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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压”垮农村老人,年轻一辈当反思

伍里川 澎湃新闻评论 2024-04-17
   

       要纾解红包争议,遏制攀比风气,既要通过合理机制对这股非理性的风气说“不”,也要从文化心理上实现社会群体之间的互谅。



视觉中国 图


文  |  伍里川


春节将近,有网民反映“过年给孩子拿红包攀比严重,涨到最低200元,给农村老年人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压岁钱可能还没发挥给孩子“压岁”的作用,就先要“压垮”老年人了。对此,安徽阜阳官方回应称,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


我妻子的老家在皖西北,原属阜阳,当地与阜阳的民风同出一脉。多年来,妻子老家和南京的亲友交流密切,因而我对于当地网民的困惑,颇有感知。有些老人平日独居或在敬老院过活,过年最盼亲人邀请同聚,但也颇忧“红包负担”。对小辈众多的老人来说,一圈红包发下来,真吃不消。


不能怪这些老人小气,问题症结在于,压岁钱支出和老人收入不均衡甚至完全失衡。正如阜阳一位市民对媒体所言,她父亲七十多岁,过年时来上一二十个小孩拜年,就得一两千块钱,如果没有工资的话,压力很大。而在当地,无固定收入的老人并不鲜见。


让老年人生活富足,当然是一个有价值的命题,但红包困局中,重点并不在于老年人出手是否可以变得阔绰,而在于陋习是否能先根治。如果攀比压岁钱的风气愈演愈烈,那么老人有再多的钱财也经不起挥霍。


不独阜阳,笔者位于江苏的乡下老家,老人惯常给予小孩的过年红包也就是200元左右,且多年不变,倒也形成一种惯例。但这种惯例时常遭遇“城市标准”的冲击。有一次,一位城里孩子拆开红包后,立马抱怨:“才二百!”按照某种不成文的规矩,他们这些城里孩子,多数情况下得到的红包在500元之上,甚至更高。


过年红包攀比风气的实质,是两种金钱观念的冲突。一方认为另一方给得太少,瞧不起人,另一方觉得已经是尽力而为,图个意思就行。在争议的背后,是两种消费层级或能力、两种消费习惯的客观存在,这种事实在现实场景集中呈现时,很容易令两者间的隔阂加深。


显然,面对这样的大背景,要纾解红包争议,遏制攀比风气,既要通过合理机制对这股非理性的风气说“不”,也要从文化心理上实现社会群体之间的互谅——当然,这一命题已经由过年红包延展为人情往来所涉礼仪。


当下一些地方针对相关问题,主要聚力于说“不”。写入村规民约,就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做法。这种做法显示着倡导和规劝的意味,可以逐步引导群众听取。但需要看到的是,由于此类做法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很难在短时间内收到成效。而值得提醒的是,发红包毕竟是私人事务,一味强制并不可取。


打破困局的希望,在于让两种消费群体在情感上居于同一层面,进而实现共融。例如,城里的孩子下乡时,监护人应该事先说清乡俗特点和老人的“压岁观”,并引导孩子体验村落语境中的民生忧欢,从而避免带有偏见地评价一个红包的厚薄。


再将心比心,作为收压岁钱一方的小辈及其父母,必须考虑红包是否“收之有愧”?平时是否对老人有足够的物质和精神关爱?再功利一点说,如果老人平时没什么固定收入,生活本就不宽裕,年轻一辈在拜年时可否多送一点礼品,或主动给老人发拜年红包?


此外,从自身出发,以“吃亏意识”唤起他人的理解,有着特别意义。我的亲人曾回皖西北为老人庆生,只热情招待亲友,礼金分文不收,在村内展现一股新风,引来村民称赞。也有网友向媒体表示,村里有人宣布不收红包或象征性地收取红包后,有更多村民响应。


这让人想到广东等地多年时兴的“十元利是”。“小红包大吉利”的文化能够形成,原因有很多种,但想必不会少了“第一个吃螃蟹者”的最初示范。文化心理有着趋同性,当身边人都倾向于某一种人情往来方式时,这种文化在世俗空间的生根也就水到渠成了。


万事开头难,在人情往来上努力弥合认知差异,形成共识,更是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值得我们努力从细节上不断推动。




编辑|王磊

排版|甘琼芳

澎湃评论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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