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以后的新俄罗斯（或称新俄国）诞生于全球化日益扩展的时代，这个历史背景特点决定了当代俄罗斯文化语境的主要特征。20世纪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纪，更是一个各种类型文化对话的世纪。

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点是文化的多元多形态共生。伴随世界机械化、电子化和信息化产业的发展和时代观念的巨变，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表现为：互融跨越和多元共生，这种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度的文化对发展中国度的文化的吸引和同化；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度文化的经典和独特成分也成为发达国度文化的新构成。由此，逐渐生成一种多样共生的新型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发展的这种特点是由其内在规律决定的，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既着力于自我创新，也常常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适合的养分，既守望本原，又借取他山的养分与资源。在全球化语境中，借助现代科技和经济模式的影响，多元传统的文化获得了复兴和融合的更新更广的活跃空间。

因此，新俄罗斯文化的构建或俄罗斯文化的重建也不会外在于这一规律和过程。全球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在21世纪，俄罗斯文化这种跨越共生的趋势更加明显。经济全球化为俄罗斯文化发展提供了扩展视野的窗口，同时也为俄国文化搭建了充分展示自我特色的宽广平台。

文化生长繁荣的必要前提是兼容并包。回顾历史，俄罗斯民族文化发展历程反复证明这一演进规律。俄罗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构成，它在自己千年的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融合了东斯拉夫人的多神教文化、北欧早期文化、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和近代欧美文化。而近现代文化流派在俄罗斯的传播与演化，也是如此。比如西欧近代文艺思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在被引入俄国后都渗透了俄罗斯民族自己的特色。“强力集团”音乐带来的俄国交响乐音乐民族化浪潮，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就与古罗斯的建筑传统相融合，圣彼得堡的城市建筑就是意大利和荷兰的巴洛克风格与诺夫戈罗德的建筑传统杂糅的产物。17-18世纪俄罗斯传统建筑和西欧建筑的融合等均是这种发展过程的典型现象。

【圣彼得堡城市风景】

俄国是一个具有相当个性的文化大国。这个国度对来自世界的任何地方的文化产物都有自己的审视角度。早已为20世纪人文学界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学家巴赫金在上个世纪中叶提出过著名的文化审视“外位性”原则，即在对异族文化接触研究的过程中，不可缺失接受者和研究者的原主体意识。对待全球化这样一个新兴的世界潮流，俄罗斯学人自然有他们自己的独特视点和解读。俄罗斯当代文化学家康达科夫在专论《全球化语境中的俄罗斯》中清醒地意识到， 20-21世纪之交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理解的所谓全球化首先是与美国和西欧即北大西洋集团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进程相联系的，其主要趋势是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苏联核对抗终结相关联的。似乎将全球划分为两极世界的历史结束了，于是从世界政治格局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也成熟了。美国试图建立以它为首的单极世界。而欧洲、亚洲、非洲和拉美国家被动屈从于这个趋势。但是，这仅仅是全球化的一方面现象。如果说，将当今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或“西欧化”，那么，在俄罗斯就存在先天的“反全球化主义”传统，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第三罗马心结”由来已久。新俄罗斯的文化阐释和建构，不能不受到这种传统的顽固影响。“新西欧派”即所谓的“民主派”和新“斯拉夫派”即“传统派”有关俄罗斯的发展之路的争执始终没有中断过。俄罗斯另一个当代学者斯捷帕尼扬茨在《多重文化性：全球的和俄罗斯的观点》中将全球化理解为“跨越第二个千年和第三个千年的当代符号现象”，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化的多样是当代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他看来，全球化对于俄罗斯是一个严肃重大的问题。在与欧美70余年的隔绝后， 俄罗斯必须加入全球的多元文化对话。斯捷帕尼扬茨认为在俄罗斯大学实施多元文化教育是俄罗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有益举措，尽管这种教育意识仅仅处于开始阶段。

全球化语境在俄国学界还被理解成一种近现代世界建构理念。学者阿·涅克列萨认为，“世界结构的全球性转型及其展现的前景和深度无疑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众多理论探索和实用研究。全球化、社会的后现代化与后工业化、信息社会、世界新秩序、文明的冲突是我们时代鲜明的和活生生的概念。”这位俄罗斯学者还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全球化的各种设想在20世纪初期就已经或先后或同时登场亮相。不同的世界级政治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甚至文艺学家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全球化”方案与设想（参见《理解新世界的意义》）。按照涅克列萨的这种逻辑，俄罗斯的全球化或全球意识的历史还可以推得更远。俄罗斯民族在使命感上，在文化构成上、文化来源上有深厚的“全球化”情结。在16世纪莫斯科就被俄罗斯人自誉为“第三罗马帝国”。利哈乔夫院士认为，在17世纪这种世界新中心的意识获得了扩展意义，是俄罗斯全球文化意识最早的萌生形态。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再到卢那察尔斯基，无论是俄罗斯的宗教文化还是无神论文化，其文化建设目标都具有全球化的心结。普希金认为把俄罗斯文化仅仅划归欧洲文化是地理上的谬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文化本性看作是全人类的；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把俄罗斯文化的使命和作用界定为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苏维埃俄国号召工农和知识分子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来建设新苏联文化。在充满创新豪情的俄苏革命领导人看来，这种20世纪的新文化不仅是苏维埃俄国或苏联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方向，而且作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文化也被视为整个人类进步文明发展的方向。可见，从15世纪到20世纪，世界使命意识在俄罗斯的文化建构理念和过程中有其持久的延续性。而今，随着俄罗斯大国意识的重新唤起，新俄罗斯文化虽然不再追求全球影响，但做世界或全球东西方文化桥梁的传统使命感不会缺失，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得以强化和发挥。

【陀思妥耶夫斯基】

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其实是当今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理论的早年预期。他的文化观是在20世纪文化日益走向融合的国际文化大语境下逐步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所谓“美苏缓和时代”的1971年，他在回答《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提问时就提出了在“长远时间里”“在宏大语境中”研究文化的方法论原则。20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世界文论家敏锐注意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同时也更加关注不同时代文化内部的传承关系。巴赫金对话主义文学观念就是这种新的文化研究模式的先锋。在整体研究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建构理论诗学的高度是俄罗斯文化学者的新世纪理论探索努力方向。这个趋势从苏联到新俄罗斯的转型时期就已经开始。当代俄罗斯学者认识到，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的对话并不仅仅意味着创造新的世界，而是探索价值体系的一种必要前提条件（B·斯焦平《文明发展的诸种类型》）。

全球化时代的俄罗斯本民族文化的定位问题成为新俄罗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德米特里·利哈乔夫院士在这方面的论述引人瞩目。他原本是古典俄罗斯文化研究的权威，他的《古代俄罗斯诗学》是20世纪研究俄罗斯古代文明的经典。新俄罗斯诞生以来，他的俄罗斯文化研究也体现出全球化视野的特点。在传统的俄罗斯地缘文化特征的定位中，俄罗斯文化是世界东西文化融合的产物。他在其学术生涯最后一部巨著《沉思俄罗斯》（1999年版）（中译本名为《解读俄罗斯》）中着重论述了俄罗斯文化的“南北走向”问题。“南北走向文化”，也就是北欧文化和南欧文化对俄罗斯文化成因的重要影响。他不赞成过度看重俄罗斯文化的“东西方成因”。同时，他也注意对俄罗斯文化的东方因素的研究。这就构成了他完整的俄罗斯文化研究多元视野。利哈乔夫对俄罗斯文化特点的阐释，虽然具有浓厚的俄罗斯西欧派的特色，即认定俄罗斯文化的欧洲属性，但他从来没有忽视俄罗斯文化的多元文化构成。他特别指出，俄罗斯在文化研究中特别关注东方文化，俄罗斯是欧洲国家学术机构中最早建立东方学的国家，早在19世纪俄国科学院就建立了东方学研究所。文化学家B•罗津也从全球化的视角阐释文化学问题。这位学者的《文化理论》（莫斯科2005年版）从文化学研究的一般范式入手，阐释了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文化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化学的各种观念、欧洲文化的起源和实用文化学的研究特点等学科问题，特别强调了全球化语境下当代文化学的多元文化价值取向。

    俄国著名文论家和美学家尤里·鲍列夫对全球化的理解有自己的视角。2002年他在中国的一个以“全球化与全人类化文化”为主题的学术演讲中认为，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遇上了日益邻近的全球化时代。当代的人文学者都在谈论一个时尚的词汇——“全球化”。不同国别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化学家都有自己的全球化观念。鲍列夫认为，全球化是全人类经济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趋于联合的这种现实过程的必然结果。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当代世界社会现象。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全球化也正在引起一种担忧和抗议，这是因为有的国家认为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是美国霸权主义的表现。针对这种担忧，鲍列夫提出，全球化应该是人道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种种因素，包含不同种类文化的一体化，克服了认识和理解的断裂，并且拟定，自己国家的人和爱国者与世界公民生活在这样的体系中：“个性－人民－国家－人类”，其中“个性－人民－国家”的环节作为有主动精神的民主在起作用。在他看来，21世纪的范式就是普适性，也就是人们的全人类存在体系的形成。鲍列夫认为，“真正理想的全球化应该是整合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文化范式，包括俄罗斯的、中国的、印度的、美国的、法国的、英国的、日本的等等”。在鲍列夫的全球化文化观念中明显可以感觉到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俄罗斯文化传统使命意识。

    当代的俄国学人注意到，全球化的语境不仅意味着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进程的日益扩展，同时也包含对“反全球化”意识和运动的逆向过程，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美国化”或“北大西洋集团化”的话。苏联解体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俄罗斯从20世纪的“无神论”国家仿佛又回到了东正教的国度。基督教文化重新盛行起来，20世纪上半叶消失的莫斯科救世主大教堂，作为全俄东正教会的中心在90年代后隆重复建，这是俄罗斯传统文化还原的又一种重大标志。当代俄罗斯人是处在传统文化回归进程中来面对全球化浪潮，这就是当下俄罗斯文化构建的一个显著特色。学者米特罗欣在探讨全球化时代宗教在俄罗斯复兴过程中的作用时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俄罗斯的未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调和宗教世界观和世俗世界观的对立态势。（参见《日益全球化世界中的各种文化对话-----诸种世界观》，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5年）。

    近年来，俄罗斯大国意识的重新崛起或苏联情结、苏联思维的回归就是俄罗斯应对全球化、弘扬民族自我意识的某种典型体现。俄罗斯当局对苏联政治文化象征的重新恢复，如对苏联国歌旋律和卫国战争胜利旗帜的法律认定、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的回归、俄罗斯文化界对苏联文化的最重要代表人物如高尔基的重新肯定，俄罗斯文论界首创的形象思维理论和现实主义诗学传统的回归都可以被视为抵制美国“全球化”文化的实质举措。特别是对于俄罗斯艺术文化而言，现实主义是个永恒的主题。苏联解体后，即使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下，俄罗斯文论家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期盼和探索并没有减少。现实主义的创作不断涌现，现实主义的诗学研究继续自身的历程。因为。在许多俄罗斯作家和文艺学家心目中，现实主义几乎就是艺术文化或人文主义同义词，是俄罗斯审美文化存在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新的俄罗斯文学理论将苏联时期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学称为“肯定的现实主义”，实际也是继承了高尔基的诗学原则和美学理念。德·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甚至在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中都具有优势，他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后也始终没有放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表述。守护现实主义，其实质就是守护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俄罗斯传统价值观，一种与西欧文化有所不同的独特的俄罗斯精神家园。

俄罗斯文化自身具有兼容的品性，同时也固有自我中心和宏大使命的大国文化心结，这种文化本质构成特点，就决定了俄罗斯面对全球化语境和趋势的特殊立场。比如，当代文论中，传统形象思维论和现代符号学的通融阐释，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诗学互证等均可以作如是观。正如俄罗斯当代哲学家托尔斯笛赫所说，俄罗斯的未来在全球化语境下将与全球市场经济、欧亚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时代的文明形式紧密相连，同时考量到俄罗斯自己的精神文化和欧洲自我意识（《文化对话语境中的文明未来》）。由此可以预期，新俄罗斯文化的重建实际将在与当代全球化语境融合和传统文化回归（包括千年俄罗斯东正教文化和70余年苏维埃文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前行。

当麦哲伦成功地周游地球之后，环球航海实践就开始使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未来世界在交通和经济上不可阻挡的内在的必然联系。那时虽然还没有今日“全球化”的观念，更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西方贸易和随之而来的文化全球扩张已初现端倪。因此，应该说，全球化的原始形态从那时起就开始从技术和商业领域获得最初的发展动因；同时，无庸讳言，这种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趋向一开始就“天然地”客观地落上了欧洲或西方的印记。今天的全球化或曰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还蕴含着欧洲文化的基因也是无可避讳的客观事实。从那以后的500多年里，这种趋向由弱到强，有增无减。

在19世纪，恩格斯就从普希金的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了解到，当时落后的俄罗斯，虽然农奴制还占据生产关系的主导地位，但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在社会上层已经相当普及^[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早洞悉了欧洲首先在经济观念上逐渐趋同的进程，不仅在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哲学方面，而且也从当时欧洲的文学创作中揭示了西欧近代经济观念在整个欧洲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上的普遍影响。

【普希金】

18世纪的歌德时代，在发达国家之间文化的趋同倾向就已十分明显。西方的经济贸易观念和文化观念借助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以更加迅猛的态势从西欧向北美和欧亚大陆扩展。歌德依据这种趋势最先提出了“世界文学”的理念。这可以被认为是文学观念的全球化的先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日益增长的全球经济融合的进程中预见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的可能性，也提出了将来各民族文学一定会朝统一的“世界文学”方向发展的著名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敏锐地预见到，随着现代化的生产贸易在全球的发展，民族文化原先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会被克服；而各个民族为世界公认的优秀成分和成果将会相互融合，形成一种与古典时代炯然不同的崭新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形成也是各个民族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内在需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地预言了世界文化发展远景，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和贸易历史进程，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客观现实也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些论断的准确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规模更加广泛力度更加强劲的经济全球化是18－19世纪世界市场化历史进程在20－21世纪的继续。当今西方学术界就有理论家认为：“全球化的历史与西方历史一起开始。……无论强调的是什么，全球化作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的加强’是以先行存在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全球化是一个阶段的概念，这个阶段跟随着一个现存的‘全球化’条件并作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关系的正在进行的形成过程。这个具有历史深度认知把全球化问题带回到世界历史，并且超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范围”^[3]。由此，从逻辑上和历史上追溯，经济全球化有更早的历史起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至少从麦哲伦时代就已经启动，经历了400－500年的历程，只不过，在航天时代以前，人们对这个进程的感觉没有像当代这样强烈，而在1971年米切尔有关“地球村”的报告出现以后，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触须”蔓延到普通家庭之后，世界各国的人们才切身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那铺天盖地的汹涌浪潮。不仅是西方学术界，俄罗斯学术界对全球化的这种势头也有类似的认识^[4]。

总之，与19世纪及更早的时代不同，全球意识，无论是经济的、社会体制的、还是文化的，进入20世纪后就变得格外突出，而且是力求有意识地去促成它的实现。所以，综上所述，全球化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和“全球化时代”是两个既有内在联系，同时又有一定差异的概念。全球化至少在5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而“全球化时代”只是在20世纪最后30年才开始大规模降临。

当初，全球化起步时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但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复兴和自觉，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扩张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抵抗，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从过去片面单向的运行演化成双向或多向的进程。在高科技发展的推动下，20世纪下半叶互联网的出现更使新型的世界文化形态和发展在技术层面上成为可能。与工业革命时代的世界文化不同，信息革命或知识经济时代的世界文化获得了双向互动或多向互动的客观条件。因此，西方或者欧洲文化中心的作用在逐渐降低。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开始在国际文化中坚韧不拔地、顽强地扩大自己的份额。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的多向互动日趋明显。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文化独白逐步变成了文化多声部。

我们以为，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现实主义的发展恰好可以用来说明这种变化。如果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角度关照作为文艺思潮的现实主义，那么也可以将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视为“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实主义作为风靡世界近200年的文艺思潮，恰恰是具有全世界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确，近代文艺学观念中的“现实主义”（realism）最初是欧洲或者西方文艺存在的主要方式。当时的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把现实主义理解为认识社会和人生最科学的一种方法。如巴尔扎克自愿充当法国社会“书记员”的观念，别林斯基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杰作誉为俄罗斯社会的“百科全书”。正是在这种文艺观念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在欧洲、美洲、亚洲文坛受到普遍欢迎和膜拜。这种创作方法和流派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文艺现象。深含唯物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美学从西欧发源，向北传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东传到东欧俄罗斯，再由俄罗斯传入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艺界，向西传入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文艺界。现实主义的这些传播路线和经历恰恰证明了这种文艺思潮在当时是作为世界最先进的审美原则和表现手段，甚至是作为科学方法来接受。因此，五四时期的中国进步作家称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为人生的文学”。这种文艺思潮的传播过程可以看作是进步文艺观念的全球接受的典型范例。无论是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波兰、捷克、挪威，还是俄罗斯和中国、日本、越南、朝鲜等国的进步作家，都认同了19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对生活的审视方式和表达方式。当时，每一种新生的现实主义形态都充满着全球化的豪迈之情。卢那察尔斯基高度赞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流派，它将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它本身就可能代表社会主义的人类艺术形式，即所谓真正人类艺术的最终、最高的形式”^[5]。直面人生和同情弱者的人文关怀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最主要的思想特征。当然，这种新型的美学观念和思潮在世界文坛扩展时，自然而然地与所到之处的民族文艺观念有机融合。

【肖洛霍夫】

因此，在俄罗斯最初出现了以民族解放运动为主题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后来在苏联又发展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出现了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的国际化特点在20世纪文坛上表现尤为充分和突出。海明威的“硬汉”风格对肖洛霍夫创作的影响是明显的。《静静的顿河》的乡土史诗风格和《百年孤独》的“魔幻现实”手法对中国当代史诗作品的影响也不言而喻。这些创作现象明显地体现着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的世界性的文化特征。由此可见，最初的欧洲的现实主义思潮经过二百年的发展也最终由“独白”走向多声部，形成了当代全世界现实主义文艺的多种形态。

虽然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兴起于19世纪，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审美原则和创作手法却有更早的发展历程。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现实主义首先涉及作家对现实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换言之，对“现实”的理解始终在发展着、演化着。熟悉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读者肯定不会忘记“心灵的辩证法”是列夫·托尔斯泰艺术创作的独特优势。“心理现实”早在19世纪就已经是经典现实主义的题中之意了。

实际上，现实主义的“现实观”不仅仅是指“实体”的现实。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现实”的认知在原有丰富多样的诠释上又多了一种崭新的类型，这就是所谓“虚拟现实”。众所周知，在多媒体时代“虚拟现实”作为一种时尚的技术现象和审美现象已经大量出现，如“虚拟角色”、“虚拟对抗”、“虚拟生态空间”等等。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不应忽视包括“虚拟现实”在内的多维的现实现象。在我们看来，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现实外，还有精神的现实、心理的现实、还存在着实体和精神之间的“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以高科技为生存平台，以现实人们的理想、智慧和审美想象力为发展基础的“特殊现实”。“虚拟现实”或许可以成为21世纪现实主义作家探索人类现代智慧和展现人类超级想象力的一个丰富瑰丽的、博大的技术和艺术空间。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不要将“虚拟”与“虚假”混为一谈。必须清楚，所谓的“虚拟现实”最终还是依托于现实物质世界的技术条件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的。真正的艺术家，特别是守护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始终忠实于生活的真实，以真情实感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的真实本质。

其实，有关“现实”多维性，19世纪的文化大师们早就作过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19世纪的某些俄罗斯画家怯于描绘理想，颇为不满。他认为：理想也是现实，就像当前的现实一样有权利存在。俄罗斯的艺术家需要更多的勇敢，更多的独立思考。^[6]为什么不能描绘理想呢，对生活的描绘，不是机械地照搬生活的原样，艺术真实从来包含创作者的理想。在他看来，现实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上人们“精神生活”，即巴赫金所说的“思想”的描写，同样也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思想观念未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视野中予以删除。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心理学家”，相反，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现实社会发现和遭遇的“理想”，就是当时现实的精神生活，从而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一部分人是按照他们的“理想”在行动。换言之，他们的现实行动正是他们心理活动的现实化和实体化。因此，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不仅要面对传统的“物质现实”，还要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精神现实”，更要面对现代高科技创造出来的“虚拟现实”。

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的时空里，“现实”的层面和维度已经极大地扩展了、丰富了、转型了。传统的“现实”观念需要作适时的调整和补充，侧重对新型现实的认知和描绘，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内涵和任务。努力开掘和展示一种新的现实关系和表现形态（当今的主要焦点是网络空间），也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家的有价值的课题。

尽管人类历史进入了21世纪，世界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与20世纪以前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但现实主义文论还是有强劲的生命力。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现实主义，除了要依照广大读者熟悉的生活情境来描写生活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已经为文学史证明富有成效的典型化原则、真实性原则、倾向性原则、莎士比亚化原则都是必须坚持的。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经过社会和时代变迁的当今俄罗斯文论界的某些评价值得关注现实主义问题的文论家们来参考。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论家对现实主义的期望和研究并没有减少。因为，现实主义对俄罗斯文学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的俄国古典文学专家德·利哈乔夫坚持认为：“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艺术中短距离的出现，作者对其描绘的人物的接近，广意和深意上的人道主义，几乎贴近的世界观，不是从侧面，而是从人的内心深处的世界观，即使是想象的人物，却是贴近读者和作者的人物的世界观。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是艺术的重要本质。在任何重大的艺术流派中，艺术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方面都获得了发展。艺术中所有伟大流派不是重新创造一切，而是发展属于艺术本身的个别或者多个特点。而这首先就涉及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是开始于19世纪，但是，现实主义本身却是艺术固有的一个永恒的特点。”^[7]新俄罗斯90年代流行的高校文科教材《文学原理》对现实主义仍然作了重点论述，其所占篇幅远远大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

熟悉俄苏美学和文艺学的读者，可能还记得苏联文艺学曾经对世界文学发展历程有过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区分，不知是否也受这个悠久传统的影响，美学家尤里·鲍列夫在2002年夏季的一次学术讲座中对20世纪的文艺历程也概要地区分出“先锋时代”和“现实主义时代”。他指出，“在人类艺术发展的20世纪是失去幻想的阶段，它包含两个艺术时代：先锋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时代不是先后存在的，而是平行发展的。先锋时代大体上包括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其中在它们的内部还分为几个流派，如象征主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原始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而现实主义时代包括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其实，20世纪的文学艺术除了在早期泾渭分明的这种区划外，在后来的大半时期里，不同流派的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也是十分明显的。现实主义对非现实主义流派的借鉴还颇为时髦。而后现代主义对传统文学的戏仿很难说不是在认真对待现实主义的写作优势。鲍列夫对20世纪文艺流程的“两分法”清晰地指出了刚刚过去的这个百年文艺的重大特征，不过似乎简化了或淡化极为广大庞杂的中间模糊地带。当然，这些论述表明，俄罗斯作家和文论家坚信，现实主义的时代在21世纪还会继续自己的远大行程。

    实事求是地讲，世界文学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近200年东西方文艺实践表明，现实主义赢得了绝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语言运用和表达手法上与时代的同步性、恒定的通俗性、与现实生活的直接相通和面对、与读者的那种独特的亲和力，所有这些诗学特点与其他流派的创作理念相比，的确具有长远的优势。近年影视创作中现实主义题材和演绎方式的成功再一次确证了现实主义审美原则旺盛的生命力。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现实主义关注和表现的题材无疑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因为现实生活的各种现象都不再带有孤立的地方局限和片面性，而往往具有全球普遍意义和特点。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化能够为俄国现实主义文艺及其文艺观念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多样的前景。

本文原载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