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谈丨魏剑，张海洋：语言文字与生活世界

  2022年第3期  

语言跨界谈

民族学家谈语言和语言生活

编者按  人类的自然语言几乎都是民族语言，语言与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语言的“万花筒”中能够看到民族的各方面特点。民族学家看语言，往往会超越语言的内部结构，从人类学、社会学等角度关注语言生活。本期跨界谈邀请了3位民族学者，向读者奉献他们关于语言的思考。

本期嘉宾

魏剑

贵州民族大学东盟民族研究中心讲师。

张海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语言文字与生活世界

文丨魏剑，张海洋

语言文字是人类的心灵窗口和行动意义的“存在之家”，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表征。今后中国要在全球舞台持盈保泰，就应助推内政外交语用升华，做到诚信求真、通达求善、雅驯求美。最有效的路径是提振汉语的世界知识生产能力，包括做好民族学人类学区域国别研究与海外民族志撰写翻译，构建起交往交流的参照体系。

民族学人类学是研究异域他者社会文化，理解普同人性，促进人类各民族和平发展、公平互惠的学科。该学科奠基人爱德华·泰勒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有两句名言影响深远。一句是开篇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另一句是结语，豪迈地宣称：“文化科学……本质上是一门革新者的科学。”

革新者的科学如何达成初心使命？学人要带着本土本位问题意识，深入其他民族的生活世界，做好参与观察、焦点访谈、比较研究；然后按生态、体质、语言、考古、民俗及艺术、哲学、宗教等主题，呈现目标群体的生活样态并揭示其成因；最后用民族志文本倡导主流社会解放思想，建立公平制度，降低国家的发展和治理成本，以增进人类福祉。

这套流程其实就是希罗多德、司马迁等史学鼻祖的实地调查+口述史研究+文献阐释之模式的延伸拓展。只是民族学更强调透过婚姻、家庭、亲属和信仰仪式，来理解和阐释他者文化的情怀价值，所以更看重语言学知识和跨语言理解翻译的能力。因而民族学人类学早有“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即语言相对论，它认为人文世界终归是整全大象、无缝天衣；而各民族语言都是独特的认知剪裁方案，各有洞见与局限，不同民族的语言要取长补短，才能相得益彰，贴近真相；单语思维容易误判局势，单边行动更易造成两败俱伤。20世纪哲学因而会有语言学转向引领的学术范式转换和后现代转型。该理论认定世界运行有规律也有偶然，既受客观制约，也受主观制约；人类除了谋食谋利，还要求索生命意义、道德境界，所以才有别于其他动物；语言是人文意义的“存在之家”，且能影响思维；社会底边的农民和少数民族跟主流社会一样，都有主体博弈能动智慧和破解生活难题的能力潜力。

这些认知突破了古典现代化物质论成说，因而略显突兀。但试想中国西部的新疆和南方的客家，历史那么悠久，但名号却能把他们喊成万年“新”“客”，因而是“语言创世纪”的案例。类似案例各民族语言都有，但“有图有真相”的汉字仍有其特色。当今世界各地各民族语言多用表音字母拼写，唯独汉语能借助汉字的超口语特性而大范围经久流通。如今它不仅是全球重大人文资产和独特知识载体，还是东亚文明板块主导语言，且是联合国6种工作语言之一。

这些成就固然要靠庞大人口和经济实力支撑，但也须承认其得益于汉字的下列优势。

其一，汉字能超越口语，象形表意，提纲挈领，承载传递诸多区域民族语言的重叠共识精神实质且易于采信，有利于构建和巩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的多元一体文明大格局。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1922）里激赏中国青年李济的短文并长用引述，就是因为李文揭示了汉字的这种潜力。其二，汉字能单字成词，且语法逻辑宽松，如同阿拉伯数码灵活组合，适合诗词歌赋，天马行空且言简义丰，擅长占卜祭祀、颂圣纪功，富于美感。其三，汉字偏旁部首能给世界现象编码分类，辅助认知，触类旁通。日本、朝韩、越南学究凭借汉字就能辨析字义、互做笔谈，反而能摆脱口语同音字困扰。当今世界汉字文化圈人口将近世界人口的1/5，汉字功不可没。

但世间万物瑕瑜互见，就海外民族志撰写翻译而言，汉字相比于拼音却有下列短板。

第一，汉语字多音少。普通话声、韵母加四声，搭配出的音节不到两千，却要承载数万汉字，每个音节平均负担十多个同音异义字，如：白痴—白吃、食物—实务、事物—事务、权力—权利、法治—法制。人名、地名、族名等专名的翻译转写，更因缺少上下文脉络而容易歧路亡羊，不同译者转写同一专名往往有异，同一译者要保持前后连贯也难，例如人名Bakr暂且写成“伯克尔”，过了几页乃至几行，就可能转写成“贝克尔”“巴克尔”“白克尔”。何况外国经典和周边国家的地名、人名、族名，还多有前人转写约定俗成，今人不能自创，例如《圣经》人名“丹尼尔（Daniel）”必须写成“但以理”，地名“杰里科（Jericho）”必须写成“耶利哥”。拼音文字互转则无此拘牵。

第二，现代汉语缺乏性、数、格、时态等语法形态，结果语句精炼却不太讲求逻辑推理，如“紫气东来”与“佛法东来”都朗朗上口，动作方向却是相反。且象形表意的汉字因物质性强而擅长状写物体、景观和情感动作，但用于呈现或翻译政制、宗教等抽象概念就大费周章且颇多歧义。例如汉语“封建”跟欧洲、日本用法未必同义；汉语“民国”“共和国”翻译都用西文republic，其实“民国”本有国民平等、民主含义，“共和国”还有多民族统一大家庭的commonwealth含义。很多外来概念进入汉语，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磨合，才能浑然一体。汉文外译也有龃龉，例如司空见惯的“我国”，外译时无论用单数复数都不合规范，何况还要有state、nation、country、land之分。

凡此种种，都导向一个结果，即除了物质技术和日常生活，其他拼音文献，包括法条文本，只要经过汉译，就不再能精准恢复成原文。例如汉译佛经有两千年历史，翻译佛经无数，但印地-梵语圈要恢复佛经原典时，能够指望的却是藏文而不是汉文译本。这足以说明汉语引进拼音世界的人文社会知识，无论如何都会有扭曲偏差。这虽然不致构成信息隔离墙，却肯定有过滤网效应。长期过滤再加上师心自用，就会引发误会甚至矛盾冲突，国人对此宜有深察，不容松懈。

汉语汉字既然有如此缺陷，何以还能支撑中华文明长盛不衰？答案有二：一是文言文之雅与白话口语之俗分层并存，相互滋养，文言文侧重守成和横向交往，口语白话侧重创新及上行下效。二是外向交流摄取，首先向周边民族摄取，其次向外来宗教尤其是佛教摄取，近现代向西方及俄国、日本摄取，眼前还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摄取。离开周边民族语言、方言和拼音世界的精华摄取，以及国人的文化自觉校正机制，汉语就不能完善自身、与时俱进。

民族学人类学乃至所有学科领域，知识信息交流都离不开跨文化理解翻译。语言是翻译的本钱：学语言就是挣钱攒钱，用语言就是花钱赚钱。交流者进场不懂对方的语言，就如同商人入市没带现金，再聪明的人对他人的生意即生活意义也只能一知半解。语言保真如同金钱保值，且有“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假钱流通，真钱就会退市。假话得售其奸，真话就会销声匿迹，学人说假话的害处甚于商人使假钱，必有报应及身。汉语因而重视一诺千金，“人言为信”。真话的分量不亚于生命，汉语更要保真保信用，才能使中国在世界上的文明形象伟岸，名声厚重。

编排：逯琳琳

责编：逯琳琳

审稿：王   飙  余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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