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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 | 陈平:从现代语言学经典论著看语言学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陈平 语言服务 2021-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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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语言学经典论著看语言学论文的写作与发表


陈    平


本文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陈平教授2014年12月在复旦大学所做“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第三讲的整理稿,发表在《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6期。第一讲《系统中的对立: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第二讲《语言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称”问题研究》先后发表在《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2、3期。


我这次在复旦大学的系列讲座,是祝克懿教授和徐赳赳教授2013年一起倡议和筹划的。今天祝老师把我的老朋友徐赳赳教授从北京请来,主持讲座的第三讲,也是最后一讲。徐赳赳教授平时工作很忙,这次不远千里,专程到上海来主持今天的讲座,我非常地感谢。征求了几位老师的意见,考虑到在座各位的研究兴趣,我们第三讲谈一个比较宽泛的题目,就是从分析现代语言学一些经典论著开始,通过这些优秀论著看语言学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着重谈谈论文的选题定位、文献述评,以及语料搜集和分析等过程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我们平时读到的语言学论著都已经是成品,其成文和出版过程背后的原则、方法及技巧等等,大都是研究者群体内部不言而喻的共识,初学者如果没有人指点,单从文章表面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我今天打算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古人有两句诗: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记得1970年代恩师吕叔湘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要改一个字:鸳鸯绣取从君看,还把金针度与人。岁月如水一样流去,将我们承接的学术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现代学术研究是群体性活动。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请注意他说的是“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不是孤寂一人苦思冥想之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第一要务就是了解和尊重前人和时贤的相关研究成果。今天演讲的第一部分,是选取一些现代语言学经典学术论文,对它们的背景和主要内容略作解说。首先有个定义问题:什么叫经典学术论文?语言学家对自己所用的每一个关键词、每一个重要术语都要给出尽可能精确的定义。如何定义所谓现代语言学经典学术论文,很不容易,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是不可避免的。美国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Language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语言学杂志,我想这应该是没有太多争议的。该杂志1925年创刊,至今已有九十年了,我根据 Google Scholar提供的数据,选取1925—2000年这七十五年间该杂志发表的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前二十篇作为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当然,对于什么是经典论文还可以有许多其他的判断标准,引用率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科技界对此争辩尤为热烈,可以参看科学网上的有关讨论。不能单纯根据引用率高低决定论文的优劣,认为引用率最高的就是好文章,这是学界共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比较有影响的论文,引用率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较高的,就像说猴子都爱吃香蕉,但爱吃香蕉的并不都是猴子。当然,说到引用率,还要考虑到年代的因素,其他条件相同,新近发表的文章引用率往往不如几十年前的论文高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选取的这二十篇论文,我建议每一位有志于语言学研究的同学不妨把它们仔仔细细读一遍,能读懂多少是多少,主要可以学到两方面的东西:一是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西方语言学过去九十年间的主要发展历程以及部分重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获得大致的了解;二是从这些经典论文的选题、立论、文献综述、语料搜集和分析论证方法、对研究成果理论意义的挖掘和引申等方面,我们可以从作者那儿学到一些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下面,我对这二十篇论文的作者、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作扼要的介绍和点评 (文章标题后面括号中的数字是该文的总引用次数)。 1. Sacks,Harvey,Emanuel A. Schegloff&Gail Jefferson1974.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In: Language50(4),696-735. (6191) 这篇论文引用率最高,三位作者都是社会学家,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Sacks因为参与洛杉矶预防自杀热线咨询电话服务,接触到大量的电话录音记录。他和同事对这些原始录音材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对话在语言结构方面的特点,包括话题的组织方式,对话开始、推进和结束过程的惯用词语,插话的语言特点、指称成分的引进和展开等等,得到大量原创性的发现。这类研究社会学家称之为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而语言学家则一般称之为话语分析,是最近几十年的热门研究领域之一。徐赳赳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值得大家研读。话语篇章可以分出不同的体裁,如故事、议论文、辩论文、会话等,这篇文章主要研究会话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所谓“话轮(turn taking)”,就是两人或数人对话,轮流发言,或中间有人插话等语言现象。有关话轮的许多概念,包括它的结构模式和语言表现特点等,都是由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来的,所以它堪称会话分析的开山之作。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的引用率比下面一篇高出近二倍。这中间可能有几个原因。我在2014年12月9日的第一讲中讲过,语言学研究对象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几乎就是只限于音位,加上一点词法,扩展到句法主要是乔姆斯基以后的事。但乔姆斯基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限于单句,不承认更大的语言单位也有自己的结构特点和使用规律。Sacks等这篇文章发表在1974年,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把研究对象从单句扩展到话语,选取一种特殊的话语类型——会话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大量的带有规律性的语言特点。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这在当时都是非常新颖的。该文揭示,表面看来似乎杂乱无章的随意对话、聊天,实际上在语句组织和惯用词语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遵循相当严整的规律。这篇论文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语言学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都从这篇论文中受到很大启发,纷纷开始以会话分析或话语分析为工具,研究各种专业话语篇章的结构和词语特点。可惜的是,第一作者 Sacks于发表这篇论文后的第二年便不幸在车祸中丧生,终年40岁。Schegloff和他的其他同事则继续在会话分析领域里辛勤耕耘,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面世,Sacks生前所搜集的大量语料也都无偿提供给了其他同道自由使用。 2. Dowty,David1991. Thematic 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In: Language67(3),547-619. (2164) 引用率排第二的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对语义格的属性作了深入分析;二是对选择语义格成分充任句子语法成分也就是所谓“论元选择(argument selection)”过程中一般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提出自己的理论。语义格研究从1960年代起就是语法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所谓施事、受事、对象、目的等语义格概念,几乎每个从事语法研究的人都要用到。语义格和句子语法成分的关系,更是语法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用吕叔湘先生《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的话来说:一个名词可以在入句之前做动词的宾语,入句之后成为句子的主语,可是它和动词之间原有的语义关系并不因此而消失。不但是宾语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似乎不妨说,主语只是动词的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语位置上的一个。好比一个委员会里几个委员各有职务,开会的时候可以轮流当主席,不过当主席的次数有人多有人少,有人老轮不上罢了。(吕叔湘1979:72-73)论元选择研究的就是语义格入句过程中的遴选机制。Dowty这篇文章提出,施事、受事、工具等等语义格不是初始概念,而是有关特征的组合。类似的观点在音位学研究中早就存在,音位不是最小成分,而是由区别性特征组合而成,一直是音位学的常识。Dowty借鉴将音位分解成区别性特征的方法来分析语义格,提出:最基本的语义角色有两个,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原型施事的五个主要区别性特征分别是自主性、感知性、使动性、位移性和自立性,原型受事也有五个主要特征,分别是变化性、渐成性、受动性、静态性和附庸性。句子中同时具备所有五个特征的施事和受事并不多见,一般所说的施事和受事只是分别具有五个特征群中的大部分特征而不是所有特征,因此有施事性和受事性强弱的问题。正是因为语义格由更小的基本特征组成,其特征成员的种类和数量,决定了某个具体语义成分是比较典型的施事或受事,还是不太典型的施事或受事。其他语义格也可以重新理解为有关语义区别性特性的不同组合,甚至可以出现两种语义格的特征兼而有之的情况,如某个论元同时具有施事和工具特征或受事和地点特征。Dowty 文中同时提出挑选语义格成分充任有关句子成分时所遵循的优先序列,例如,动词同时带有施事、工具、受事几个语义格成分,在选择主语时,施事格成分比工具格优先,而工具格成分又比受事格优先。 

这篇论文对我本人启发很大。我1970年代跟吕先生读研究生,汉语语法课用的主要教材就是那时刚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先生在课堂上提出来要我们思考的,大都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我自己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问题意识,相当一部分就是从那门课上开始形成的。语义格成分和句法成分在配位方面有许多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例如,分别位于动词前后的两个名词性成分,大多数情况下,语序颠倒后意思完全不一样。“人咬狗”和“狗咬人”意思正好相反。但是,也有不少例外,“人参泡酒了”和“酒泡人参了”,“砖头垫墙了”和“墙垫砖头了”,“杠子顶门了”和“门顶杠子了”,“竹签穿糖葫芦”和“糖葫芦穿竹签”等,动词前后的两个成分位置可以互换,但表示的命题意义却基本相同。什么情况下动词前后的成分可以互换,什么情况下不能互换,一直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Dowty 的理论给了我豁然开朗的感觉,我随后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1994《中国语文》的第2期上,利用 Dowty 提出的理论架构,谈了我对上述问题的一些思考。当然,语义格成分和句子成分的配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光靠一两篇论文远远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说,1994这篇论文为我们理解与论元选择有关的语言现象提供了一条思路。


(小编注:因篇幅有限,这里只列出对前2篇论文的解析,欲阅读其他18篇论文的解析,请点击“阅读原文”)


剩下的时间,我们谈谈语言学研究论文的写作和发表。有了上面二十篇经典论文作为参考对象,一些重要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更为清楚一些。什么叫研究?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81)给出下面的定义,分出三种类型,言简意赅,我直接引用如下:1)通过调查或者实验,发现和解释有关事实; 
2)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对公认的理论和定律进行修正;
3)将新理论/新定律或修正后的理论/定律运用于实践。我认为,语言学研究工作最重要的三个方面是:选题、文献、材料。科学研究,首重选题。我们先谈谈选题过程中要重点考虑哪些因素。首先,定位要清楚。我们要确定自己的研究项目,比如博士论文,主要要做的是上面三种类型中哪一类型的工作。三种类型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呈递进状态的三个阶段,可以从第一阶段做到第二阶段,再接着做第三阶段,也可以利用别人做的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的工作,直接做第二或第三阶段的工作。受时间和研究经费的限制,博士论文这样的项目,一般情况下不容易从第一阶段一直做到第三阶段。另一个定位问题是,打算偏重普通语言学研究,还是汉语语言学研究。前者目标是对语言普遍规律或某个特定的语言理论模式有所贡献,而后者主要解答汉语语言研究中的某个特定问题。当然,最优秀的研究成果同时在两方面都能有所贡献,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也应该是我们大家努力的方向。但是,这很不容易做到,既有我们自身的理论水平问题,又有客观因素的限制。多年以前有时会听到这样的批评意见,说是我们学习转换生成语法理论或其他抽象语法理论模式,但从来没有见到有人用它们对英语或汉语这样的自然语言进行全面的描写,拿出如同 Jespersen、Kruisinga、Poutsma等传统语法学家所做的那样的成果。这种意见大都出于对现代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误解。这些抽象理论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描写和解释人类的普遍语言能力或语言的普遍规律,而不是对哪个具体语言进行全面描写。有的理论框架覆盖范围较广,如 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构式语法等,能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对具体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和解释;有的则相对较窄,研究目的主要是发展抽象语言理论模式,并不是要深入研究哪门具体语言。无论我们是有意偏重普通语言学研究还是汉语语言学研究,都有个选择理论框架的问题。我们前面讲的所谓“理论中立”,其实都只是相对而言,完全的理论中立是不可能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下面这段话:字词句、名动形、主谓宾、施事受事、有定无定等等术语,有谁写语法论文能完全不用它们呢?它们表面上看来比较简单,似乎可以用作初始概念,对语言结构进行“白描”。但实际上,它们无一不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其定义和所指对象往往因人、因事、因学派、因语种而异,与其它相关概念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就意味着,一般说来,只要使用这些术语,我们都得在理论立场上有所选择,接受或多或少的没有明言的理论预设,无论我们自己有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陈平2006:169)我们在使用有关概念时,当然不可能都从三皇五帝讲起,但是,为所用关键概念给出清晰的定义,指出它们与文献中有关论述之间的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读前面的二十篇论文,可以注意到所有作者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仔细。我们在定义所用概念的过程中,也同时表明了我们的理论取向。当代语言学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一些主要的语言理论模式、框架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背景、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包括自家独有的概念系统和形式标注,这些大都是理论内部的配置,系统性很强,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两个常见的误区,一是从字面上借用某些概念和方法,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蕴含的实际意义。我最近读到一篇研究“接口(interface)”的文章,作者似乎不太明白,西文文献中用到这个概念时,一般都是说某个具体理论模式内部几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个典型的理论内部的问题。离开了这个背景,很难准确地把握有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另一个误区是,将迥然不同的理论框架中的专属概念不加说明地糅合在同一篇论文之中。不同语言理论模式之间当然可以互相参考,互相借鉴,这也是产生新理论、新概念、新方法的常见途径。但是,前提是对涉及到的概念必须有精深的了解,并且应当对自己的创新给出详细的说明。合格的研究选题要满足几个基本要求。一是要能够由小见大,如果定位偏重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这一点尤其重要。上面介绍的二十篇论文都属于普通语言学研究范畴里的论著,无论文章的研究对象是英语、汉语、日语、挪威语、还是中美洲的 Sacapultec Maya,作者最后的着眼点都不是这些语言或是某个语言现象本身,而是从这些语言和语言现象的研究中推衍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得从事其他语言和其他语言现象研究的人也可以从中受益。我们的主要语料来自汉语,要准备将自己的研究论文投到国际理论语言学杂志以前,要先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不懂汉语、对汉语本身也未必有很大兴趣的读者,如何能从我的这篇论文中受益?如果定位侧重于汉语语言学,也应该力求做到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理论和方法上有助其他汉语课题的研究。选题的另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要能将这个研究课题做得十分透彻,巨细无遗。真正做学术研究,哪怕是本科生的毕业论文或是硕士论文,完成以后,你都应该是世界上就这个课题而言懂得最多的专家。有人也许会说,我一个本科生/硕士生,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完全有可能。如何做到?narrow down,narrow down,narrow down,把研究课题的范围缩小再缩小,缩到足够小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成为这个题目的最高权威。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花十分钟的时间,统计一下在座各位鞋带的颜色。你花十分钟的时间做个调查,十分钟以后,有谁对这个问题比你知道得更多?没有,你就是最权威的专家。当然这是极而言之的例子,但很能说明问题。将课题范围缩小到我们可以做得巨细无遗,一点都不难,难的是得同时由小见大,所做工作能对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带来新颖的理念和实用价值,这才是选题的关键所在。Fillmore等(1988)讨论英语一个惯用语“let alone”的用法,Labov(1969)调查非标准黑人英语中系词/助动词“BE”的省略现象,研究范围非常狭小,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文章中都描写得十分详细,但论文的关键着眼点并不是“let alone”和“BE”这两个词语本身,而是涉及面极广的重大理论问题。确定选题,通常也意味同时确定研究方法,确定所用的语料。有些似乎很有价值的课题,但不知道别人做过没有、怎么做的,自己该怎么去做,能不能搜集到要用的材料,这些问题得不到肯定答案,选题就不能确定。现在谈文献。原创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如何能保证我们研究工作的原创性?回答是做好文献的搜索和阅读工作,研究前人在相关领域、相关课题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可以对自己的课题是否具有研究价值作出初步的判断,同时把握相关的理论、概念、方法,以及有关领域现阶段取得的成果、存在问题和前行方向等等。学术文献搜索在这个信息时代变得十分方便,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LLBA、MLA、BITRA等电子文献库能随时提供海量信息。在需要阅读的文献数量方面,我对自己的博士生有强制性的要求。如果本科和硕士阶段没有受过语言学研究的严格训练,或者是打算做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过眼的文献数目一般得有500到1000,包括专著和论文,从中选出300到500全文阅读,再选出200到300精读,作为以后博士论文的引用书目。从相关文献的研读中,可以进一步地找准自己研究课题的定位,获取有用的理论和方法,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研究同所在领域中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做到由小见大。所谓小,就是自己的研究课题范围;所谓大,就是对有关领域中大家重点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有所贡献。缺乏对文献的透彻理解,既谈不上自己研究项目的原创性,更谈不上由小见大。文献述评是学术论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最能看出作者学术上是否成熟的地方。我读到的一些初学者写的论文,往往在这个部分暴露出很大的问题。最常见的是轻率对待其他研究者所做的工作,随意批评这也不好,那也不对。就我所读到的这类文字而言,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对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缺乏起码的了解,所作评论令人啼笑皆非。对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和课题,我们要持敬畏和尊重的态度。尤其是上面提到的那些所谓理论内部的研究成果,离开了特定的理论框架,所作评论大都是无的放矢。述评就是有述有评,我的建议是,除非非常有把握,否则还是以多述少评为妥。如果非要评论,那得非常慎重才行。我也注意到,有些论文主要内容似乎就是批评别人的工作。这样的事情不是不能做,但前提是你对你所批评的内容真有精深的研究。在批评别人的工作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对方的研究课题,我们自己有没有认真做过,有没有正式发表过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方引用的主要文献,我们是否大都熟悉。如果回答不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就没有评头论足的资格。一位伟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看可以倒过来说,不立不破,立字当头,破也就在其中了。光靠批评别人的工作是做不好学问的,得正面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经过严格论证得出的结论,让别人对大家工作的是非优劣作出独立的评判。前面讨论的二十篇论文,作者都是用最大的篇幅表述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其中的两篇书评都是这样。最后谈语料。语料是决定研究课题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为我们的论点提供实证,构想再好,离开可以用来证实或证伪的语言材料,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曾有人告诉我,他计划研究原始宗教在人类语言起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个题目听上去理论价值很高,但可惜就目前的条件来看,这类课题没有做下去的可能。人类最早发明记录语言的文字系统,只不过是5000多年前的事情,而语言的历史比文字要长得多,从智人(homo sapiens)时代算起,有约200,000年左右的历史。等到文字出现时,人类语言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即使有原始宗教留下的痕迹,要从中找出可靠的证据也是困难重重。所以,在确定选题之前,如何获取可靠的语料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语料的来源可分两大类,一是来自研究者自己的语感,二是来自从外界搜集的材料。上面讨论的十八篇研究论文中,有八篇完全依靠作者搜集到的大量客观语料(Sacks等1974,Schegloff等1977,Gundel等1993,Fromkin1970,Labov1969,Haugen1950,Braine1963及DuBois1987),其余的论文也都离不开语料提供的充足证据。语料来源是以自己的语感为主,还是从外界搜集为主,取决于研究课题的性质。如果要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领域里做一个完全基于自己语感的课题,得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基础才行。过去几十年来,中外语言学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语料进行精细分类的必要性。对于同一种语言来说,不同的时间、地域、文体、使用场合、使用人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等等诸多因素,都可能伴随独特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话语特征。上面Du Bois(1987)文中提到,叙述文和对话两种文体展现不同的语法和话语结构特点,他使用的语料限于叙述文。就通常立论所用语料的性质来看,英语如何如何、汉语如何如何这类的笼统论断无法避免,但根据语料的细分而得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也将越来越多。汉语语法的主要语料来源是普通话。普通话三个方面,语音、词汇和语法,都有自己的规范。定义语法规范所依照的标准,即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它的边界相对语音和词汇来说最欠清晰。许多语法学家看到这个问题,提出应该将北京口语作为汉语语法的基础语言。但是,要对北京口语给出大家满意的定义,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在搜集、使用语料时,要十分注意语料内部的一致性问题,尽可能将无关因素的干扰压到最低限度。语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我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读研究生,第一天导师和学生集体见面会开完后,20余位新录取的研究生排队步入语言所后勤库房,每人领两个大卡片盒,里面装满空白卡片。语言所各个办公室、走廊过道以及导师家中,到处可见满箱满柜的卡片,我自己在那些年里也做了上万张卡片,所花费的巨大时间精力可想而知。同几十年前相比,大型语料库的出现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无以伦比的利器,以前得花上多年功夫才能搜齐的材料,现在也许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例如,杜甫说“晚节渐于诗律细”,要研究是否真的如此,要是少时粗率,老来精细,那是怎么个细法,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将他晚年的作品和早年的作品在平仄用韵等方面进行穷尽式比较才行。以前这类材料都得手工搜集,现在有了语料库,大家省力多了。看到大型语料库给语言研究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对它的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如何保证所用语料内部的一致性,是我们得时时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第一讲时谈过,对于利用大型语料库进行语言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本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原载《当代修辞学》2015年第6期。点击“阅读原文”,可完整阅读本文。作者简介:
陈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讲座教授。毕业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获现代汉语硕士学位,及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语言学系,获语言学硕士、博士学位。曾在UCLA、美国俄勒岗大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及香港城市大学担任教学与科研工作, 后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工作至今。主要研究领域为功能语法、话语分析、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及历史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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