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上海抗疫： “一盒鸡蛋搅动的平庸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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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半夜，居民楼道里，传来一个孕妇尖利的哭泣声。孕妇质问一位据说是“防疫办”的男子（权称“防疫男”）为什么半夜一再登门骚扰，要求她写“保证书”。孕妇转而又对靠在墙边的穿红色上衣的二十多岁的男子（权称“红衣男”）说，“我怎么惹了你，我动了你的蛋糕吗!”这是最近流传的一段视频。

事情原本不复杂：疫情当前，城市封控，孕妇好不容易从网上买了一板鸡蛋30元，她觉得可以分给几个邻居共享。邻居“红衣男”是防疫志愿者，也顺带卖些鸡蛋赚点小钱。他的鸡蛋卖40元一板，现在有人抢了他生意，所以不乐意了，说孕妇有“违规团购”之嫌，找来了“防疫男”半夜敲门“问责”孕妇，不仅要求把鸡蛋收回，还要求写保证书“下不为例”，孕妇回答自己的行为不属于“团购”何来违规。“防疫男”说“我这是按上级规定办事”，一边打电话向防控办汇报这里的“违规团购”事件。这两个男人半夜上门死搅蛮缠，让孕妇彻底崩毁。

“红衣男”尚有一点图利动机，为了多挣几个钱把孕妇“出卖”了。他请来的那位“防疫男”据说也是个防疫志愿者，并非防控办官员，但他煞有介事的样子看来对打击“违规团购”非常上心，半夜丝毫没有睡意，不忘公事。这究竟为的是哪一出？本文作些学术性探讨。

防疫中的“越界执法”

首先，“违规团购”成立吗？孕妇说了鸡蛋她是免费送的，邻居网上付给她的钱她也退了，技术上，“违规团购”的罪名不成立，把鸡蛋要回来也不现实（鸡蛋吃了怎么办），“防疫男”完全应该网开一面。其次，“写保证书”有法律依据吗？这和李文亮医生在训诫书上签字画押保证“下不为例”还不一样。李医生还是公职，孕妇办的是私事，技术上没有“违规团购”的情节，“防疫男”没有理由纠缠不放，半夜骚扰孕妇。再说了，家是私权的最后防线，除了亲戚朋友来访，家门是不能乱敲的。“防疫男”半夜扰民，不依不饶，要孕妇写“保证书”，借公权力对女子进行“有罪设定”，无理胁迫，已经构成侵权和伤害，违反了公权力不作恶的禁忌（beneficence，do-no-harm）。

对公权扰民司空见惯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孕妇也太矫情，写个“保证书”又咋了，天会掉下来！那他们就不懂了，按照马斯洛理论，城市中产生活殷实了，她就需要过一种受人尊重的生活，这不仅是权利问题，而且是尊严问题。逼孕妇写“保证书”就是要她打自己脸。而且白夜三更、死皮赖脸地一次次上门，怎么不让孕妇崩溃！

恶，简单说，是对他人生命、自由、健康、内心的伤害。和红衣男的利益动机不同，要求孕妇写“保证书”的“防疫男”展示的是真正的“平庸之恶”：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按上级规定办事。他们显得理直气壮，哪怕孕妇心理崩溃，他也要坚定“执法”（虽然他可能根本就没资格执法！）。

奉命行事的“平庸之恶”

1963年，阿伦特发表了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代表了她长期对二战纳粹种族灭绝罪行的反思。她的最诡异的发现是，艾希曼这样一个杀害数百万犹太人的杀人魔王，竟然既没有迫害狂症状，也没有对犹太人的巨大恶意。阿伦特总结说，“他有恶行，但没有恶意，这个事实和他的“无思”有关，如此与所有他自己的恶行脱掉干系…他无法从他人角度来思考他自己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也无法意识到他所做的一切的恶果。”阿伦特把这种恶称为“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的源头是思考的缺席，“拒斥对恶的任何思考，对恶的前提和原则的思考。简单说，阿伦特认为“平庸之恶”是低能的表现，或者源于某种道德迟钝和缺乏共情力同理心。

在基督教文化中，善与恶是对立范畴。人要么向善（如特蕾莎修女），要么向恶（如希特勒），结果反应在他们的善行和恶行上。但“平庸之恶”不同。英语中banal的含义是“平庸，迟钝，乏味”。你可以想象这是许多技术官僚的特征：他们的美德是纪律、服从，他们执行上级命令一丝不苟但从不问是非曲直。阿伦特说，“艾希曼之所以是个问题，是因为有很多人和他一样，既不怪诞也没有迫害妄想。他们非常非常正常。这种正常，从法律建制和道德标准的角度看，比起所有惊世骇俗的罪行来更让人恐惧。”

用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我们确实能解释很多在疫情中发生的大量伤害行为（如“大白”光天化日之下登堂入室），因为大部分执行者都会一脸无辜地说我们是“奉命行事”，至于其中涉及的是非曲直，跟我们无关。或者更狠，用刘慈欣《三体》的话，我消灭你，与你无关。

几乎在阿伦特写作《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同时，耶鲁大学教授斯坦利密尔格兰（Stanley Milgram）1961年开始了他的心理学研究：当一个人接受指令对一个无辜陌生人施行越来越强电击时，他在加害别人的路上会走多远。密尔格兰的问题和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如出一辙：为什么人会顺从，会无脑地执行命令，即便这个命令是戕害无辜。密尔格兰的最初动机，和阿伦特一样，也是理解艾希曼的行为，他提出了“责任的淡化”（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的概念：当人遵循权威而奉命行事，人就愿意加害他人，并把责任推卸给命令者。和阿伦特的“正常人”作恶一样，这个耶鲁“服从研究“的被试也都是普通人。

让阿伦特百思不解的“平庸之恶”问题，放到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便容易理解得多。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权力的授权”就是“正义的授权”，权力是毋庸置疑的（这里，公权力会不会作恶，公权私权的关系，程序正义等问题被很多人忽略了）。只要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个人损失的代价（如孕妇的不堪其扰、内心崩溃）算不了什么。习惯宏观叙事的泱泱大国不会计较这些连带损失（collateral damage）。

平庸之恶可以这样来概括：只要有足够授权或权力驱使，思考就成为多余，因为权力代表正确，执行者自然而然站在了“正确”一方、坐拥道德高地。当然，这个推论有变态之处。此处不表。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人有之，用现代语言，便是人多多少少都有共情力、同理心（empathy）。既然人人有之，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人失去“恻隐之心”？阿伦特只暗示了思考可能有害。但是是什么更强大的动机力量对我们的恻隐之心具有否决权（veto power）呢？阿伦特没说。我认为是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这一点，两千多年前（春秋时期）的管仲已经拿捏得非常准确。他向齐桓公谏言，“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也就是如果君王把资源和权力全面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下面的人就会对你忠诚不渝，言听计从，因为你掌握了所有奖赏和惩戒的工具。这一套奖惩体系在之后长期的郡县制官僚统治下屡试不爽，而且越来越完善。唯上而不唯下的结果就是放弃思考，奉命行事。中国人早就学乖，受点委屈算个什么屁事（包括故事里孕妇的不堪其扰），只要不是杀生之祸，都能过得去。王安石苏东坡这些大人物都差点丧命，小人物那点破事，就不算个事。

阿伦特显然也没有从德国文化的角度考察平庸之恶。比如，希特勒一方面是鼓吹国家权力（state power）的至高无上，动用媒体鼓动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是宣传德意志民族的忠诚、意志和服从的美德。德国历史中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文化基因”，连大哲学家海德格尔也不能免俗。所以艾希曼表现出的道德迟钝和思维障碍一点也不奇怪。

从“奉命行事”到“权力快感”

1971年夏天，斯坦福教授菲利普津巴多开始了他的“斯坦福囚犯”实验，即招募斯坦福大学生并把他们分为“狱吏”和“囚犯”两组，然后观察他们的角色扮演（role play）和互动。结果“狱吏”们很快就进入角色，虐囚现象（不顾“囚犯”的反对）愈来愈严重，津巴多教授不得不在实验开始一星期后宣布中止实验。津巴多教授的初衷同样是为了理解纳粹德国的大规模犯罪。“斯坦福囚犯”研究设计，很可能受到犹太人集中营kapo行为的启发。Kapos是指当年集中营的一些犹太囚犯，他们受纳粹德国授权临时管理其他犹太人囚犯。许多kapos对自己管辖的犹太囚犯施行了种种虐囚行为。津巴多从“狱吏效应”中引申出“路西法效应” （Lucifa，基督教中的人物，一个从天使变身恶魔被上帝打入地狱的形象）。我个人从“平庸之恶”的角度，对“狱吏效应”得出稍稍不同的结论，即临时的“狱吏”身份（无论是kapos还是临时担任“狱吏”的斯坦福学生），会给当事者一种“权力快感”。所以“鸡蛋事件”中“防疫男”的越界执法，未必是“奉命行事”的无脑作业，而更可能遵循“权力快感”的法则。这是一种“得志（得势）便猖狂”的平庸之恶。当然，这个诠释比阿伦特更悲观，“权力快感”的概念指向每个人心中的权力作恶的潜质。

这里说的“权力快感”，不是特指有权有势的人的权力快感（他们可能习惯了），而是解释为什么“小人物”会“得志（得势）便猖狂”。这些“小人物”平时永远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下端。一旦有一点权力，便会将它最大化，并从中获得平时难得的“权力快感”。阿Q摸小尼姑的头，并非“调戏”，而是“吃豆腐”“捏软柿子”所引起的“快感”。这种快感可以是生理性的，如体内多巴胺分泌，也可以是心理的，如顿时得意洋洋，自命不凡，飘飘飘然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人物。

从“奉命行事”的平庸之恶到享受“权力快感”的平庸之恶，两者性质不同，但之间并无屏障。比如（1）当事人都是更高权力的工具，（2）他们的权力是暂时的，随时会被剥夺，所以他们自身并无安全感（3）他们处于权力阶梯（power hierarchy）的中下端，有获得上级青睐的动机和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动力（这也是“利出一孔”）（4）“权力快感”能够给中下层的小人物“存在感”。我的学长许子东教授说过，只要阿Q们觉得有人比他们更低更弱，可以欺负，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活得还不错（欺负人的收益payoff就是权力快感）。权力快感是一种平庸之恶，正在于权力带给小人物的这种不可告人的小快乐。它是等级社会中下层的心理补偿机制。按照许子东的说法，“权力快感”是奴隶和奴才的分界点。

“平庸之恶”无所不在

其实还有另一种中国人更常见的平庸之恶，它不是来自艾希曼式的“奉命行事”的道德迟钝，也不是“狱吏”式的小人得志便猖狂，而是苟且偷生，“活着就是硬道理”。这种处事方式可以命名为“逆来顺受”的平庸之恶。他们对恶不仅顺从和宽容，有时甚至大加赞美，把生灵涂炭说成莺歌燕舞，把鸡飞狗跳硬生生整成岁月静好，这就是某些人主张的“与黑暗和解”的平庸之恶。不过必须澄清，接受这种处世哲学，是某种“平庸”，而倡导者一点也不平庸，他们甚至与黑暗眉来眼去，所以算不上平庸之恶。至于只要是权力，他们就吹捧，怎么肉麻怎么来。今天你有权利，我把你捧到天上，明天你权力旁落，我第一个狠狠踹你一脚（叫你得瑟！）。那样的人，那在我的眼里，恶到七窍冒烟，何平庸之有。遵循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初衷：平庸之恶是大多数人都会有的恶，这种恶甚至来自受害者本身。

总结一下，平庸之恶的源头是“趋利避害”的人类本性。而管仲商鞅之流对这种人性弱点的利用，如果在古代农业社会尚有辩护理由，在现代社会则是绞杀良知的权谋。从博弈论角度，平庸之恶是滋长权力之恶的温床，因为你对恶一味迁就让步乃至调情赞美，恶就会变本加厉，置你于死地。法治的本质是限制恶的无限扩张，维护人的尊严（注意，是水治，不是刀制；前者是消杀“平庸之恶”的利器，后者是产生“平庸之恶”的土壤）。黑格尔认为，中国农耕文明只有轮回没有发展（黑格尔所谓的“真正的历史”），它永远摆脱不了某种根深蒂固的原始、愚昧和暴烈，说的就是这种权力博弈的死循环（这里无法展开，留待以后细说）。

必须申明，我从一盒鸡蛋的风波引申出“平庸之恶”的思考，纯属学术探讨，无关时事。我现在的写作原则是“风花雪月，莫谈国事”。我现在的做人原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过再一想，这是不是最大的“平庸之恶”？细思极恐。就此打住！

戴耘写于2022年5月16日，改定与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