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戴从容博士，江苏苏州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曙光学者，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挂职），杨浦区知联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协理事，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理事，曾为美国伟恩州立大学访问副教授，爱尔兰科克大学访问学者，著有《自由之书：< 芬尼根的守灵>解读》等专著四部，翻译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等译著四部，在国际和国内各级刊物上发表文章80余篇。

专题：诗歌的力量：谢默斯·希尼研究

“什么是我的民族”

——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爱尔兰身份

文／戴从容

早在莎士比亚笔下，爱尔兰人麦克默里斯船长就问过“什么是我的民族”，[1]这个困惑至今未变，对民族身分的思考可以说构成了当代爱尔兰作家创作的重要部分，因为在爱尔兰这样“处于危机的文化”中，“个体对肯定和特性的追求与群体的定义自我的努力密切相关，至少相似”。[2]在当代爱尔兰作家中，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尤其被欧美读者视为表达了对爱尔兰身份的重要直觉。[3]很多国内研究者也提出了爱尔兰民族文化的多层次构造和杂合性，并将其与希尼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4]不过，希尼笔下的爱尔兰民族文化，甚至爱尔兰民族性是否可以用某个词语一言以蔽之，还是一个随着时代和环境而改变的意识形态构造物？虽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经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了民族概念的历史性，[5]但民族文化、民族性这些概念仍然常被赋予一种本质主义的内涵。通过分析希尼不同阶段的诗歌，不但可以看到希尼自身的民族文化观的演变过程，也可以对民族性和民族文化的动态建构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 矛盾中的三思

在创作初期，希尼赋予他的出生地摩斯巴恩（Mossbawn）重要的时间和空间意义，把这个小农庄视为北爱身份的象征和立足点。在他看来，在词源上，摩斯巴恩的“Moss”是苏格兰词，“bawn”是英语，当地口语中的“bann”则是爱尔兰语“bán”的变化；在空间上，摩斯巴恩位于17世纪来到北爱的英国殖民者莫尤拉勋爵高墙环绕的庄园，和班河西岸苔藓遍布的沼泽地之间，正介乎英国殖民领地和爱尔兰特色地域之间。[6]这一多元的时空特点，使摩斯巴恩“隐喻着乌尔斯特文化的分裂”[7]，同时也可以隐喻希尼自身出身北爱天主教家庭却接受英国文化教育这一分裂的民族文化身份。

【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图片来自www.theguardian.com】

但事实上，在后殖民时代，希尼这样的多元文化身份并不少见，也并非不能建立一种和谐的生存模式。让希尼将多元等同于分裂的，一是北爱新教统治者在教育、工作、居住等方面对天主教徒露骨的歧视和排挤，以及1968年后北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暴力冲突的升级，二是20世纪70年代以对抗和斗争为主流的世界政治话语。在这种情况下，和解往往被视为妥协，因此希尼在文章结尾称“我把个人的爱尔兰情感当作元音，把英语滋养的文学意识当作辅音”[8]还是需要勇气的。英国媒体固然会欣赏这种文化融合的态度，希尼周围的天主教社会却可能视之为背叛。正如伊格尔顿深刻地指出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我们所谓的道德问题”，[9]希尼的这种非民族主义立场使他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深受内心道德的折磨。诗歌《苦路岛》（1984）中，一个被射杀的天主教徒的鬼魂突然出现在希尼身后，满面血污，这正是希尼内心道德责备的最严厉的化身，而他深切的矛盾和痛苦则在诗歌结尾处的忏悔中体现出来，“宽恕我这种漠不关心的生活——/ 宽恕我胆怯和瞻前顾后的介入”。[10]

不过，像当时很多北爱天主教徒一样，希尼并不总能保持非政治的立场，有时英国和北爱新教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反而使希尼的道德选择变得简单。1977年接受谢默斯·丹恩采访时，希尼明确将自己的立场简化为“我的团体是天主教的和民族主义的”。[11]1968年北爱冲突升级后，希尼曾写过好几首政治色彩非常鲜明的鼓动性诗歌，这些诗歌后来在1972年《在外过冬》出版时都因为政治宣传色彩太浓而被希尼自己删掉了。其中，《克雷格德龙骑兵》以反讽口吻颂扬英国皇家龙骑兵1798年屠杀数万爱尔兰起义者的行为，该诗的意图单纯明确，就是激起北爱天主教徒的民族主义情绪；《恫吓》一诗更直接表达了对北爱新教徒庆祝威廉三世博因河胜利的憎恨，骂这些新教徒是“一窝蚂蚁”、“贫民窟的老鼠”，说他们的行为不过是“仲夏的疯狂”，是“搅动过去来品尝灰烬”。[12]此时希尼常用“我们”和“他们”来为北爱社会划分界线，用“我们”来表达一种明确的群体意识。这些诗歌所传递的“派系冲突和暴力”[13]情绪虽然后来在《在外过冬》中被删除或淡化了，但有些诗歌，比如《骨之梦》中掷向英格兰的骨头，[14]仍然流露出高压下自然激发的民族仇恨。

但是，希尼毕竟是一个诗人，他那诗人的历史意识时时超出他的民族主义道德吁求，要求他对自己的身份有更细致地辨查，而不是简单的选择。单纯的民族主义在他的诗中只是少数，大多数诗歌更体现了他看到的问题的复杂方面和他内心的复杂情绪。事实上，就如海伦·凡德勒指出的，这种“三思”（second thoughts）正是希尼诗歌的魅力所在，是希尼“赋予情绪化的态度以智性的反思，前者则几乎总是滑入政治宣传的两极立场”。[15]当希尼说“与我们自己争辩的是诗歌”[16]时，表达的正是自己在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要求之间感受到的矛盾、斗争和再三斟酌。

二、寻根和无根

希尼从创作伊始就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的复杂性，而在当时本质主义和本原论的思潮下，他首先试图在枝枝蔓蔓中寻找自己民族的根，以此为自己的身份找到一个立足点。而且，通过寻找民族的本原和本质，他的艺术也能在北爱的现实冲突中找到一个介入点，从而使他多少可以解决生活的现实责任和艺术的超现实自由[17]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1964年写的《挖掘》称为“第一次我觉得自己不仅仅在排列词语”[18]，认为这才是自己诗歌创作的真正开始。吴德安称“此诗要挖掘的是他的血源，他的根和在成长后独立起来的自我”，[19]正确指出了“挖掘”在希尼这里所具有的确立身份的作用。

在《挖掘》中，希尼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归入父亲挖掘马铃薯、祖父挖掘泥炭这一爱尔兰乡村生活传统，换句话说，希尼将乡村视为爱尔兰性的根基。事实上，从1966年的《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直至2006年的《域与环》，田野、树林、牛群这些田园意象在希尼诗歌中不断出现。在诗集《电灯》（2001）中希尼甚至直接将自己的诗歌追溯到维吉尔的田园诗传统。显然，和叶芝等很多爱尔兰诗人一样，希尼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爱尔兰性与摩斯巴恩这类爱尔兰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摩斯巴恩也因此被希尼称作世界的“中心”[20]。

【叶芝（1865-1939），爱尔兰诗人】

完全被英国排斥在工业革命之外的爱尔兰无疑是乡村的和自然的，但是正如伊格尔顿在对《呼啸山庄》的分析中指出的，在传统话语中，“作为自然的爱尔兰被与作为文明的英格兰对立”，[21]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田园化了的自然并不一样，爱尔兰的自然被与未开化、骚乱、毁灭联系在一起，与粗野、偏狭、刻薄、农民联系在一起，最终在大饥荒中被当做“不可控制的外部”[22]被英国文明抛弃。将爱尔兰文化等同于乡村文化，与其说是回到真正的爱尔兰文化，不如说是重新落入英国殖民话语对爱尔兰的想象。

【爱尔兰乡村风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希尼的内心深处，摩斯巴恩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中心，而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23]，是他在北爱纷争中给自己的“另一种选择”。[24]希尼甚至不无骄傲地提到1940年代那些充满战争硝烟的历史事件并没有“打扰院子里的节奏”[25]。后来他描述威克劳郡的乡村景色时，也承认有时会有意将它说成“田园的而不是乡下的，努力让词中包含美丽的景色这一含义，从而把‘乡下’一词留给那些下意识中乱七八糟的农田”[26]。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他的田园诗歌描写了爱尔兰乡间的现实场景，希尼笔下作为爱尔兰文化根基的爱尔兰乡村依然更属于他自己的想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爱尔兰民族话语传统中一贯存在的“自然”想象。

就如伊格尔顿指出的，想象的非现实性在他对摩斯巴恩的历史挖掘中同样显示出来。首先，在词源上，希尼认为“bawn”是英语词，但这个词实际来自爱尔兰语的“badhún”（牛栏）。其次，在空间上，希尼用莫尤拉庄园和班河分别象征盎格鲁-萨克森和凯尔特这两个民族，但莫尤拉勋爵的曾祖母弗朗西斯·霍尔[27]其实来自爱尔兰中南部的蒂珀雷里郡，非常可能拥有爱尔兰血统。由此可见，作为希尼的身份中心的摩斯巴恩并不像他勾勒的那么时空清晰。事实上，希尼对爱尔兰性的历史挖掘常常陷入黑暗的泥沼，而希尼这里的困境，实际显示了通过历史挖掘来寻找身份的“返祖的传统主义”[28]的困境。

诗集《北方》（1975）中的《泥沼女王》一诗突出体现了希尼早期的民族观及其困境。《北方》虽然出版在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之后，但其中不少诗歌是1972年创作的，因此可以与《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进入黑暗之门》（1969）和《在外过冬》一起，视为处身北爱冲突之中的希尼对文化身份问题的直接反应，其中《泥沼女王》则被认为是整部诗集的“基石”。[29]

【希尼诗集《北方》（North）封面】

沼泽女王是一个公元10世纪左右的维京女尸，1781年在贝尔法斯特南部泥炭沼中被发现，虽然不及凯尔特人久远，但将当代的北爱尔兰与铁器时代的丹麦联系在一起，已足以帮助希尼进入英国殖民历史之前的爱尔兰。不过，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全诗核心的两个意象：沼泽和女王——自然和女性。然而，事实上，这两个被希尼视为爱尔兰民族象征的意象却正是传统英国殖民话语中爱尔兰的主要形象。

希尼一直把沼泽视为爱尔兰的“历史轴承”[30]，在他看来向沼泽深处的挖掘正是向爱尔兰之根的挖掘。诗中的沼泽位于“泥炭地表和庄园围墙之间”[31]，正如同摩斯巴恩位于班河沼泽和莫尤拉庄园之间；沼泽女王的身体塞满“未开化的根”，写下的是“盲文”[32]，就像希尼的祖先用铁锹在大地上写下前殖民时代的非文字文化。问题是，维京文化并不是爱尔兰文化沼泽的底，希尼的沼泽寻根之旅注定没有答案。希尼自己最终也不得不承认沼泽“无底”[33]、“潮湿的中心没有底”，[34]或“它的根基/ 不定可变”[35]。在《北方》第一章第一首《安提俄斯》中，希尼曾雄心勃勃地称只要立足大地就有无穷力量。有趣的是，就在同一章最后一首《赫拉克勒斯和安提俄斯》中，安提俄斯却只能在无奈的失根中接受死亡。这个巧妙的首尾安排正暗示了希尼自身的寻根之旅将面临的无奈的失败结局。

《泥沼女王》的女性意象同样值得注意。将爱尔兰比喻为女性是希尼诗中常用的手法，比如在《凯维山的婚约》中将北方新教徒描写为抢劫南方新娘的暴徒。事实上，用受难的女性和强暴她的男性来比喻爱尔兰和英国是爱尔兰文学的长期传统。爱尔兰有一种8世纪流行的盖尔语诗体“幻景诗”（Aisling），大多把爱尔兰描写为纯洁无助的女子，一次次被来自英国的男性侵略者强奸。[36]希尼也知道这一传统，并以《幻景诗》为题专门写过这个体裁。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不仅借用这个传统隐喻，而且把它完全内化为了自己的思维模式，比如常把自己的创作描绘为女性的爱尔兰内容与男性的英国文学的结合[37]。然而，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一话语传统中的女性形象不但是对真正的爱尔兰的歪曲，也是对英国殖民话语的不自觉地接受。[38]女性与自然一样，都暴露了希尼的民族本原挖掘中包含的殖民话语。

三、民族与个人

1972年英军枪杀13名天主教示威者，北爱形势急剧恶化，几个月后，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威克劳郡的格兰莫尔。希尼这一改换护照颜色的选择，有人欢呼为公开表明他的爱尔兰立场，但也有不少北爱天主教徒认为他背叛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北爱同胞[39]。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年创作的《格兰莫尔十四行诗》中，希尼描写了自己在格兰莫尔宁静、悠闲、甚至略带放纵的田园生活，与北爱血腥恐怖的生活形成强烈反差。事实上，“改换护照”确实同时包含着介入和逃避双重含义，而这种模棱两可的含混态度在希尼的很多作品中也都存在，实际反映了希尼从创作伊始就面临的群体与个体的矛盾。

1972年应该是希尼生命中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尤为激化的一年，12年后希尼专门撰文描述当年他如何在屋外的暴力冲突中放弃了录制自己的诗歌，两年后他又再次宣读了这篇题为《尼禄、契诃夫的白兰地及一个来访者的趣事》的文章。希尼在这篇文章中把他的困境称为艺术与生活的矛盾，但本质上，这是个体立场与民族立场的矛盾。如果他当时录制的是民族斗争的诗歌，他并不需要停止自己的艺术行为。在民族危机中，个人的精神追求和民族的政治诉求并不总是一致的。随着两者冲突的加剧，作为诗人的希尼也开始对民族责任进行反思。在早期，“什么是我的民族”这个问题对希尼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而现在，“民族”这个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希尼开始认识到“民族“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先定的概念，而是“我的”。那么“我的民族”是由一个个像我一样有着不同个人要求的个体组成的，还是一个需要牺牲这些个体自我的“想象的共同体”？

希尼移居爱尔兰共和国之后的作品表明，他后来渐渐离开民族立场，转向了个人。在《北方》一些后期创作的诗歌里，希尼已经反思自己那“负有义务的忧伤”[40]，怀疑自己为了什么而忧伤，“为了耳朵？为了民众？/ 为了那些背后的言辞？”[41]当他喊出“我是……/ 一个内心的流亡者”[42]的时候，已经预示了向个人世界的转移。接下来的《野外工作》（1979）第一首《牡蛎》则明确描写了对那些纠缠着自己的殖民历史的厌恶，宣布“不再受历史的摆布；他的思想将自由地飞向任何它想去的地方，他将仅仅依靠诗的想象”。[43]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整部《野外工作》的结构。在前7首中，希尼的想象仍然无法完全离开北爱的屠杀和死亡，但第7首《横祸》中，个人的快乐要求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出现在民族的复仇要求之中。该诗写因为英军射杀了13名天主教示威者，爱尔兰共和军实行宵禁准备报复。诗歌的主人公，一个渔夫不顾宵禁去酒吧喝酒，结果被自己人炸成碎片。渔夫本应该服从“我们宗族的共谋”，[44]却坚持对个人快乐的追求。希尼并没有从群体的角度指责主人公的行为，反而称“我和他一起品味着自由”。[45]有的评论者称希尼这里的转变是“为他的诗歌找到一个新的非政治的范式”。[46]

这样，可以想象，《横祸》之后的诗歌从前期的“匿名性和考古学”转向了“描写处身普通的家庭和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47]其中创作于1972年的《格兰莫尔十四行诗》没有被收入更早的《北方》而放在这里，显然希尼此时才对这种个人取向有了足够的自信。有的评论者认为这里的自信受到洛威尔的影响，因为 “洛威尔作为有着自己独特私人生活的诗人、艺术家，拥有自信的自我意识”。[48]这些诗歌大都描写乡村的田野、风景、向日葵、树，描写小动物和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描写与妻子做爱、听着音乐旅行、给妻子写情书，描写盛夏夜晚孩子的吵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种平静到《丰收结》一诗得到总结也走向终结。“丰收结”可以说典型结合了这个阶段希尼所追求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创作。诗中我和妻子仍过着散步、垂钓这类安宁的乡间生活，妻子用稻草编结的丰收结则象征着从个人乡村生活中诞生的个人化艺术作品。但是，在最后一段，希尼用诗中唯一的斜体写道：“艺术的结局是平静”。[49]这里的平静并不是说希尼从矛盾中找到了解脱，从后面用来形容丰收结的“脆弱”、“陷阱”等词语来看，希尼通过前面那些虽平静却无力的诗歌认识到，离开了历史和社会的艺术是脆弱的，其结局只能是落入死亡的圈套。因此随后的两首诗，希尼再次回到一战中阵亡的爱尔兰战士、《神曲》中意大利人乌哥利诺恨入骨髓的复仇。《牡蛎》中试图驱逐的历史重新回来，《牡蛎》中呼喊的“动词、纯粹的动词”并不能为希尼提供坚强的支撑。显然，就如希尼后来深刻地认识到的，在爱尔兰，“个体对肯定和特性的追求与群体的定义自我的努力密切相关，至少相似”。[50]

不过，这一认识也未能帮助希尼找到最终的答案，直到《苦路岛》，希尼仍然痛苦于“是忠实于群体的历史经历，还是忠实于对这个出现的自我的承认？”[51]《苦路岛》组诗突出体现了这一冲突。《苦路岛》是爱尔兰一个著名的天主教苦修圣地，诗中描写的朝圣之旅也是希尼自己的精神之旅。在这条精神的旅途上，希尼最先遇到的是传说中因基督徒的诅咒而发疯，只肯生活在树上的斯威尼（Mad Sweeney）。希尼一直从他认为的爱尔兰性中的自然野性出发，选择斯威尼作为爱尔兰民族的祖先。斯威尼的出现意味着爱尔兰民族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要求，因此希尼的个人精神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与民族身份之旅重合在一起的。

诗人遇到的第二个人是《德格湖朝圣》的作者威廉·卡莱顿。卡莱顿原先是天主教徒，后来改信了新教。不过卡莱顿在诗中告诉“我”，当下的宗派冲突不过是伤口中的蛆，来世的生活会洗净一切。但是，诗人随后两章遇到的几位神父使他认识到来世的虚幻和宗教的无能，同时也意味着现实的无可逃避。接下来的3章相继出现了4个在北爱冲突中被杀害的天主教徒的亡魂，他们一次次的责备使“我悔恨/ 我那未断奶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能/ 在默许和不信任中梦游”[52]。但是，像他自己之前的诗歌创作一样，希尼的精神之旅并未在民族主义立场中结束，随着诗歌的继续，希尼最终走向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海伦·凡德勒认为乔伊斯“使诗人从民族主义的焦虑和家族顾虑中解放出来”。[53]的确，只有乔伊斯这样敢于在“市民”们的喧嚣中大胆回击民族主义道德压力[54]的人，只有乔伊斯这样敢于抛开动乱中的爱尔兰，又在更高的意义上将自己与爱尔兰永远结合在一起的人，才能帮助希尼解决民族身份中群体道德和个人追求之间的矛盾。

四、爱尔兰语与英语

在《苦路岛》中，乔伊斯首先将希尼从语言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19世纪赫尔德尔、施莱格尔、费希特等人提出用语言来定义民族，这种“语言民族主义”[55]至今依然是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模式。爱尔兰共和国政府将爱尔兰语定为第一官方语言，在国民教育中大力推行爱尔兰语，也与这种“语言民族主义”的理念有关。

然而，有的时候，选择何种方言甚至外来语言作为本民族的语言，与其说是语言自然演变的结果，不如说是政治权谋的结果。盖尔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从19世纪的“青年爱尔兰”开始，被选为爱尔兰的民族语言，而那时，虽然痛苦却不得不承认，经过14世纪的“基尔肯尼法案”，1831年的“国民教育体系”，1845-1849年的大饥荒，英语已经成为爱尔兰岛上绝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生命力来自以文学为主的文化著作，而爱尔兰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作品大部分都是用英语写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爱尔兰文学错时的繁荣尤其将英语深深烙印到爱尔兰文化之中。至于爱尔兰语文学，除了主要保留在口头文学中的一些凯尔特神话和传说外，很少有在力度和厚度上足以承载起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把英语排斥为殖民者的语言，等于对爱尔兰自身的传统文化的排斥，同样是对历史的误读。

乔伊斯在创作之初也对自己使用英语这种“永远是得来的语言”感到“烦躁不安”，[56]希尼早期的诗歌也描写过对英语的反感和对自己民族的语言的呼唤。《传统》一诗描写了“我们”爱尔兰人如何把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视为自己的文化，结果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把爱尔兰视为一个没有自己文化的死去了的野蛮民族。[57]《羊毛生意》的叙述者哀叹自己只能说着外来的语言，就像“只能谈论苏格兰花呢，/ 僵硬的布料上是血一样的斑点”。[58]《新歌》中则描写了爱尔兰西部语言带来的对爱尔兰古老历史的回忆，并宣言“我们的语言之河必须/ 从埋头舔舐本土栖息地中抬起身/ 变成汪洋洪水”。[59]

但是，随着开始质疑本质主义民族观，随着认识到“如果处处皆无处，谁能证明某处比另一处更重要？”[60]希尼也开始对爱尔兰的民族语言进行反思。他注意到乔伊斯不仅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质疑英语，更在结尾处对这个质疑本身进行了反思。在该书结尾处的日记中乔伊斯谈到，他发现英国教导主任称为爱尔兰语的“通盘”一词实际是古英语词，换句话说，其实词语的民族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不同民族的词语早已相互融合。因此像英国教导主任那样强调词语的民族性，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认识，不如说是一种制造他者的文化霸权行为。于是，乔伊斯最后说“不管这样还是那样，都见鬼去吧！”[61]然后，希尼借乔伊斯之口说出了他对只把爱尔兰语视为爱尔兰民族语言的反对：“谁还/ 在乎？英语/ 属于我们。……人们贩卖的这个话题是一场骗局，/幼稚无知，就像你那乡村朝圣。”[62]乔伊斯还向希尼建议，当人们把英语的领地越扩越大的时候，重要的是“按照你自己的频率/ 在这个东西上写上调号”[63]。应该承认，诗中乔伊斯所说的那些话现实中的乔伊斯并未说过，“写上调号”是希尼自己提出的化外来语言为民族语言的办法。希尼认为，没有必要把英语视为英国的专有财产，它同样可以属于爱尔兰。只要爱尔兰人充满自信地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英语，在英语上打下自己的印记，那么就像美国人成功地用英语建立起独特的美国文化，爱尔兰人同样可以使人们对英语的想象不可避免地与对爱尔兰文化的接受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说莎士比亚用他的英语诗句使英格兰永远成为一个民族，[64]那么叶芝、乔伊斯、希尼等则用打上了爱尔兰烙印的英语，把全世界的读者带进了爱尔兰文化。

【乔伊斯】

李成坚认为希尼主张一种由爱尔兰语和英语杂合而成的语言，但事实上，希尼虽然在创作中有时也插入爱尔兰语，他的绝大多数作品的绝大多数内容使用的都是英语，他从未尝试从政治平等的角度让作品中的爱尔兰语达到一定比例。他说自己追求的是一种“不那么二元，总之不那么拼合的词汇”。[65]虽然现在大多数爱尔兰人说的是英语，但是希尼认为，正如隔墙听话，虽然听不见具体的内容，但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情感和情绪，爱尔兰人的英语表达中也依然有着某种“内心的、私密的主旋律”，[66]能够把爱尔兰的情感、语调、感觉等等与英语结合在一起，从而将英语爱尔兰化。

帕特里克·卡文纳是一位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爱尔兰诗人，但主要用英语创作，甚至有的评论者认为他过多使用了传统英语十四行诗的格律，然而希尼却称他“比叶芝提倡的多数东西更直接和更亲密地触及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67]。希尼分析了卡文纳的《因尼斯基恩的路，7月之夜》一诗，指出其中的“blooming”（沮丧/茂盛）和“go by”（经过）虽然是英语，但实际上已经在标准的英语含义和表达方式之外，发展起了一种“因尼斯基恩英语”[68]。与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那些人为地使用爱尔兰语来“制造”地域感的作家不同，卡文纳完全自然地使用当地爱尔兰人所用的英语，建立起反映爱尔兰真实现实的爱尔兰文化。那些爱尔兰语文学的“爱尔兰色彩”因为脱离爱尔兰现实而更像装腔作势的谎言，卡文纳的地域英语却自然而然地在英语上写上了爱尔兰的“调号”[69]，将其变为爱尔兰人的英语。用希尼接受采访时的话说，“我们应该忠实于的，是我们自己在爱尔兰自然形成的说英语的方式”。[70]

五、民族身份和文化的想象性

1981年后，希尼开始在哈佛大学、纽约的福特汉姆大学等美国大学访学和执教，1989年又成为牛津大学的教授，在大西洋两岸和爱尔兰海两岸不断往来，这使希尼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国际化。同时，1994年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直到1999年北爱历史上成立第一个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联合组成的地方政府，虽然其间仍有恐怖行动，但整个局势趋向和解。此时的北爱天主教群体和新教群体像希尼自己一样，都面临着如何使自己的民族身份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形势的问题。在文化融合这一大的趋势下，固守文化的本原和差异不再可能，闭锁于个体的快乐和痛苦也不大现实，但另一方面，完全放弃个人的特性而接受一个杂合的后现代身份，同样会在趋同中丧失个人的价值和力量。虽然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的诗歌艺术，但实际上与他的北爱身份不无关系。希尼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他的获奖词《归功于诗》(1995)谈的依然是如何在北爱冲突中确立自己的诗人身份。但有趣的是，在这篇文章中，希尼让自己的艺术之旅最终“走在空中”，并称是诗歌“使这一太空行走成为可能”。[71]

从创作伊始，希尼就坚持把地理空间作为诗歌想象的“苗床”[72]，地域感也是希尼诗歌的重要特征，然而现在他却离开大地，走向空中。希尼这里的变化正如有的研究者正确地指出的，希尼并不是要离开他的文化土壤，而是要“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样，他早期诗歌中的个人关注和自觉体验就在更广阔、更包容的视野下被重新想象和改变”。[73]事实上，希尼在《归功于诗》中仍然强调对本土因素的爱和信任，他后期的诗歌也依然描写身边带有爱尔兰乡村色彩的事物，甚至依然描写北爱的冲突和死亡，但是就如他后期的诗集标题《幻视》（1991）和也可以直译为“灵魂水平面”的《酒精水准仪》（1996）显示的，此时希尼对他的文化环境的审视越来越离开物质的和政治的层面，转而进入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和本体论视角。希尼虽然仍然描写着爱尔兰的社会和生活，他的眼光却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希尼在《归功于诗》中挑选的北爱暴力事件典型显示了他的目光焦点的变化。一队工人被蒙面武装分子拦下，其中只有一个天主教徒，其余都是新教徒。蒙面分子让天主教徒站出来，但最后站出来的天主教徒并没有像大家预想的那样被杀死，被杀的反而是他的新教工友。希尼此时在叙述中更强调的不是最后的屠杀，而是天主教徒站出来时，他的新教工友悄悄拉住他的手。不同的焦点也带给了希尼不同的启示，他从中看到的是，民族的对立有时只是一些人的政治选择，是他们把社会划分为对立的群体，而个体之间存在的是“生灵之间的同情和保护这一现实”。[74]希尼在颁奖典礼上向全世界讲述着这个故事，在深悉后殖民时代少数群体的立场时[75]大谈着超民族的人道主义，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此时的世界公民身份的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希尼经历了数十年痛苦而复杂的社会动荡、身份追寻和艺术探索之后，对民族和身份的新的审视。

希尼后期经历了母亲和父亲的相继过世，其中父亲的去世尤其让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的存在。他那纪念父亲的组诗《方形》显示，是父亲的死亡使他转而关注生存的精神层面。1984年母亲的死亡只让他感到此世中出现了空洞，3年后父亲的离去却被他描写为“从远处孤独地[向此世]遥望”，[76]并把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中世纪传说作为《方形》的开始。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使希尼开始重新思考人的身份问题，并越来越强调身份作为思想构造物而具有的想象性和可变性。之后的诗集《酒精水准仪》通篇描写的也是从精神层面对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诗集中希尼描写了很多对立的事物，包括北爱冲突中截然相反的非暴力忍耐和暴力反抗。不过，这里希尼思考的并不是如何应对民族冲突，他此时关心的是“通过立足于我们认为对的事物的平衡点，能使我们认识到有时我们的眼光（vision）彻底欺骗了我们”。[77]

因此，在《方形》中，希尼称“一切都流动。甚至一个坚实的人”。[78]他也从同样的角度描写了爱尔兰传统文化。在《高背长椅》中，他描写了爱尔兰特有的一种可当床用的高背长椅，描写他躺在上面时，感到北爱新教和天主教的宗教历史如潮水般从头上流过。但是希尼接下来写道：

“……所有被给予的

总能被重新想象。

……

你就像那个守望者一样自由，

那个远眺的爱开玩笑的人高据于浓雾之上，

此时宣布他要下来了

真正的船已经被从他的脚下偷走。”[79]

认识到文化已经无根，认识到身份和传统充满了时代的想象，并随时都可以被重新想象，希尼感到的反而是一种自由后的快乐。

在更后的《酒精水准仪》中，希尼再次描写了1979年一个天主教徒向他发出的指责，“他妈的，你什么时候/ 为我们写点儿东西？”[80]这样的指责在1984年的《苦路岛》中曾让希尼充满痛苦，祈求宽恕，但1996年的希尼则毫不迟疑地回答：“如果我写东西，/ 不管是什么，我将只为我自己写。”[81]这里的“只为我自己”与1972年的《格兰莫尔十四行诗》逃避到个人的乡村世界并不一样。希尼在这里最终获得了自由地将个人的、群体的、历史的……无论什么样的题材放在同一水平面上的自信，而且，无论面对的是什么，他都将只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只为自己的灵魂而写。有趣的是，在这首诗的前面部分，希尼描写了他的父亲，描写了他在世界各地的飞来飞去，这些航行被他称为“起飞和离开。摆脱责任后的轰鸣。”[82]显然，他那“只为自己”的自信与父亲之死带来的精神顿悟和他作为世界公民的新生活环境是密切相连的。

到这里，希尼终于完成了乔伊斯告诫他的“让别人去悲切忏悔。/ 放开手，飞起来，忘掉它。”[83](他甚至借麦克尼斯之口说，“我认为人或许有种族的血统—音乐这类东西，但这，就像人的无意识一样，或许可以由它去自己照料自己”。[84]希尼的这种看法或许会让担心爱尔兰人建立起群体认同的英国霸权文化心中暗喜，但至少就希尼个人来说，他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自信，这种内心的力量在乔伊斯看来正是爱尔兰民族所需要的。事实上，只为自己并不等于不为别人，就像“既不伺候也不接受伺候”[85]的绝对自我的乔伊斯却用笔重构了爱尔兰和它的文化，只有找到真正的自我的人，才能真正地与他的民族结合在一起。这个自我，乔伊斯称为“良心”。[86]

当然，已经登上世界文坛顶峰的希尼可以像笔下退伍的“爱尔兰佬乔伊斯”[87]一样，把战争留在身后，但对生活在北爱的人来说，个人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冲突并未结束。不过，个人和民族，就像耶尔·塔米尔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88]中探索的，并非不能找到一个完满的结合点，毕竟没有抽象的民族，只有“我的”民族。而希尼的启示则在于，对民族的看法同样包含着历史的想象，重要的是我们将选择什么样的眼光。

注释：

[1] William Shakespeare, King Henry Ⅴ, 3.3.61.

[2] Seamus Heaney, The Redress of Poetry,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5, 6.

[3] David Llyod, “ ‘Pap for the Dispossessed’: Seamus Heaney and the Poetics of Identity”, in Boundary 2, Vol. 13, No. 2/3 (1985), 320.

[4] 如李成坚、邓红：《杂合中建立第三空间——从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看谢默斯·希尼的〈贝奥武甫〉译本》，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7-31页。

[5] 详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步》，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6]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0, 173.

[7]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35.

[8]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37.

[9] Terry Eagleton, 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15.

[10]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4, 80.

[11] Seamus Deane, “Interview with Seamus Heaney”, in Mark Patrick Hederman and Richard Kearney eds., The Crane Bag Book of Irish Studies (1977-1981), Dublin: Blackwater, 1982, 62.

[12] Michael R. Molino, Questioning Tradition, Language and Myth: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Washingto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4, 59.

[13] Michael R. Molino, Questioning Tradition, Language and Myth: The Poetry of Seamus Heaney, 63.

[14] Seamus Heaney, North,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75, p.27.

[15] Helen Vendler, Seamus Heane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

[16]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34.

[17] 希尼在1984年反思自己的选择时，就把这一矛盾视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首要矛盾。Seamus Heaney, 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London &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8, ⅹⅰ.

[18]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41.

[19] 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7页。其中“血源”疑为“血缘”。

[20]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7.

[21] Terry Eagle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in Stephen Regan ed., The Eagleton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384.

[22] Terry Eagle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387.

[23]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7.

[24] Iain Twiddy, “Seamus Heaney's Versions of Pastoral”, in Essays in Criticism 56 (1) (2006), 59.

[25]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7.

[26]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73.

[27] “The Peerage.com: A Genealogical Survey of the Qeerage of Britain as well as the Royal Families of Europe”,

http://thepeerage.com/p36550.htm#i365496. 希尼撰写《贝尔法斯特》一文时的莫尤拉勋爵为杰姆斯·奇切斯特·克拉克（James Chichester-Clark），吴德安在《希尼诗文集》中误译为两个人。

[28] Terry Eagleton, Crazy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 313.

[29] Thomas Foster, Seamus Heaney, Boston: Twayne, 1989, 57.

[30] Seamus Heaney, North, 33.

[31] Seamus Heaney, North, 32.

[32] Seamus Heaney, North, 32.

[33]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35.

[34] Seamus Heaney, Door into the Dark,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72, 42.

[35] Seamus Heaney, North, 14.

[36] See Josep M. Armengol, “Gendering the Irish Land: Seamus Heaney’s ‘Act of Union’(1975)”, in Atlantis Vol. 23, N. 1 (2001) , 7-26.

[37]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34.

[38] Patricia Coughlan, "‘Bog Queens’: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the Poetry of John Montague and Seamus Heaney’, in David Cairns and Toni O’Brien Johnson eds., Gender in Irish Writing,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88-111.

[39] Blake Morrison, Seamus Heaney,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2, 72.

[40] Seamus Heaney, North, 73.

[41] Seamus Heaney, North, 73.

[42] Seamus Heaney, North, 73.

[43] Blake Morrison, Seamus Heaney, 75.

[44] Seamus Heaney, Field Work, New York: Faber and Faber, 1979, 23.

[45] Seamus Heaney, Field Work, 24.

[46] George Cusack, "A Cold Eye Cast Inward: Seamus Heaney's Field Work", in New Hibernia Review, 6:3 (2002), 53.

[47] Helen Vendler, Seamus Heaney, 59.

[48] Floyd Collins, Seamus Heaney: The Crisis of Identity,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3, 109.

[49] Seamus Heaney, Field Work, 58.

[50] Seamus Heaney, The Redress of Poetry, 6.

[51] Seamus Heaney, “Envies and Identifications: Dante and the Modern Poet”, in Irish University Review 15, No.1 (1985), 19.

[52]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80.

[53] Helen Vendler, Seamus Heaney, 17

[54] 详见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萧乾、文洁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2章。

[55] 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等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56]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London: Triad/Panther Books, 1977, 172.

[57] Seamus Heaney, Wintering Out,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72, 31-32.

[58] Seamus Heaney, Wintering Out, 37.

[59] Seamus Heaney, Wintering Out, 33.

[60]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35.

[61]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227.

[62]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93.

[63]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94.

[64] 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何欣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65] Seamus Heaney, Crediting Poetry, Oldcastle: Gallery Press, 1995, 23.

[66] Frank Kinahan, "Artists on Art: An Interview with Seamus Heaney", in Critical Inquiry, 8 (3) (1982),  414.

[67]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37

[68]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38.

[69]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94.

[70] Frank Kinahan, "Artists on Art: An Interview with Seamus Heaney", 406.

[71] Seamus Heaney, Creaditing Poetry, 9此处的“走在空中”是个双关，也有“洋洋自得”的含义。

[72] Seamus Heaney, Preoccupations: Selected Prose 1968-1978, 19.

[73] Irene Gilsenan Nordin, “Seamus Heaney: From the Personal to the Universal”, in Studia Neophilologica 72:2 (2000), 174.

[74] Seamus Heaney, Crediting Poetry, 47.

[75] Seamus Heaney, Crediting Poetry, 33-34.

[76] Seamus Heaney, Seeing Things, London and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91, 55.

[77] Richard Tillinghast, “Poems into Plowshares: The Spirit Level by Seamus Heaney”,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1 July (1996), 6.

[78] Seamus Heaney, Seeing Things, 85.

[79] Seamus Heaney, Seeing Things, 29.

[80] Seamus Heaney, The Spirit Lev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6, 29.

[81] Seamus Heaney, The Spirit Level, 29.

[82] Seamus Heaney, The Spirit Level, 27.

[83] Seamus Heaney, Station Island, 93.

[84] Seamus Heaney, The Place of Writing,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9, 42.

[85] James Joyce, Finnegans Wak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4, 188.

[86]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p.228.

[87] See Seamus Heaney, District and Circl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pp.8-10.

[88] 详见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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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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