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悦：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
2021年第3期
专题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
作
者
简
介
尹悦，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和外交话语。
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
尹 悦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提 要 对郑州市智力型新移民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进行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发现普通话能力在智力型新移民城市融入的初级阶段，特别是低收入阶段，影响非常显著，而随着收入区间的提高，普通话能力对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但普通话能力对其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的影响都较为显著；同一方言区内，城市方言能力对智力型新移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融入影响不显著，但对其心理融入影响较为显著；语言使用偏好（即语言选择）对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融入影响非常显著，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城市融入度相对较高。建议鼓励新移民多使用普通话，加强对低收入行业的大龄男性群体及非中原官话区的精准推普工作，加快对二线城市新移民的语言需求调查，制定相关对策，助力新移民的城市融入。
关键词 智力型新移民；二线城市；语言使用；语言选择；城市融入
一
引 言
根据张文宏（2017）的划分，城市新移民可分为4种类型：劳工型、智力型、投资型和政策型。智力型新移民，又称“知识型新移民”，具有以下几个普遍特征：学历较高、较为年轻（20～50岁）、技术性人才为主、职业稳定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智力型新移民正是这支队伍的主体，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生代力量。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的实施，中西部许多省份都将人才视为第一竞争力，积极出台人才引进政策，优化人才环境。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相比，中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和经济强市，在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及生活成本软环境等方面有许多相对优势。目前，中国知识型、技术型人才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区域流动特征，即从北上广向二线城市[1]迁移。智力型新移民群体是中国社会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通过调查其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可以预测中国二线城市未来的语言生态，为国家与城市语言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此外，理清智力型新移民群体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而采取相应的语言规划，有助于加快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融入，助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融入”中的城市是指流动人口流入地，一般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镇。根据融入的程度，城市融入一般分为4个层次：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和政治融入（张超2015）。国内研究多选取前3个方面作为城市融入评测指标体系。目前关于新移民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群体（秦广强2014；黎红2014；程名望，王娜，史清华2016；俞玮奇2017），研究地点也局限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如张晶晶2006；雷红波2008；董洁2016）。这些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即肯定了普通话和城市方言能力在促进城市新移民城市融入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上述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多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不能代表新移民整体。如智力型新移民的普通话能力普遍高于农民工，且其受教育程度和教育、工作经历等都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有积极影响。因此，本文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普通话能力是否影响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融入？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有多大？其次，目前的研究地点多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新移民来自全国各个地方，作为强势语言的城市当地方言，势必对新移民的城市融入产生重要的影响。但二三线城市新移民多是省内的跨区域流动，由于省内方言差异相对较小，可以预测城市方言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并没有一线城市那么显著。
因此，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
城市方言能力是否影响二线城市新移民的城市融入？
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有多大？
二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郑州市2017年在全国率先出台“智汇郑州”人才政策，陆续发布了“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7个“专项人才计划”。《郑州市人才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8年郑州市人才总量达到147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74万余人，技能人才65万余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中部区域强市，未来郑州市的人才吸引力度将不断加大，吸纳更多的智力型新移民来郑工作。我们认为郑州市的智力型新移民能够作为中国二线城市新移民的典型代表，因此，课题组选择郑州市为抽样对象，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2]。2019年3～4月，课题组在郑州市金水区、二七区、管城区、惠济区、中原区、上街区6个区域，有针对性地选取了知识型、技术技能型人群进行了非概率抽样调查，所有的被访者户籍均非郑州本地。本次调查共获得问卷587份，剔除无效问卷，有效样本共569份。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者年龄集中分布在20～40岁（占85.67%），学历多为本科及以上（占82.59%），从事行业主要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司及自主创业等，基本符合智力型新移民的普遍特征。
（二）研究问题和问卷设计
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具体包括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二是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的关系。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问卷包括35个问题，分属4个方面。（1）个人信息：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籍贯、来郑时间、收入等；（2）语言能力：普通话、英语、郑州话的熟练程度；（3）语言选择：在工作、家庭、朋友聚会、邮局、银行、菜市场等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4）语言态度：对普通话、英语和方言的态度。
三
语言使用调查结果的描述分析
（一）被访者的语言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郑州市智力型新移民的普通话熟练水平达到69.20%，占比较高，说明普通话推广工作成效显著。郑州话水平熟练、一般、不熟练的占比分别为39.86%、30.06%和30.08%，可见郑州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方言熟练程度是相对较高的。这与东南沿海省份的调查数据（王玲2012；葛俊丽2011；俞玮奇2017）“新移民的城市方言能力较低”的结论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河南属于官话方言区，河南省内各地市（信阳除外）的方言差异较小。此外，本次调查显示郑州智力型新移民的英语水平普遍不高，达到熟练水平的仅为14.49%。这显然与“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航空港”的发展定位不匹配。
本次调查的智力型新移民群体中，从事专业技术岗位（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的人员比例较高，达到42.39%。本研究想了解这部分人群的语言能力与整个智力型新移民群体是否有差异，因此我们对这部分人群的数据进行了深度挖掘和分析。研究发现专业技术人员中，普通话熟练比例达到76.87%，高于整个智力型新移民群体近8个百分点；郑州话熟练水平与整个智力型新移民群体的差别不大；英语熟练比例达到31.72%，高于整个智力型新移民群体近18个百分点。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解释：（1）现代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要求较高，受教育时间越长普通话越熟练。通过对源数据的读取发现，专业技术人员中，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例为91.79%，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比例为54.48%。（2）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的职业中，普通话为主要工作语言，某种语言使用频率越高，语言越熟练。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推测，专业技术人员在工作中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高达83.20%。（3）专业技术人员要想掌握本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和技术，必须具备基本的英语能力，能够看懂基础的英文文献，特别是高新科技行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英语能力要求更高。通过对源数据的分析发现，专业技术人员中，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人群中熟练掌握英语者高达49.32%，远远高于整个被访人群的比例。
（二）被访者的语言选择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等正式场合中，普通话是郑州智力型新移民的主要使用语言；私人聚会、日常生活中，普通话和家乡方言的使用比例基本持平；家庭成员交流中，家乡方言仍占主导地位。我们还在问卷中设置了一个问题：“您认为在郑州使用家乡话是否方便？”选择“方便”的比例达到了53.26%，说明家乡话在郑州市的使用活力还是比较高的。
本研究想进一步了解专业技术人员的“语言选择”与整个智力型新移民群体是否有差异，因此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通过两组数据的对比发现，除家庭场域外，专业技术人员在各个场合都倾向于使用普通话，使用普通话的比例均在57%以上，明显高于整个被访人群比例。在工作、家庭、朋友聚会、公共场合和菜市场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普通话使用频率分别高于整个被访人群3.48、6.72、3.10、7.62和5.44个百分点。
（三）被访者的语言态度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郑州智力型新移民对普通话和英语的期望值最高，“认为普通话和英语重要”的比例分别为71.42%和73.00%，“认为方言重要”的比例只有14.30%。智力型新移民对子女的语言期望值也集中在普通话和英语上，“希望子女熟练掌握普通话和英语”的比例分别为72.35%和83.67%，“希望子女熟练掌握方言”的比例仅有11.00%。“认为有必要给孩子报英语补习班”的比例高达77.42%，“认为有必要开展方言保护”的却只占14.32%。综上可知，郑州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实际使用情况和语言态度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方言的使用比例较高，英语的实际使用比例仅占1.44%，但智力型新移民却普遍对普通话和英语抱有更大的期望值，认为方言不重要。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解释：（1）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是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可以为语言使用者带来收益。外语能力在我国有着较高的经济回报，精通外语对人们月工资的提高区间在34.5%～47.6%（刘国辉，张卫国2018）。语言的经济价值直接决定了新移民的语言态度。（2）目前河南方言在郑州市的使用活力较高，方言使用环境也较好（“认为在郑州使用家乡话非常方便”的比例达到53.26%），因此方言保护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移民的语言态度直接关系着其未来的语言选择和城市未来的语言生态状况，虽然现在河南方言的使用活力和使用环境较好，但随着普通话在各个场合的进一步普及使用和“英语至上”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方言的使用空间将越来越小，方言使用活力也将逐渐衰退。因此，我们必须提前做好相应的语言规划。
四
语言能力与城市融入的逻辑回归模型及分析
国内外关于城市融入测量维度的研究很多，如以Milton Gordon为代表的二维模型，J. Junger-Tas为代表的三维模型和H. Entzinger为代表的四维模型等。上述测量维度虽然划分不同，但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即几乎所有研究都包含经济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认同和心理融合（有些只是维度命名上的差异）。根据上述讨论，本研究选取经济收入、社会适应和心理融入作为“城市融入”的测量指标体系，即问卷编制和调查的依据。
（一）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及Cronbach α系数信度检验 [3]
无序逻辑回归模型是针对多分类因变量的模型，此模型可以处理好模型中各个自变量参数估计值对不同响应变量相等的情况，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哪个因变量更加显著。本研究的目的是考察不同程度的语言能力对其城市融入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多分类变量，因此宜采用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
例如，若被解释变量有A、B、C这3个类别，且以C类别为参照类，则应建立两个Logit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
在建立模型之前，需检验本论文的调查问卷是否具有科学性和有效性，为此运用SPSS软件做Cronbach α系数信度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 α系数值为0.677，说明量表具有一定的信度，因此可利用此次量表作为模型的变量。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
通过对城市融入测量指标的前期研究成果梳理，发现“经济收入”的具体操作指标通常是工资在当地平均工资中的水平。“社会适应”主要表现在语言、居住时间、在当地的社交、对迁入地的各种满意度等（Greenman 2008；张文宏，雷开春2008）。“心理融入”则表现为迁移者对自己新身份的认同（周皓2012）。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选取以下7个指标作为因变量，因为这7个指标分别是经济收入、社会适应和心理融入测量的最直观表征。
（1）经济收入：被访者的收入。以郑州市2019年发布的平均月收入水平3864（元）为划分标准，将月收入分为5类：3000元以下，3000～5000元、5000～7000元、7000～9000元、9000元以上。
（2）社会适应：从以下4个方面对“社会融入”变量进行操作：A.您的朋友多为 a.郑州本地人，b.非郑州本地的河南人，c.非河南的外省人；B.您的业余时间 a.独自外出逛街、娱乐，b.与家乡朋友见面、打牌等，c.与来到郑州后新认识的朋友见面、吃饭，d.宅在家中；C.您是否适应郑州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 a.是，b.否；D.您打算在郑州生活多久 a.5年以下，b.5～10年，c.10年以上，d.还没决定。
（3）心理融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心理融入”变量进行操作：A.您喜欢郑州这个城市吗 a.喜欢，b.不喜欢；B.您觉得自己是郑州人吗 a.是，b.否。
2.自变量
（1）普通话水平（x1）：区分出“熟练、一般、不熟练”3个水平，分别赋值为1、2、3。
（2）郑州话水平（x2）：区分出“熟练、一般、不熟练”3个水平，分别赋值为a、b、c。
本次问卷调查中，关于普通话和郑州话水平的统计都是被调查者的自评。虽然自评语言能力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但它是目前国内外文献最常用的一个语言评价指标，在语言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认可。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分类等。
（三）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的逻辑回归分析
从表1的似然比检验结果可知，最终模型和只含有常数项的初始模型相比，-2对数似然值从164.135下降至117.098，下降了47.037，似然比卡方检验的P值为0.000，小于0.05，说明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即模型是成立的，回归分析结果有效。下面根据表1的回归分析结果，对郑州智力型新移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
从表1可知，在收入为3000元以下（即y = 1）的低收入区间内，x1 = 1、x1 = 2时的P值分别为0.001和0.002，均小于0.05，且都小于0.01。这说明在低收入区间内，自变量x1即普通话水平对智力型新移民的经济收入影响非常显著。但在低收入区间内，x2 = a、x2 = b时的P值分别为0.783和0.628，均大于0.05。这说明，在低收入区间内，郑州话水平对经济收入的影响不显著。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其他收入（即月收入高于3000元）区间内，P值均大于0.05，[4]即不管是普通话还是郑州话水平对经济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普通话水平对于低收入行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些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普通话水平，普通话水平越高，能够从事的职业选择越多，因此经济收入也相应越高。
通过对源数据的挖掘发现，收入为3000元以下的区间内，共有83人。这83人中，40岁以上的人数占比47.10%，专科及以下的学历占比62.86%，老家为信阳的占比40.43%，男性占比78.18%。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释：（1）年龄越大，学习普通话的成本和代价越大，学习效果也越差，普通话水平也越低；（2）受教育时间长短直接影响其普通话水平；（3）信阳话属于江淮官话区，与普通话差别较大。
上述分析结果说明：（1）在低收入区间内，普通话水平对经济收入的影响较为显著，随着收入的提高，普通话对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本研究结果对秦广强（2014）、俞玮奇（2017）“提高新移民的普通话能力，有助于提高其经济收入”的结论有所补充和完善。（2）鉴于低收入区间内，普通话能力对经济收入影响较为显著的结论，推普工作仍要继续进行，尤其是针对需要具备一定的普通话能力的低收入行业大龄男性从业人员。
（四）语言能力与社会融入的逻辑回归分析
表2的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似然比卡方检验的P值为0.011，小于0.05，说明模型整体是显著的，即回归分析结果成立。鉴于社会融入的4个划分指标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本文仅选择其中一个指标举例说明。在问题“您是否适应郑州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回答中，对“是”和“否”的选择，进行回归分析。x1 = 1、x1 = 2时的P值均为0.000，小于0.05，且小于0.01，说明普通话熟练程度对社会融入的影响非常显著，这与俞玮奇（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但回归分析的结果发现，x2 = a和x2 = b时的P值均大于0.05，即结果不显著。这说明郑州话的熟练程度对智力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影响并不显著，这与俞玮奇（2017）、雷红波（2008）、张晶晶（2006）“掌握城市方言对于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有重要影响”研究结论不一致。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郑州市的智力型新移民多为省内移民，家乡方言与郑州话的差别不大，日常生活中使用家乡话较为方便，因此是否掌握郑州方言对其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并没有太大影响。
但通过对源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普通话的使用选择偏好对其社会融入有重要影响。具体分析方法如下：我们将“您是否适应郑州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适应／不适应）”和“您打算在郑州生活多久？（10年及以上／10年以下）”两个问题作为社会融入的参考指标，将选择“适应”和“10年及以上”的人群作为社会融入度高的标准。同时，我们将在工作场合、家里、朋友聚会、邮局及菜市场5种场合中，选择在其中3种或3种以上场合使用普通话作为“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标准，共获取问卷399份。结果显示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群在“打算在郑州生活10年及以上”和“适应郑州生活”两个问题上的选择都高于倾向于使用方言的人群近15个百分点。我们可以推测，语言的使用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智力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我们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1）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群交际范围更广，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产生社交层面的“马太效应”；（2）普通话已成为现代城市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城市认同感更强，他们更有意识地自觉融入城市生活。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1）对于智力型新移民群体而言，普通话能力对其社会融入影响较为显著；（2）同一方言区内，是否掌握城市方言能力，对智力型新移民的社会融入影响不显著；（3）新移民的语言使用倾向即语言选择，对其社会融入影响较为显著。
（五）语言能力与心理融入的逻辑回归分析
表3似然比的检验结果证明模型成立，即回归效果分析有效。鉴于心理融入的两个划分指标的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基本一致，本文仅选择其中一个指标举例说明。在问题“您觉得自己是郑州人吗？”的回答中，对“是”和“否”的选择进行回归分析发现，x1 = 1、x1 = 2时的P值分别为0.020和0.006，均小于0.05，但大于0.01，这说明普通话熟练程度对心理融入的影响较为显著。x2 = a、x2 = b时的P值分别为0.000和0.019，均小于0.05，这说明城市方言的熟练程度对心理融入的影响也较为显著。这与俞玮奇（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本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方言是重要的地域情感纽带，是心理认同的重要标志。
通过对源数据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普通话的使用偏好对其心理融入有重要影响。具体分析方法如下：我们将“您觉得自己是郑州人吗？（是／不是）”和“您喜欢郑州吗？（喜欢／不喜欢）”这两个问题作为心理融入的参考指标，将同时选择“是”和“喜欢”的人群作为心理融入度高的标准。在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399份问卷中，同时选择“喜欢郑州”和“觉得自己是郑州人”的比例为53.86%。从这个比例来看，倾向于使用普通话好像对心理融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我们将本组数据与倾向于使用方言组的170人的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这170人中，同时选择“喜欢郑州”和“觉得自己是郑州人”的比例仅为34.79%。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群，其心理融入度要高于倾向于使用方言的人群。其原因可能是普通话在城市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较广，在一定程度上，普通话可以作为城市市民化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群实际上是通过主动地选择使用普通话来寻求社会认同和城市认同。而这也刚好印证了语言认同理论，个体通过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并积极采取措施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Giles & Johnson 1987）。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郑州智力型新移民群体的普通话和城市方言能力对其心理融入影响较为显著，其语言使用倾向对其心理融入影响也较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俞玮奇（2017）、黎红（2014）“提高新移民普通话和城市方言能力，有利于增强其对城市身份认同度”的研究结论。
五
结 论
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和无序多分类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郑州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能力和语言选择方面，普通话>郑州话>英语；语言态度方面，普通话>英语>郑州话。虽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普通话和郑州话的使用频率更高、使用范围更广，但智力型新移民群体普遍对英语的期望值较高，对方言的认同度最低，而他们的整体英语水平却并不高。（2）智力型新移民在城市初级融入阶段，普通话能力对其经济收入的影响显著，但随着收入区间的提高，影响不再显著。（3）语言选择对智力型新移民的城市融入影响较为显著。基于以上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鼓励新移民多说普通话。普通话是中国的通用语言，在普通话普及的今天，普通话已成为城市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本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郑州市新移民的方言使用频率较高。而本研究的结论也显示普通话的使用偏好对其城市融入有重要影响，倾向于使用普通话的人，其城市融入度相对较高。因此，应当鼓励新移民特别是普通话不熟练的新移民多使用普通话，帮助其提高普通话水平，加快城市融入进程。
2.加强对低收入行业的大龄男性群体及非中原官话区的精准推普工作。鉴于普通话能力对于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收入有明显正向影响的结论，建议政府及企业应该组织普通话培训班，对有需求的从业人员，特别是来自非中原官话区的低收入行业大龄男性从业人员进行普通话培训，为他们创造学习、提高普通话的机会，提升其职业技能。
3.启动郑州城市外语需求与外语规划研究。本调查结果显示郑州新移民的英语使用和英语态度间存在很大差异。虽然英语的实际使用比例仅占1.44%，但认为英语非常重要的比例却高达83.67%，说明郑州智力型新移民对郑州的英语需求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郑州市相关部门应该启动城市外语需求调查，摸清郑州市未来的英语需要，包括行业领域及英语水平等，制定科学合理的英语规划。
本文的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适用于省内移民较多且省内方言差距不大的官话方言区，是否适应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城市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本研究细化了城市新移民的群体分类，并对城市融入的不同阶段进行了细化，弥补了以往研究多以北上广深为对象的不足，丰富了城市新移民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的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后续关于新移民的研究有必要针对不同方言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进行分层、分类调查，调查结果可能会更丰富，提出的对策也将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 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8年度一般项目“二线城市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社会融入”（YB135-107），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语料库的朝韩外交话语中的中国形象研究”（2020CYY02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8批面上项目（2020M682323）。
[1] 《2019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根据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型、城市人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将中国城市分为5个等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其中，二线城市55个，涵盖各省的省会及东部地区的经济强市。
[2] 非概率抽样是针对性地选取目标群体，这种抽样方法具有代表性，可以反映某类群体的特征，便捷准确。
[3] Cronbach α系数评价的是问卷中各题目得分间的一致性，属于内在一致性系数。通常，Cronbach α系数的值在0和1之间。一般而言，α大于0.8表示内部一致性极好，α在0.6到0.8表示较好，而低于0.6表示内部一致性较差。在实务研究（一般的经济学、社会学）中，Cronbach α系数只需达到0.6以上即可。
[4] 虽然y = 4的区间内，x1 = 1的P值为0.000显著，但x1 = 2的数据出现冗余，说明存在一些客观因素，导致数据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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