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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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8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一致推举我系荣新江教授成为新一届会长。值此机会，重发《从学与追念——荣新江师友杂记》中几篇文章，与读者共同回顾“北京大学与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以纪念北京大学几代学者为敦煌学的付出与贡献。在今天刊出的1999年发表的《重读敦煌书序，追念恭三先生》一文中，荣新江教授感叹道，“今日北大的‘敦煌学’研究不容乐观。追念往哲，痛定思痛，微薄小子，岂可闲哉！”十余年如斯已逝，以荣新江教授为代表的北大学人们在敦煌学领域仍然孜孜不倦、从不懈怠，著述丰富、成就卓越。他们也为学界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前赴后继地在敦煌学和相关冷门绝学领域不断突破创新。北京大学与敦煌学的传统便是这样被传承和发扬。

重读敦煌书序  追念恭三先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荣新江

在我大学毕业接着上研究生的那一年（1982），邓广铭（恭三）先生创建的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我虽然不是邓先生的直系弟子，但是，从上学期间到1985年毕业留在中心工作以后，一直受到先生的关怀和教诲。也由于我和邓先生的女儿小南大学同班，又和他的两个弟子同住一间研究生宿舍，所以也就得知许多恭三先生的“故事”，也常常有机会当面向他老人家请教。

    邓先生由于长时期处在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两大中心——北大和史语所，所以他经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历史，也细致入微地了解许多学者的“故事”。每次去看他，只要你提一个话把儿，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有幸听到过他讲的胡适、傅斯年、周作人、齐白石、钱穆、翦伯赞等人的故事，相对来说，听的最多的，还是陈寅恪先生的往事。我毕业后受先生之命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协助他和其他几位先生编纂《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图1）。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此书具名“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而实际上是邓先生自始至终地主持其事。我按他的指示联络学者，催促稿件，核对史料，并通校了三遍校样。每当有问题的时候，就去请教先生。文稿之外，少不了谈到陈寅恪先生其人其事其书，从他写出《辛稼轩年谱》后陈寅恪亲造其门，到他冒着敌机炮火校对传送陈先生《政治史述论稿》校样；从抗战时傅斯年让他代笔写信请二陈（陈寅恪、陈独秀）到李庄来作学问，到解放军围城时胡适命他一定要在北平城中找到陈寅恪一家。虽然年届八十，但许多亲历之事他仍记忆犹新，陈寅恪先生的风趣言谈，娓娓道来，听之使人入迷。而前辈师友间的一些交谈话语，在今天看来，更值得珍视。

自去年夏天邓先生入院以来，几次去看他，他都说要回家修改他的书稿，我也希望他早日康复，再来给我们讲“故事”。然而，当他离开我们的两天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再不能给我们讲下去了。从友谊医院出来，我走了很长一段路，心绪难平。很想就先生当年所述，写篇文章，叙述他和陈寅恪先生的交往。我虽然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个早就有的想法，但当我告诉他1996年末我走访史语所时，恰好见到他们正在把邓先生给陈寅恪的信扫描到电脑中永久保存时，他感到无比的欣慰。

然而，当看到历史系和中古史研究中心纪念邓先生文集的约稿信后，我又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而想把邓先生对北大敦煌研究事业的关怀和推动写出来，因为晚年的邓先生，自有文化托命的感觉，一向视公事大于私事。所以，还是先把邓先生作为中心主任，对敦煌研究的贡献写出来吧。

我们中古史研究中心，一共十来个人，邓先生就像一位家长那样关心着每一个人的学习和研究。要照管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虽然年龄各异，倒也不难。但要领导这样一个高知识结构的群体，却非易事。中心的人多是1977、78年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研究生或本科生毕业的，研究范围从汉代的公羊学说到清朝的《四库存目》，而重点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史。邓先生专攻宋史，对宋代各个方面均有论说，成绩蜚声中外。他同时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广阔的胸怀，这也使得初期的中心，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邓先生在写于1983年9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序》中，说到新创办的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拟从事的工作：“计划中所要致力的课题，一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二为外国学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翻译；三为古代史籍的整理；四为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第三、第四两项工作最先上了马，而最先印行问世的则是《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我最初是被分配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组”中从事敦煌文书的研究，同时协助王永兴、张广达两位先生编辑《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1982年）

这个组虽非中心的重点，但却为初创期的中心，编成五本《论集》，这是和邓先生的直接支持分不开的。这个刊物为了减少错误，雇人手抄。自第3辑开始，我参加编辑工作，主要是传送稿件到住在阜成门抄者家中，然后取回校对。尽管我们费了心力，但仍有错误。而手抄影印的效果很差，阅读不便，给读者特别是海外母语非中文的读者造成很大麻烦。尽管如此，这几本《论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说代表了当时国内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的较高水准，受到海内外的广泛重视。一向以写批评性书评而闻名于海外的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撰写书评，加以表彰。由此不难看出当年邓先生在中心草创期就着手办刊并支持它连续出版的学术眼光和魄力。经过十多年的人员变动和兴趣转移，今天看来，中心成员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多少有些成果，而作为中心集体编纂的著作，则只有这五本《论集》和《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

邓先生在《序》中接着说道: “敦煌吐鲁番的遗书和遗物，所涉及的方面均极广泛: 历史的，地理的，宗教的，法律的，政治制度的，社会风习的，学术思想的，语言文字的，文学艺术的，等等。这决非少数专家学者（即使是博学多能的）所能全部精通得了的，因而就有赖于斯道同行们群策群力，各攻一面或几面，以期各自有其突破点，我们则乐于为此类论著提供一个刊布园地。众擎易举，踵事增华，正是我们攻克这一学术阵地的最有效方法。”邓先生的意思，是想以中心的刊物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园地，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来对敦煌吐鲁番遗书和遗物，进行研究。从1982年出版的《论集》第1辑，到1990年的第5辑（也是最后一辑），刊出包括中心成员及历史系学生、校内各系所、全国其他单位乃至海外学者的多篇论文，其中包括旅法敦煌学者左景权、杭州大学姜亮夫、山东大学王仲荦、中山大学姜伯勤、社科院历史所唐耕耦、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中国佛教协会周绍良、四川大学项楚等著名的敦煌学者的论著，使《论集》成为“文革”以后敦煌学复苏期的代表性刊物。我们编委会基本上按照邓先生定的原则，把《论集》变成一个开放的学术园地，团结了国内外的同行，集合起当时最有份量的一批敦煌文献研究论著，其中也包括本中心周一良、王永兴、宿白、张广达，本系祝总斌、吴宗国，本校季羡林、周祖谟、白化文，以及已故王重民先生的大作，他们的论文都在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对敦煌学有所贡献。

邓先生接着特别谈到敦煌文书的断代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这是他和宿白先生想努力推动的一个具体研究课题。中心成员薄小莹同志在这方面作了初步努力，编成《敦煌遗书汉文纪年卷编年》（长春出版社，1990年）一书，把当时所能见到的原有纪年的敦煌遗书，不论是文书还是题记，按年代顺序统编起来。此书是敦煌写本断代工作的第一步，提供了据以考订无纪年写本的标本所在。近年来，我们又高兴地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正在组织相关学者，在中文大学新亚学院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和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支持下，着手对敦煌吐鲁番文献进行系统的排年工作，包括已有纪年和没有纪年的文献。目前已经出版的有，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和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两部，有关唐五代宋初的文献，也在整理考订编排之中。在国内对这类基础研究工作支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我们非常希望饶先生的计划能顺利完成，我本人也拟为此计划贡献绵薄之力，因为这或许可以给倡导这项工作的邓先生以某种慰藉。

邓先生在这篇《序言》中还说到，“专就‘敦煌学’的资料整理和文献研究来说，北京大学是具有较久的传统的”。他举出刘复的《敦煌掇琐》、向达的两次敦煌考察、王重民的敦煌学系列著作，来鼓励后辈，“上述教授所已经开辟的路径，所已经做出的贡献，是我们所必须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的。因为，不在继往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开来的。”他列举北大的敦煌研究传统时，如数家珍，因为邓先生本人对“敦煌学”并非外行。邓先生早年就利用敦煌文书研究过均田制问题。最近，河北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他的全集，小南让我看一部他1954年的隋唐史讲义。我惊奇地发现，在讲义最后全文抄录的为数不多的参考文献中，却有罗振玉的《补唐书张议潮传》，表明先生对敦煌资料的重视和充分利用。从言谈话语中我早就感到，邓先生受到陈寅恪和傅斯年的影响很大，十分重视新史料，因此在他的研究和教学当中，也就十分关注敦煌资料，力所能及地利用这些新材料，并鼓励相关的同行或学生努力研究。邓先生的《序言》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强调北大具有的敦煌学研究传统，并要我们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今年恰值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在邓先生《序言》的启发下，我写了篇《北京大学与敦煌学》，在校庆期间召开的汉学大会上，我仅就文章的上半（1949年以前）做了发言。事实上，当我把下篇的材料准备好以后，并没有敢动笔写出来，因为北大往年的辉煌，并不能映照今日的校园，邓先生等一代鸿儒带走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学问，而是北大在学林的许多“第一”。今日北大的“敦煌学”研究不容乐观。追念往哲，痛定思痛，微薄小子，岂可闲哉！

  （1998年6月29日完稿于六院，时中心“搬家”至此。原载《仰止集──邓广铭先生纪念文集》，1999年3月，494－499页。）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研究方向是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归义军史研究》、《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敦煌学十八讲》、《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敦煌学新论》、《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学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三升斋随笔》等。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为敦煌学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于1983年8月成立，第一任会长为北京大学季羡林先生。学会自成立以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既切磋琢磨甚至激烈辩驳而又友好合作、团结互敬的学术氛围，使得敦煌学研究者一直都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为今天的中国敦煌吐鲁番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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