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十娘｜跨境妇女贩卖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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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格屏

编辑｜渡十娘  

中国西南边陲紧邻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与柬埔寨隔邻相望，十几年来，大量的邻国女性被贩卖到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被迫与收买对象结婚生子，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外籍新娘”。中国目前究竟有多少“外籍新娘”并没有明确的数据，但从有限的暴露情况来推测，在中国生活的“外籍新娘”应不低于20万。半月谈网上刊登的《中国小镇上的越南新娘》一文透露的信息表明，早在2011年，中国仅越南新娘就有10万人以上。

为了打击人贩子集团，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首的联合国有关机构在1998年就联合设立了“联合国机构间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项目”（UNIAP），项目参与国包括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6国。2003年11月举办了六国政府圆桌会议，与会各方共同确定在政府间开展高层合作，建立一个区域合作机制，即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拐进程（COMMIT）。2004年10月，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第一届部长级磋商会在缅甸仰光召开，六国共同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谅解备忘录》，启动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进程。之后，六国每年都举行不同层面的会议，讨论关于合作反拐事宜及采取实际反拐措施。2007年，６国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进程联合宣言》，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反拐合作，2019年进一步签署了《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反对拐卖人口进程第二次联合宣言》。

然而，强大的反拐打拐行动并没有遏制住邻国妇女被贩卖到中国的势头。收买地则从中国边境省市蔓延到内地经济落后地区，甚至连浙江、江苏、福建这样的经济较发达省份的某些村镇里也有大量男青年加入收买“外籍新娘”的行列。在2019年6月21日公安部通报“六国联合打击拐卖人口行动有关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发现多年的联合打击不仅没有遏制住拐卖周边国家妇女入境的势头，反而被拐卖妇女有增无减，仅仅自2017年7月12日开始的几个月内，就解救外籍被拐妇女1130名。

在此背景下，从事跨国婚姻和人口贩卖研究的社会学、人类学、犯罪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认为，在买方市场存在强力需求的情况下，“堵”并不是治理跨境妇女贩卖的上策，于是很多学者提出了“疏”的路径，比如允许婚姻中介从事跨国婚介业务并对其进行严格监管；比如对合法跨国婚姻给予更大的空间，等等。但这些建议实现的前提是我们承认合法跨国婚姻的存在，承认合法跨国婚姻中的“外籍新娘”在满足一定条件后享有正常的国民待遇。2020年6月，中国司法部发出的《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应该是专家们期待改变现状的最大机会。

首先是《条例》似乎是在意识到2016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存在“申请条件设置不够合理、签发对象偏窄”的问题之后重新定位永久居留条件的结果。

其次是《条例》在第二章“申请条件”的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了“配偶为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公民”、“婚后已在中国境内与配偶共同生活五年，且每年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九个月，有稳定生活保障和住所”的外国人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

最后是在第三章“审批和管理”的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按照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委托，受理外国人永久居留资格的申请。”

这一切都预示着那些合法的“外籍新娘”在这次《条例》正式实施后非常有希望有获得永久居留权，并获得社保甚至工作资格。特别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受理申请的这一规定，更是指向明确，似乎就是为“外籍新娘”特别设立的，因为对于那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外籍新娘”来说，要去省城申请无疑又是一道大坎，而对于引进人才来说，在哪申请都不重要，合乎申请资格最重要。

不幸的是，这么一个冷僻的立法瞬间成为热点，围观人次居然达到百亿级。如此庞大的围观群体，关注点却完完全全在“引进人才”的门槛高低上，没有任何人帮那些本来已经在贫困线上挣扎，娶了“外籍新娘”后因为没身份、没户口、不能就业、不能交社保，甚至孩子都跟着是“黑户”的农民说句话，更没有人想到这可能是我国治理跨境妇女贩卖上最有力也效果最持久的一次疏导。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吉林省省委法律专家库成员高德胜甚至在光明网上发表了《关于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权立法问题的建议》，提出“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权立法需从严从缓”，在具体问题上更是建议“取消一般性的永居权申请”，即堵上通过“亲属关系”申请永久居留权的渠道，因为此“途径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会成为我们立法的漏洞之所在。”在如此强大的反对声浪之下，《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出台估计只能暂时搁置，究竟何时会重启也不清楚。于是，那些“外籍新娘”本已看到的一线希望转瞬就消失了。

我们也眼睁睁看着“治理跨境妇女贩卖”的最佳途径被堵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