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0日傍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主办，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杂志协办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系列讲座”第三十五讲在中文系举行。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刘耘华主讲，中文系张辉老师主持，题目为“欧美汉学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论的建构”。

【讲座现场：右一为主持人张辉老师，右二为主讲人刘耘华老师】

刘耘华老师，比较文学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上海师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负责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文贝：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集刊主编，主要从事基督教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关系、欧美汉学、儒家诗学及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刘耘华教授认为，我国现代学者对于中西文学与文化的“平行研究”，主要倾向有两种：一是求同、求通，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他要“打通”彼此之间没有事实关联的文学与诗学，要借助“比较”来清除遮盖了中西共同“文心”、“诗心”的各种“迷障”。另一种是求别、求异的“对比”，从最早的郭嵩焘、严复，到梁启超、王国维，再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贯穿其中的是一个共同的价值设定：作为“对角”（counterpart）的“西方文化”优越于中国文化。这种将“他者”“乌托邦化”的求异诉求，主要来源于要求社会与政治变革的强烈驱动。刘耘华教授说道，对于“平行研究”，不管其归旨是“求同”还是“求异”，中外比较文学学者都对之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畏惧心理或不以为然的轻视心态，有人甚至将平行研究看作一种伪学术，平行研究在今日俨然像一个充满“危险”的话题，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反思。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往往采用的就是平行研究”，对于中国学者在平行研究方面的表现和反思问题，刘耘华教授如是说。他指出，至晚清民初，近现代中国之“自我”重建的伟大工程，其基本架构完全仿效了西方的图式，而中西之间的“平行比较”，在推助“旧我”向“新我”的转型过程之中可谓甚有功焉，不应该也不可轻易抹杀。例如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之重要的思想策源者严复，严氏在19世纪末撰写的系列论著，指出中西之别首在“自由”思想之有无，中国欲变革而“寻求富强”，其根本亦在于“立自由之教”以提升民力、民智与民德。此种直抵本源的见地，置于今日仍属“前沿”思想、仍有重要意义。再如陈独秀，陈氏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布发刊词《敬告青年》，所陈“是非六义”，每一条都是借西方“新义”来反衬东方（尤其是中国）“旧义”，如“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以尼采之“贵族（主人）道德”来对照“奴隶道德”；“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以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来对比东方的“笃古不变”、“故步自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他借助中西之间的“平行比较”来建构“新我”、并推助“旧我”向“新我”转型之策略，与严复若合符契、如出一辙。刘耘华教授认为，中西间的平行比较正是20世纪初叶的一个风尚。

在介绍完中国学者在平行研究问题上的表现和反思之后，刘耘华教授又进一步讨论了西方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建构问题。以欧美汉学为例，刘耘华教授认为，汉学天生就是比较文学的话题，通过对相关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汉学成果进行理性、客观而辩证的阐析、批判和总结，不仅可进一步推进中西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建构，同时，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和提高也可提供有益的镜鉴，特别是欧美汉学的比较方法论，在性质上多属所谓“平行研究”，后者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均多受诟病，少受褒扬。然而在当今世界，它实在又是不可回避的一种处理中外文化与文学关系之范式。

刘耘华教授介绍道，以中国经典为研究的对象、且具有独特的平行比较方法论建构蕴含之欧美汉学的成果，主要有三类：一是比较性的研究，如郝大维（David L. Hall）与安乐哲的“中西思想比较三部曲”；二是以某些西方的方法范式或思想模式为框架对中国经典或思想与文化所作的诠释与研究，如费正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柯文（Paul A. Cohen）等人分别以“冲击与反应”、“传统与现代”、“中国中心论”对晚清中国文化裂变与演进的系列研究与解释等；三是以某种问题意识为线索对中国经典或思想文化的系统诠释，如从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葛兰言（Marcel Granet）、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葛瑞汉（Angus Graham）直至安乐哲等汉学家以“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为线索对中国思想的本质定位与系列探讨。

刘耘华教授认为，上述三种汉学研究相应地形成了三种平行比较的方法路径，即：以两极对比（polarity）为路径的方法论，以特定范式（paradigm）或解释框架为中心的方法论和以问题意识（problematics）为框架的方法论。以两极对比为路径的方法论，其前提是将中西文化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也即，认为中西文化对宇宙起源、天人关系、价值依归、思维方式、万有变化与发展之原因等重要问题的看法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以特定范式（paradigm）或解释框架为中心的方法论，是基于某一概念范式、命题判断或解释模式来展开的中西思想平行比较。以问题意识为框架的方法论实则是一种以“困境意识”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以墨子刻为例，他认为，正是“困境意识”，让现代新儒家产生出内心生活的“紧张”，从而形成促进变革的能量，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

最后，刘耘华教授总结道：欧美汉学的方法论的价值在关于如何展开中西文化与文学的跨文化比较方面富有启发意义。而对于我们来说，还要充分注意到汉学家所做的跨文化平行研究，是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身份、民族立场等“前理解”因素密切相连的，有时，这些因素虽然是潜在的，然而却起着关键的作用。此外，汉学家的研究，其主要的诉求对象是西方的读者，甚至主要是为了解决西方的问题（而非中国的问题）。这样一来，对中国经典的认知一方面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语境的相互交织下形成，另一方面当代欧美汉学家之间又有一个他们所共享的西方知识场域，在此场域中发生的讨论和争鸣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起伏与延展脉络。要理清这些脉络，就要具备法、德、英等欧洲主要语言的文献搜索与理解能力，这个挑战更难、更大、更难完成。

刘耘华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听讲者广泛的思考和讨论，听讲者还就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关系等问题与刘耘华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讲座在热烈的问答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