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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戴耘
编辑｜渡十娘
作者简介：戴耘博士，出生上海，就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上海大学文学院，1991年赴美留学，获Purdue心理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州立大学（Albany）教授
假如当年流亡纽约的巴托克为他的家乡布达佩斯作一部像格什温《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那样的音乐作品，那会怎样。巴托克和格什温是同时代人，都活跃于20世纪早期的音乐界，但两人在纽约是否有交集不得而知。巴托克的匈牙利老乡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取材于匈牙利民间音乐，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显然写的是纽约市，这首曲子弥漫着纽约的气息和噪音。单簧管不断爬升的呼号把人们从梦乡唤醒，眼前突然是一派纽约世象：清晨的车水马龙，纷杂喧嚣中夹杂着都市浪漫。格什温说他这部曲子的灵感来自火车的铿锵节奏，那么，巴托克的布达佩斯“狂想”的灵感，应该来自多瑙河的湛蓝: 阳光下，多瑙河的蓝色瑰丽而温润，布达佩斯正好被多瑙河切成了两块，一边是山地，叫布达，城堡矗立，傲视江湖。另一边平展开阔，叫佩斯，繁华喧嚣如纽约，雅致端庄如维也纳。2021年10月初，我的旅程就这样开始。坐飞机辗转芝加哥、慕尼黑，历时十七小时，终于在下午五点准时到达布达佩斯。未出发前一直担心只有疫苗接种证明未做病毒检测会否节外生枝，结果意外顺利，一路绿灯。走出飞机，进入桥廊就看到有人举着有我姓名的牌子，接机的是位机场人员，她一路用工卡打开“贵宾”通道，直达贵宾室。贵宾室的接待人员说接你进城的车很快就到，在沙发上先稍事休息，然后她问你要喝什么，茶、咖啡、果汁、矿泉水？奇怪，除了机场人员，并无会议组织者派义工过来接机。看来各个职能部门都有协调和默契。是否是因为我受政府邀请，享受这般待遇？很快，有机场人员过来，说戴教授你的车到了。开车的是个年轻司机，开的是大奔，车上的GPS宽屏非常抢眼，着实美观，硬是让我这乡下人看傻了眼。出了布达佩斯的机场，道路相对陈旧，没有中国那种漂亮的一路鲜花的机场迎宾大道。二十分钟左右，车就进了市中心。从下飞机到宾馆入住，整个过程简直是无缝衔接，没有半点疏漏，我暗忖这是否是帝国的“礼数” 。飞机来回商务舱，五星级酒店，会议期间有指定司机日夜守候吩咐，让我受宠若惊。 在宾馆楼下吃完晚饭，我来到多瑙河边散步，宾馆离滨江很近。天色已暗，眺望对岸布达，山坡上灯光烘托下的“布达城堡”特别显眼。昔日的匈牙利国王，是否也是从那儿俯视对岸“佩斯”的芸芸众生？这座城市，曾经与维也纳争艳，曾经被称为欧洲的“小巴黎”，曾经在多瑙河边造出一座叹为观止的议会大厦与伦敦泰晤士河边上那老牌帝国大厦一决高下。多瑙河两岸的布达与佩斯，晚上梦幻，白天大气。布达佩斯和纽约有6个小时的时差，顾不上困倦，一早起床去ELTE大学旁听希尔薇娅上午8:30的研究生课，希望能见见匈牙利的学生。我这次到匈牙利参会，得到希尔薇娅推荐，也得到另一位匈牙利同事、朋友琪拉的力挺；琪拉是我2014年在印度认识的，在新德里逛大卖场，去泰姬陵，飞加尔各答，我们一路人吃住在一起，都可以称兄道弟了。希尔薇娅则是新朋友，在匈牙利人中算个瘦高个，穿着讲究，谈吐间总带着charming的微笑；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依然显得年轻干练。希尔薇娅说，从学校两三站路，就到了英雄广场。于是我课后一个人步行沿着昂德拉西大道径直走向英雄广场，沿途是使馆区，看到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使馆。英雄广场位于这条大道的尽头，广场上很气派的弧形廊柱，镶嵌着浮雕，上方是一组雕像群，讲述着匈牙利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城市公园就在英雄广场的背面，一片巨大绿地，右前方是历史留下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现在是农业博物馆，建筑前有一个硕大的溜冰场，工人们正在清洗整修，为来年冬天做准备。我漫无目标地闲逛，发现左侧远方出现一个宫殿般的建筑，不禁好奇，前往查看。走入正厅，里面有人排队。我问是不是购买参观券，回答说是洗澡。宫殿里洗澡？我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布达佩斯最有名的西切尼温泉浴场（Szechenyi Thermal Baths）。可能是罗马人开了公共浴场的先河，可供洁身休闲社交，但罗马浴场肯定不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浴场豪华气派。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曾经在统治匈牙利（1541-1699）期间修过浴场，布达一边就有土耳其浴场（hammam）。西切尼大浴场建成于奥匈帝国后期1913年， 布达一边的另一个浴场Gellert始建于1912年。可见布达佩斯温泉浴场更多为奥匈帝国时期的盛世象征，巴洛克的豪华装饰可视为一种帝国盛装，而非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丰富的温泉资源，今天的布达佩斯成为欧洲水疗之都（Spa Capital of Europe），浴场提供各种类型的水疗服务。温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利于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舒缓压力。我买了票进浴场一探究竟。只见里面除了像我这样猎奇而来的游客，主要还是当地人到此休闲，其中老人居多。退休老人来浴场，就像中国老夫提着鸟笼在公园溜达，或中国大妈跳广场舞一样吧。花二十美元，他们会在浴场呆上一天，下棋，晒太阳，聊天，泡温泉，游泳。当然，也有年轻人，还有拖儿带女的。十月的天气，浴场热气蒸腾、毫无寒意。西切尼浴场的露天部分分成三块，场面热闹（下图），室内则有十五个浴池，稍为私密。浴场是个平等无差别世界，男男女女，一律小裤头，比基尼，从大腹便便的老男人，到线条毕露的妙龄女郎，悉数展示，无所畏惧；雕梁画栋的豪华巴洛克建筑与各色下里巴人的闲散、慵懒、消遣相得益彰。老头们找到棋友、牌友摆开阵势，姑娘们更多地在躺椅上晒日光浴，倒也各行其是、自得其乐。而水池中央的裸女（雕塑）则高高矗立，永不疲倦地喷出热腾腾的泉水。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个两岁小女孩在我面前走过，她干脆让小女孩光着屁股走东走西，在美国一定会大惊小怪，在这里波澜不惊。如此巨大公共场所，所有人脱得所剩无几，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容易被侵犯隐私。我一开始就琢磨这里会不会禁止拍照。左右观察，发现很多人用手机在拍照，而且什随便拍、到处拍，大家并不在意。美国人对“侵犯隐私”极其敏感，保护措施层层叠叠，一方面是防患于未然，但也是因为美国人强烈的“领地”意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比欧洲国家尤甚。欧洲人口密度大，大家一起惯了，没那么讲究。美国地方大，美国人喜欢独处，最好自己的房子周边全是树林，看不见邻居；宁愿自己开几小时车，也不愿坐更加舒服省时的公交。个人的Territory意识和公共浴场文化本身就不相容，这里该竖个牌子，曰：我2015年秋曾跟旅游团到过布达佩斯，可是那天天色渐晚，而且大雨瓢泼。记得所有人都在“渔人堡”躲雨，广场上的马加什教堂在昏暗中只是一个模糊影像。这次到布达城堡，阳光灿烂，马加什教堂露出真容：一个雕琢精细、十分抢眼的哥特式建筑。时光倒转八百年，多瑙河上匈牙利渔民建起了渔人堡，一个中世纪抵御异族侵犯抢掠的壁垒。1255年建成的马加什教堂则提供了当时百姓精神上的寄托。这是中世纪的天上和人间。把天上人间合为一体（政教合一）的是“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它的背后是来自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我2015年居住过的德国纽伦堡和附近雷根堡就是这个中世纪欧洲霸主的重要栖息地（说“栖息地”，是因为它并无像梵蒂冈那样的固定居所）。自诩“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既不“神圣”也和“罗马”没有什么干系，但几乎把整个欧洲纳入麾下，直到宗教改革后才逐渐衰落，定居奥地利。匈牙利在1918年前的历史，始终笼罩在这个王朝的阴影之下。在伊丽莎白大桥佩斯一侧，你能见到布达佩斯最老的教堂（Inner City Parish Church in Pest），建于1046年，是匈牙利国父圣斯蒂芬（Istvan）从罗马教皇那儿获得授权公元1000年正式建国不久的工程。开始是比较简朴的罗马风格教堂，14世纪由两任匈牙利国王改建成哥特式建筑。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十六七世纪）改建为清真寺，1739年重建为巴洛克风格教堂。由于匈牙利周边全是斯拉夫人地盘，十八世纪开始斯拉夫人把东正教带入布达佩斯，现在的裴多菲广场边上，就有一个由俄罗斯主教会认证的东正教教堂，1791年建成开放。而在我居住的宾馆附近最热闹的商业区Ferenc Deák广场旁，有稍后不久（1808）建成的路德教堂，供信奉新教的匈牙利人使用，哈布斯堡王朝吸引了德国人移居匈牙利，德国人又把新教带到了匈牙利。天上的事（灵魂得救）全是人间的事（人口迁徙）。最值得细说的是布达佩斯众多的犹太教堂（Synagogues）。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犹太人占布达佩斯人口近四分之一强。在老犹太区（The Jewish Quarter）游走了一圈，我感叹当年犹太人积累的财富，狭窄的街道两侧，全是巴黎伦敦那样的十八十九世纪花岗岩高层建筑（类似英国人在上海外滩留下的建筑）。多哈尼大街上有欧洲最大的犹太教堂， 1859年建成开放。犹太人的兴旺不仅让布达佩斯商业兴旺，还直接为布达佩斯带来了科学艺术的兴盛。犹太人为什么厉害，没有人说得清。但密码可能就在犹太教里。我刚到布达佩斯，就向希尔薇娅询问Peter Csermely，也期待和Peter见面。希尔薇娅说他已经离开学术圈和教育项目，全心专研路德神学。我大为吃惊，Peter皈依宗教了？我2011年在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和Peter第一次见面，2015年在纽伦堡人才会议上再次见面，也有了更多交谈。Peter是匈牙利有成就的生化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转向科学教育，他曾任欧洲人才培养协会（ECHA）主席，是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的“人才支持网络”计划的主要推手。Peter现在转而研究路德神学。可能是他个人变故，也可能是疫情中获得的“神启”，如同中国也有“成功人士”最后遁入空门。Peter皈依的是路德新教，而不是天主教，有情可原。新教的本质，就是通过内心审视和觉悟（而不是教会）抵达真理、得到救赎。所以新教是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也是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源头（按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直接相关）。相比之下，天主教注重宗教仪式，强调教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的希望，让教会和神父成为连接天上人间的唯一通道。在西方绘画中，拉斐尔的圣母之爱抚慰人心，符合天主教的意图。而新教所突出的基督形象，要么是仰望天际的愁苦病容，要么是十字架上的受难惨状，唤起的是“原罪意识”。所以新教崛起后，许多天主教堂的奢华装饰，花哨雕塑被新教徒拆除，代之以极其简朴而肃穆（austere）的教堂环境，意在回到内心和自我求索，更符合Peter这样的知识份子的内心需求吧。Peter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佩服他到了这个岁数还愿意重新来过，沿着马丁路德指引的心路去寻求救赎，如同有很多中国仁人志士也追随过王阳明指引的心路。不同处在于，中国人没有原罪感，也就没有“救赎”一说。即是说，中国文化只有“人间”的修行，没有“天上”的永恒。其实，自文艺复兴以往，城市的崛起，市民（中产）阶层的涌现，人文学的兴盛，靠仰望上苍求得心灵慰籍，因此生艰辛而求来生极乐，已经不是主流。虽然巴赫年代的管风琴依然高悬于教堂醒目之处，虽然圣母和圣经故事依然是教堂的主题，虽然教堂里依然回响着布鲁克纳或马勒的音乐。教会功能已经悄然变化，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翩然而至。布达佩斯最大的教堂，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于奥匈帝国成立之际开建，历时半个世纪，1905年建成开放，让我想起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同为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穹顶取代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尖顶，给信众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把信众的注意引向“此在”，而不是通过林立高窗折射的眩目阳光唤起众生对天堂的冀希；回廊呈现的圣经场景，也试图建立更为感同身受的人间共情，而不是对圣徒的仰视、敬畏、和距离；教堂的平面，不再是狭长刻板的十字架，而是宽敞温馨的空间；温润的材质（如大理石）和棕色贴面取代了瘦骨嶙峋的苍白石料骨架。总之，文艺复兴风格的天主教堂把天堂人间化了。它代表一种新的审美趣味。在这所教堂，我听了一场管风琴音乐会，以赞颂圣母乐曲为主，德奥音乐家作品为主，莫扎特，李斯特，舒曼，舒伯特的乐曲或歌曲轮番登场，以管风琴背景伴奏，主演配置为男高、女高、小提琴、小号，以及四者的各种轮流搭配。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小号声在教堂中的回旋，非常Soulful，灵魂骤然出窍。可以想象当年管风琴的回声，穹顶上天使的飞舞，唱诗班孩子们的纯净歌声，这一切给在场信众的慰籍、喜乐、感恩和心灵洗涤。中午，下起了雨。布达佩斯下雨时，我能感到像上海那样的阴湿。我打着伞，来到“纽约咖啡馆”，这幢名为“纽约宫殿”（The New York Palace）的巴洛克建筑（见左下），实为一家豪华酒店，1894年开张，“纽约咖啡馆”（New York Café）是附属于它的一个餐厅。当年布达佩斯的富豪名媛常在这里聚会。这里的装饰让我想起维也纳，奢华而典雅。我问领位能否就坐Balcony，在上面能俯视整个餐厅。因为二楼不开放，终于未能如愿。我要了杯掺果子酒Palinka的匈牙利巧克力饮料，味道很好，巧克力酒香，不腻。我座位的边上坐了一对情侣，我跟他们搭话。女孩是西班牙人，小伙子是乌克兰人 ，在布达佩斯约会，颇为浪漫，尤其是在如此富丽堂皇的餐厅，而且带着纽约的时尚气息，再合适不过。不经意的，现场的钢琴手悠悠弹出了《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像是给情侣们助兴，Hungarian Chocolate with Palinka但也给我这样的来客带来怀旧的思绪（在大学毕业的演出晚会上，我们毕业班曾经演唱过这首歌）。看来这首俄罗斯名曲也是匈牙利人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布达佩斯的繁华和时尚，都应该追溯到1867年。采取务实外交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 “奥皇”佛朗斯约瑟夫结束了奥匈数十年冲突的困扰，达成“奥匈妥协”。奥匈帝国（1867-1918）延续了半个世纪，使布达佩斯华丽变身为一个气派的大都市。议会大厦沿河而建，参照的是当时的大英帝国。紧随维也纳1869年建成的国家歌剧院，匈牙利1884年建成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下图）。匈牙利追求时尚，一点不含糊。四年后，1888年，古斯塔夫马勒应聘担任布达佩斯皇家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兼指挥。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还在布达佩斯看了马勒指挥的莫扎特歌剧《唐乔瓦尼》并给予好评。布达佩斯的音乐殿堂已经不乏各路大神，可见当时的布达佩斯已经是欧洲的一颗明珠。在布达佩斯，我三次走上1964年建成的伊丽莎白大桥，多瑙河两岸的布达和佩斯尽收眼底。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悬索（斜拉）桥之一，跨越多瑙河，连接布达和佩斯。匈牙利人民用这座大桥纪念伊丽莎白，当年的匈牙利王后。中国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伊丽莎白何许人也，可是说到茜茜公主，中国人家喻户晓。茜茜公主在我那一代人是一种特殊的记忆。1955年由罗密施奈德与卡尔海因茨伯姆合演的电影《茜茜公主》，1988年经上海译制片厂翻译在中国上映（丁建华配音茜茜公主），轰动一时，茜茜公主的甜美形象迷倒了许多中国人。茜茜公主出生于巴伐利亚（今德国南部）贵族家庭，十六岁就嫁给了刚才提到的“奥皇”约瑟夫（他当时24岁，没有电影里的卡尔海因茨那么帅）。我还记得电影里茜茜公主的父亲的随意做派（喝啤酒、啃猪腿）引起奥地利王太后（约瑟夫德母亲）的反感。也记得她婆婆（约瑟夫母亲）不近人情地剥夺茜茜公主亲自抚养孩子的愿望，让茜茜公主深陷抑郁。现实中的伊丽莎白王后和演员罗密的甜美不同，更为冷艳。说到奥皇约瑟夫同意奥匈合并为奥匈帝国，给匈牙利一个对等的地位，一定得益于伊丽萨白皇后的“枕头风”，因为茜茜公主一向与匈牙利贵族关系密切。奥匈帝国的成立，使茜茜公主成为匈牙利王后。她经常居住在匈牙利，说匈牙利语，和匈牙利贵族和平民相处融洽，在许多国政上为匈牙利人考虑，所以深得匈牙利人民喜爱，至今依然是匈牙利人民的“女神”。我在会前的晚宴上提到茜茜公主时，在座的希尔薇娅和琪拉都还充满敬意地说起她的往事，以及她在被刺杀后，匈牙利人如何用各种方式纪念她。我2014年去日内瓦湖边，看到她被刺杀的地点有她的纪念塑像。虽然今天是个平民时代，王子和公主的故事依然让人怀念good old days（过去的好日子）。布达佩斯的变身，并非十九世纪欧洲繁华的复制。匈牙利民族在奥匈帝国时期收获的不仅是繁华，而且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身份认同。我与匈牙利人的接触中，惊讶于他们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执念和珍惜。一个民族的根在于它的语言。匈牙利民族并没有奥地利的强势地位而逐渐被德语同化。相反，他们坚持在义务教育中用匈牙利语教学。匈牙利人用民族语言写自己的诗歌小说戏剧，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裴多菲，还有功勋诗人Arany。马勒在布达佩斯期间，也碰到匈牙利对音乐民族化（“马扎尔化”）的坚持，与他自己对德奥音乐文化的偏爱产生紧张。在布达城堡的美术馆，我浏览了十九世纪匈牙利绘画，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匈牙利人用艺术表达他们民族的精气神。那些肖像画，传达了匈牙利人的独立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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