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经前沿 | 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 对现有教科书结构与内容的批判性考察
本文发表于《人文杂志》2021年第3期。
作者：孟捷，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纂，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本文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提出《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显著差异，现有教科书采用板块型叙述结构有其合理性。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的编纂，需要利用并改进这种板块型叙述结构，以更好地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借鉴和运用《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以充实这一内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叙述方法，《资本论》，板块型结构，起点范畴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2017年以来，几本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相继出版，其中包括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高教版教科书），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以下简称经科版教科书），以及洪银兴主编《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以下简称人民版教科书）。其中高教版教科书还相继发行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 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的编纂？既有教科书在体系结构和理论内容上有哪些好的经验、又有哪些不足？《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和相关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借鉴和利用？都是值得反思和探究的重要问题。
本文首先探讨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相关联的问题，并与《资本论》乃至马克思经济学的六册计划开展了比较。这种比较在学界是较为流行的做法。大家都承认，《资本论》（以及六册计划）的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代表了辩证方法的最高成就。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资本论》的论述在细节上难免会有缺点，但从总的结构上看，则是一个“艺术的整体”。[2] 不过，学术界在将《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较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应该以《资本论》为标准，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叙述方法或体系结构上的成熟程度，尽可能地模仿《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叙述方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与《资本论》有明显差别，不能照搬《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叙述方法。
在上述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既有教科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考察。现有几种代表性教材所采纳的体系结构与《资本论》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后者是一个有机结构的话，前者则是一个“板块型结构”。采用这种板块型叙述结构有其合理性，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在笔者看来，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的编纂，需要利用并改进这种板块型结构，更好地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借鉴和运用《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以充实这一内容。
[1] 张宇、谢地、任保平、蒋永穆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逄锦聚、景维民、何自力、刘凤义、周云波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洪银兴主编：《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2] 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5页。
一、《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纂，需要反思和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乃至六册计划所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如下层面：一，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和联系；二，两者在体系结构和叙述方法上的区别和联系；三，两者在理论传承和发展中的关系。在下一节，我们将讨论第三个问题，这一节先就前两个问题开展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经济学在各自的研究对象上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存在下述差别。其一，《资本论》所考察的，是一个业已成熟的经济社会形态。18世纪工业革命后，这一经济社会形态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对象，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前于《哥达纲领批判》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不发达阶段，这个阶段不仅面临着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立自己的生产力基础的任务，而且还面临着完成工业化这一“前现代”的任务。在这一阶段，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关系，公有制生产关系和非公有制生产关系同时并存，通过制度变革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此阶段的根本任务。
其二，《资本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这些规律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历史阶段。以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为代表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在日本宇野学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该在这些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历史制度形式，考察这些规律在不同阶段的具体实现机制。为此，上述两个学派也将他们自己的理论称作“中间层次的分析”，即与《资本论》相比，抽象水平更低，但和经济政策理论相比，抽象水平又更高。这一观点事实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区分为抽象水平依次递减的三个层次，即以一般规律为对象的原理论、结合历史制度形式对上述规律的实现机制开展分析的阶段论，以及经济政策和经济战略理论。[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所有这三个层次的理论，并以第二和第三层次的理论为主体内容。[2]
其三，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所考察的是一个纯粹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没有涉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虽然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写作的“六册计划”里曾有研究国家理论的打算，但该计划并未完成，除了一些方法论提示，马克思并没有交代，六册计划中的国家册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理论内容。[3] 此外，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概也很难想象自凯恩斯主义兴起后，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笔者曾提出，自18世纪以来，关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即以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理论1.0，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理论2.0，以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市场经济理论3.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与凯恩斯主义类似，国家起着克服市场失灵、引领市场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还代表着一种与市场不同的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机制，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的方向。笔者曾分别以内生性作用和外生性作用的概念，来表达国家的这两种经济作用的差别。[4]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通过由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所构成的三卷结构，再现了其内部生产关系具有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一有机整体。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这种意义的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市场和国家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协调机制、以及它们各自所代表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人民版教科书讨论了类似问题，并对马克思下述见解的适用性提出了异议。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5]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并存发展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混合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人民版教科书认为，公有制经济关系就不可能成为掩盖其他所有制关系的“普照的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既研究公有制生产关系，也研究非公有制生产关系。[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意味着前者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后者的叙述方法，而只能在局部、即在相对有限的内容上运用这一方法。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别和联系，有助于我们辨识和评价学术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叙述方法和理论逻辑所提出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有两类，其中第一类倾向于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主张前者的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应与《资本论》或六册计划基本保持一致。例如，刘明远曾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一直没有解决如下两个难题，第一，没有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达成共识，第二，没有遵循马克思的叙述方法，以范畴的辩证发展的方式叙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因而未能形成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体系。[7] 近年来，顾海良、荣兆梓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试图援用《资本论》三卷的体系结构。程恩富、冯金华、马艳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试图借鉴六册计划的体系结构（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此外，颜鹏飞认为，应该借鉴《资本论》，以所谓“变形商品”为起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8]
与第一类观点相反，第二类观点主张，《资本论》或六册计划的体系结构并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国家扮演着制度变迁的推动者的作用，直接塑造了市场经济的形成，为此，根据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叙述逻辑里就应居于起点的位置。邱海平是这一派见解的代表之一，他还认为，与马克思的六册计划不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国家理论不应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资本、土地所有制、劳动——得到阐述后再加以论述，而应先厘定国家理论，然后再对所有制结构、劳动、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开展讨论。[9]
邱海平的上述见解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后文还会论及这一点。但是，他将《资本论》的叙述方法理解为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即从抽象到具体，是一种在思维中再现具体整体的方法，依照这种方法，经济范畴和规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叙述过程中的先后次序，不是依照历史发生的顺序，而是参照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安排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他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10] 将《资本论》的叙述方法理解为逻辑和历史相一致，滥觞于恩格斯，经由卢森贝的《〈资本论〉解说》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并被奉为教条。数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解释的批判绵延不绝，在国外，著名学者如卢卡奇、阿尔都塞、见田石介等均批判过这一教条，国内学者也相继对其提出过批评。[11]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我们可以找到马克思的一些论述，它们解释了六册计划背后的方法论思想，即解释了国家册何以在马克思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居于相对靠后的位置。在16-18世纪，现代民族国家——所谓重商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被重商主义国家视作“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且这一发展也“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12] 在讨论上述问题时，马克思对所谓“资本的形成史”和“资本的现代史”作了区分，前者对应于重商主义阶段，后者则指的是资本主义已经确立后的经济运动过程。资本的形成史需要造就资本存在的条件，重商主义国家恰恰就是“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13]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形成史，以及作为资本存在条件创造者的国家，并不是六册计划抑或《资本论》的考察对象。马克思提出：“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形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14] 所谓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自己的实现条件，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现代史，六册计划所涉及的，便是在此时形成的国家——这是因应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实现条件而再形成的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国家、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等等都可以看作通过这种再形成而产生的国家。
上述方法论思想决定了六册计划的结构以及国家册在其中的位置。在六册计划里，国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关系——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得到阐述后才提出来的。这种结构安排事实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运用：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社会形态而言，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功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需要。
马克思的上述看法对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是合理的，但在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情况就不尽相同了。正如前文论及的，马克思的考察对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党和国家代表着与市场协调不同的另一种协调经济或配置资源的机制，这一制度特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中必然要有所反映。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对邱海平等人所表达的上述第二种观点持一种批判和兼容皆有的态度：一方面，我们所认同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家的确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提前出现（参见后文的进一步讨论），另一方面，与邱海平等人不同的是，我们认为，国家的经济理论不可能在叙述过程的开端或开端不久便得到完整的阐述。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不仅代表着一种有别于市场的经济协调方式，而且会因应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担负起克服市场失灵和创造新市场的任务。此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机制，通常是和市场机制相结合而发挥作用的。因此，国家理论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被阐明之前，而只有是在这种关系被阐明之后，才有可能获得系统的论述。
[1] 对调节学派和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上述见解的介绍，可参见孟捷、高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从战后“黄金年代”到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16页。
[2] 经科版教科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见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2页。这个定义全然模仿了《资本论》，事实上窄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历史制度分析和政策理论都排斥在外了。
[3] 关于六册计划的研究，可参看汤在新主编：《〈资本论〉续篇探索——关于马克思计划写的六册经济学著作》，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4]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7页。
[6] 洪银兴主编：《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页。
[7] 刘明远：“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对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第29页。
[8] 参见顾海良、荣兆梓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年；程恩富、冯金华、马艳等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颜鹏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在颜鹏飞看来，由于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商品不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而是他所谓的变形商品。然而，对于这种变形商品的具体规定，他并未作深入讨论，也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叙述体系的完整框架。
[9] 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及逻辑起点——基于唯物史观对于现代中国历史适用性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23页。林光彬也持有类似的见解，见林光彬：“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回顾与展望”，《当代经济研究》2020年第9期。
[10] 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页。
[11] 参见拙文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孟捷：“对逻辑和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若干争论问题为参照”，《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12]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4-88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0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6-457页。
二、现有教科书的结构与内容：一个批判性考察
2017年以来，几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相继问世，它们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新成果，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和理论内容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文本。
现有几种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基本上都属于“板块型结构”。以高教版教科书为例，整个理论体系被依次划分为制度、运行、发展、开放四篇，即四大板块。其中制度篇讨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类型和层次的经济制度，如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运行篇讨论了微观、中观和宏观各层次的经济运行，微观部分涉及企业和居民，中观部分涉及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等问题，宏观则涉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和国家宏观调控。发展篇讨论了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战略、城乡协调发展等问题。最后是开放篇，讨论了开放经济问题。人民版和经科版的分篇略复杂些，但也包含了上述结构，只是在这四篇的基础上又有所增添。
各版教科书的板块型结构有如下特点，第一，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讨论，即制度篇，均安排在经济运行篇之前，且事实上享有叙述起点的地位。高教版将制度篇直接置于全书各篇之首，即叙述的开端。经科版在制度篇之前，安排了独立的一篇，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这一篇内容类似于高教版里的导论，因而其制度篇事实上也是叙述的开端。人民版在制度篇之前增设了一篇，题为“经济新时代”，内容大体是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沿革，重点在于新时代，也可看作绪论性质的阐述。
将制度篇置于全书主体内容的开端位置，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家不仅承担着克服市场失灵和创造新市场的任务，而且代表着与市场不同的另一种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机制。制度篇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其内容构成有三项，每一项都呈现为二元结构，即公有制和非公有制、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种二元结构恰好反映了国家和市场作为两种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机制相互结合的特点。将制度篇置于全书主体内容之首，实质上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范畴，是包含上述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六册计划里，马克思以《资本》册（实即后来的《资本论》）为开端构建了他的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结构的确立，预设了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是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唯一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既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协调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机制，就不能机械地模仿六册计划来安排理论的叙述结构。在起点引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意味着在引入非公有资本的同时，也引入了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和公有制。这样一来，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主线是资本的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就不是一根主线或一条主旋律，而是两重旋律的变奏了。
第二，各版教科书都设置了经济运行篇，内容大体涉及微观、中观和宏观运行。经科版将运行篇拆分得更细，即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篇。人民版则在运行篇里略去了中观部分。在笔者看来，运行篇是最有可能系统借鉴和运用《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和理论逻辑的地方，然而各版教科书在这方面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资本论》的核心理论即剩余价值论，在现有教科书里几乎没有得到运用。运行篇对《资本论》理论的利用只限于个别理论，如价值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等。
第三，在现有教科书的板块型结构里，国家的经济作用一般会出现两次，以高教版教科书为例，一次是在运行篇，另一次是在制度篇。制度篇有一节讨论了政府的作用，但这一讨论相当简略。国家理论的较为充分的展开，是在运行篇，即在讨论宏观调控时完成的。在笔者看来，现有教科书将国家理论主要置于运行篇论述的做法，没有突出国家作为一种与市场有别的经济协调方式的意义。一种可能的改进方案，是将国家经济治理与市场经济自身的宏观运行分篇论述，以突出国家理论的重要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在各版教科书里，运行篇的宏观部分通常只介绍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没有系统借鉴和利用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动态和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论述（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生产扩张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等等），而恰好是这些论述构成了马克思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病理学分析。这样一来，在现有教科书的叙述逻辑中，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渡到宏观调控，就缺少一个必要的中介性理论，其任务是解释市场失灵的根源及其表现形式。近年来，笔者一直主张，应该充分借鉴和利用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病理学的分析（可以视作马克思的市场失灵理论），以此为前提构筑一个关于国家的内生性作用的理论。这种内生性作用是和外生性作用相对而言的，前者指的是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的作用，后者指的是国家作为公共产权和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等所发挥的作用。[1] 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作用应该在一个独立的国家篇内加以论述。
第四，现有教科书均设有发展篇，虽然各版发展篇的内容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包含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城乡、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等内容。发展篇的设立，大体有两个原因，其一是要讨论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理论，其二则体现了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进的和落后的生产关系常常是并存的，相关内容难以和运行篇合并在一起，以范畴推演的方式得以呈现。这就造成这一篇的特色是将经济政策理论与属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并于一处。能否将这两部分理论内容适当分篇安排，值得进一步思考。
以上讨论了现有教科书在叙述方法和体系结构上的特点，就具体内容而论，各版教科书也有不少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现有教科书在说明这一问题时，没有充分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资源，片面地以价值规律解释市场的这种作用。二，与前一问题相关联，现有教科书在微观部分基本没有对企业的生产过程及其二重性开展分析，没有对这种二重性的主要方面即价值创造过程开展分析，更没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过程开展比较。[2] 以高教版教科书为例，在谈及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动时有如下表述：“国有企业的效率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为其所有者实现最大化利润，二是用最少的资源为社会提供最多的产品或劳务。前者是企业微观功能的财务层面，表现为企业的财务效率；后者则是企业微观功能的技术层面，表现为企业的技术效率。”[3] 至于这两种功能、两个效率的关系如何，彼此之间是否可能发生冲突，没有再作进一步的考察。三，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4] 在各版教科书中，只有高教版在目录列入了这一问题，但也仅仅设立了一目，没有辟出足够篇幅对党的领导作更充分的论述，更没有将党的领导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形式来分析。[5]
限于篇幅，上述问题不能一一展开讨论，这里只选取第一个问题略作分析。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以资本为主体的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中的作用，这些阐述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内容。现有教科书在讨论相关问题时，一般都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归结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刻意回避剩余价值规律。以高教版教科书为例，该书在第二章第三节设了一目，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写到：“为什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其基本的经济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生产要素的流动，调节着社会生产，促使人们节约劳动时间，实现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分配。”[6]
将社会主义经济的资源配置归结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7] 这类观点大多假定，价值规律是适应于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所有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或言之，价值规律隶属于商品经济一般，剩余价值规律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殊规律，因而在解释社会主义经济时，就排斥剩余价值规律，试图用价值规律来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源配置问题。然而，在马克思那里，价值规律的符合其概念的发展——其标志是商品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充分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前提的，价值规律不能脱离剩余价值规律以及作为其外在表现的竞争规律单独存在。在《资本论》第一部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发展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8] 价值规律只有在劳动力商品化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存在，那种将价值规律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规律，却将剩余价值规律等其他规律一概排除在外的做法，在理论上是难以自洽的。
将剩余价值规律排斥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的做法，可以溯源到斯大林，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范畴。张闻天在评论这一问题时深刻地指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但对劳动和产品的分析非常简略、马虎和零碎，对剩余劳动的分析，也是如此。……《资本论》关于剩余劳动的分析，对它似乎并不存在！剩余劳动问题如不讲清楚，许多其他问题也是讲不清的。”“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学者不研究剩余劳动价值，因而也不重视社会主义的资金积累规律。”[9] 改革以来，经济学家如卓炯、蒋学模等都提出，剩余价值范畴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其一般性的一面意味着，剩余价值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卓炯为例，他提出，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看作剩余劳动的物化，就像价值是劳动时间的物化一样。[10] 这意味着，只要有剩余劳动，只要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有剩余价值。他还写道：“如果把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出来，那么，马克思的《资本论》体系就可以完全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当前经济改革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并把马克思的经济科学推向前进。”[11]
有趣的是，在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归结为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时候，为了自圆其说，人们往往会扩大价值规律的外延，将属于剩余价值规律的内容也塞进价值规律。例如，企业推动生产率进步，会将个别价值压低到社会价值以下，这往往被等同于价值规律，而这实际上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的组成部分。[12]在马克思看来，一旦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形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生产力进步与剩余价值的增长是互为前提的，这意味着，提高生产力是为增加剩余价值服务的，而增加剩余价值也必须依靠生产力进步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事实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利用这个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正当性。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或弊端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遭到了破坏。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上述意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具有“参照系”理论的性质，其作用在于提供一种规范，借以评价现实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创造中的效率。笔者曾提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对市场经济动态效率的解释，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我们剥去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壳，这一理论也可拓展为对市场经济一般在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上的作用的解释，换言之，该理论也可用于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动态效率。这是因为，第一，在《资本论》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以个别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为前提，过往40年的实践表明，国有企业完全可以和私人企业一样，积极而富有成效地参与这种竞争。第二，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过度剥削不再是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主要途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增长主要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这个特点和公有制企业的目标模式是相契合的。” [13]
更加充分地借鉴和利用《资本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提升教材学理性的关键所系。不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是不均衡的，在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上也会有相对滞后性。这一现象的存在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植入提供了可能。一个典型案例是在讨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质量时，流行政策话语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要素生产率学说，个别教科书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14] 全要素生产率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前提的，正如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克指出的，这一生产函数实际上是由国民收入会计恒等式变换而来的，是分配关系的某种体现，并不能代表生产的技术过程。以生产函数为前提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不具有通常赋予这一概念的含义。[15] 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案例，提醒我们要审慎看待政策话语与学术话语之间的微妙关系。笔者在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述两种话语之间的关系时曾提出，政策话语的变迁，通常是为了回应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这一点也决定了，政策话语的生产有时无暇顾及理论逻辑的完备性，引入一些在学理上不太恰当、不太成熟的概念。[16] 要避免类似现象的出现，首先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上，必须深化对马克思劳动生产率学说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劳动生产率的定量测度及其增长源泉的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国内一些学者已经在这一问题上开展了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1]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国家理论：源流、对象和体系”，《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现有教科书没有对国家的这两种作用加以分梳，且淡化了发展一种内生性国家理论的重要意义。这一倾向在张宇个人著作里表露得尤为明显，见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
[2] 马克思经济学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生产过程及其二重性的分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削弱了这一传统。张闻天针对苏联教科书的弊端指出：“（苏联）教科书对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实际上没有分析。强调了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二者是非对抗性劳动，就万事大吉。而不谈二重性同所有制的关系，不谈工农之间、个人、集体和全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一概不谈。可以说是无矛盾论的典型！”，《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27-228页。
[3] 张宇、谢地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4]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56-60页；第13-15页。
[5] 高教版教科书第一版的第三章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辖的第四节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其第四目题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见张宇、谢地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81-83页。在高教版第三版里，这一目被取消，同时在第一章新设了第四节，其中第四目题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张宇、谢地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第三版。笔者曾提出，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是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制度形式之一，见孟捷：“农民工、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义政党-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话语”，《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
[6] 张宇、谢地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7页。另见人民版教科书的类似表述，洪银兴主编：《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0-211页。
[7] 参见卓炯在下述文章里对当时学术界主要观点的评析，卓炯：“论商品经济”，《经济研究》1962年第10期。卓炯和孙冶方等人都错误地认为，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价值规律。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5页。
[9] 《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36-237页。
[10] 马克思：“把价值看做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做只是剩余劳动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3页。
[11] 卓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引自《卓炯经济文选》，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127页。笔者在下述文章里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剩余价值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问题，见孟捷：“剩余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思想史的考察”，《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
[12] 卓炯：“论价值规律的伟大意义”，段若非编：《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探讨》，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5年，转引自《卓炯经济文选》，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另参孟繁炳：“论提高经济效益的理论依据”，《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13] 参见孟捷：“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迈向以《资本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一般理论”，《政治经济学报》第1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14] 见洪银兴主编：《新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2-215页。
[15] Shaikh, A., ‘Laws of production and laws of algebra: the humbug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4, Vol. 6, No.1, pp.115-120.
[16] 参见孟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化的若干问题——兼评张宇等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报》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三．结 语
近年来，伴随一系列教科书的问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现有教科书在呈现相关理论内容时，基本上都采用了本文描述的板块型结构。初看起来，与《资本论》和六册计划的体系结构相比，这种板块型结构显得较为粗糙，范畴推演的逻辑严密性较差，但基于前文论述的理由，这种结构其实更适于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容。
进一步完善教科书的编纂，要利用并改进这种板块型结构，同时也要充分借鉴和运用《资本论》的范畴和原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化。《资本论》所考察的许多范畴和规律，包括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规律，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经过适当的处理和加工，也可运用于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1]
将近六十年前，张闻天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提出：“教科书对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的矛盾实际上没有分析。……可以说是无矛盾论的典型！”他进而指出：“我觉得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未解放。”[2] 这些论断今天读来仍不失其重要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纂，有赖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这种思想解放，是将《资本论》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丰富理论资源以创造性的方式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1]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
[2] 张闻天：《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227-228页。毛泽东在评价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指出，这一教科书的“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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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妤婕 审核：李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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