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 | “我的阅读史” 之契诃夫（上）

“怀疑” 的智慧和文体

——“我的阅读史” 之契诃夫

（上）

作者：洪子诚

[作者简介]洪子诚，1939年4月生，广东揭阳人。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2002年退休。1991-1993年曾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998年曾任中央电大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与历史学学科组成员。主要从事中文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著有《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新诗史》等著作。

重读将损失些什么

6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曾经沉迷于契诃夫的小说和剧本：那是大学毕业前夕，和毕业参加工作的那几年。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间歇期”。“大跃进”还是昨天的事情，但在心里仿佛已变得有些遥远；而另一次以“文化”命名的“革命”，则还没有降临。

当时，同班的一位同学，正好有一套分册的契诃夫小说选集（上海平明、新文艺版50年代版）。它们陪伴我度过那些年许多的夜晚。这个期间，也陆续购买了此时人文社出版的《契诃夫戏剧集》（1960），《契诃夫小说选》（上、下，1962），《回忆契诃夫》（1962）。小说集是汝龙先生的译文，剧本译者则分别是丽尼、曹靖华、满涛先生。当时没有读到焦菊隐先生的译作。我的这几本书“文革”期间被同事借走并多次辗转易手，待到想收回时，小说选的第一册和《回忆契诃夫》已不见踪影；上面有我当年阅读的各种痕迹，这让我感到有点可惜。

因为和教学、研究没有直接关系，当时并没有认真想过喜爱这些作品的原因。记不清是从《醋栗集》还是《新娘集》开始的。那种平淡、优雅，却有韵味的语调吸引了我。自然，还有大家都说到的那种契诃夫式的忧郁和诗意。那种将冷静和内在的温情包容在一起的叙述，对我来说有难以分析的奇妙；就像80年代初第一次听到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惊讶于悲怆和辉煌能这样的交融在一起。60年代初我二十出头，自然又很容易和契诃夫作品中对生活目的、意义的苦苦思考，对一种有精神高度的生活的争取，以及爱情的期待、破灭等的讲述发生共鸣。回想起来，当时的喜欢，如果套用现在的话，那是在向我展现一种“新的感性”，一种与我经常接触，也曾经喜欢的夸张、坚硬、含糊的文体相区别的文体，后者就像《第六病室》中说的，“总是涂上浓重的色彩，只用黑白两色，任何细致的色调都不用”。这种“新的感性”所教给我的，是我不大熟悉的那种对细节关注，那种害怕夸张，拒绝说教，避免含混和矫揉造作，以真实、单纯、细致，但柔韧的描述来揭示生活、情感的复杂性的艺术。刚毕业的那几年，我给文科低年级学生上“写作课”，便把我从契诃夫那里感受并充分认同的这种“文体”，有些绝对化地当成艺术准则传授给学生。我本来想选他的《在流放中》作为范文，但担心思想情调过于“低沉”，便换为在“当代”得到认可的《万卡》。作为这种艺术理想的补充和延伸，在课堂上我讲孙犁的《山地回忆》、《铁木前传》语言的简洁、精致，讲从朱德熙先生那里“贩”来的对赵树理、毛泽东在语言运用精确、传神的分析。

这种阅读继续到1964年。随后发生的批判运动，和“文革”的发生，让我放下了契诃夫，和许多人一样，不同程度投身到这场“革命”中去。这种转变，在个人的生命中也可以说是一种“转折”，其实也包含着“自然”地、顺理成章的因素。“文革”期间我没有再读过契诃夫的作品；但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同样也没有。除了“新时期”纷至沓来的各种书籍的吸引力之外，有时候也有一种担心。通常的理解，名著的重读将可能加深原有的感受、理解，但我更明白也很可能会损失一些东西。多次的经验告诉我，重读时既有可能因为有新的发现而欣喜，也会疑惑当年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动而惭愧。后面一种情况，不仅自己的趣味、感受力的信心受到打击，而且当初留存的情感记忆也被损毁。因而，便告诫自己，为着那些已经成为个人经验世界的一部分的印象得到保存，有时候抑制重读的诱惑是值得的。

但想法还是发生了改变。两年前，参加戴锦华先生指导的博士生孙柏论文的答辩，在《西方现代戏剧和社会空间》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契诃夫戏剧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熟悉契诃夫的读者都知道，他后期的戏剧（特别是《三姐妹》、《樱桃园》）、小说，“工作”、“劳动”是经常涉及的中心命题，这与知识分子摆脱闲散、无聊、庸俗，厌倦，与“新的生活”的创造等联系在一起。在历来的契诃夫评论中，《三姐妹》中衣丽娜的那段著名台词——“人应当劳动，应当流着汗工作，不论他是谁，人生的目的，他的幸福，他的欢乐，就在这儿。”——也总是被作为契诃夫思想的重要的积极因素得到肯定。对此，孙柏论文在引述江原由美子、约瑟夫·皮珀等社会学家、哲学家的论述后指出，这里表达的“劳动中心主义”，是19-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组织原则的基础，是对“闲暇”，对非职业性、非物质生产性、非实用性的活动、兴趣的歧视、压抑。论文指出，契诃夫显然受到这种“劳动中心主义”的影响，不过也表现了对这种“工作至上”的疑虑，这种疑虑已包含了他对“工作至上”、“劳动中心主义”观念的批判，甚至否定了。

论文从戏剧内在的反讽基调，戏剧语言和戏剧动作的对比上的分析，来支持这一论点。这是质疑苏联和当代中国（自然也包括我在内）的“契诃夫观”。对我来说，由于原先形成的看法已经难以改变，因此会“本能”地要抵制不同的论述。但我因为没有重读作品，在答辩会上只好委婉地表示我的怀疑。大概出于对年事已高的老师的尊重，答辩者既没有和我发生争论，也没有做进一步解释，只是说回去要更多读材料，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被迫地改变（哪怕是部分）所喜欢的作家的印象，无论情感还是理智，都是不很容易的事情。为着寻找质疑论文的根据，终于还是再次拿起契诃夫的书，重读了主要的剧本和一些短篇。

“当代”的契诃夫图像

契诃夫在“当代”（指的是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地位有些“微妙”。根据李今女士的研究，1907年就有契诃夫小说的汉译（《黑衣修士》），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他的第一本汉译小说集。但契诃夫在“五四”时期和30年代初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30年代末到40年代，对他的翻译、出版开始“系统化”、“规模化”，并对当时的小说、戏剧创作产生重要影响。这种“集体性”影响的发生，与当时中国作家“沉潜”心理意向，和写作向着“日常生活”倾斜有关。我在上高中之前，从未读过他的作品，不知道柴霍甫就是契诃夫。记得第一次和他相遇，是在《文艺学习》上。1954年4月，由中国作协主办的这份文学杂志创刊时，封面印有鲁迅先生的头像，第2期便换成了高尔基。于是便猜测接着将会是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从俄苏文学在当时的显赫地位看，似乎更有可能的是普希金、托尔斯泰，或者是50年代被众多中国诗人奉为榜样的马雅可夫斯基。这些猜测全都落空，面前竟是戴着夹鼻眼镜、蓄着山羊胡子的陌生老头（当时以为有六七十了，后来才知道他去世时四十四岁；这样的年龄，放在“新时期”还是“青年作家”）。自然，之所以选择契诃夫，可能也跟他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1954年的“世界文化名人”之一有关。这一期的《文艺学习》除了评介契诃夫的文章外，还附了他的小说《宝贝儿》。读过之后却没有觉得怎么好……

40年代的确是中国文学界“发现”契诃夫的年代，如同有的研究者所说，他对中国小说、戏剧的走向“成熟与深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时期，是抗战初人们激动兴奋之后，消除某种幻想而趋向清醒的时期。作家发现，契诃夫用来揭示悖谬思想、情境，表现偶然、“孤立”事件和遭遇，传达某种复杂思绪、情感的有效性。当然，对不同的作家来说，存在不同的“影响”；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契诃夫。我们在巴金、师陀、张天翼、曹禺这个时期的创作（如《北京人》、《第四病室》、《寒夜》）中看到契诃夫留下的“印迹”，和在胡风那里看到的差异颇大。胡风1944年的题为《A·P·契诃夫断片》的文章，既是他和他的朋友（“左翼”的某一派别）对契诃夫的“当代阐释”, 但也是阐释者的“自我阐释”；既是契诃夫画像，也是胡风自画像（或者是“自我”的投影）。在主要由“驳论”构成的文字中，一一批驳了中国“僵硬了的公式主义的批评家”（大概是“左翼”的另一派别）加给契诃夫的种种“恶谥”：“旁观的讽刺者”、“悲观主义者”、“怯懦者”、“没有内容没有思想”、“客观主义者”……胡风说，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因为麻木了的心灵不能够在他底讽刺、他底笑里面感受到仁爱的胸怀”。在塑造他的契诃夫形象时，他使用了“诚实”、“仁爱的胸怀”、“含泪者至人底笑”等胡风式话语。他甚至借用鲁迅的话，（有些不着边际地）称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但他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的、新时代“预言家”相貌的契诃夫，有可能让这个时期的曹禺、巴金、师陀认他不出。不过，他们与胡风也应该有着共识，这就是，那些“平平常常的人生，不像故事的故事，不像斗争的斗争”，也有着深切的人生真相；对那“逆流的日子”里的“日常生活”悲剧性的揭示，和与此相关的“简单的深刻”的文体，也有它们的不容轻慢的价值。

进入50年代，40年代发掘的这种思想、艺术经验变得可疑、不合时宜起来。乐观主义、明朗、激烈冲突和重大事件，是“当代美学”的几个基本点。等待着契诃夫这样的作家的，如果不是被彻底“边缘化”，被忘却，那就需要有新的阐释。如果我们还喜爱某个作家，需要他的“遗产”来为当代的文学建设助力，那么，那就必须提出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标准、 时尚相切合，或能够相通的理由。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契诃夫评价，说起来像是在延续胡风的观点（在将有点抽象的人性内容替换为阶级涵义之后），其实是基本仿照当时苏联主流批评家的模式和尺度。一方面是强调他对“旧生活”的批判性，把他称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赞扬他对旧俄沙皇统治下的虚伪、黑暗生活作了深刻揭露，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则指出由于未能形成“完整、正确的世界观”，没有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结合，而产生阶级、时代局限（脱离政治的倾向，作品中“忧愁、 悲哀的调子”，就是这种局限的表现）。提到他的“强的一面”的同时，之所以不能忘记他“弱的一面”，是为着不至于导致将“旧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 混同，模糊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根源于阶级、世界观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