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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是我二伯的大儿子，在我们六个堂兄弟中排行老大，大我5岁，堂兄弟都叫他大哥。15岁辍学去西安学裁缝；17岁回市里开裁缝铺，不顺；19岁回乡开裁缝铺，不顺；20岁来北京。

大哥今年35岁，在北京一晃15年。他是小裁缝，小是普通人的常态。对生活诚惶诚恐，对许多人点头哈腰，对工作积极上进。

“当时怎么想着来北京？”

“当时去西安转车，本来想去广州，但是没买到广州的火车票，北京有票，就来北京了。”

尽管我也是个误打误撞者，但北京之于大哥，真是一条太过偶然的路。

2004年秋天，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北京，第一次出县城之外的远门，还带着一个小老乡——他来北京投奔打工的哥哥。出门前，热心的乡亲们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在火车上睡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看好自己的行李——尽管现在看来，大约也没什么称得上行李。

大哥接我去了他上班的制衣厂。走了不少小巷子，终于进了一个亮满灯的大院——制衣厂的厂房。里面有好多台机器，都是年轻人操作着，各种机器的声音汇合成弥天漫地的轰隆声，使人听力混沌，要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喊出来。大哥一进去就在不同的机器前面指指点点。看来是个小领导——要是在过去，干二十来年的裁缝怎么着也做师傅了。

晚上，我们住在一间小平房，里面靠墙一张床，对面有个小柜子，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一张床上睡三人，我靠里面，大哥中间，王红——大哥的女朋友——靠边上，舅舅打地铺。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地砖上，切出光亮的一块，上方漂浮着密集的尘埃。虽然阳光让初秋的空气变得清新而温暖，也使小屋子显得明亮了许多，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平房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粉白的墙壁微黑，所有家具都极旧，屋子狭小，门外乱放着各种杂物。

两天后是我去大学报到的日子，大哥亲自送我去，本来想着坐车，三走两走错过了几辆，又觉得应该快到了，最终竟然从住处走到了北京南站。他风风火火，走在前面，我拉着箱子跟在后面。一路上，大哥 42 36125 42 15265 0 0 4113 0 0:00:08 0:00:03 0:00:05 4113：“挣钱不容易，花钱一定要手细，哪怕是一块钱。”这实际上也是我们一路走过去，没有坐车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分别时，他给我一百元钱，一是对我考上大学的祝贺，二是对初来乍到的我的关照。

大哥一直是我们堂兄弟几个中赚钱最多、攒钱也最多的。他结婚两次，去年在老家买了楼。有人觉得他抠门，他离婚后再谈一个对象时，因不愿迁就对方“乱”花钱，女方最终一走了之。等工作之后，我才越来越明白，对于没有什么门路的人来说，勤劳工作、量入为出是维持生活的唯一办法。

后来知道，大哥当时住在大兴的小红门，走到北京南站，最少有二十多里路。

2005年秋天，二伯、大哥的舅舅、二哥（大哥的亲弟弟）正好都在北京，叫我去小红门。大哥有两个打算：一、准备自己开个服装加工厂；二、准备离婚。第一任妻子原本就没感情，又没有随他来北京。

服装厂开始办了，就在那一年年底。和老家的一个人合伙，对方投资，大哥操持。26岁的小伙子，意气风发，找厂房、盘机器、装修、走水电、招工人，折腾了差不多小半年。机器是从一家关了门的制衣厂倒手来的，上面全是灰尘，搬的当天除了卖主和叫来的司机，再就是大哥、大哥的舅舅、我和二哥了。

投资人在老家，派了自己的姐夫来做会计，大哥跑业务，大哥的舅舅在厂里管生产。十几个工人，据说第一个月下来就做了价值四万多的活——这对于一个新建的服装厂来说非常不错了。这大概是大哥最春风得意、也最劳心劳力的一段日子，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由于管理上的问题，第二个月，工厂就散伙了，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主要原因是大哥和他舅舅的关系恶化，加上会计从中作梗，大老板不给供应流动资金，工人懈怠，很快就做不下去了。这方面的事情，我听说过一些，据说舅舅觉得生意不错，要求涨工资，最后大哥答应年底回家时把自家的摩托车送给舅舅，但这样的承诺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原因一定是复杂的。最初的时候，二哥在帮他，但是后来也灰溜溜撤走了，据说是因为哥哥太盛气凌人。而大哥则觉得弟弟过于浮夸，不能踏实干事。总之，弟弟和舅舅都闹翻了，别的人也必然是不容易相处的。

开厂的事情就这么匆匆过去了。后来的几年总还不错，大哥还是一贯的勤奋、好强、对别人有着和自己一样的高要求，因此还有过一次小小的不幸。有一年，他在一家服装加工厂做一个小领导，一天晚上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时，大哥被一个不久前受罚的下属所纠集的几人“突袭”，好在只是一点皮肉伤。

那个时候，大哥大约三十二、三岁了。我知道时，他在医院里，一味在电话里说没什么大事，不要给家里人说，也不要过来探望。我都遵照了。可是心里突然生出一阵悲凉来：那时候不但他们兄弟关系不和，他和二伯的关系也在恶化，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了。

八年后，大哥和一个带着孩子的女子再婚，我去看他。

一年没见，大哥除了胖些没多少变化，说许多话前还是嘿嘿一笑，言语之间是一贯的耿直和自信。

我问他有没有和他舅舅联系，他只是淡淡地说，年初刚来北京的时候，联系过，后来就没有了。我直说：“你还在怨恨舅舅？”他说：“不怨恨，都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了，还怨恨什么。”

我又问，现在还信神吗——所谓神，是老家一带的“神婆婆”，很多相信这个的人每年外出前或运气不好或有什么疑难时，都会去向“神婆婆”求助，她们通常会先说说求助者的境况，然后预测其将面临的不利，再支几个破解之道，比如让当事人佩戴平安符、伐掉院子里的某棵树、在院子里的某个方位砌堵墙、杀掉某只老公鸡，等等。家里的好些人都因此认为大哥是个老迷信，所以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接着说，还是相信。

两三年前，有一阵子，大哥的工作非常不顺，两个月找了三份工作，都是干了不久，公司就散伙。他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过年时找了附近最有名的一位男“神”，据他自己说，人家把他所遭遇的事情都说出来了，神乎其神。等他给了钱，男“神”说，问题出在你家院子里的一棵椿树上，回去挑个带五的日子把那棵椿树伐了就行。他回家后，因为要来北京，等不及伐树的日子，就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父亲。

二伯虽然答应了，但是心里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干脆给忘了。北京这边，虽是新的一年，大哥的境遇依然不顺，到处碰壁，甚至有一阵子还得了病，突然晕倒。电话打回家的时候，才听说父亲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完全给忘了，电话里当下一顿大吵，说父亲根本不把自己的事当回事——这两年，大哥确实总是不顺，所以他越发看重“神”的吩咐。后来，再遇着日子，那棵树给伐掉了。他说，确实有作用——工作上的确顺利多了。

伐树的事情自然也不是孤立的。

大哥和二伯的父子关系大约一直不好。我第一次听到大哥的抱怨是在他开办服装厂前后，他说：“人家的父亲会给儿子留下家产，祖祖辈辈，一步一步往上走。可是咱们呢？不但没留下什么可以帮助你的东西，就连现在搭把手都不行，不搭把手吧，把家里照顾好，就这，都办不到，只知道挖花花！”

“挖花花”这种游戏，大约只在西北农村的中老年人中流行，大概的玩法和扑克相似。和扑克不同的是，他的牌面上不再是国王、皇后、小丑，而是宋江、林冲、武松等水浒一百单八将，自有规矩，也可玩钱。在我们老家的村庄里，不管是麻将、扑克还是花花，即便是玩钱，一整夜输得再惨，也不过十几块钱。所以，人们更愿意将之看成一种中老年男人打发时间的游戏，但是在大哥看来，这是二伯不务正业、沉溺于赌博的表现。

大哥说：“花花有什么好玩的？家里的粮囤会自己满起来吗？有这个时间，拾点牛粪还可以烧炕。”其实也难怪他这么想，他是一个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只知道工作攒钱的人，洁身自好，对别人要求也严苛。后来，大概他和父亲的矛盾爆发过好几次。

前年回家，见着二伯，头发花白了好多，原本就黑的面色，更黑了。在农村，这已经是个老人了。

大哥十四五岁去西安，是跟着他当裁缝的亲舅舅去的。在落后的甘肃农村，大哥的舅舅算是外出闯荡社会较早的一批人，而那时，他不过是个半大的小子。我记得很清楚，几乎每隔一两个月，大哥都会写信回来，我去二伯家，有时候会看到。信里多是问家里好，交代他在外边的生活。

后来有一封信，说他厂里的经理喝醉了酒，强奸了厂里的一个小姑娘。大哥在信里表现得很激动，很悲伤，写得也很恐惧，好像一个孩子刚出门就见到了一条恶狗吃人一样。为此，二伯二妈唉声叹气，担心了好久，尤其二伯，念叨了好久：“就我金矿（大哥的小名）可怜，不知道我娃一个人在外面怎么过。”

后来又寄回了一个年轻的设计师给他和他的舅舅画的素描，画里俨然两个城里人：大哥穿着带拉链的翻领毛衣，卷卷的头发，微胖的圆脸；他的舅舅则是帅气的偏分长发，双眼皮，神情欢乐。这洋气的素描画令所有人欣喜甚至羡慕，同时也让看到的人无不思念。所有人也都惊叹这个设计师的手艺：仅能靠一支铅笔就把人画得这么惟妙惟肖，如在眼前。而不久后，大哥又传回悲伤的消息：那个设计师突然暴病身亡了。

大约是2011年，有一天，大哥在电话中说他买了房子。在老家的市里，偏一点，但距离市中心并不远，两层的小楼，带院子，大约20万。随后，大哥还补充道：“市里的机场将来会扩建，这一块地方一定会被征用，那时候肯定会赚一些钱。”我为大哥这么一个突然的行动感到惊奇。

没成想，后来出了变故，房主后悔不卖了，但大哥买房的眼光似乎因此得到证明。

不到半年后，大哥终于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单元房。事实说明，买房的决定是正确的。买房后不到半年，他就结了婚。在我们老家，新房子是许多人结婚的必备条件之一。尤其对当时已经35岁的大哥来说，能顺利再婚，市中心的这套单元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也曾说：“老在外面飘着终究不是个事，还是要回去的，可是不买房，回去了往哪里住？” 

无论如何，大哥这几年总体是顺利的，买了房，升了职，结了婚。 

这几年来，大哥有一点变化：不再给我们几个堂兄弟们提致富的建议了。以前，堂兄弟在一起，大哥总有这个意愿，这一次对这个说：我投点资，你在家养兔子？下一次又对那个说：我投点资，你在家种药材？再下一次又对一个说：我投点资，你在家养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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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不久，大哥从北京打来电话，向我咨询关于回家与人合伙办合作社的事情。大哥说，他想找五个可靠的人，共同投资，回家搞个合作社，养猪，同时种点药材。说如果搞得有点名堂，现在有国家政策支持，一年下来光国家资助就会有十几二十万。他的意思是，就他所了解的情况，这是一件板上钉钉稳赚不赔的好事。问我能搞不能搞。

我这才知道，大哥原来并没有变，只是近一两年间，这些心思蛰伏了。我多少有点惊讶于他的乐观，而最让我震动的却是他想着做这些事的原因。“你说，现在年轻在外面打工可以，可是过些年年龄大了，谁还要你？再说了，我们弟兄几个总要有一个不错的吧，要不然不论谁出点问题，其他的人想帮也帮不上忙，只能看着干着急，让别人看笑话。”

大哥一直以来的观念我大约可以理解，但他对未来的焦虑也许并非我能体会的。

编辑侯思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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