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笔者已经论述，冈仓天心强调阿拉伯、波斯、中国、印度等所有东方民族多样性中的同一性，即爱与和平。同时，他也认为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日本的艺术史是“亚洲诸种理想的历史”[1]。纵观他的三部曲和一系列阐述东方美术学说的著作、尤其是集大成之作《茶之书》，不难发现，在滋养了日本文化的所有亚洲文明和理想中，他花了最多的笔墨描绘中国文明对日本文化的浇灌，但是他仍不忘指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许多中国学者来日本寻找他们自己的古代知识的源泉”[2]。在《茶之书》中，冈仓天心论述把茶从“粗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最终使其理想化的，是唐朝的时代精神”，而茶道的鼻祖陆羽就出生于这个“儒、道、佛力图寻求相互融合的时代”[3]，但是，由于中国屡次遭受异族入侵和统治，文化的传承出现割裂和断层，对于后来的中国人而言，“茶是美味的饮料，而非理想”，但在日本，茶“作为一种具审美性的宗教而被提升为茶道”。可以看出，冈仓天心虽然认为“在中国，无中国”，而在日本，却可以感受到跨越了时间断层和空间割裂的完整的中国文明，即“在日本，有中国”。

在《茶之书》中，他专门开辟一个章节“道教和禅”着重论说茶禅之学、道家思想，认为“道教与其正统的后继者——禅”体现了“所有茶道中的有关人生和艺术的理想”，“茶道是道教的化身”，它把“它的一切爱好者都培养成了趣味上的贵族，因为它代表了东洋民族主义的精髓”。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冈仓天心认为日本继承和发扬的中国文明的精华之最，并非辜鸿铭追求的“儒”，而是“微妙的哲理潜藏在这一切”的“道”。

【《茶之书》的不同版本封面】

在前文中，笔者已论述辜鸿铭认为日本之所以未被欧洲人践踏在脚下是因为日本运用了中国文明的精髓“儒”，那么冈仓天心是否认为他推崇的“道”可以使日本免于外侮呢？在《东洋的理想》中，冈仓天心虽然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印度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给予日本文化的滋养，但是他的核心论点却归结于“我们的原始艺术的精神从未死亡”，“我们这一充满自豪的民族就像一块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岩石，虽然经受了来自亚洲文明的两种伟大文化的滔滔浪潮的冲击，但却亘古未曾动摇”，“我们的国民性从未被湮没过”[4]。在论述日本的国民性时，他高度赞扬了日本自古以来的“尚武”思想，在《东洋的理想》的第二章“日本的原始艺术”中，他这样收笔：

可见，在冈仓天心的观念中，他把日本抵御外侮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日本自古以来的国民性——“尚武”。同时，他也没忽视明治维新中的复古，在《日本的觉醒》中，他高度赞扬“尊王攘夷”，认为它是“皇权的复古，是对外国势力的排斥”，“强化了民族的统一，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使“大日本帝国跻身当今世界列强之伍，确立了能够光明正大地主宰自我的地位”。显然，与辜鸿铭一样，冈仓天心也认为“儒”在日本强国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抹杀的作用，但是，这尚不够有力改变他尊崇中国文明中“道”家思想的事实。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他醉心于“茶道所秉持的优雅精神”，另一方面是他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情境下采取的文化宣传策略。

从《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到《茶之书》，冈仓天心的创作格调由激荡走向了平稳，从呼吁“能挽救我们的是剑”变成了对“道家的化身”——茶道的追求。笔者认为有三大因素促成了这种转变。一是，日本继甲午海战后，在日俄战争（1904年2月8日——1905年9月5日）中再次取得了武力方面的胜利，进一步增进了日本人的民族认同感和优越意识。在《日本的觉醒》中，冈仓天心认为“西洋人理解并尊敬的是武力”，日本必须跻身列强之伍才能使西洋人“不再傲慢”，在《茶之书》中，他继续肯定了战争的价值，认为“如果所谓的文明必须仰仗由血腥战争带来的荣誉，那就让我们彻底地满足于当野蛮人吧”[6]。但是，同时，他又为日本真正的精神尚未被世界所认知感到遗憾，不过，遗憾的同时他又抱以期待，他表示“让我们翘首以待我国的艺术和理想得到应有的尊敬的时期的到来吧”。二是，在《茶之书》出版7年前，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问世，且引起了外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对此，冈仓天心也在《茶之书》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最近关于武士道——让我国的士兵踊跃地为之献身的死亡艺术——的评论大为盛行，而关于茶道，尽管也有很多评论视其为我们的生活艺术，但它却几乎不为人所关注。”[7]他迫切地想要告诉西方人，茶道传达了日本人“对于人类与自然的所有见解”，是日本的艺术和理想的极致。三是，日俄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激化了在欧美风行的“黄祸论”，加深了白种人对黄种人，尤其是对日本人的穷兵黩武的警戒。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批判了这种论调，他说到：“欧洲的帝国主义如果不以愚蠢地叫嚣‘黄祸’为耻，就很难认识亚洲对于‘白祸’之害的觉悟。”[8]他将近代化以来，由西方帝国主义掀起的、使日本人不得已地“彻底地满足于当野蛮人”、“理解并尊敬的是武力”的思想观批评为“白祸”之害，更痛恨西方人将受“白祸”熏陶和催化后的日本指责为“黄祸”。在《东洋的理想》和《日本的觉醒》中，他认为使西洋人“不再傲慢”的方法是用“剑”，但是，“黄祸论”的激化实际上是傲慢的另一种表象。在战争获胜的喜悦、“彻底地满足于当野蛮人”的不得已而为之、对“黄祸论”的愤懑这三种情感的交织下，他选择了既不讴歌在日本强国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抹杀作用的“儒”，又不为日本国民性的传统“尚武”摇旗呐喊，更将近代日本黩武的原因归结为“白祸”的熏陶和催化，为了证实日本人的精神里潜藏着真正的文明，他选择了和风细雨般地诉说“茶道”。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有过零星批评不义战争的言辞，就武断他或许有一点反战情绪[9]；也不能因为与之前的著作相比，他的论调变得和风细雨、宁静悠远，就认定他在面对掌握世界话语权的西方世界时，放弃了民族抗争意识。正如东京大学教授佐伯彰一指出的那样，“在生活方式上，冈仓天心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他越过了世界主义的门槛，在文化观念上，他一直秉持一贯的主张、从不动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因此，我们有必要以这种认识重读他在40多岁时写就的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最高杰作《茶之书》。”[10]

可以说，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冈仓天心是有意识、有目的地选择了说“茶”论“道”。这种行为与辜鸿铭下意识地将“道”和“释”剔除出去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那就是发挥个人主观能力的最大值谋求本民族的利益。

不过，后来的辜鸿铭之所以没能像后来的冈仓天心那般平心静气地喝茶论道，而是冒着背负汉奸骂名的危险，偏执地走上了独尊“儒”家的道路，一是因为他坚信遵循孔子的教导，“在一个具有真实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们也可以获得一种真正的生活，一种有心的生活”[11]；二是中国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仍未摆脱饱受他国欺凌的命运。许多文化界人士，即使不希望再回归封建君主专制，也对民国的现状充斥着失望的情绪，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就曾以“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表达对民国及民国总统的不满。民主革命家尚且如此，辜鸿铭就更加笃信“所谓共和国的今日中国”没有前途可言，只有恢复中国文明的精华，即“坚信恢复青春和适应新情况的孔子的学说”，才能“尊王攘夷”；三是他目睹隔壁的岛国日本在他所认为的“真正吸取并保有了中国文明的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尊王攘夷”，两相比较，他愈发痛心疾首，并把儒家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虎视眈眈觊觎中国的日本，妄想日本在复兴“真正的中国文明”的道路上助中国一臂之力；第四，正如胡适评价辜鸿铭所言——“久假而不归”[12]。

这种偏执，将他引入了极端保守主义的漩涡。“一夫多妻，谓为天理；三寸金莲，当成国粹。不仅纳妾制、缠足风习，其他公认的国渣，诸如八股文、太监、贞节牌坊、廷杖夹棍等中国‘独有的宝贝’（胡适语），他也要不同程度地加以辩护，而且辩护所及，还延伸到了辫子和随地吐痰”[13]。 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这种极端保守主义成为了他最大的标签。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著作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了辜鸿铭这个名字，并且语带讽刺——“辜鸿铭喜欢小脚”，很显然，鲁迅是将辜鸿铭作为一个守旧的文化符号加以鞭挞和批判的。

然而，笔者认为，辜鸿铭绝非一味守旧，他是十分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在《<尊王篇>释疑解祸论》中，他说到：“中国自甲午一役，人人皆奋发有为，每思参用西。……凡西法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莫不欲次第仿行。”[14]蔡元培1917年主掌北大，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的理由就是“我请辜鸿铭，则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而绝不是一个物议腾飞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15]。辜鸿铭本人在1924年于日本东京工商会馆发表的演讲《东西文明异同论》中也谈到“因为常常批评西洋文明，所以有人说我是个攘夷论者，其实我既不是攘夷论者，也不是那种排外思想家。我是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消除东西界限，并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的人”[16]。可以说，与冈仓天心正相反，在生活方式上，辜鸿铭是一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在文化观念上，则饱含实实在在的世界主义情怀。国家和民族的饱受欺凌、民国的混乱无序、对中国前途的忧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性格和捍卫中国文明、传播东方文明时的表达手段与方式，使同时代、乃至现当代的许多人都误以为无论是生活方式上、还是文化观念上，他都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

辜鸿铭对现实的中国感到失望，将复兴中国文明的重任寄希望于虎视眈眈觊觎中国的日本，为此给日本当局提出了种种寓意深远的建议。在《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这篇论文中，他告诫日本“现在的日本已经发展到了该学习如何正确地使用文明利器的时代了”[17]，如果日本一再地走穷兵黩武的道路，最终会迎来灭顶的灾难。在1924年10月14日，于日本大东文化协会发表的演讲《何谓文化教养》中，他再次提醒日本：“如孔子说的那样，‘远人不服，则修德文以来之。’但愿日本在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不要依仗武力，而应用文德去光大国威。”[18]但是，他告诫日本正确使用文明利器、以德服人的言辞，日本的高层是不会理会的，冈仓天心的论调就十分鲜明地反应了当时日本知识阶层的立场，“如果所谓的文明必须仰仗由血腥战争带来的荣誉，那就让我们彻底地满足于当野蛮人”。在此，可以看出，冈仓天心的现实主义色彩更浓，而辜鸿铭则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从另一个角度，将眼光放长远来审视的话，冈仓天心的眼界拘泥于当下和眼前，而辜鸿铭的视野则穿越了时间的长河，看到了日本穷兵黩武的末路。

辜鸿铭和冈仓天心这两位向西方传播东方文明的巨匠，虽然他们的视野都横跨东西方，但是一个目光相对长远，一个目光相对短浅；辜鸿铭是生活方式上的民族主义者、富有世界主义情怀、在信念上带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与之正好相反，冈仓天心是生活方式上的世界主义者、文化观念上的民族主义者、在信念上则具有更多现实主义的色彩。笔者认为，这种区别不仅表现在他们两者身上，也能在当时广大的中日知识分子身上找到类似的痕迹，甚至直至今天，依旧可以在探讨中日两国国民性的不同点时，看到依稀的影子。《孙子・谋攻篇》有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近年来，中日两国龃龉不断，唯有做到“知彼知己”，才能扬长避短，做出既符合当下利益，又不重蹈历史覆辙、放眼于未来的策略。

 说起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日两国如何看待那段西方列强美其名曰传播文明却用坚船利炮征服东方的历史，中国的主流媒体的口吻充满了从天朝上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愤懑与悲凉，着眼点与主题始终在“落后就要挨打”上。而反观日本，2003年，日本人在东京湾的入口横须贺港举行盛大的仪式纪念美国将军佩里，从游行队伍轻松友好的笑脸上，人们很难想象，150年前，正是这位将军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了自己的国门[19]。可见，日本人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远没有中国人的心态沉重，同时又以积极的态度肯定了日本正是借此才开始融入东西文明交汇的大洪流。

而说到在东西文明交汇的大洪流中，如何正确地保护和传播东方文明，辜鸿铭念念不忘的“尊王攘夷”和冈仓天心的用“剑”论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大洪流，但是辜鸿铭最认可的儒家学说和冈仓天心最尊奉的道家思想，却万万不能在东西文化交汇和融合的时代大背景里，被依旧相对强势的西方文明所稀释。

100多年前，辜鸿铭和冈仓天心的著作之所以风靡西方世界，与当时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下的精神危机息息相关。如今，这种精神危机已席卷全球，成为一种世界通病，为了医治这种病，世界上诞生了许多像大江健三郎那样以“对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20]为出发点进行创作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等。在这种现状下，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辜鸿铭和冈仓天心论述的心灵般的生活，那种即便在最朴素的生存环境里也能达到的精神和文明的最高境界。和100年前一样，这种文明论一定也能给当今的人们和未来的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1]此部分引文均见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理想”之篇》，《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6月北京第1版，7页。原文为：“かくのごとくにして、日本はアジア文明の博物館となつている。”和“日本の芸術の歴史は、かくして、アジアの諸理想の歴史となる……”见「東洋の理想」，「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288頁。

[2]同上书，7页。原文为：“このことから、今日の中国の学者の中には、かれら自身の古代知識の源泉を日本に求めようとする動きを見せている人もいる。”见「東洋の理想」，「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288頁。

[3]此部分引文均见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茶之书》，《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6月北京第1版，107页。原文为：“茶をこの粗野な状態から解放して終局の理想化に導くには、唐朝の時代精神が必要であつた。我々は八世紀の中葉に出た陸羽をもつて茶道の鼻祖とする。彼は佛教、道教、儒教が互に統合しようとしている時代に生れた。”见「茶の本」，「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 346頁。

[4]此部分引文均见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理想”之篇》，《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6月北京第1版，14页。原文为：“しかしわれわれの民族の誇りと有機的統一体という岩石は、アジア文明の偉大な二つの極から押し寄せる強大な波濤を浴びながら、千古厳として揺がなかつたのである。国民的本性はかつて圧倒されることはなかつたのである。”见「東洋の理想」，「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289頁。

[5]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理想”之篇》，《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6月北京第1版，15页。原文为：“武勇に富む神功皇後の心を燃え立たせて、敢然海を渡り、大陸帝国をものともせず、朝鮮にある朝貢諸国の保護に赴かしめたものも、この意識であつた。権勢をほしいままにする隋の煬帝を、「日没する国の天子」と呼んでこれを瞠若たらしめたものもこれであつた。やがてウラル山脈を越えてモスコーに達すべき勝利と征服の絶頂にあつたクビライ汗の、傲慢な脅迫を退けて動じなかつたものも、これであつた。そして、日本自身にとつて決して忘れてはならないことは、今日日本が新しい問題に直面しているのは、この同じ英雄的精神のしからしめるところであつて、これらの問題に対しては、日本はさらに自尊の念を深くする必要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见「東洋の理想」，「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290頁。

[6]此部分引文见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理想”之篇》，《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6月北京第1版，98页。原文为：“もし文明ということが、血腥い戦争の栄誉に依存せねばならぬというならば、我々はあくまでも野蛮人に甘んじよう。”见「東洋の理想」，「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342頁。

[7]冈仓天心著、蔡春华译《“茶”之篇》，《中国的美术及其他》，中华书局2009年6月北京第1版，98页。原文为：“最近武士道――わが兵士に喜んで身を捨てさせる死の術――については盛んに論評されて来たが、茶道については、この道が我々の生の術を多く説いているにも拘わらず、殆ど関心が持たれていない。”见「茶の本」，「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342頁。

[8]同上书，100页。原文为：“ヨーロッパの帝国主義は、黄禍などという馬鹿げた叫びをあげることを恥じないが、アジアもまた白禍の恐怖に目覚め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悟り得ないのである。”见「茶の本」，「福沢諭吉　内村鑑三　岡倉天心集」，『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1』，築摩書房版，昭和33年8月5日発行，343頁。

[9]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钱婉约教授在发表于2007年06期《中国图书评论》的论文《写给西方世界的两部日本文化名著》中说：“那么，在不义的战争刚刚结束之时（值得特别指出，在当时能够如此反应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战争行为的日本人寥寥无几），为什么不来讲讲我们的生活艺术——茶道呢？”笔者不太赞成钱婉约教授的观点。以森鸥外、正冈子规为代表的许多日本文化人士均认识到了战争的罪恶性，但又为日本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感到喜悦，冈仓天心也不例外。笔者认为，冈仓天心选择在战争结束后讲茶道，是特殊时代背景和环境下的文化宣传战略。

[10]佐伯彰一：「岡倉天心――コスモポリタン・ナショナリストの内面」，芳賀徹、平川祐弘、亀井俊介・小堀桂一郎編『講座　比較文学５　西洋の衝撃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社1973年10月10日初版発行，231—232页。原文为：“身についたコスモポリタンとしての生き方に徹することでコスモポリタンを超え、文化的ナショナリストとしての強烈な意識を一貫して持続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かえって、こだわりなき、とらわれないナショナリストとなり了せたのである。彼の四十代における三冊の著書、とくに最高の傑作『茶の本』は、改めてこの観点から読み直される必要があるだろう。”

[11]此处引文见辜鸿铭著、秦海霞等译《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9月第一版，79页。

[12]胡适著《记辜鸿铭》，见《文坛怪杰辜鸿铭》，岳麓书社1988年，5页。胡适曾在《每周评论》撰文评价辜鸿铭：“现在的人看见辜鸿铭拖着辫子，谈着‘尊王大义’，一定以为他是向来顽固的。却不知当初辜鸿铭是最先剪辫子的人；当他壮年时，衙门里拜万寿，他坐着不动。后来人家谈革命了，他才把辫子留起来。辛亥革命时，他的辫子还没有养全，他戴着假发结的辫子，坐着马车乱跑，很出风头。这种心理很可研究。当初他是‘立异以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归’了。”“久假而不归”源自《孟子・尽心上》：“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原指假借仁义的名义而不真正实行，后指长期借用而不归还。胡适借这句话评价辜鸿铭，既不是说他假借仁义之名而不付诸实践、更不是指他只借不还，而是说辜鸿铭故意以不寻常的论调包装自己，在世人中制造了一张“文化怪杰”的名片，在举世对他形成如此这般的印象后，他也乐得继续使用这张名片，在“立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13]黄兴涛：《闲话辜鸿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引言。

[14]辜鸿铭：《<尊王篇>释疑解祸论》，见《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10页。

[15]王开林：《新文化与新真人》，中华书局2006年11月北京第1版，8—9页。

[16]洪治纲主编：《辜鸿铭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124页。

[17]洪治纲主编：《辜鸿铭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103页。

[18]同上书，114页。

[19]此部分文字参考《大国崛起》第7集“百年维新”03：16分—03:48分。《大国崛起》（英文：The Rise of the Great Powers）是2006年11月13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CCTV-2）首播的一部12集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

[20]大江健三郎：『あいまいな日本の私』，岩波書店1995年，17頁。原文为：“……人類の全体の癒しと和解に、どのようにディーセントかつユマニスト的な貢献がなしうるものかを、探りたいとねがっているのです。”

本文原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