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系庆·中文学人 | 孙钦善：学于斯·教于斯·研于斯
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我们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我们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孙钦善
采访人：谷建
采访时间：2020年9月24日
图一：孙钦善在访谈中
受访人介绍：
孙钦善，1934年生，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思想文化研究。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现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儒藏》总编纂。著有《高适集校注》《中国古文献学史》《论语本解》《清代考据学》《全宋诗》（合作主编）等。
采访人介绍：
谷建，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宋代经学。
谷建：孙老师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参加中文系110周年系庆的访谈活动。我们都知道您是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您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曾经在文理方向的选择上一度犹豫不决，是当时的班主任尚伴樵老师建议您报考北大中文系的，您能具体回忆一下当年报考和入学时的经历和感想吗？
孙钦善：我1949年小学毕业后考上青岛礼贤中学，后来改成青岛九中。1952年考上青岛一中，这是个省重点中学。这两个学校文理科都很棒，我也两方面都没有偏废。我一直觉得中学的教育应该全面发展，理科学好了才有助于学文，对逻辑思维有好处，可以更严谨，而语文表达对学理科也很重要。到1955年高考的时候要选专业，我的班主任尚伴樵先生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非常希望我报中文，第一志愿填了北大，第二志愿填了山大。考场在老山大校址，就是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所在。我当时也没什么特别准备，以平常心参加高考，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紧张，大概是录取率高，竞争不是那么严重吧。
图二：1955年高中毕业
（第四排左起第五位为孙钦善）
孙钦善：我还记得有个有趣的事。当年高考作文题是“你准备做一个怎样的大学生”，我用书信体，写给一中的老同学，就是提前一年毕业考上北大的张元勋校友，跟他娓娓道来，谈自己的一些想法。本来是匿名考试，不能透露个人信息，而我在信里收信人和写信人都用了实名。当时社会风气很实在，不认为是有意作弊，所以我的高考录取并没受到影响，被第一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但是回想起来总有些后怕，因为这毕竟触犯了非匿名的大忌。由此我还联想到，当时咱们中文系各教研室在文史楼二楼，一楼是历史系，包括考古，三楼是文科阅览室。历史系的一些考古文物，包括珍贵的青铜器，就陈放在一楼走廊边的玻璃柜里面，供大家随便观赏，日夜无人看管，也丢不了。当时世风就是如此淳朴，似乎不可想象。
谷建：第一次听您讲起这段往事。我们都知道您本科就读于本系1955级，您在《大学生活三部曲》里回忆说您入学的时候学制刚改成5年，前两年是学习基础课程，之后上山下乡劳动开门教改，最后是集体科研编书。当时讲授基础课程的都是哪些名家大师，您现在能回忆一下吗？或者当时有什么趣闻轶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55级人才辈出，是否和这段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您能谈谈本科学习对您后来从事古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吗？
孙钦善：我们55级的大学生活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入学到1957年夏天，整两年，是比较安定的学习生活，即所谓“三点一线”，每天来往在教室、图书馆、宿舍。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对学习更是一次大促进。当时中文系的学术背景得天独厚，1952年院系调整时，以北大中文系为基础，清华中文系、燕大中文系并入，1954年王力先生为主任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又调过来合并，可以说集中了当时全国中文系的精英，大师云集。同时，系主任杨晦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五湖四海的胸襟，把大家团结得很好。杨晦先生和各专业的老先生们一块儿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从我们那一届起改成了5年制，叫汉语言文学专业，前两年共同打基础，然后分文学专门化和汉语专门化，“专门化”学的是苏联体制。当时文学方面有游国恩先生、林庚先生、冯钟芸先生、吴小如先生、季镇淮先生、王瑶先生、吴组缃先生、杨晦先生、吕德申先生、郑奠先生、萧雷南先生等授课。语言方面有魏建功先生、王力先生、高名凯先生、周祖谟先生、朱德熙先生、甘世福先生、梁东汉先生等授课。为了加强古文献基础，杨晦先生还建议周祖谟先生开了“古代要籍解题”。计划当中还有一些外系的课，比如冯友兰先生讲“哲学史料学”，李世繁先生讲“逻辑学”，还有“中国通史”“近代史”“东方文学”“西方文学”等等。有这样一个教师队伍的阵营，按部就班地来教，辅之以课外自学，广泛阅读，所以基础打得很好。我们多数人偏爱文学，还有好多同学想当作家，大家感到汉语课程比较枯燥。后来1958年大跃进搞教改，不少人要求早分文学和汉语两个专业，由大家根据兴趣自选。有个同学以漫画形式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有鸡联系”，画中一个学生两只手分别托了两大摞书，分别为文学、汉语两类，累得满头大汗，两摞书上画了一个大公鸡，一只爪子踩在文学书上，另一只踩在汉语书上。这是讽刺杨晦先生，因为杨晦先生反复强调语言、文学不能分家，是有机联系的。这个大字报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后来想想，还是杨晦先生说得有道理。刚才我就谈到中学的时候文理不要分科，在中文系前两年打基础，也应该广博一点，汉语、文学确实不分家，再扩大一点，甚至文史不能分家，另外外国的一些情况也要了解。我后来做研究生读古典文献，我就感觉到如果没有汉语言文字学的“小学”的基础，那是学不好古典文献专业的。这是前两年三点一线的第一部曲。
图三：1964年中文系部分教师合影
（一排右起：第一为林庚、三为高名凯 、四为游国恩、五为王力、七为魏建功；二排右起：第四为王瑶、六为周祖谟）
孙钦善：1957年反右开始，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1958年大跃进，上山下乡，到工厂劳动，开门教改。大家接触社会，受到一些教育。特别是1959年暑假，北京市团委邀请我们北大中文系参加编文学史的代表，随北京青年夏令营到山东长山岛部队参观锻炼。当时有张少康、吴泰昌和我三个同学，我们被分配去做文化教员，在长山岛最北边的砣矶岛待了将近一个月，受到很大的锻炼。但是长时间停课，正常的教学秩序被干扰，总是一大损失。这是第二部曲，与第三部曲时间有交叉。
图四：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师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
孙钦善：教育革命要落实到业务实处，到底怎么落实呢？当时中文系文学、汉语已经分专门化了，文学有三个班，一百人出头，汉语有一个班，二十几个人。文学方面的同学提出利用1958年暑假集体科研，编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受了“左”的影响，认为以前的文学史都是老专家编的，思想方向有问题，所以要批资产阶级权威，编一部新的文学史。于是我们大多数同学，从1958年放暑假开始，都留在学校编文学史，争取国庆献礼。大家分工，承担有关章节，最后再来统稿。学校也很支持，晚上开夜车，食堂不关门供夜宵。当然当时的做法也有些偏激，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确实受到实际锻炼。对于这个倡议，系主任杨晦先生一直极力支持，同时又予以积极引导，他反对那种偏激的、左的方面，并组织了一些教师参加指导，如冯钟芸先生、陈贻焮先生都参加了。当时果然编出了一部70万字、上下两卷本的红皮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实现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愿望。后来大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平心静气地做了些总结，又争取更多的老师指导，编成了四卷本的黄皮《中国文学史》，那就稳妥多了。汉语专业的同学同时编出《成语小词典》，影响也很大。以后集体科研继续深入发展，师生合作编著出版了《近代诗选》《中国小说史》等等。大跃进竟然落实到集体科研，是必然还是偶然？不管怎样，很值得庆幸，它是我们大学生活的第三部曲，奏出了美妙的乐章，而与第一乐章呼应交响，回荡在55级学子成材的起步路上。
图五：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照
谷建：1959年我们古文献专业正式成立了，魏建功先生担任第一任教研室主任，第二年您本科毕业以后就成为了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您能回忆一下您当时亲历过的专业创建的始末吗？
孙钦善：好的。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是1958年酝酿，1959年成立招生，当时我本科还没毕业，我是1960年暑假毕业的。建立古典文献专业，是史学界提出的倡议。当时北大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和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他们从多年来的历史教学、研究和整理古籍、继承文化遗产的需要考虑，提出建立一个新专业来培养整理古籍、继承中国文化遗产的专门人才。翦伯赞先生给起了个名字，叫“古典文献”专业。吴晗先生认为古典文献专业相当于古代学术的重工业。建立一个新专业，要经过国家科委批准，当时主持国家科委的聂荣臻同志非常支持建立古典文献专业，建议高教部选择一所有条件的高校建立这个专业，最后决定由北大落实。校领导立即召集文史哲三系的领导和老先生一起商讨，决定建在中文系，这是强调语言文字对古典文献的重要性。
中文系请魏建功先生做专业教研室的主任，魏先生对这个专业的贡献很大。他从历史所调来了阴法鲁先生做副主任协助工作。当时古文献的课程有三大板块，第一个是古代语言文字，第二个是古文献专书，第三个是中国文化史，讲通史内容之外，包括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专题知识。这计划是魏先生主持定的，课程都很扎实。语言文字分文字、音韵、训诂，魏先生亲自来讲这门课。专书请外面的专家来讲，包括《史记》《左传》《论语》《孟子》等。文化史，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请校内外专家以讲座形式授课。这些课程特别体现了以传统小学为中心、为基础，非常扎实。另外，专业还强调实践，组织科研和古籍整理。教研室有科研项目，整理《贾谊集》。学生的毕业论文，也以科研项目来带动。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很支持我们，一起联合办学，现在古文献专业资料室的大量图书，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甚至一些珍贵线装书，都是中华书局无偿支援的。另外还派富有经验、学者型的老编辑授课。培养的人才也很得力，不少人到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当古籍编辑，还有些人到了文史哲等研究机构搞研究。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出了好多古籍整理、编辑的专家，也出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知名学者。总是有人，甚至是某些领导，误解古典文献专业适应面太窄。为此古典文献专业屡遭被取消的命运。事实证明，古文献专业是一个交叉的、兼综的、实践与理论密切结合的基础学科，适应面很广。我研究古文献学，对古文献学的了解，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开始我在《中国古文献学史》和一些文章中，对古文献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古文献学是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阅读、整理、研究的学问。”后来我在一些著作和文章中的表述，又特别加上“利用”二字，即“古文献学是关于中国古代文献的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这一下涉及面就更广了，凡是研究古代学科，包括古代文、史、哲、经、法，乃至艺术史、科技史、中医药等等，都要接触古文献、利用古文献，这关系到对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因此必须借助古文献学。现在强调国学，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古文献学就是国学的根基。现在重视“强基”，古文献学就是一切涉古专业的基础。
古典文献专业有其历史渊源。我开始注意到北大1932年有个“整理国故”专科，后来又发现更早在1925年，北大国文系制定并实施《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学科组织大纲》，其中有“关于语言文字者”“关于文学者”“关于整理国故之方法者”三类专业。而这个方案是魏建功先生当时做学生时所写《致马裕藻主任及国文系教授会书》提出来的，结果被完全接受，制订出《大纲》。而现在中文系的专业架构，与这个《大纲》一脉相承，可见魏先生对北大中文系和古典文献专业贡献至伟。他之所以能主持新建的古典文献专业，并不是因为这段历史渊源为人所知，而是基于他的学术专长和成就，名至实归。
图六：孙钦善在魏建功先生纪念会上发言
谷建：孙老师，您以前谈过最早是更喜欢文学专业的。您在本科毕业之后，其实是被组织安排到古典文献专业来读研究生的，所以您对古典文献专业其实是经历了一个从逐渐接受到热爱的过程，您能给我们谈谈当时的心路历程吗？
孙钦善：古典文献专业建立的时候，我还在读文学本科。1960年毕业分配时，我被分配到古典文献专业做研究生，当时也不分博士硕士，就叫研究生，而且不是通过报考，是分配。这也跟我读大学本科时参加集体科研编《文学史》《近代诗选》的经历有些关系。可以说当时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是半推半就。推，是指组织上分配；就，指我对这个学科有些实践基础和经验，自己愿意。但是说心里话，开始也并不是完全心甘情愿，因为这个专业毕竟涉嫌厚古薄今、资料挂帅、钻故纸堆，由偏颇主导的舆论，不能不令人生畏。通过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实践，自己对古典文献专业不断加深理解，进而达到感情上的执著，体会到这个专业太重要了，无怨无悔，全心身投入。
图七：1961年古典文献专业老师和研究生合影
（前排左一为孙钦善）
谷建：孙老师，80年代我们古文献专业在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古文献研究所，您出任第一任所长，随后您就提出了编纂《全宋诗》的构想。您能谈一谈当初是怎么考虑到这个选题的吗？另外《全宋诗》编纂前后经历了12年，您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往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您觉得《全宋诗》的成功编纂，对我们古文献专业的学科建设有什么深远影响吗？
孙钦善：谈到《全宋诗》，这是一个大型的科研项目。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教研室工作，后来教研室为了有利于抓科研工作，又成立了一个古文献研究室，和教研室并行，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把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高校古委会成立以后，我们相应要把研究室的规格提高，提出来建立古文献研究所，国家教委和古委会予以批准。学校任命我做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在研究室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过《昭明文选》的研究课题。成立研究所以后，要带动一个研究所，需要有一个更大的科研项目，就提出来编《全宋诗》。这个也是经过多方面的酝酿，请教了好多专家，得到支持才决定的。尽管舆论对大项目多有诟病，认为成于众手的书没有好货。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有意义的大项目必须搞，又绝非单枪匹马所能完成的，一定要集体合作，关键在于严谨。另外我们还想到这么一个大项目，光靠一个研究所是搞不成的，必须开门来做。《全宋诗》整理者必须内外结合，五湖四海物色专家。就五个主编来说，有三位是校外请的，即傅璇琮先生，陈新先生，许逸民先生，我们内部有两个，即倪其心老师和我；尽管大家调侃时有主方、客卿之说，但工作起来总是同心协力。至于顾问，我们请到了当时的古委会主任周林先生，还有本校的邓广铭先生、川大的缪钺先生、北师大的启功先生、苏州大学的钱仲联先生、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当时我们还登门请钱钟书先生出任，钱先生婉拒了，但是鼓励我们编《全宋诗》，提示我们要坚持严谨的考据精神。我们还根据多方面总结经验，认为搞这样大的项目，既要多方面协作，又一定要有一个单位做基地，统一策划，集中审稿总纂，才能搞好。关于人力班底，我们想出了招研究生班的办法，当时办研究生班和毕业时留人，主管人事的张学书副校长给予极大支持，所以大家说，没有张校长就不会有《全宋诗》。合作同仁，不分内外，不计条件。像傅先生、陈新先生等来校审稿编稿，我们招待的条件很差，眼瞅着勺园宾馆，包不起住房餐饮，只能安排住留学生宿舍，在员工食堂用饭。老先生从不在意，以工作为重，而我们总觉得内疚。特别应该提到，陈新先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既是主编，又是编审，他的编审工作是任何人代替不了的，他学问大，经验多，要求严，眼精手快，是著名的学者型的老编辑，很难得，我们非常感谢陈先生。
图八：《全宋诗》主编和部分责任编委合影
（前排左起：马秀娟、高秀芳、李更、陈晓兰、王岚、王丽萍；后排左起：孙钦善、傅璇琮、陈新、倪其心、许逸民）
孙钦善：《全宋诗》在总体上站住了，说这话有几点依据：第一，有集子的宋诗“大家”，我们按照严格的古籍整理的规范来搞，底本一定要选择善本，并且注明具体依据，以此为基础做校勘、标点；第二，“小家”诗作及“大家”集外诗的辑佚，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辑宋元时期的方志、笔记、类书（第一步查阅，包括少数宋元以后的大部头类书，此为特例）等的资料编入正编，详细注明材料出处；第二步，将来做《全宋诗补编》时，再对宋元以后的有关书籍进行辑佚；第三，每个作家写一个小传，事迹都经过严格考证，言必有据。虽然有些错误，但是总体比较严谨。这三方面学界都给予肯定，事实也证明《全宋诗》堪称传世之作了。学术界又认为《全宋诗》的臻于完善，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但现在已经打好基础。还应该说明的一点，就是在众多的批评补正的文章当中，他们补的东西多数属于我们第二批辑佚书目里要辑的内容。我们本来就是分两步走，在前言和后记里边交代的都很清楚。我们计划在《补编》里要补的内容，他们先补了，我们很欢迎，很感谢；但作为《全宋诗》正编的遗漏来批评，就有点不公正了。
图九：《全宋诗》书影
孙钦善：《全宋诗》是一个大项目。出成果，出人才，是研究所当初设计这个项目考虑的问题。参加这个项目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是《全宋诗》的整理者，也担任责任编委，在整体编纂上出了大力。他们还通过这个项目，衍生出不少研究课题，或撰写学位论文，或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成果可观，已成为有名气的宋诗整理、研究者。他们还利用《全宋诗》编纂的平台进行教学，开出切实课程，教本科生，带硕士生，带博士生，教书育人，绩效显著。他们有些人一直坚持对《全宋诗》增补、补正，为《全宋诗补编》作准备，打基础，很艰苦。回想当初大家调侃说，搞《全宋诗》，得准备“全送死”，压力确实很大。但是通过这样一个项目，达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目的，带动了教学，带动了专业和研究所的建设，总算得到莫大的安慰。
图十：访谈现场，孙钦善与采访人谷建
谷建：孙老师，您能在最后简要地谈一下您心目中的北大精神吗？
孙钦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民主。这是北大的校训，最能体现北大精神。北大精神不仅对学术健康发展的正能量有感召力，对学术的不正之风亦有震慑力。
这是“中文学人”系列专访的第6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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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采访：周昕晖 赵瑶瑶
责任编辑：席云帆
推送排版：黄时恩
图片来源：图一、图十为原创，周昀摄，图二、四、五、七、八、九由受访者提供，图三为北京大学档案馆资料，图六源于北大中文系行政办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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