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春安,严修鸿：梅县农村客家话词汇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Original 邱春安,严修鸿语言战略研究 2023-03-12

收录于合集 #语言与乡村振兴 12个

2022年第1期

专题研究

语言与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

邱春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严修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

梅县农村客家话词汇使用现状调查研究

邱春安，严修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提要 对梅县农村地区客家话词汇的使用现状的调查发现，当地人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年龄越大，使用能力越强；年龄越小，使用能力越弱。跟40岁以上人群相比，梅县青少年学生的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退化。县城和乡村人群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存在差异，乡村人群的使用能力比县城人群的强。普通话水平和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40岁既是词汇掌握程度的分界线，也是普通话水平的分界线，这跟40岁以上人群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历和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在校园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从乡村振兴的角度思考客家方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问题，建议：（1）将方言文化保护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有效融合，形成方言文化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2）充分利用新媒体，吸引青少年受众。

关键词 梅县客家话；农村；词汇使用现状；年龄

一、引言

千百年来，农村是汉语方言赖以生存的主要土壤。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汉语方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有的甚至达到了濒危乃至消亡的地步。本文课题组自2016年开始着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研究”项目调查，特别关注农村方言的保护和传承现状。[1]此前，学者对汉语方言使用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方言，如对吴方言（俞玮奇2014）、粤方言（徐晖明，周喆2016）、闽南话（朱媞媞，苏金智2016）等的研究，调查内容一般都包括母语习得和能力、家庭和公共领域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方面，但较少涉及词汇。有一些调查是针对城市方言词汇变化的，如苏晓青等（2004）调查了徐州方言词汇的新派和老派差异，苏金智（2015）调查了闽南话中小学生的词汇使用能力，陈凡凡（2017）考察了粤东闽语区青少年的词汇掌握情况；另外，吕良弼（2009）对石狮市区中小学生的调查不仅包括不同领域的语言选择，也有词汇的使用。这些对词汇使用的调查都发现了青少年词汇使用能力的退化现象。有几项是专门针对农村地区的词汇调查研究。付义荣（2008）研究了安徽无为傅村父亲称谓的变化历程，发现傅村父亲称谓变化的社会动因在于傅村日益活跃的社会流动。陈琦敏（2009）讨论了莆田母亲称谓发展变化的语言内因和文化外因。蒙凤金和唐红梅（2010）调查了南宁市城中村万秀村词汇使用的代际差异，发现万秀平话正面临普通话等强势语言的严峻挑战：老年一代还勉强能守住平话这块园地；到了中年一代，已开始出现变化的端倪；青年一代则表现出全线退守的局面，大量使用普通话词语。付义荣（2020）深入调查闽南农村的词汇变化，发现变化中的词汇既有核心特征词，也有一般词汇和许多亲属称谓。闽南话词汇突出的变化特征表现为老龄化、正在消失、普通话化。

李如龙（2017）认为方言的萎缩包括结构系统和交际功能的萎缩；方言的使用功能看起来不大起眼，其实是致命的，因为语言的活力在于交际应用，个人的语言能力一旦闲置不用，便会退化、忘却以至丢失。Thomason（2014：226～228）认为语言消亡的第一步就是词汇的消失。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地域文化整体的一部分（陈建民1997）。邢福义（2000：110）指出：“语言，主要是它的词汇，是人类编织文化世界，当然包括其物质层次的丝线；从语言棱镜，主要是它的词汇系统中，可以观察到文化物质层次的种种景象。”方言词汇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方言词汇的消失对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来说无疑是一种损失。邢向东（2013）认为，方言是民间文学的语言基础，是地方戏曲的灵魂；民俗事象是用方言词语记录、传承下来的。因此，方言不仅是一个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历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集中的地方，理应在非遗保护与传承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但由于过去多年乡村的式微，这一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王瑞光2021）。因此，从乡村振兴的视角来看，方言词汇的消失乃至方言的萎缩都不利于乡村文化的振兴。

石玉昌和郭晓云（2017）发现，超过40%的龙岩市区6～12岁客家儿童的客家话处于“比较不熟练”和“非常不熟练”的程度。张伟娟等（2018）调查发现，闽西上杭县年轻一代客家话的熟悉程度明显降低，对方言的认知和情感态度出现偏差。邹春燕（2019）研究了广州客家家庭方言的代际传承的影响因素，发现祖辈是否坚持跟孙辈讲方言决定了客家话在家庭里传承的力度。王春玲（2017）调查发现，四川仪陇客家青少年宗族意识单薄，对四川官话和普通话的认同感远高于客家话。黄南津和李金阳（2017）调查发现，广西客家青少年方言母语的熟练程度不及普通话。整体而言，客家地区青少年的客家话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前景令人担忧。梅县客家话一般被学界视为客家话的代表，是客家方言的“标准语”。方言学界对梅县客家话多有研究，成果颇丰，但相关的语言使用现状、语言生活调查相对较少。温昌衍（2011）列举了一些老一代客家方言成分在梅州年轻人那里正在丢失的现象，其中包括几个词汇的例子，如老派的“柳遒”“冷梗”，青年学生说“苗条”；老派的“定头钱”，青年学生说“定金”；老派的“人客”，青年学生说“客人”；老派口中的一种毒蛇“花伞柄”“簸箕甲”，青年学生概称为“蛇哥”“毒蛇”；等等。梅县广播电视台《服务900》曾播出《“阿姆话”说不准！政协委员呼吁保护客家话》，节目组在街头随机采访，发现中小学生一些日常词语的读音不标准，此外，“蝴蝶、蜻蜓”等词语已经不会用客家话表达。[2]这些都说明了梅县当地青少年学生所使用的客家话正处于逐渐弱化、退化的状态。但梅县农村地区客家话词汇使用的现状如何？这些词汇的使用具有怎样的社会分布，并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县城和乡村的词汇使用有无差异？我们经过实地调查，以年龄和城乡差异为视角、词汇使用能力为内容，尝试回答这些问题。[3]

二、调查方法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和满足入户调查的需要，我们选择城中村和乡村而非闹市区的单元楼住户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地点包括梅县区的新城街道、程江镇和松口镇。新城街道的调查点包括西桥、程江和富贵3个社区，它们均为城中村，位于城乡接合部。程江镇的调查点包括周塘和槐岗2个村。这5个村（社区）相连成片，相距不到5千米，本文称之为县城。松口镇是一个拥有1200年历史的古镇，位于梅县东北部，距县城54千米。松口的调查点主要在镇政府周边的村落，包括大塘、石盘、寺坑等。

本文的调查于2019年1月展开，历时12天。调查人员包括12名学生，其中10人的母语方言为客家话。由于同一个词语在不同地点可能有不同说法，我们将调查对象限定为出生并长期生活在当地的村民。主要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辅以访谈。正式调查之前，由作者对1位村民进行现场预调查，学生在旁边观摩学习。正式调查时，两人一组，跟随当地干部一起入户调查。调查人员使用纸质问卷，一人负责提问，另一人负责记录。

我们这里所指的词汇包括词语和熟语，后者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邵敬敏2007）。本文共调查了15个词语和10个熟语。调查词语时，调查人员用普通话逐一提问每个词语的客家话说法；调查熟语时，调查人员用客家话逐一朗读每个熟语，要求调查对象做出相应的回答，如果对方听不懂调查人员的发音或者不明白调查内容，则现场提供词语图片和播放事先录制的音频。由于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词语和熟语的读音和意思，因此，可以现场判断调查对象的回答是否准确。通过入户访问，共获得606份有效问卷。

由于调查期间当地的中小学尚未放假，只用入户调查的方式无法获得足够的学生人数。因此，我们还采用了在学校课堂发放问卷的方法，一名调查人员在讲台上解释题目，用PPT展示词语图片，播放熟语的音频，3名调查人员在台下指导学生填写。最后，在梅县外国语学校、槐岗小学和松口中学获得167份有效问卷。这样，入户调查和课堂调查一共获得773份有效问卷，其中，县城387份，包含男性173人（44.7%），女性214人（55.3%）；松口386份，包含男性176人（45.6%），女性210人（54.4%）。根据语言变异学派的一般做法，调查对象的年龄分组应相对统一，如10岁为一组，或者按照老、中、青进行分组，以便发现代际差异（徐大明2006；付义荣2011）。本文的调查对象中，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人数较多，20岁、30岁、40岁人数较少，若严格遵从上述做法就会导致人数的严重不均衡，也不满足统计的样本量要求。因此，我们首先将60岁以上者分为一组，然后以20岁为一组，将20～59岁者分为40～59岁、20～39岁两个组别，最后将20岁以下的青少年学生分为16～19岁、10～15岁两个组别。16～19岁组以高中生为主，10～15岁组以小学四年级学生为主。我们将20岁以上者进行粗线条式地划分，而将20岁以下细分为高中生和小学生，也是考虑到学生群体是方言传承的主力军，细分为中小学两个群体，更有可能发现方言使用的年龄衰退现象。具体见表1。

三、梅县客家话词语使用能力的差异

我们从方言调查经验出发，同时参考了温昌衍和王秋珺（2015），根据以下几个标准来选择词语：

（1）范围尽量广，包括称谓、动植物、农事、天象、动作等；

（2）跟普通话的说法不一样；

（3）既有方言的基本词，也有客家话的特征词和古语词；

（4）富有客家地域文化特色；

（5）难易搭配，既有常见的，也有个别较为少见的。

本文一共选择了15个词语：

（1）亲属称谓：祖父“阿公”（引号内为客家话，下同）、婴幼儿“阿伢欸”；

（2）动植物：蟑螂“黄蚻”、蜻蜓“囊蚁欸”、蝌蚪“𧊅□欸”（第二个音节有音无字）、蚂蟥“湖蜞”、花生“番豆”；

（3）农具：斗笠“笠嫲”；

（4）天象地理：太阳“日头”、闪电“火蛇欸”、彩虹“天弓”；

（5）服饰：鞋跟“鞋踭”；

（6）动作：挑水“荷水”、拔草“搒草”、买猪肉“斫/割猪肉”。

对于每一个词语，设置了3个选项：（1）我知道比较本土的说法；（2）跟普通话一样；（3）不知道。对于入户调查，调查人员现场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选择相应的选项：如果对方回答的是正确的客家话说法，选择（1）；如果回答的跟普通话说法一样，就选择（2）；如果对方回答不知道或者回答错误，则选择（3）。对于课堂调查，则在调查人员指导下，主要由学生自己做出选择。下文对熟语的选择，也同样采取这些方法。

表2列出了县城和松口各个年龄组的词语总体掌握情况，可以发现，无论是县城还是松口，选择“知道本土说法”者的比例均呈现随着年龄的下降而递减的趋势，也就是年龄越大正确率越高，年龄越小正确率越低。相应地，选择“跟普通话一样”“不知道”者的比例则呈现随着年龄的下降而递增的趋势。知道本土地道说法者的比例，40岁以上组达到86.3%以上，20～39岁组、16～19岁组介于62.5%～75.7%之间，10～15岁组只有42%左右。

县城和松口选择“跟普通话一样”者的总体比例是选择“不知道”者的2倍，这说明调查对象的客家话词语技能退化主要是受普通话的影响。但10～15岁组选择“跟普通话一样”和“不知道”者的比例比较接近，尤其是松口的两者比例只差3.4个百分点，说明青少年除了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以外，对于一些调查条目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了解。卡方检验显示，年龄组之间差异显著（县城：χ2 = 1032.087，p < 0.001；松口：χ2 = 956.564，p < 0.001）。就两个调查点的区别来说，松口“知道本土说法”的比例比县城的高7个百分点，“跟普通话一样”和“不知道”的比例都比县城的低，说明乡村村民的客家话词语掌握情况好于县城村民。卡方检验显示，调查点之间差异显著（χ2 = 78.054，p < 0.001）。

表3列出了15个词语中选择“知道本土说法”者的比例，可以发现，在几乎所有词语中，正确率都随着年龄的下降而逐渐递减，这种趋势在总体正确率较低的词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总的来看，40岁以上组正确率较高，20～39岁和16～19岁组处于中间水平，10～15岁组的比例不到45%。因此，词语正确率表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60岁以上组“闪电”和“彩虹”的正确率为80%左右，其余词语都能达到84%～100%；40～59岁组“彩虹”的正确率不到50%，其余词语都能达到70%以上。为了跟前人研究相比较，我们来看40岁以下年龄组正确率低于50%的词语数量，达到了30个，其中，县城和松口20～39岁组分别有3个和1个（合计占总数的13.3%），16～19岁组分别有6个和3个（合计占总数的30%），10～15岁组分别有8个和9个（合计占总数的56.7%）。

本研究中，16～19岁和10～15岁“知道本土说法”的人数低于50%的词语数量达到26个，合计占总数的43.3%，比闽南话相关研究的调查结果高。吕良弼（2009）的调查显示，50%的中小学生都“听不懂”的闽南话词占总数（80个）的20%；苏金智（2015）的调查显示，287个词中，有29个词语（占10%）懂得的人数低于50%。其中原因可能是本文提的问题是“是否知道本土说法”，而闽南话的相关研究提的问题是“是否听得懂”，“能说”的难度肯定高于“能听”。松口“知道本土说法”的总比例比县城的高，其中20～39岁组和16～19岁组尤为明显。从合计的比例看，松口所有词语的正确率均比县城的高，而且“婴幼儿、蜻蜓、蚂蟥、斗笠”的比例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表4列出了卡方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县城和松口所有词语的年龄组差异显著。除了“祖父、蟑螂、闪电、鞋跟、挑水”之外，两个地点之间也差异显著。

表5列出了15个词语选择“跟普通话一样”者的比例，可以发现，在大多数词语中，人数比例随着年龄的下降而逐渐递增，这种趋势在合计比例较高的词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县城和松口选择“跟普通话一样”者的比例排在前五的词语是“彩虹、买猪肉、闪电、蜻蜓、蝌蚪”，这些都是各年龄组比较容易跟普通话混淆的客家话词语。除了这5个词语，县城10～15岁组的“婴幼儿、太阳、斗笠”，松口10～15岁组的“太阳、鞋跟、挑水”的人数比例也比较高，说明这些词语容易读成普通话。

分析数据可知，客家话词语使用正确率较高的有“祖父、花生、蟑螂、拔草”，然后是“鞋跟、挑水、太阳、斗笠、婴幼儿”，最低的是“蚂蟥、买猪肉、蜻蜓、蝌蚪、闪电、彩虹”。我们认为，客家话词语使用的正确率受到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1）生活环境的改变。40岁以上人群，很多都有农村生活和耕作的经历，但由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那些富有乡土和农耕特色的方言说法开始记忆模糊，甚至淡忘。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发现，经过适当提醒之后，有些人才能想起个别词语的本土地道说法。（2）日常生活常见、常用的较容易保持，相反则容易消失。比如“祖父、花生、鞋跟、太阳”等容易保留。蟑螂是生命力非常强的动物，不仅现代厨房常见，女性对其也有强烈畏惧情绪，一代一代会强化其印象。蚂蟥以前农田常见，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听闻。（3）学校课本及广播电视普通话读音的影响。蜻蜓、蝌蚪、闪电、彩虹在现实生活中仍不少见，但由于这些词语较早出现在中小学课本，再加上广播电视中也会出现，经过普通话读音的强化，中小学生往往不知道这些词语的客家话说法。（4）词语本身的特点。“拔、挑”等动词在客家话中的组合性非常强，可以后接许多名词。“番”在客家话中的构词能力也很强，有一系列“番”类词。因此，“拔草、挑水、花生（番豆）”的正确率也不低。至于“买猪肉”的客家话说法是“斫猪肉”或“割猪肉”，再如“割酒（买酒）”，“斫、割”这一类动词的优点是具体生动，缺点是比较琐碎，容易被替换。相比之下，“买”的理据性更强，抽象性更高，更加简便。因此，我们认为“买”代替“斫”或“割”说明方言表达文学性、生动性的消失。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词语，如亲属称谓，日常生活或教材和媒体中常用，在有些方言点发生了变化（付义荣2008；陈琦敏2009），就本研究来说，我们也发现了梅县客家话亲属称谓（祖父）的年龄变化，但它在各个年龄组的正确率均较高，说明相对容易保留。

四、梅县客家话熟语使用能力的差异

我们从方言调查经验出发，同时参考了温昌衍和王秋珺（2015），另外也考虑了难易搭配，选择了以下10个熟语：（1）惯用语：鸭听雷；无结煞；捶背食屁卵。（2）歇后语：落雨天荷秆——紧荷紧重。（3）谚语：食死老公眠烂席；脚踭打背囊；六十六学唔足；蛇有蛇路，𧊅有𧊅路；阿鹊教乌鹩，教去脚跳跳。（4）熟语故事：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

“鸭听雷”字面意思是指雷鸣时在旷野里的鸭子总是引颈侧头倾听，但不明白怎么回事，形容听不懂，对牛弹琴。“无结煞”是指心中焦急时毫无办法，无计可施，无可奈何。“捶背食屁卵”字面意思是指为他人捶背让他舒服享受，他还放臭屁给捶背的人吃，形容吃力不讨好。“落雨天荷秆——紧荷紧重”是指下雨天挑着晒干的稻秆，比喻负担越来越重。“食死老公眠烂席”是指女人好吃懒做，整天睡了吃、吃了睡，以至于床上的席子都会躺烂，丈夫都会被他累死。“脚踭打背囊”是指走路走得很快以至于脚跟都要踢到自己的后背了，既可以形容人走路快，也可以指人忙忙碌碌。“六十六学唔足”指六十六岁都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意为活到老学到老。“蛇有蛇路，𧊅有𧊅路”中的“𧊅”是指青蛙，这条谚语指的是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各人有各人寻找生活来源的门路，不会平白地让自己受困。“阿鹊教乌鹩，教去脚跳跳”中的阿鹊是喜鹊，乌鹩是鹩哥，均以黑色为主色，这条谚语意为自己还没有学好本领，就去传授他人，做他人的师傅。“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是梅县地区过去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传说清朝时松南有个人出生时体重只有三斤，被大家起了个绰号“三斤狗”。他一生贫困潦倒，在年老时的一个除夕夜，连祭祖的猪肉都买不起，不料后半夜下南洋的儿子发财回来了，于是，他们挑着银圆去祠堂祭祖，众人吃惊，忙笑脸相迎，纷纷喊他“三伯公”。“三斤狗”笑道“去年年成好，狗子也快大，上夜才三斤，下夜就三百了！”。后来有人就用这个故事来形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温昌衍，王秋珺2015：124）。客家话熟语是客家人在长期农耕生活中口耳相传下来的智慧结晶，通俗、形象，广泛取材于农事、农物。如果没有一定的农村生活经验，对农村缺乏了解，对客家历史文化缺乏了解，那对这些熟语的掌握情况就可能不是很理想。

对于每一个熟语，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4个选项：（1）听过，并且用过；（2）听过，知道意思，但没有用过；（3）听过，但不知道意思；（4）从没听过。提问的时候，歇后语的后半部分事先不会告诉调查对象。选择了（1）者，肯定也知道熟语的意思，因此，（1）蕴含了（2）。限于篇幅，这里只呈现选择了（1）或者（2）的结果，即知道熟语的意思。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对客家话熟语的掌握情况随着年龄的下降而呈现递减趋势。从平均比例看，40岁以上组达到91.1%～97.6%，20～39岁组骤降到65.6%～66.2%，16～19岁组为45.6%～51.6%，10～15岁组只有18.2%～20%。因此，客家话熟语的掌握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差异：40岁以上组所有熟语中的比例最低的为83.5%；比例低于50%的熟语，县城和松口20～39岁分别有1个和2个，16～19岁组分别有6个和4个；10～15岁组没有一个熟语的比例达到50%。从两个调查点的区别来看，松口总比例比县城的高8.6个百分点，其中，16～19岁组的比例比县城的高6个百分点。从合计的比例看，松口所有熟语都比县城的高，而且有5个熟语高出了10个百分点。表7列出了卡方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县城和松口所有熟语的年龄组差异显著。除了“鸭听雷”和“脚踭打背囊”之外，两个地点其他熟语的人数比例有显著差异。

分析数据可知，正确率相对较高的有“无结煞”“落雨天荷秆——紧荷紧重”，然后是“脚踭打背囊”“捶背食屁卵”“六十六学唔足”“阿鹊教乌鹩，教去脚跳跳”，较低的有“蛇有蛇路，𧊅有𧊅路”“鸭听雷”“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食死老公眠烂席”。我们认为，熟语使用的正确率受到下面几个因素的影响：（1）使用频率。如果是日常生活仍然常用的熟语，掌握的情况会稍好，比如“无结煞”也可以说成“无结无煞”，在日常生活中还保持着一定的使用频率，相对不容易忘记。（2）熟语含义。熟语的意义越是容易理解，就越不容易忘记。“落雨天荷秆——紧荷紧重”“捶背食屁卵”“六十六学唔足”“阿鹊教乌鹩，教去脚跳跳”等的字面含义比较容易理解，且有的从小就习得掌握。（3）贴近乡土。一些贴近乡土，且运用了丰富修辞手法的熟语，往往无法从字面上知晓含义，需要拥有比较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才能理解。“蛇有蛇路，𧊅有𧊅路”“鸭听雷”“食死老公眠烂席”都蕴含了一定的生活哲理，“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是历史故事，这些熟语对于青少年来说，不要说明白它们的意思，可能听都未曾听说过。

五、语言流利程度和词汇使用能力的关系

流利程度是检验语言技能是否退化的一项重要指标（苏金智2015）。为了了解当地民众的语言使用能力，我们要求调查对象对自己的客家话和普通话熟练程度进行自评，问卷的选项分为5个等级：（1）听不懂说不来（完全不会）；（2）能听懂一些但不太会说（较差）；（3）基本能交谈但不够流利（一般）；（4）熟练但有些音说不准（比较熟练）；（5）流利准确（非常熟练）。结果表明，没有出现完全不会客家话的情况，但县城和松口60岁以上组各有8.2%和4.4%完全不会普通话。为了便于说明，这里将选择了（4）和（5）合并为“熟练”，另外不再列出选择（1）的人数比例。结果如表8所示。

从合计的比例来看，县城和松口分别有90.7%、95.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客家话熟练，71%左右认为自己普通话熟练。自评客家话熟练者的比例，16岁以上各组的差距不明显，但县城和松口10～15岁组分别为73.7%和83.0%，跟其他年龄组有较大的差距。总的来看，客家话熟练者的比例随年龄下降而递减的趋势不明显，但普通话熟练者的比例随年龄下降而递增的趋势较为明显。可以说，年龄越大者，对自己的客家话水平越有信心；年龄越小者，对自己的普通话话水平越有信心。这个结论与陈立平（2011）对常州话的调查是相一致的。

为了检验语言熟练程度和词汇掌握程度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和方言词汇使用能力进行了相关性检验。首先对词汇的选项赋值，选择词语“知道本土说法”者和熟语“听过，并且用过”“听过，知道意思但没有用过”者赋值100分，其他选项均为0分，然后对每个调查对象的词语和熟语的得分计算均值，最后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发现，普通话水平和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之间呈中度负相关关系（词语：r = - 0.481，p < 0.01；熟语：r = - 0.500，p < 0.01）。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越高，其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就越弱；反之，调查对象的普通话水平越低，其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也就越强。

六、讨论及思考

我们对梅县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的调查，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下降而下降的趋势：年龄越大，使用能力越强；年龄越小，使用能力越弱。掌握词汇本土地道说法的人数比例，40岁以上人群维持在86%（词语）和91%（熟语）以上，16～19岁人群锐减至65%（词语）和49%（熟语）左右，10～15岁人群骤降至42%（词语）和19%（熟语）左右。各个年龄组之间的差异显著。

第二，县城和乡村人群客家话词汇的使用能力存在差异。松口民众的使用能力要比县城民众的使用能力强。具体而言，松口16～19岁、20～39岁的词语使用能力好于县城同年龄组，松口16～19岁的熟语使用能力好于县城同年龄组。40岁以上、10～15岁两个地点之间的差异不大，这是因为，40岁以上均能保持较高的水平，而无论是乡村还是县城，10～15岁人群的使用能力都非常弱。

第三，普通话水平和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我们发现，40岁既是词汇掌握程度的分界线，也是普通话水平的分界线，我们认为这跟40岁以上人群有较为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和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在校园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方言词语、熟语、歌谣等汇集了方言区群众的人文性格和生活智慧，它们跟地方曲艺和民俗活动一样，都是方言生态环境中不可或缺的“雨露”（吕良弼2009）。40岁以上人群还受过这些“雨露”的滋养；40岁以下，“雨露”渐稀。20世纪8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群很多是独生子女，他们开始接受良好的中小学教育，不用再像父辈和祖辈那样每天从事劳作，因此大多缺乏农村生活经历，对农事农具、天文地理、房屋器具、动物植物等缺乏了解，而正是这些元素构成了农村方言的基本词汇库。40岁以下人群也同样不能较好地理解方言熟语中所蕴含的农村生活哲理，有的甚至从未听到过这些熟语。

从表8可以发现，自认为普通话熟练者，40～59岁人群的比例为54.9%（县城）和50%（松口），20～39岁人群为92.3%（县城）和93.1%（松口）。因此，40岁是普通话水平高低的分水岭。实际上，40岁以下人群普通话水平大大提高，跟国家自80年代以来在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一历史背景是基本契合的。于根元（2009）回顾了我国推广普通话的历程，认为自1976年到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是恢复阶段；1986年以后，是再发展阶段。学校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个主要阵地。因此可以推断，40岁以下（尤其是35岁以下）人群开始在学校接受比较系统和规范的普通话教育，这一点有别于40岁以上人群，后者主要是在参加工作以后，通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跟外方言区的人交流或组建家庭等途径开始接触普通话。所以，40岁以下人群普通话更为熟练。这也反映出国家最近40年来推广普通话的显著成效。这个结论跟俞玮奇（2014）对上海市区公共领域语言使用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整体而言，松口人群的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比县城人群强，因为跟县城相比，松口的调查对象更有机会接触农村生活，也更加了解乡土。此外，跟城市相比，乡镇推普的时间也更晚，[6]力度也相对弱一些。青少年学生是方言文化传承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但本文调查发现，跟老一辈相比，梅县青少年学生的客家话词汇使用能力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退化。这个结论大体上验证了我们在当地的观察和感受，也跟前人的相关研究结果大体吻合，即客家地区青少年的方言熟练程度下降，前景堪忧。青少年的方言使用能力下降，除了受到普通话影响以外，也跟他们脱离乡土、缺乏对乡村事物的认知有关。从文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县城还是松口的青少年，对一些调查条目都缺乏基本的认知和了解。

梅州地区作为客家大本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乡土文化底蕴深厚，传承和保护好客家方言文化对梅州地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方言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支点和保障。2014年出版的《中国方言民俗图典系列》（第一辑）和2017年出版的《中国语言文化典藏》系列丛书都囊括了地方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的衣食住行、说唱表演，到农业生产、商业活动，再到婚丧嫁娶、宗教礼仪等，这些元素都是乡土文化的“根”。因此，保护语言，不仅是保护语言本身，也是在保护它的文化资源。其次，方言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智慧源泉和精神动力。方言的曲艺、谚语、童谣、故事和传说等，口语表达多，修辞手法运用丰富，乡土性和文学性较强，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富有教育意义。最后，方言文化是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语言既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符号。方言是族群内部成员相互沟通的工具，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侨胞来大陆投资，首先选择故乡和方言相通的地方。这里既有他们追根寻祖、造福桑梓的愿望，也是因为语言相通，心也相通（张振兴1996）。

为此，本文就客家方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出如下两条建议。

第一，将方言文化保护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有效融合，形成方言文化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方言文化的保护跟非遗的保护，在外延上面有许多重合的地方。要紧紧把握乡村振兴这个契机，让方言文化保护事业跟地方发展、国家建设紧密相连。非遗跟乡村文化的融合可以体现在乡村观念文化（礼仪、风俗）、宗祠文化（围绕宗祠文化的建筑、美食、服饰、姓氏、谱牒）、稻作农耕文化（时令节气、山神崇拜）、审美文化（手工艺、演艺文化、戏曲、曲艺、舞蹈、响器班）等方面。梅州是文化部2010年批准设立的第五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生态保护区的重点是整体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化产业化。[7]在生态保护区建设中，既要重视非遗展示场馆的建设，也要重视传承人的培养，做到“见物见人”。我们对客家山歌传承人钟伟华、廖胜华等的采访中了解到，客家山歌、五句板、采茶戏等语言类非遗项目，面临传唱人“青黄不接”的严重断层问题。另外，要重点保护一批具有典型历史和文化意义的乡镇村落，本文调查的松口享有“文化之乡、山歌之乡、华侨之乡”的美誉，松口的方言文化生态理应得到重点保护。非遗的经济价值还可以利用原来的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因此，乡村非遗不能单一性发展，要把保护跟乡村文化建设融为一体，考虑所在地文化建设的现实境况和需求，成为当地文化建设的有机构成，最终形成非遗保护传承和当地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王瑞光2021）。

第二，充分利用新媒体，吸引青少年受众。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网络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占网民整体的85.6%。[8]青少年是网络视频的主要受众，对父辈和祖辈的农村生活有一定的好奇心。地方融媒体可以根据青少年的兴趣点提供具有地域方言文化特色的内容。2020年1月30日“梅州新闻联播”抖音号发布了《主播说梅州：疫情当前，阿彦叔向村民的“硬核”喊话亮了》，视频中客家话主播廖曦彦使用了4个生动的歇后语：“一旦唔曾报告，那就对联断节——坏大字（事）”“又休息到了，又对国家有贡献，这就系屙屎捉狗虱——一举两得的事”“还有千奇吾莫去食野味，你以为食野味命过长啊，那真系草蜢撩鸡——吾知死”“大家一齐来对抗疫情，那就系三只手指拈田螺——十拿九稳”。视频发布之后，当地民众大量转发，不仅获得了很好的抗疫宣传效果，也让青少年受众感受到了客家方言的独特魅力。

七、结　语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到梅县农村地区词汇的使用呈现出严重的代际下降趋势。我们还对梅州客家方言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做了一些思考和探索。词汇的正确运用，是语言流利程度的一种表现，词汇的缺失或者被替代往往造成语言表达不流利，语言技能退化是语言出现濒危的一种信号（苏金智2015）。我们只调查了15个词语和10个熟语，跟前人研究相比，在数量和范围上均有不足之处，另外，选取的调查条目有个别（如：蚂蟥）在生活中不常见，但这些条目均与普通话说法不同，而且非常富有客家地域文化特色，文学性和生动性较强，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尽管梅县客家话迄今尚未出现使用人口大量减少、使用场合大幅缩小、使用频率急剧降低等将会导致语言濒危的严重情况（李如龙2017），但如果我们对梅县客家话的使用现状不采取任何措施，不及时遏止青少年客家话使用流失的局面，必将危及客家方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希望我们的调查结果能引起学界和当地有关部门的重视。

注释：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研究”（16ZDA205）。感谢编辑部和栏目主持人付义荣教授的宝贵意见。

[1]　项目的调查地点一般以县、乡（镇）、村为单位。

[2]　参见《“阿姆话”说不准！政协委员呼吁保护客家话》，http://news.gdmztv.com/2020/254198.shtml。

[3]　除了词汇，我们也调查了梅县客家话的母语习得、语言使用实践、语言态度等，这些结果将另文发表。因此，我们在设计问卷时，只设计了15个词语和10个熟语。

[4]　表3、表5的词语编号：1祖父、2婴幼儿、3蟑螂、4蜻蜓、5蝌蚪、6蚂蟥、7斗笠、8太阳、9闪电、10彩虹、11花生、12鞋跟、13挑水、14拔草、15买猪肉。

[5]　熟语编号：1“鸭听雷”；2“无结煞”；3“捶背食屁卵”；4“落雨天荷秆”；5“食死老公眠烂席”；6“脚踭打背囊”；7“六十六学唔足”；8“蛇有蛇路，𧊅有𧊅路”；9“阿鹊教乌鹩，教去脚跳跳”；10“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

[6]　据袁钟瑞（2020），党的十八大以来，推普工作向农村和民族地区拓展，面向农村教师、少数民族教师和农民工的推普扶贫成为语言文字的重点工作之一。

[7]　参见《〈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获准实施》，https://www.meizhou.gov.cn/zwgk/zfjg/swhgdlyj/zfxxgkml/gzdt/content/post_530793.html。

[8]　参见《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

（参考文献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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