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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梦册】《中国论》之一:知己知彼才能善处国际

罗梦册 两岸远望 2019-04-06

编按:《远望》从2017年11月号开始为读者介绍罗梦册的《中国论》,第一期内容分上下两篇,上篇为石佳音总编辑为读者的导读,本篇开始为罗梦册《中国论》的序及第一章的第一节。


*作者罗梦册,为1943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今天政治大学前身)教授。本文刊载于《远望》(2017年11月号;总350期)。



自序

这本书系增充著者于前(编按:1941)年冬季和去(编按:1942)年春天在「论中国之国」之主题下,对中央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中国通史班学生所作之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等讲述而成。当时抽着讲,各篇彼此独立。今日合起写,差或可构成一个理论体系,成一本较有体系的书。


书成后,无以名之,就名它为「中国论」。

《中国论》


藉助于「中国论」这个书名以名本书,倒很利于我们来说明这本书的目的。这本书的目的是在发现中国国家、最好说〔是〕「中国之国」的本质。就在这本书中,我们以检讨「中国之国」的历史所启示的特性来解释「中国之国」的本质,并根据各种特性所昭示之「中国之国」的本质,来建设起一个接近历史事实之「中国之国」之「自我认识」和「自我介绍」。


这是一个尝试,也或者这是一个企图,这是一个野心。这个尝试,这个企图,或这个野心,自希望它之能够成功,促成一个真理的发现。(然也许会遭遇严重的失败,或全面的失败。但失败也或者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万一失败了,也或不会是全面的劳而无功。我们的失败,或正可呼唤起后继之人的出现,并为他们的成功铺开一条坦平的大道。)时至今日,在这个「送往开来」的大时代的启示之中,我们缅怀着「中国之国」之古昔历史的豪华与光荣,展望着她未来使命之伟大,并面对着她现时处境的非常,以及其被人误解之严重,自不能不起而作此尝试,作此企图,或抱此野心。而时至今日,也惟有在中国学术思想水准之惊人的提高下,我们才有可能出而作此尝试,作此企图,或抱此野心。自然,著者之起而作此尝试,作此企图,或抱此野心,也不是出之于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历史之渐。


约在七年之前(编按:1936年)的一个春天,我开始孕育着这本书的主要概念。那时,正是七七抗战爆发前的一年,也正是著者居留英国的第二年。为了严重的世界危机和民族大难的威迫,每每地使著者于无言的沈默中,或无名的乡愁中,时将有关中国的一切问题向无尽极的涯底穷索。加之,自居异国作异客,饱尝异国情调,亦大嚼西方书史。偶从异国情调的饱尝里和西方书史之咀嚼中回首东顾,却每每地觉得对于中国国家和中国历史另获不少别有会心的新认识。或可说,对于所谓「中国之谜」,时有顿悟似地识破。

这种会心,这种顿悟,或可说这种发现,在其初,只不过是一点一滴,或一线一面的发现,但积累既久,渐次成形。虽不应夸大的说「一旦豁然贯通」,但它确曾渐次地构成了一种对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或「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的认识。根据这种认识,也就渐次地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或「中国之国」之所以为「中国之国」的理论和理论体系。此类理论,在当时,只不过是于伦敦大雾或大风雪之夜,旅寓寂寞之时,偶向一二好友一吐,作为漫谈消寒的资料,虽曾屡屡地博得他们真挚的赞赏,然而这赞赏自不过是一夕的炉边赞赏而已。但国难日深,吾人对于国家和民族之自我认识或自我再认识的要求,却日益急迫。待到大前年(编按:1940年)东归故国之后,目观「抗战建国」大业之艰巨,以及其被国人和世人误解的严重,已不容不把前此英京寒夜的漫谈,加以深澈的提炼,镕铸为较为具体的论文,藉和国人交换意见。


这期间,除为《东方杂志》撰写国际政治论文,并从事于反「战国派学者们」之「战国时代重演论」的思想战争外,亦曾或先或后的为《东方杂志》和《三民主义周刊》写了几篇题为「中国胜利就是东方历史和文化的胜利」、「中国历史走到了西洋历史的前头」,和「论中国之国」等论文。港渝等地虽曾为之波动一时,但此等论文的写作,实不过为临时呼应各该当时之个别的世局而发,各篇分立,彼此之间谈不到有什么联系。以执教于中央政校并兼课中大之便,才于教授与此有关的学科之时,较有系统的将本书所论之主要的论旨摘要对学生一讲。听者所表现之热烈,欢欣和向往的情绪,加强著者着手撰写本书的勇气和兴趣不少。


当著者于去暑(编按:1942年)的溽暑中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正是日本在东方侵占了全部的南洋,拆断了滇缅路,而希特勒在南俄开始了夏季攻势,直奔斯太林格勒(编按:即史达林格勒,1961年改名「伏尔加格勒」)之时。当时,全世界的景色殊觉黯淡,而我们的处境亦更见困难。正如长夜之未尽,又来了一阵更黑的黑暗。因而,不少的人又颇为中国的前途悲观。本书之匆匆地于彼时着笔,期能早日出现,除课堂的要求外,亦自不无有意藉本书的出现,权作为一面破晓时分的鼓角,稍助我中华民族之能更勇毅地冲破那一刻黎明之前的黑暗。然而最有意趣的,待本书行将脱稿之时,世界形势已另以截然不同的新容色呈现于吾人的眼前。惟其如此,在同盟国的自己世界内,也就很迅速地开始了一个新国际政治的新时代。随着去年中国国庆日的来临,英美两国曾采取了重大的步骤,正式宣告放弃各该国在中国之治外法权(编按:实指不平等条约的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权益。经了两个月的接洽和商酌,中英和中美间的新约,即于本年(编按:1943年)元月十一号在重庆和华府同时签订。这样一来,本书的出现,亦正可作为一份庆贺中国解脱百年桎梏、重复自由的贺仪了。


英美之宣告放弃在华特权,而愿同中国另订平等互惠的新约,表面看,固只在承认并尊重中国之国际新地位的既成事实,以满足必须满足之中国民族愿望,然实亦藉以表示她们已在对整个亚洲作巨大的政治让步。企望藉助于这种让步,能达到对日本来一个政治反攻,至少是遏阻着日本之政治攻势。世界战争到了现阶段,英美已开始认识,要想同盟国、最好说〔是〕要想英美之能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获得胜利,是非先获得亚洲人民之同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参加不可。而此同情的支持和积极的参加的获得,却以通过中国的号召和保证为最有力。基于这种机敏的认识,威尔基*才肯前于访华之便,把重庆当作为唯一无二之适宜讲坛,对亚洲放播慰问之声,而英美政府也就采取了重大步骤,对中国先作巨大的政治让步,承认并尊重中国之国际新地位。然亦惟其如此,紧随着中国国际新地位的确立,以及横陈在自由平等的新中国面前之伟大的亚洲前途和世界前途的光芒之已在远遥的天际闪现,却已使得英美人士中之神经过敏者,或可说英美人士中之深怀民族偏见者,为之惶惑而恐惧。在他们看,他人之自由、复兴、与繁荣,似即是世界和平之威胁或危机。所以他们于束缚中国百年之不平等条约刚刚废除之后,即随之发出告警的呼声。不是说,「战后的中国要称霸亚洲」;便是说若让中国民族主义之自由发展,或会构成未来世界之新危机。甚至还会有人更荒妙地从中国之获得自由平等幻想到中世纪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国之重演。

*编按: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国政治人物,曾代表共和党在1940年参选总统落败。第三次当选总统的民主党罗斯褔派威尔基为特使,于1942年访问中国。


为了要遏止此等浓含毒气的流言的发展,中国的朝野人士们,尤其是报纸界,似已尽了相当的努力。但除中国最高当局所发表之严正的声明外,一般的论旨,大都是侧重于申述中国已开始踏上了「民主」之道,正在努力于「民主化」。他们的意思是在告诉英美的友人说,目下的中国正在建设一个「民主主义」的新国家,不会走上反「民主主义」之道,请英美的朋友们放心吧!


这样的申述、或可说这样的自白,或会获得英美人士之同情,亦或会为英美人士所接受?(如拉铁莫尔和赛珍珠两先生所报导于我们者。)然这样的申述和自白,只是一个极笼统的申述和自白,而所能获致盟邦的同情和接受,亦自只是一个极笼统的同情或接受。尽其量,这只是尽了消极的祛疑。如欲使盟邦、使世界之能明确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之将永不会走向帝国主义──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以及战后新中国之应有之自然的与合理的亚洲前途和世界前途,则我们却认为亦应从「中国之国」的国家本质上来说明来保证。此类的说明和保证,不但庄严有力,而且更真切可靠。


荣幸的很,也可以说是巧遇的很,当本书出生之初,就适逢其会地参加了「中国之国」之重获自由的庆祝,也适值其时地对「中国之国」稍尽「自我认识」与「自我介绍」之责。我们自然是很希望国人和世人之能有机会一阅本书,赐予指教。如果他们或她们有机会阅读之后,想他们或她们或不会再关怀「中国之国」之「民主」或「不民主」,更不会再担心「中国之国」会不会建造为一个好战嗜杀之庞大可怕的全能国家、或中世纪之蒙古式的世界帝国。而同时,也或者不会再为「中国之国」之在未来之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活中和未来之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诸生活中,所应居之自然而合理的地位,而惶惑,而恐惧。


〔民国〕三十二(编按:1943)年,元月,二十六日,

罗梦册序于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




在没有体系及科学机构的地方,仍然是有真理的。而且在这种场合,真理大概只有根据熟悉的判断和长久的经验才能看得出来。历史虽然在这里没有那样给与一个公式,但和其他一切场合一样,在这里也对于判断给了一个练习的机会。

──克劳塞维慈(Clausevitz)《战争论》*

*作者此段引文出自《战争论》第6篇〈防御〉的第30章〈战区防御(续)──不求决战的战区防御〉。我们参考英译本及钮先钟的中译,将此段重译如下:(简言之,我们承认在本章中我们无法拟定任何原则、规律或方法,因为历史并没有为这些东西提供依据。…)「虽然可能不存在认知真理的体系及机械性的方法,真理仍确实存在。要想认识它,通常需要老练的判断以及一种出自长期经验的直觉。虽然历史也许不能提供任何公式,但它在此处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仍然提供了练习判断的机会。」



第一讲 中国之国之自我再认识

第一节 知己知彼才能够善处国际


在中国之古兵书上,有两句极有权威的话,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当天才的军事哲学家孙子在彼时说这话的时候,自是专就战阵之事来讲的。两千年来,这两句名语虽惯为国人所乐道、所喜引,也都是专就两军战阵或私人交往之事作对象。时至今日,我们却不妨将这两句名言所涵示的真理扩大应用,并庄严应用,应用到今日欲立国于世界之上的国家民族的身上,进而认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够善处国际,在国际自立自见;遇到危难,才能够自卫自救;遭了困顿,才能够不失信心,不迷方向,迈向伟大的复兴或更生之途;而一旦「否去泰来」,国运好转之时,也才能够深切理解并从容说明其所以由然的道理,不致被他人、甚至被自己,视为是一个神秘的奇迹、或意外的意外,招致国际的惊讶与惶惑。

*《孙子》〈谋攻〉篇原文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但「知彼」不易,「知己」或者是更难。想「知彼」自须先从「知己」起;而「知己」之始,又自须首先明白「彼」「己」「同」「异」之分。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看世界,看世界之上的民族或国家之群,我们或会只见其「同」,而不大见其「异」。同时,我们也只应重视其「同」,而忽视其「异」。但如果站在民族或国家的立场上看世界,看世界之上之各个的民族或国家,我们固仍可见其「同」,却亦见其「异」。虽不应过分的注视其「异」,而忽视其「同」,但却不应亦不能只注视其「同」,而忽视其「异」。当此人类社会所利赖的交通工具已日新月异,世界距离已达到惊人的收缩的今日,自甘于「遗世而独立」之「悠闲自得」或「我行我素」的时代,或可说自闭于「孤陋寡闻」或「抱残守缺」之所谓「闭关时代」,已是早成过去了。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不愿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为时代所淘汰,已不容不把自己的视野尽可能向世界扩大,注视着世界之「同」,或人类之「同」。但反之,只蔽于人类之「同」,而忽视各个民族或国家之「异」,或误以他人之「异」为人类之「同」,则极易抹杀一时居于劣势的民族或国家之自我存在,和其自我存在之所凭依之优良的历史传统。久而久之,会要丧失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自信和自尊,陷于「不自知」和「不知人」的困境:一遇危难,就要仿徨徘徊;遭了困顿,每易自暴自弃。甚至于一旦危难解除,地位改变,亦将会仍是茫然不知所之,不知所云。


例如钢铁煤电油之经济生活,和独立自由与国际共处之政治生活,乃是现代任何民族或任何国家之所必须取得或达到的现代生活,也是现代任何民族或任何国家之所可能取得或达到的现代生活。或可说这正是现代任何民族或任何国家之所必须赖以生存和进步的生活基础。这乃是世界人类之所「同」,之所应「同」,亦所能「同」。如果某一民族或国家未能及时完成或达到这种生活,自会造成该民族或国家在生存和进步的途程上之严重的危机和灾难。若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至今尚不知道、或尚未注意,去争取这种生活,仍是自甘于「马车」、「帆船」之古旧的经济生活,或「殖民地」、「次殖民地」之奴役的政治地位,则这个民族或国家不但是不能够和人家一同前进,或协助他人前进,势必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甚至为时代所淘汰,而丧失其存在。但在此大的「同」下,各民族或国家却各有其各自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英国有英国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法国有法国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德国有德国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俄国有俄国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美国有美国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而中国有中国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其他国家亦各有其各自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纵然她们今日同样地生活于钢、铁、媒、电、油之经济的和独立自由与国际共处之政治的现代生活之中,她们却仍然各自分别地享受着、珍惜着、尊重着、甚至捍卫着她们各自的历史传统或民族生活。这乃是各民族或国家之所「异」。某民族或国家之所以为某民族或国家者正在此。


甲国所习过所喜爱的民族生活或国家生活,不会适合、或可说不会完全适合于乙国或丙国的国情,故自不会亦自不能定为乙国或丙国所喜爱、所接受,或全面地所喜爱、所接受。因为甲国的历史和传统既非乙国或丙国的历史和传统,自不可能出租于乙国或丙国,为乙国或丙国所凭借。乙国之与丙国或甲国,或丙国之与甲国或乙国,也是如此。如果生吞活剥地硬要假借,不但是会要犯「张冠李戴」、全不合适的病症,而且极易中「文不对题」或「药不对症」的毒害。


固然,任何的一个社会或国家都会或都要随着时代的不同或环境的改变而变革,可能发生巨大的变革或猛烈的革命。但是这一切的改革或革命,都是要以某一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作背景作对象;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的推进或发展,便是它的改革或修正,绝不会凭空而来,与各该国家的历史和传统毫无关系,而来一个照抄他人的改革或革命。一个国家的改革或革命固每会影响他国,也每会受他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之对于另一国家的改革或革命的本身,都只是一个次要的因素,不过是一种刺激、鼓励或参考而已。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不但支持着、作用着、范型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亦将支持着、作用着、范型着一个民族的未来,甚至是遥远的未来。或可说,在人类还未走进于「大同世界」,所有的国家机构和功能尚未全部消灭之前,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对于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生活,是仍要起着重大的而且决定的作用。


惟其如此,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欲安全的生存和自由的进步,不但是要随时随地的注视着世界之「同」,和他人之长,并应首先彻头彻尾地理解了自己。理解自己之历史和传统,并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尤其是优良的历史传统。也正是所谓既须「知彼」,尤贵「知己」;唯有「知己」,才能「知彼」;亦唯有「知己知彼」,才能够在国际间自立自见,才能够善处国际。(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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