和外部交流的动机，他给舅舅、小姨、姑姑、爸爸的朋友等七八个人写信。吴谢宇给他们写信希望获得谅解，这是在法律上对他有利的事情。在此之前，他也写了100多页的材料提交给法院的合议庭，希望法官能够了解他的过去，给他一次赎罪的机会。这些文字更多的是“我多么多么爱妈妈啊”“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妈妈”这种情感浓稠却非常抽象的表达，极少有事实的讲述。如果我们想从几万字的材料里辨析出他在成长中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难度很大。

写作者要做的工作，是采访寻找更多事实信息。他与妈妈的互动到底多么密切，何种程度的事情必须由妈妈决定？他们有过冲突吗，他青春期表现叛逆吗？具体是哪些事情能让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呢？在获取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既希望得出一个个小结论，又一定不要忽视对事实的还原。我们要更多地问采访对象“你为什么觉得他性格阳光呢？”“你为什么觉得这种阳光背后又不真实呢，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有哪些细节让你得出这样的印象？”而不是一味顺着采访对象的话，从一个结论、一种概念跳到另一个概念。还原事实，才能把复杂性呈现出来，并且给读者留出思考空间。

哪怕是“西线无战事”，写作者也要意识到“无战事”传递出来的信息。即使吴谢宇的自述材料在写作者看来有偏执的部分，但也并非没有价值。比如他在自述中表现出来的状态，让我们意识到，生活对吴谢宇来说非常抽象，缺乏有血有肉的细节。随着采访深入，我们发现这是不少“90后”学霸的特点。他们就像一台学习机器，只为考分负责，与日常生活隔绝，情感上非常空虚压抑。所以采访吴谢宇的大学同学对我们也很重要。他们描述了“90后”学霸们在顶尖大学竞争的景象，使我们不仅大概了解吴谢宇自我价值的崩塌，也对于这一代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有了判断。

关于吴谢宇和爸爸妈妈的相处，我们也通过采访获得了其他人的口述材料。比如住在吴家楼上的马老师，与谢天琴相处了20多年，像个姐姐一样为她的家务事出谋划策。吴志坚的好友张力文，也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带着我们去采访吴谢宇的大姑，为我们了解这一家三口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材料。

口述材料展示了谢天琴和吴志坚不仅是父母，同时也是他们自己。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成长轨迹和时代痕迹，有他们的个性、期盼、欲望与命运。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的，不仅仅是这一家三口在隐私空间里的生活，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个人各自的来处，家族、时代在他们身上叠加的影响。这个事情的景深，超越了一起极端命案本身，而是探察到了背后更具普遍性的基底。我们不只是在写一桩奇观式的案件，我们不只是在远处毫不共情地观望“他们”，我们看着看着，在其中发现了“我们”。

吴谢宇父母的经历，在中国很有代表性。他们从乡村（镇）进入到福州这样的省会城市，成为家族里在福州的“第一代移民”。他们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在孩子的教育上也笃信“知识改变命运”。过去三四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太多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带来的眩晕，他们也不可避免。怎么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家庭，怎么让孩子不再只是笃信高分改变命运，怎么重新看到情感教育、伦理教育的价值，正是这个惨案给我们整个社会提出来的问题。

一篇长文章的写作，就像搭建一个城堡群落。写作者是讲故事的人，他一定要有跟读者倾诉的意识，他写下的文字就像一个导览者，带领读者一个一个房间去观看，逐步接近想要呈现的主核。

既然写文章像建房子，那么写作者就要有“承重墙”的意识。一间房子如果不考虑力学结构，只是看上去花哨，它很容易就会坍塌。所谓的“承重墙”，是一个文章的核心问题意识，文章呈现的问题具有多大的价值，决定了承重墙的厚度，进而决定了房子可以建多大。

长文章绝对不是字数的简单累加，吴谢宇弑母案的这篇近十万字长文，通过一个极端案件，呈现了一个以高分为护身符的男孩，在只求分数而隔绝情感的成长过程中，如何一步步丧失人性。但这篇长报道不只这一层意思，它同时呈现出中国快速城市化、市场化的过程中，靠高考改变命运的父母，如何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这个小家庭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如何受到时代价值观的影响。经济发展给了我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另一方面，各种冲击之下的精神生活要如何重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重新思考的。

有了这层“承重墙”，这篇长文就可以承担我们获取的重重材料。哪些是表现一家三口关系的核心材料，父母各自的成长路线有什么意义，他们的原生家庭对于个人有什么影响，吴谢宇的性格怎样形成，他的各阶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什么特点等等，这些材料就各自有了归依。

写作是去拉出扔进密林里的那根主线，“密林”要丰富，但写作者也要意识到“繁花损枝”。如果把文章比作一棵大树，这棵树要有主干、枝丫、树叶和果实。这个序列其实是一个从厚重到轻盈的排序。各类材料在其中承担不同功能。主干部分需要对文章核心价值有支撑力的材料，“果实”往往体现为故事的细节，用以增加丰富性。如果细节部分过多过密，读者会迷失其中而看不到主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写作者头脑中要有全局意识，要有这棵树的全貌。当我们获取到了足够丰富的材料，怎样剪裁得当，怎样在全局中让材料安之若素，这就是写作者运筹帷幄的能力。

记者进行报道不是试图去影响司法判决，我们也没有办法简单地让某一方的受访者满意。我们要做的，是在努力接近真相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包含法律但同时还包含社会的更大图景。互联网的舆论，在今天也早已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审判力量，但作为严肃的公共媒体，我们不为任何“审判”推波助澜。这也是我写作中非常注意的地方，我们不是在家庭关系中追责，也不是提供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呈现生活本身的复杂。

新闻报道永远受时间的约束，我们永远在缺憾中，抱着一堆采访得来的残片，努力拼出生活原本的形状。但是记者要做的，是凝视黑暗，而不被黑暗带走。我知道我们记录的不是一桩仅供猎奇的惨案，我们多多少少从中看到了身边人的影子，看到了时代的痕迹，看到了我们培养孩子的急切，看到了被高速发展遗落下来的情感缺憾。而这些，或许就是我们报道并且写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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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新闻与写作”微信公众号

主编：刘娟

编辑：蒋婷婷

校对：李媛 毛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