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炳辉

“东欧”作为一种国际区域划分，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它是冷战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表面看来，东欧是一个地域性称谓，但实际对其地理内涵进行了明显的修正，比如前苏联的东欧部分显然不曾包括在内，相反，习惯上又将巴尔干中南部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纳入其中，从而体现其特定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内涵。这种诸国并称的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叙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因为特定的世界政治格局，更加凸显了“东欧”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而在中外（特别是近代以来）文化与文学关系的意义上，这一概念的地缘政治与文化意义显得更加突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由此也就成为中外文学关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东欧，是指较少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流影响，接近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地区，实际上主要指俄国的欧洲部分和其他独联体的欧洲成员国。而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则包括了地理位置上的中欧东部四国，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东南欧及巴尔干半岛除希腊以外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诸国。前者由北至南横贯欧洲大陆中部，是连接欧洲东西部的桥梁；后者地处欧亚非交汇处，西南隔地中海与北非相望，东南与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接壤，扼三大洲之咽喉要道。因此，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受特定时空规范的政治文化概念。自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以维也纳体系（Vienna Systen，1814）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体系（Versailles Systen，1918）为历史渊源，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地处中南欧与巴尔干地区，不同程度地受苏联控制，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多采用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它们以二战所确立的“雅尔塔体系”（Yallta Systen，1945）为国际关系框架，是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西欧”相对应的，以苏联为首的（苏联之外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东欧的政治边界主要形成于冷战时期（二战结束至1989年）。“铁幕”（The Iron Curtain）区分了华约成员国（红色部分）以及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深蓝部分）。深灰色区域代表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成员国，浅灰色区域代表中立国家。图片及文字信息来自维基百科］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里的情况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德意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东德）已经从这个概念中分离出去（1990年10月东西德合并）；其次，捷克与斯洛伐克各自独立（1992年7月）；第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已分解成若干个民族国家，包括先后分离并独立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最后，连“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这个延续了近80年的国家名词也变成了“塞尔维亚和黑山”（2003），2006年黑山宣布独立，2008年科索沃宣布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至此，前南斯拉夫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分裂为7个国家。那么，“东欧”作为二战后形成的地域政治概念，其所指已经从90年代之前的7国（即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此外另有东德）已经分化（或归并）为14个主权国家了。如此，我们还是否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放在一起进行讨论呢？特别是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者，当我们在讨论中外文化和文学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归并处理方式还有没有理由和价值？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呢？

英美政治学者对“东欧”这个概念及其所指有过不少相关论述。英国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本·福凯斯（Ben Fowkes）在十多年前就曾预言：“‘东欧’这一术语将来很可能不再被人使用，代替它的可能是‘中欧’和‘巴尔干欧洲’这两个术语。”【1:1-2】的确，以西欧强势国家的眼光看来，东欧国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鲜明统一的国际形象，因为它在历史上的“有好几个世纪都被看作是东方四个大帝国——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国际间或全世界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鲜明的民族特性。这个地区对于欧洲来说也是遥远的、陌生的，只有匈牙利和波兰除外”[2:1]。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东欧诸国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一地区在近现代的政治版图始终变化不定的特点，本身就是东欧诸国在历史演变中所体现的共同特性。在这一点上，还是那位本·福凯斯的话或许有其道理，他紧接着上述那句话后又说，“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欧’这一术语是不可缺少的”[1:1-2]，至少，它反映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

东欧地区在近代之后虽然分属不同的民族国家，但从地缘政治到历史文化传统，都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和关联性。

从地理位置看，东欧诸国地域相邻，位于欧洲大陆中东部和欧亚非咽喉要冲，又夹在俄、德、法、意等大国之间，因此从地缘政治考虑，它们在历史上既是诸大国相互争夺、企图占领或者控制的地区，也是国际势力争取并加以同化的对象，同时在各个历史时期，还分别受到来自周边大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长期以来，东欧处于欧洲大国之间，饱受侵扰与控制，因为在争夺欧洲和世界之时，诸列强差不多都以中东欧为突破口，自古以来影响、侵略和控制过这个地区的国家，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近代有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国，现代有第三帝国、苏俄和美国等。尤其在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为标志的近代欧洲国际关系形成的时候，东欧地区的早期国家均已灭亡，各民族寄人篱下，受尽异族的奴役和统治。此后两个多世纪，欧洲战争频仍，最后中欧地区的弱小国家都沦为大国宰割的对象。一次大战结束后，东欧虽先后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同样仍是诸大国所构建的凡尔赛体系安排的结果。二次大战后，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出现了。东欧国家相继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其历史原因除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抵抗或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外，还与法西斯国家的失败和美苏对欧洲的重新划分紧密联系在一起。之后在整个“冷战”时期，东欧更是生存于两极格局的框架内。除走上不结盟道路的南斯拉夫外，其他东欧国家无不生活在一个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时代里。冷战后的中欧中断了社会主义道路和与苏联的依附关系，但他们的返回欧洲之路仍受制于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等大国集团。

如果把东欧置于整个欧洲历史发展的视野中，欧洲的四大半岛即亚平宁半岛（意大利）、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瑞典等）都先后崛起过主导欧洲乃至世界发展的大国。与其他三个半岛均受单一文明的影响不同，东欧地区不仅缺乏对一种文明的认同感，而且承载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这样，处于不同文明和政治文化的交汇处并深受它们的影响，是东欧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之重要性与特殊性的体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欧地区是强大国际势力范围间的“破碎地带”，英国学者艾伦·帕尔默（Alan Palmer）更是把保、匈、波、罗、南等国称为“夹缝中的六国”，并称“今天的东欧舞台上是三种不同文明的互动：西欧的天主教/新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4:7-8】，他借用地质学大陆板块学说，认为东欧东正教板块就夹在西北方的西欧天主教板块和东南方的穆斯林板块之间，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处的碰撞就像板块断层处那样常常引起地震[4:22]。进一步说，构成东欧社会发展最重要、最根本的要素就是东西方不同文化的既互相排斥、相互冲突，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种融合与冲突的不同文明是外来的而非内生的，他们自己的文明渊源，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被外来文明所吞没，这取决于东欧地区长期以来受制于大国关系或现实的国际体系。

当西欧诸国在16、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时候，东欧诸国几乎都处于被占领的屈辱地位，尽管到19世纪中叶它们先后不同程度地取得了民族自主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与西欧国家相比，其现代化的外激性、滞后性和非自主性是共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拥有相似的国际境遇，相近民族历史记忆。仅20世纪的百年里，这一片土地就经历了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一次次激荡和冲击。20世纪初兴起的国际共产主义及苏维埃运动，波及了此地并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硝烟中，这里的民族无一幸免，都相继成为各大帝国利用和瓜分的对象，沦为法西斯德国占领和残杀的土地。二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时代，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北约”、“华约”两大国际阵营的长期对峙中，东欧诸国作为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地处于两大对立阵营的交界地带，同样也付出重大的历史代价。战后初期，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领导人，曾结合各自特点，对社会主义发展做出的不同探索，但也在斯大林的东欧政策和华沙条约的推动下几乎全部夭折[1]。总之，正因为他们大都反复遭受强国的侵略、压制甚至瓜分，并始终难以摆脱作为周边列强争夺对象的处境，因此，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反对外部势力的各种占领与同化企图，争取和保卫国家的独立与自由，努力探索自主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尽管长期以来，在种种外部压力和内部牵制下，这种努力常常难以成为现实，但这仍然——是这些国家所共有的民族性格。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邻大国苏联的解体，东欧地区的历史似乎开始了新的一页，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体的华沙条约国纷纷进行体制改革，由原来的一党制演变为多党民主选举的议会制度，进入新世纪后又先后加入欧盟组织，几乎不约而同地完成了所谓“回归欧洲”的转型，但从这种纷纷然的举动中，我们似乎仍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在处境、利益、选择上的共同之处。

从文化角度看，东欧诸国同处东西文化的交界地带，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内各国民族间交往密切，文化习俗上又相互影响，其民族文化在差异中体现出明显的相近特征。一方面，东西方宗教文化在这个地区同时具有较大影响，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在东欧地区同时拥有各自的信众，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受西欧拉丁文化影响较深，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保加利亚多数居民受东正教影响；阿尔巴尼亚居民多信仰伊斯兰教；而罗马尼亚则既有天主教徒，也有东正教徒；南斯拉夫（指前南地区）更是由多民族组成，三种宗教同时存在，其中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人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人多信奉东正教，波黑穆斯林人信奉伊斯兰教。多种信仰并存的格局，使这地区的宗教文化在差异中显现了一种多元混成的特点。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东欧诸国都会因不同的历史机缘，分别受到来自西欧和俄罗斯及亚洲等不同地区的文化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都有被外族占领或奴役、控制的历史，甚至不乏被迫使用占领者语言的屈辱体验，但自近代以来，她们始终保有自己的民族特性，捍卫了语言与文字的民族独立性，基本上什么民族讲什么语言。东欧的语言几乎成为各民族的重要标识之一。即使暂不考虑各少数民族，仅就主要民族的语言来说，东欧就有10多种，他们分属两个语系（印欧和乌拉尔语系）、四个语族（拉丁、斯拉夫、乌戈尔和阿尔巴尼亚）和五个语支（西斯拉夫、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东拉丁和匈牙利）。

宗教与语言是铸就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因素，它既可以凝聚民族向心力，通过共同的信仰与语言增进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强化民族排他性，有可能引发民族间的对立与冲突，相对而言，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更加明显，而东欧地区的主要民族信仰中，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就处于尖锐的的对立状态中，十字军东征就是突出的例子，而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与东正教自11世纪以来也一直处于隔绝状态。语言与宗教的多元各异，反过来也反映了东欧民族分布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其他两个方面，即少数民族的普遍化和民族人口的交叉分布。除上述主要民族之外，东欧地区还有土耳其、吉普赛及犹太等许多少数民族。而各民族人口分布交叉错综，呈现出历史学家所称的马赛克式分布状况。

这种民族、语言与宗教信仰复杂混成的特点，熔铸了东欧诸国各自的民族文化传统，并在历史、文化特别是文学创造中积累了深厚、丰富而独特的成果。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东欧文学更是取得了绚丽多彩的成就，为世界文学创造出许多杰出作品。100多年来，东欧地区已经有7位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波兰4人：显克维奇（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1905年获奖）、莱蒙特（Wyadysyaw Reymout,1868-1925，1924年获奖）、米沃什（Czesfaw Mifosz,1911-2004，1980年获奖）、西姆博尔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  ，1996获奖），塞尔维亚1人：安德里奇（Ivo  Andric', 1892-1975，1961获奖），捷克1人：塞弗尔特（Jaroslav Seifert, 1901～1986，1984获奖），匈牙利1人：克尔蒂斯（又译伊姆雷·凯尔泰斯，2002获奖）。除此之外，在前后两个世纪的文学历史中，还出现了波兰的密支凯维奇（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匈牙利的裴多菲(Peitofi Sander,1823-1849)、约卡伊·莫尔（Jokai Mor 1825-1904）和莫尔纳（Molnar Ferenc 1878-1952）；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Elin Pelin1877-1949）、伐佐夫（Ivan vazov 1850-1921）、卢卡契（（Ceorg Lukacs 1885-1971）；捷克的恰佩克(Karel Capek 1890-1938)、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 ）和哈韦尔(Vaclav Havel 1936-1996) 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显克维奇画像，Kazimierz Pochwalski作。]

［恰佩克］

地缘政治的相邻、历史经验的相似和文化传统上的亲缘关系，使得东欧各国的文学，尤其是20世纪以后的文学，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而这些共同倾向，又都与西欧，特别是东邻大国俄罗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19、20世纪之交，东欧诸国都延续着前两个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余绪。到20世纪初，随着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勃兴和传播，紧随西欧和苏俄之后，东欧国家也相继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流派，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顶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反法西斯文学在这里同时兴盛；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东欧诸国一度都引进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奉为典范，并不同程度地排斥了其他文学流派，民族文学的发展都一度受阻。同时，伴随着苏联政局的先后变动，东欧国家也相继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事件，对他们的文化和文学均带来重大影响：1953年的苏联“解冻”思潮、1956年的波匈事件、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等等。 进入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时期，东欧地区一度封闭的格局被打破，来自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替代了俄苏文化和文学思潮长期占主导的影响地位，存在主义、荒诞派文学、象征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新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符号学等等纷沓而来。特别是在苏联解体所引发的“东欧剧变”之后，自90年代开始，西方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东欧国家的基本社会形态，东欧社会进入重大转型时期，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日渐明显，作家的价值取向与写作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文学界对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进行了普遍的反思和批判；对其中的许多文学现象进行重新定位；对以往湮没无闻的作家作品进行发掘和平反；对“流散”域外的文学大力发掘和彰显；对西欧和北美文学不断加以引进，等等。所有这些，成为东欧近20年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共同格局。

当然，文学是一种多元繁复的文化存在，即便是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创作，也不应该以一种理论模式来加以概括，更何况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更何况是如东欧地区这样包括了多个民族的文学，何以用这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概念和方式去概括呢？这种概括在多大程度上有它的意义？这样的质疑当然有其合理性。将“东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加以探讨，的确是在有限的程度上体现其理论意义的。但笔者认为，这种有限度的意义，正是在讨论中国与东欧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时，更具体地说，正式居于中国文学主体的立场，探讨东欧文学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时，或者是讨论文学东欧在现代中国的形象问题时，才体现其特殊的价值。进一步说，大抵对于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其实都蕴含着一个理论前提，即承认一个民族主体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也就是将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且认为它具有某种集体的意识和记忆，集体的文化性格以及对未来的共同向往，这是我们分析民族文学特点，探讨国际间民族文学和文化关系的起点，它在根本上与文学创造的个体性、独特性并无矛盾与对立，而是分析问题的不同层次。这就意味着，民族文学关系的讨论暂且搁置了民族整体内部的种种差异，包括阶级、时代、性别的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差别，审美态度和文学观念的个体特征等因素，而在讨论东欧文学对现代中国的意义问题时，这种相对“统一性”则更显其不可忽略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话语中，将东欧诸国并称并赋予特殊意义的历史并不太长。二战结束前，“东欧”并不意味着更多超出地域之外涵义，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涵之政治地理概念的“东欧”，同样是冷战格局形成后从外部（苏联）传入的，但东欧文学在中国体现其整体意义，则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

关于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译介，笔者曾做过比较系统的整理[2]。这里只就20世纪东欧文学在中国译介的基本特点及其意义做一个概括性论述。从已掌握的资料判断，东欧文学的中译起始于20世纪初叶，远远滞后于包括东欧在内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3]。1906年，吴梼从日文转译波兰作家显克维奇的小说《灯台卒》[4]，可能是最早发表的东欧文学的译作，由此开始了现代中国对东欧文学翻译的历史，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积累，中国的读者、学术界和文学界对东欧的了解在整体上也更趋于全面和深入。如果与西欧文学的中译相比较，东欧文学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系统程度上，都有着明显差距。但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东欧文学在现代中国意义又因其独特性而发挥着特别的作用和影响。这近一个世纪的译介历史，大致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期间先后出现四次译介热潮，一，“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民国前至20年代中期）；二，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三，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开始；四，1978年后至20世纪末的新时期。

［裴多菲］

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开始于新文化运动的酝酿期，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形成第一次译介热潮。这表明，作为一种重要的外来文化和文学资源，东欧文学的译介和阐释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几乎与吴梼从日文转译显克维奇小说的同时，远在法国的李石曾和留学日本的周氏兄弟，也同时关注着东欧文学。鲁迅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1907）一文中，高度评价波兰作家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Juliusz Slowacki）和匈牙利诗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 1823—1849）；李石曾从法语翻译波兰剧作家廖亢夫((Leopold Kampf，1881—1913)的剧本《夜未央》（Le Grand Soir，1908）；周作人则翻译了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历史小说《匈奴骑士录》（1908），而兄弟俩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则选译了两位波兰作家的6篇小说[5]。“五四运动”之后，另一位新文学重要骨干沈雁冰（即著名小说家茅盾）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大量介绍东欧文学作品[6]。此后包括郑振铎等一大批现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相继参与了东欧文学的译介，其中以左翼阵营作家的居多[7]。他们对东欧文学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受周氏兄弟及茅盾等新文学主将的影响，因此倡导者明确的译介意图显得尤其重要：

不过，从上述引文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中，除直接以东欧文学称之外，更多还是以“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及“弱小”民族文学等概念，来谈论和倡导非强势民族文学的译介和阐释，其中东欧诸国文学无疑是他们所理解的“弱小民族文学”的核心部分，因此对“弱小民族文学”的意义阐释和理解，同样适用于东欧文学。

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30年代的第二次译介热潮。30年代创刊的《文学》和《译文》[11]杂志成为译介东欧文学的重镇。前者在1934年推出“弱小民族文学专号”，其中包括茅盾《英文的弱小民族文学史之类》（署名冯夷）、化鲁《现世界弱小民族及其概况》等译介文章，并刊载包括波兰等东欧国家[12]在内的17个国家26位作家的28篇作品。而《译文》杂志更是将这一传统贯穿至20世纪后半期[13]。可以看出，20世纪上半期的东欧文学译介已成一种有意识的传统，其规模也可从具体数字反映出来。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4]所收45年（1915—1949）276种期刊中，就有74种（占26.81%）刊有东欧国家的文学简讯、作品翻译或介绍；作品总数为282篇（含重译），其中匈牙利111篇、波兰66篇、保加利亚55篇、捷克33篇，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各18篇。而《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1912—1949）》[15]收录期间出版的东欧文学图书有85种（包括重译和合集）。由于当时中国掌握东欧语言的人数匮乏，以上的译介活动，在途径上都借助于日、德、英、法、俄包括世界语等第三种语言转译而来，在译介方式上，改译增删的情况也较多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因同样面临着主权独立后的现代化处境、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以及在国际冷战格局中所处的相同阵营（保、罗等国最先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使中国与东欧间的文化和文学交往获得国家权力的大力支持，作为全国文学艺术界领导人的周扬与茅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对引进外国文学的资源，提出加强对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文学的学习和介绍主张，因而使五、六十年代的东欧文学译介形成了第三次热潮。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里，仅东德之外的东欧七国的古典（19世纪前）文学作品翻译就有80多种单行本，共涉及100多为作家的300多个篇目，同时还有多种以国别形式编译的现代中短篇小说集问世。这一时期的东欧文学译介体现了如下明显特色：一方面，政府力量的推动大大加强双方的人员来往和信息交流，文学译介的数量剧增，范围也拓展到包括电影等新兴艺术[16]；在大学逐渐设置了东欧语言文化专业，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他们便相继成为中国与东欧文化交往和文学译介的中坚；因此在译介途径上也大多从原语直接译入；在译介方式上也与英、法、俄、德等主流西方语种的文学译介一样，逐步建立起一定的翻译规范。另一方面，这时期东欧文学译介也明显受制于这种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的变化，如有关二次大战和农村集体化题材成为两大主要译介内容，尤其是后者，更与苏联文学这一共同的影响源有关。50年代早期斯大林时代的结束，引起的苏联内部变革和东欧政治经济改革，由此引发中国与东欧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上的摩擦乃至冲突，及随后中国内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使这一时期东欧文学的译介活动充满各种波折和动荡，至60年代中期后一度几乎中断（除阿尔巴尼亚等个别国家外）。

直到70年代末之后，这种译介传统才得以恢复。特别是80年代初东欧剧变发生之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中国与东欧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似乎又同样面临了后冷战时代的文化困局和文化生机，相互间有着许多特殊的关联，也因为这种种关联，使中国与东欧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关系，又在新意义上找到了新的契合，体现了某种共同的节奏、相似或相关的展开方式，从而形成了对东欧文学第四次译介热潮。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里，尽管对西欧与北美文学的译介日渐成为主流，但外国文学的译介对象在整体不断扩大，东欧文学的译介传统也得以恢复。显克微奇等近代著名作家的译介进一步拓展[17]，还进一步译介其他东欧作家和作品。如阿尔巴尼亚诗人米吉安尼（Migjeni，1911-1938）、保加利亚诗人瓦普察洛夫（1909-1942）、罗马尼亚诗人考什布克（一译科什布克，George Cosbuc，1866-1918）、罗马尼亚小说家马林•普列达（一译普雷达，Marin Preda，1922-1980）、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捷克作家哈谢克、伏契克等人的作品，都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版的具有影响的译作[18]。在90年代开始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多元化趋势中，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译介是一个突出的个案。虽然关于昆德拉的创作及其在捷克和欧洲的影响情况，早在70年代末就多少被介绍到国内，80年代中期还有李欧梵的大力推荐，但其作品的翻译要直到1987年才开始，而尤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1987年9月出版）在中国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为最大，从此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持续时间长、影响也较为深刻的“昆德拉热”。

注释：

[1]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DimitrovMausoteum，1882-1949）首创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人民民主制度”，它在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实行多钟所有制混合并存。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Gomulka,1905-1982）、南斯拉夫的铁托(Josip BrozTito,1892-1980)、捷共总书记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1896-1953）等均先后各自进行了制度探索。但1948年“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动情报局”的成立成为当代东欧历史的转折，除南斯拉夫与苏联公开冲突外，其余七国全部纳入华沙条约体系，无条件地成为冷战对立阵营一方的组成部分。

[2]笔者在参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的研究时，已基本完成对20世纪上半期的译介情况整理，在与丁超教授等合作的“中国与东欧文学交流史”的研究过程中，对20世纪下半期的下半期的整理也已基本完成。这项工作主要从文学期刊、重要报纸的副刊、译作单行本的出版等三个层次，对东欧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做尽可能全面的收集，当然这份资料肯定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

[3]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开始于17世纪初，是由耶稣会士实施的，他们中的东欧人也是有明确记载的东欧文化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参考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73—179页。

[4]今译《灯塔看守人》，原署“星科伊梯撰，日本田山花袋译，吴梼重译”，载《绣像小说》（上海），1906年第68－69期。

[5]它们是波兰作家显克微之的短篇《乐人杨珂》、《天使》、《灯台卒》和《酋长》，和波斯尼亚作家穆拉淑微支的《不辰》和《摩诃末翁》，署名周作人，实为与鲁迅合译。

[6]《小说月报》1921年10月，第12卷第10期。推出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集中译介包括波兰、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的作家作品。

[7]他们包括王鲁彦、李霁野、王统照、韦素园、叶灵凤、巴金、赵景深、楼适夷、曹靖华、施蛰存、杜衡、胡愈之、曾虚白、钟宪民、白莽、徐霞村、孙用、冯雪峰、周立波、周扬、胡绳，黎烈文、焦菊隐、覃子豪、叶君健等。

[8]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作，《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1页。

[9]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4页。

[10]沈雁冰：《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载《小说月报》1921年10月，第12卷第10期。

[11]《文学》杂志1933年7月创刊于上海,由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郁达夫等10人集体编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积极倡导或参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专号”载《文学》第2卷第5号，1934年5月1日出版。《译文》由鲁迅提议创刊，1934年5月1日创刊，编辑人署黄源，实际终审者是鲁迅，茅盾也积极支持。

[12]其中有亚美尼亚、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东欧国。

[13]鲁迅去世后，这一译介传统在第二代作家中得到继续。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由徐懋庸、黎烈文等翻译的《弱小民族小说选》。次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了鲁彦编译的《弱国小说名著》，译者有王鲁彦、艾芜、施蛰存、卞之琳、赵景深等新文学作家，还有较为职业化的翻译者如孙用、钟宪民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茅盾提议下，沿用《译文》刊名的介绍外国文学期刊在1953年重新创刊，1959年改名为《世界文学》，至今仍是最权威的译介外国文学的中文杂志。

[14]这个统计，由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学院的丁超教授做出。丁超：《中罗文学关系史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徐迺翔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卷》，北京图书馆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1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7年间，东欧国家的许多电影被中国译制并播映，这在国产电影并不发达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种直观的影像展现，这些电影呈现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对建构新中国的民族文化意识及其世界想象，甚至有着比文学作品更为直接和广泛的作用。

[17]在1978至1980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显克微奇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陈冠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你往何处去》（侍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和《显克微支中短篇小说选》（陈冠商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至此，这位波兰近代伟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几乎全部有了中译本。

[18]米吉安尼（Migjeni，1911-1938）《我们是新时代的儿女》，萧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瓦普察洛夫（1909-1942）《瓦普察洛夫诗选》，周熙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考什布克（一译科什布克，George Cosbuc，1866-1918），《考什布克诗选》，冯志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马林•普列达（一译普雷达，Marin Preda，1922-1980），《呓语》，卢仁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1892-1975）的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周文燕、李雄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历险记》，星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伏契克的报告文学《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译，人民文学出版，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