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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常罡

编辑｜渡十娘 

依依韶华旧乐 （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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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一架爷爷传下来的老式留声机，手摇上弦，竹针划唱，配有专剪竹针的银质夹剪。标牌为一只大狗蹲在音响喇叭前，据说是德国造“胜利牌”。唱片也有好几大摞，均是78转的德国老唱片，插在凸印精美的仿皮唱片簿里，如今也属于古董珍品了。记得有比才《卡门组曲》、斯特劳斯《无穷动》，穆索尔斯基《荒山之夜》和格拉祖诺夫《第一序曲》灌在同一张唱片的正反面，还有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等等，指挥都是昔日的大师，有富特文格勒和托斯卡尼尼。金属唱头沉重，转起来轻噪沙响，似有唱片屑末从一圈圈细纹里刮卷出来。

写出这些名作的作曲家们，我最初不甚了了。他们的音乐，毫不晦涩艰深，绝无故弄玄虚。我一个十来岁的半大孩子，一听就懂，就着迷，触发良多感受。我能看到《荒山之夜》里那威风凛凛、但似乎心眼儿还不错的魔王和好笑的乱舞群魔在黎明前溜走，城堡和街道慵懒地慢慢醒来，薄如轻纱的早雾，天边现出一道晨曦，教堂的钟声荡漾……两个维也纳妇人欣快地走在午后的林荫道旁，快乐地琐碎闲谈，时而高挑眉毛故作惊讶，时而点头随声附和，这是我从舒伯特可爱的小品《音乐瞬间》里听来的……的确，真正的大师不会莫测高深让你不懂，反而生怕你不懂。音乐，看不见摸不着，叙事言情状景，其绘声绘色竟绝不亚于文字和图画，叫我感到不可思议。

中学同年不同班的宁林，家住灯市口内务部街，离我们本司胡同很近。他父母是驻苏使馆的外交人员，长年不在家，家里有电唱机和不少苏联唱片。有的唱片封套上标着汉译的曲名和作曲家名，估计是他父亲的手迹。那电唱机很神奇，苏联进口货，可以悬放一叠唱片，放完一张，唱头自动移开，一只机械手臂将唱片拨下一张，唱头回移，播放。

宁林本人对音乐没有太大兴趣，倒喜欢我们家那些外国画册。我俩互通有无。我设法夹带画册出门，去他那儿偷看，他则放唱片给我听。要知道，画册里可是有外国赤身女子的。我们都爱看，看了又看。当然也深知事关重大，因此阅图的姿态还是稳重端庄的。

宁林家的唱片多是苏联乐团灌制的各类俄苏作品，也有些西方古典和浪漫乐派的作品，没有什么糸统。普罗科菲耶夫告别古典的《古典交响曲》，就是在他那儿头一次听到的。老普以孩童般天真烂漫的心，在与慈祥的古典老人嬉戏玩笑，令人莞尔。还有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黑夜的密林深处，惟有一点光亮在前方若隐若现、飘忽不定。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循着这点希望摸索前行。我大为感动：这不正是我学长笛的写照吗！

几年后，我上了音乐学院，才知这叫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二华尔兹舞曲》。读了当时列为内部阅读的伏尔科夫的《见证》一书，再看那别有用心的C小调——音乐史上许多寓意深刻的作品采用之，皆因其调性，宛若岁久年深的银器，银泽乌暗—— 我愈加相信，这首舞曲是独裁者和他治下臣民的画像。老肖的反骨和异见嘲讽，先装入华尔兹的小口袋，再塞进旋律和管弦乐配器色彩的夹层里，混过了党的审查。人也许会说：“独裁者听都听不懂，根本伤不了他一根毫毛，纯粹自己逗闷子。”可话说回来，又能指望一位音乐家去干什么呢？音乐，与文学、诗歌、绘画之类一样，虽然总是被似懂非懂的解读者罩以莫测高深的神秘光环，其实只是一门手艺，一种陪伴人生的玩意儿，顶多敲敲边鼓，根本不具有轰炸某种政治制度的威力。

多年来也听过一些诠释不同的演奏版本，大都将巴松独奏的速度稍稍提快，阴森一变而成诙谐，群舞则是一片欢乐的海洋。这倒也没错。音乐生来就具有这种妆点眉唇、抹脸就变的特性。

我早早骑车赶到天桥剧场。那是个昏晦的风沙天，路边的绽放的几丛迎春花却明黄跳眼。伦敦爱乐的音乐家们从大客车上鱼贯而下。这些血色充沛、容光焕发的英国人，彬彬从容，衣着随意雅洁，女士们经过时带起的香风分外提神，置于正被文革揉搓着的中国人当中，犹如鲜艳的水果与青黄不接的土豆摆在一起。他们似从另一种生活里走来，离我这么近，又那么遥远。

排练的最后，伦敦爱乐试奏了刚刚拿到分谱的《红色娘子军》选曲“快乐的女战士”。第一遍速度平缓，似老僧念经。第二遍即是原速。指挥普利查德爵士的手轻轻一动，整个乐团，还有这首我们过耳千百遍的乐曲，忽然声色光鲜、活灵活现起来。经过各个木管声部向上疾速掠过的琶音，如一刷飞抹，衔接得天衣无缝。单簧管跳动的乐句之间，划过长笛的三个装饰音。通常我们听到的处理，不过是长笛锐亮而短促的一闪。而伦敦爱乐的那位女长笛手，却将尾音略加延长，于是便有了银盏相击、余音枭枭的效果，顿显高妙许多。弦乐的音色，湛蓝纯融，极其抒情，从乐队的深处扶摇而出，令人心随之荡，神为之怡。

阿巴多与维也纳爱乐乐团

这一年的暮春时节，维也纳爱乐乐团也来到北京。电视台转播了音乐会实况。风华正茂的阿巴多，披头士盖耳长发，不时扭回头，鹰隼一般的眼睛闪动光芒，瞄着殷承宗兀自陶醉的脸。

随后而来的尤金.奥曼迪与他麾下的费城交响乐团，也经历了这首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冲刷。据说演出刚一结束，随团来华的美国音乐评论家勋伯格就对殷承宗说，这音乐简直是垃圾。不明白此人此话什么意思。也许吧，中国人能从这部作品中听到的民族苦难，他这双西方耳朵听不大习惯。说不定他听到乡间牧童的“短笛无腔信口吹”，也要用他的音乐理论套上一套。外国人奏中国乐，往往颇具异趣。外国人言中国事，则难免乖悖情理。

卡拉扬

卡拉扬与柏林交响乐团是踩着七十年代的尾巴走来的。他给我这个音乐学院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不是因为他的指挥艺术，而是因为他那撒娇的作派。

最后一场演出，是与中央乐团联袂演奏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和贝七。上午排练开始，卡拉扬铁青着脸，拖着跛腿走出来，肩头一抖，后面立即有人从他肩上摘去披风。这几天他一直不高兴。一是抵达北京那天，舷梯和舱门没有对接好，柏林乐团的双簧管首席，兴许是要夺得第一个踏上中国大地的美名，抢先迈步，便直接抵达首都机场的地面，紧接着一位大提琴手也下去了。二是他要求把下榻饭店的客人都赶走，让乐团人各一房，中国方面没能满足他。他誓言以后再不来中国了。排练前，据说李大爷已传话给中央乐团参演人员：好生小心。

排练贝七的时候，中间突然停下来。卡拉扬在说什么。夹坐在乐阵里中央乐团演奏员们面面相觑。原来他嫌中国小提琴演奏员的音量弱，音不准，要他们当众拉A大调音阶。我看见中央乐团的小提琴们——恍惚记得小提琴家杨秉荪也坐在当中——如带枷示众一般，真地开始齐奏那属于基本练习的A大调音阶。在倒海翻江般的音乐过后，这音阶响起，显得那么孤弱无援。

实际上，外行也应当知道，现场拉上几遍音阶，并不能使音量和音准有所提高。卡拉扬之意，意在羞辱。羞辱他人，已尽失音乐本意，何况是羞辱接待国的音乐同行，这不仅失礼，简直是放肆。

那时，我已经学会不把外国名家当祖宗神仙供着。卡拉扬的音乐处理，就贝七而言，虽然不是我听过的最差的，也绝非最好的。交响乐的第二乐章，通常是最难出色的乐章。贝多芬则是个异数。所有他的重要的交响乐的第二乐章，都异常精彩，在第五、第六、第七三部交响乐中，甚至是最为精彩的乐章，听就要听他的第二乐章。贝七的第二乐章，暗自饮泣，痛步哀行。卡拉扬的诠释，那痛步哀行有些做作，似乎鞋底和鞋帮分了家，须得贴擦着地面费力前蹭。

再看到光碟封面上卡拉扬握拳闭目、沉思瞑想的神情，我常想，这个人，一生指挥过无数音乐史上的杰作，关乎人类的心灵，关乎高尚与尊严、困苦与辛酸的杰作。但是，他真听懂了吗？

聂耳冼星海纪念音乐会，堪称七十年代中国音乐生活中的一次盛举。姐姐弄到两张票，专门打电话到车间办公室，通知我晚上去听音乐会。这是我打工数年间，接到的惟一一次电话。

今日刘诗昆

首都体育馆里万人攒动、座无虚席。当晚的演出阵容，萃集了音乐界的菁华。演出开始前，刘诗昆也来了，在场地上走来走去，又坐下来在钢琴上敲砸几下。这大概是他出狱以来首次出台，被派了件小差事，担任童声合唱《酸枣刺儿》的钢琴伴奏。到底技艺非凡，他指下快速的走句，颗粒匀净，听着真过瘾。

的确，样板戏吃得太久了。这回换换花样，一下摆上满满一席海陆山珍。此次演出的版本——也许企图和“当局”暗中较劲——一反其时惯见的“重新填词”的作法，淳淳的原韵原意，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子破天荒不见了，因之虽为史上旧作，却带着过去年代的风华与真纯，令人耳目爽然一新。我方才明白：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压根儿就不是为任何一个党写的，而是写给全体中国人的。我和姐姐的座位离乐队近在咫尺。我根本顾不上跟她说话，只激动得浑身发冷打战，真可谓上牙与下牙相碰，眼福具耳福同饱。

聂耳和星海有个共同之处，两人在处理旋律上都很有办法。音乐中许多貌似深奥的东西都可以学得，惟独旋律的才华与生具来，有就有了，没有也没辙，枪顶在天灵盖上也逼不出来。属于“没有”的我，在这方面深有体会。音乐史上成千上万的作曲家，音响赫赫扬扬，穷极新巧，却连一条令人缅怀的旋律也留不下来，真是无奈。

这次音乐会后，我想更多地了解这两位作曲家。父亲带我拜访了聂耳和星海生前的两位旧交，恰巧都是父亲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同事。

一位是与父亲同在美院美术史系的许幸之先生。他曾经跻身三十年代的上海电影界。解放之后的一个什么场合，江青正好坐在他身后一排，伸手拍拍他的肩膀，问还认不认识她。后来揭批四人帮，许先生就控诉道：“江青她打我”。

他更是聂耳的挚友。《铁蹄下的歌女》即由他作词，聂耳作曲。聂耳在日本溺海，他伤心不已 ，坚信是日本特务暗下毒手。他对我做了个扼颈的手势，说道：“才活了二十四岁”，随后连连摇首。

另一位是美院雕塑糸的滑田友先生。滑先生巴黎留学时租住了一间小阁楼，床头墙上写有两行中国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晚上，已搬到楼下的前任房客来敲门探访，写字的便是他，自报名叫冼星海。因见滑先生比他更穷，便送来薄毯御寒。他每晚在饭店拉小提琴，可挣得二十法朗，也每天分给滑先生十法郞。诚可谓患难之交。

滑先生家的前厅里摆放着蒙了油布的雕塑作品，没生炉火，很冷。先生穿着厚厚的棉衣，袖着手，回忆着往事，时不时擦擦清鼻涕。看来，他的取暖问题，至少到我去见他的那一天止，尚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我还跑到左家庄的中国音乐研究所，查阅了收藏在该所资料室里的星海乐谱手稿，并抄录了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回来用长笛一吹，纯是法国现代派风格。

根据访查所得，我写了仿雨果司汤达体的《星海在巴黎》。我的志趣现出向舞文弄墨偏移的苗头。

王世襄先生和夫人袁荃猷女士

音研所资料室的管理员是位慢声细语的老太太，她见这小青年啃两只苹果当午餐，怪可怜的，便问我吃不吃她从家里带来的饭菜，还给我端来一杯热水。十多年后自美归国，到芳嘉园王世襄先生府上，向他请教收藏明代家具的问题，才知那老太太原是王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先生。她竟然记得我。这段资料室的插曲，也许预示着我日后志趣上的再一次移情别恋，从写作转向中国古代文物。

姐姐从云南建设兵团回到北京，不想再回去了。她接长不短就去协和医院，希望能查出个病，开出病退证明。我曾见她强咽下一杯猪油，试图让肝功能转胺酶高上去。她向著名抒情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老师学习声乐。家里自然全力支持她。请人将德国老钢琴调准了音，还斥“巨资”买来一台当时一般家庭中极少见的录音机，以便她能分析自己的发声方法。那录音机两只磁带盘，大如圆饼，音响效果不比唱机差，也用不着守在一边换唱片。

 一个初秋的上午，我靠在庭院当中的竹躺椅上看书。秋阳透过葡萄架，斑斑影影筛洒下来。姐姐正在房间里放借来的资料带。忽然，传来从未听到过的凄美动人的乐声。我坐直身子，侧耳聆听。原来是吴祖强先生为弦乐改编的《二泉映月》，收音机里尚未广播过。瞎子阿炳悲天悯人的旋律，弦乐水墨浓淡般的柔溶音色，真让铁石心肠也软了，让人在那瞬间变得诗意而心地善良。

我听了一遍又一遍，至今听无厌时。这是好书、好画、好音乐共有的妙处：可以一生不断欣赏下去。我也用长笛跟着吹，又试着将长笛吹口向外翻，故意吹得撒气漏风，手指高打倚音，以模仿中国洞箫那太古幽玄的声音，以与阿炳的吟唱相般配。吴先生的改编，完全忘我，因而十分得体。听得出来，他没有笑话阿炳音乐的褴褛衣衫，而是搀扶着失明的老人，体谅着他蹒跚的步子，改编的每一处细节，仿佛都在神魂梦会中获得老人的首肯。

在音乐学院第一学期的民族音乐课上，又听到阿炳亲手演奏的《二泉映月》的录音。我屏息静气。钢丝录音带沙沙遥响中，陡然间揪心一弓，恻然宛转，一声叹息，落在空弦上，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似看破红尘的寂寥，如问天问地的无奈。

全曲听似兴之所至一拉而成，实则阿炳有着极强的整体布局能力和清晰的层次感，如剥冬笋，不断从头剥起，却以一种隐隐加压的内在力度一层层推向高端。洗练的音乐素材，江南韵调，很容易记住，展开的手法却简单又不简单，背谱奏唱，稍不留意，就会错过转向下一层的那扇洞门，或恍若一门，顺势步入，又绕回原处。

阿炳拉出长弓，有时会随着节奏一顿一顿的，非常像晚清大家任伯年笔下衣纹线条那富于音乐感的钉头顿挫。这或许是街头边走边拉而成的手病，或许是在给出伴奏的效果。这位盲艺人的内心音响，一定比他那把胡琴能拉奏出来的，要宏富得多。

阿炳的琴音喑哑且不太准，反倒殊饶民间艺人的本色风味，因此常恨时下的青年二胡家们营养太好，火气太壮，技术过于精准。在苦雨中淋一夜，别给饭吃，估计会好一些。

如今中国样样都追求“走向国际”。音乐当然也不免于此。其实阿炳的音乐早就“走向国际”了。他不曾“经营”自己，也不曾揣摩以投合“国际”的心思。他是从一条再自然天真不过的路上走出去的：叩问心灵。曾听过不少瞄准“国际“的时鲜作品，听来听去，听见作曲者在说：“看，我的手段多么了得，先锋前卫且标新立异，请钦佩我！”比起其它艺术门类，音乐中的欺世盗名是比较容易得手的。可但凡虚假伪赝却故作高深的东西，其实最怕一颗纯简的赤子之心，因为蒙不过去。尽管每个音都有说头，都有讲究，可一入耳就不能听、不好听，此一道坎过不了，余则勿论。音乐这玩意儿，实在是无分古今，勿管洋土，更不讲先进与陈旧，唯论好坏。如同“好吃”对烹饪而言乃最简单却又是至高境界一样，“好听”则是考鉴音乐品质的最初始、也是最难逾越的鬼门关。

乐海漫游，浩淼无涯。我变得愈来愈杂食，欲尽有生之年遍尝人间之美。我发现，西方音乐，我不会辜负作曲家们的孤诣苦心，能够深深打动我，然而真能使我流泪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音乐。这其中不光有《二泉映月》那样的个创经典，也必须提到世代口口相传的民歌。那些贫苦的人们，不是为了炫耀才华，无人支付委约酬金，他们扯开嗓子就唱，全是因为心里有话要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