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凯南丨论制度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兼谈对中国制度改革的启示
编者按
在12月19日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0”上，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黄凯南教授发表了题为《论制度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兼谈对中国制度改革的启示》的演讲，演讲内容经整理且经作者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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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谈了很多重要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深入的解读。涌现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等关键词。我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得益于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基层探索的辩证统一，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辨证统一，也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民众自发性制度变迁的辨证统一。不了解这一点，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西方主流理论看起来这些都是矛盾和对立的，在中国却能够做到辨证统一。我今天的发言偏理论性，主要是想从学理上阐释制度理性建构论和制度自发演进论的统一性，在此视角下谈谈对中国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制度理性建构论与自发演进论的统一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有关制度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典型的范式，即理性建构论和自发演进论。制度理性建构论认为，制度是理性设计的结果，制度生成和变迁受到看得见的手的引导和塑造。制度理性建构论强调将制度作为内生选择变量，决策者选择能够最优（基于完全理性）或者更好（基于有限理性）达到目标的制度。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政治经济学、完全合约理论、不完全合约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制度自发演进论认为，制度不是某个决策者理性建构或设计的结果，是参与者之间互动和学习的结果，制度的生成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所有参与者都依据自身的决策模型采取行动，但是，最终形成的制度不是源自某一参与者事先有意图的理性设计。这方面的研究包括奥地利学派、制度演化经济学、制度的演化博弈分析等。
由理性建构形成的制度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制度生成的速度较快，能够减少“搭便车”等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理性建构的制度通常都是编码化和标准化的正式制度，这有利于促进参与者之间非人格化的交易与合作；三是，能够有效利用参与者之间的共同知识，减少参与者机会主义行为和外部性行为，降低交易成本。也存在如下的局限：一是，当制度理性建构的目标不是设计者的个人目标而是涉及更多人福利的社会目标时，社会目标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如果社会目标与设计者个人目标不一致时，制度理性建构将存在较大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二是，忽略了参与者之间认知模式的差异以及参与者拥有的、不为外人所知的局部知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参与者对局部知识的有效运用，可能抑制经济系统的创新和演进。
由自发演进形成的制度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制度自我实施的程度高，制度的代理成本和监督成本较低；二是，能够有效利用参与者的局部知识。也存在如下局限：一是，制度生成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制度生成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二是，随着参与者人数的增加，制度自发生成的难度会增大，制度自发演进存在规模限制。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制度生成和变迁既能发现理性设计的力量，也能发现自发演进的力量，制度既不是完全理性建构，也不是完全自发演进的， 制度是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这种统一性表现如下：一是，制度的理性建构是基于历史演化结果的建构，而非历史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空洞的工具理性设计。这表明制度的理性建构具有演化基础，是内生于社会实践的历史演化过程，这合乎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二是，制度的理性建构必须为未来的演进留有空间，理性建构的制度也必须具有演进能力。任何的制度理性建构都是基于设计者所掌握的共同知识，设计者必须清楚认识到其并不掌握整体的知识，对参与者独有的“局部知识”是处于“无知”状态。这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知识不对称，设计者无法通过传统的机制设计来获取参与者的局部知识。制度理性建构基于共同知识，但受限于局部知识，制度必然是不完全或不完备的，不能面面俱到，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参与者运用其局部知识进行积极探索，进而推动制度演进；三是，在许多情况下，制度的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是协同发生的。制度自发演进过程中通常伴随着理性建构以降低互动的不确定性。当群体内部自发演进形成的共同知识通过理性建构成为标准化和编码化的正式规则时，这种规则可能成为更大规模群体互动所依据的规则系统。制度呈现出互补性和协同性的复杂系统特征。在这一意义上，制度很难被严格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理性建构通常只有基于自发演进的非正式制度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制度是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
二、对我国当前制度改革的启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为中国制度改革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系统阐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正式制度建构，将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现代化进程纳入正式制度轨道中，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根本保证。
当前制度建设也体现了制度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习近平，202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习近平，2019）。可见，当前制度系统的理性建构是内生于社会实践的历史演化中，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建构。制度系统的理性建构是基于历史演化结果，又结合时代特征和对未来发展趋势学科判断而做出的主动谋划与设计。制度建设不是机械僵化、无所不包的完全理性设计，相反，它是基于共同知识而非整体性知识的理性建构，允许社会各主体在遵循制度系统下有效利用其局部知识进行积极探索，制度的理性建构给未来的演进和完善留有时间和空间。正如《决定》对分三步走的目标设定所指出的：“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当前制度系统的理性建构并不排除演进的力量，制度的理性建构是从历史演化而来，并将进一步推动未来制度的演进。“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提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习近平，2020）。
当前制度建设必须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和辨证统一，充分利用经由社会历史演进形成的共同知识和分散在社会各主体中的局部知识，提升制度的治理效能。制度系统的建设需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所谓“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主要源自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不统一，进而导致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对立和脱节。正如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 。基层实践与探索为顶层设计提供所需的共同知识。克服制度顶层设计的知识困境需要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辨证统一。如果缺乏基层探索，顶层设计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空洞的工具理性设计，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制度理性建构就会脱离实际，无法充分利用好社会各主体独有的局部知识，进而抑制基层的创新和活力。因此，制度系统的理性建构必须通过正式制度安排为基层探索赋能，保护和激发基层首创精神，更好地利用分散在基层民众中的局部知识。这也是《决定》中“基层”两字出现达20次的重要原因。基层探索如果缺乏顶层设计的统筹和协调就会充满不确定性，陷入无序和混乱。如果仅仅依靠基层民众的自发探索，自发演进形成的制度所需要的时间通常较长，而且参与者规模和合作的范围也都较小，在许多情况下，制度甚至很难形成。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强顶层设计无疑是必要和重要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是得益于强化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当前制度改革必须坚持理性建构与自发演进的统一，顶层设计为基层首创保驾护航，基层首创进一步推动顶层设计的发展和完善，充分利用广大人民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取得的共同知识和分散在社会各主体间的局部知识，降低建设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加快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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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德志 审核：马梦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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