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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常罡

编辑｜渡十娘 

依依韶华旧乐 （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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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绒毯厂在远郊清河镇。骑车上班，自城里出德胜门，还要骑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第一次骑车去厂里，骑了不知多久，眼看到了厂门口，几个人单腿站定，互相看着，可就是没人抬腿下车。腿骑僵了，劈不开叉。

入厂报到的那天晚上，大雪纷飞。安顿好宿舍，我取出心爱的长笛。轻轻一吹，如同特务发出接头暗号，呼唤周边潜伏的同伙。

果然，正吹着，敲门声响了。门一开，进来两位师傅，年纪不老，介乎中、青之间。领头的自报姓周，问了问我的情况，又让我吹了两曲。市纺织局每年要组织文艺汇演，通过审查的节目还能参加五一、十一在中山公园的游园演出。他说届时要把我从车间里调出来，脱产一个月，参加厂宣传队的排练演出。

提及厂宣传队，有两位人物不得不记。一位即是邀我加盟的周师傅，另一位则是不再要我的老白。

周师傅，人称小周，厂宣传队乐队队长，热情人，拉手风琴。他，就像我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那些不幸的人们，酷爱文艺，其爱之深，远远超过许多专业音乐人，就是手技跟不上。他那架手风琴混在乐队里，不是演奏，而是戳戳点点。看起来娴熟自如、轻巧似燕，其实碰响的音键和正在演奏的音乐，基本上没什么关糸。有时情绪一来，他还要，用今天的话说，“倾情演绎”，力展风箱，百音杂出，那就更吓人了。

他对大齐奏这种演奏方式情有独钟。几年来，无论什么音乐，厂乐队一直保持着大齐奏的风格，即所有乐器一起上阵，无论肩颈、不分腰身，从头到尾如水桶似的一般粗。这应当说和小周师傅的音乐趣味和他个人的演奏习惯有着直接的联糸。

老白，人随和，好脾气，北方口音，省份不详。原在保卫科，后到厂工会负责文体宣传工作。他和舞队美人小唐争论舞蹈动作的编排，把人家气哭了，骂他“臭老白”。以后大家也就这么叫他。

老白练过打拳，又擅舞蹈。如果哪个男角色误场，比如像《洗衣歌》里的班长什么的，他都能挺身救场。普遍认为，他的舞姿仍带有武术拳脚的流风遗韵。

他的看家本领其实还是破案。厂办公区被撬，他也来到犯罪现场。四下扫一眼，根本用不着思索，脱口就来了一句：“这肯定是人干的！”把在场的警察都镇住了。

他对我挺好，就是对我的自由散漫、胡为乱作不满意。在我三番五次的缠磨下，他好不容易从厂里批下一笔钱，要为乐队购买一只崭新的星海牌长笛。这事自然交给我去办。

我揣上钱，专程去了趟王府井星海乐器店。一进店，哟，长笛旁边摆着一支短笛！盒子比眼镜盒大不了多少，笛身只有钢笔粗细，长仅拃许，分成两截，周身也满镶银键，简直像微缩的长笛。它是交响乐队的最高音，乐器武库中最微型的袖珍枪，作品里应用不多，平常难得一见，属珍稀品种。

我当即做出决定，放弃购买长笛，改买短笛。

回来向老白汇报，他打开盒一看，愣了，说：“让你买长的，你咋买了个短的！”

我劝慰他，短笛也属于长笛家族，可以称之为小长笛。表现革命或反革命的狂风骤雨，那尖利呼啸，全靠它了。我保证，在北京所有业余宣传队里，拥有短笛的，就咱们一家。

老白根本听不进这一套，说：“爹和儿子能是一回事吗？你让我怎么交待！”

由于“小长笛”事件，加上车间领导屡次反映，这批学徒工表现不好，整天捣蛋生事，早恋三角恋也闹得沸沸扬扬，绝不可放纵。因此再逢五一、十一的文艺汇演，老白就不从车间调用我了。不过，也无所谓。以蹩脚的抒情诗风来形容，那时，“我的心，已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我想闯闯专业团体的大门。

厂里一般的工人师傅们，不太欣赏我的笛声。有的见我练习，就说：“又这儿张羽煮海哪，龙女儿下凡找你来了啊！”这是旧戏文里的神话传说。有的挺烦我：“吹得跟夜猫子叫似的！”那会儿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可是根据我的体会，工农兵大众最喜闻乐见的，要数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男女芭蕾舞演员舒臂举腿、甜蜜接吻的那一类镜头。我借着银幕反光，在黑暗中瞅瞅左右，那一双双大眼小眼，都一眨不眨紧盯着看。真应了从那时流传至今的一句名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也是。宿舍楼里，有上中班的，有上夜班的，练长笛打扰别人休息。后来搬进机织车间宿舍，八个上下床位，其中七个被四位家在外地的老师傅及箱子包袱麻袋占定。其余空间，则充溢着从四口烟袋锅儿里吞吐出的烟雾。回家吧，路上来回，要花费三个小时。有一段时间，我很为找不到合适的练笛场所而伤神。

清河镇周围，一派郊区景色：农田、河流，小树林。春夏秋三季，每逢天气晴和，我便独自去河边柳林中练笛。空气和阳光中，飘动着草木炊烟、农肥和田野的醉人芳香。夕阳时分，落霞余晖，心间淡淡的，是对未来的惆怅和青春的忧伤。

入厂之初，我们这拨学徒工被分配在准备车间。一年之后，为了严加管束，把我们调到机织车间，学织色彩绚烂的床上毛毯。按说换换织梭，查查经线，属非重体力劳动，可干起来，才领教个中厉害。毛纺不似棉纺，织线粗，两只织梭对穿，两分钟就打完了。

人必须站在那儿看着，趁梭线未完时立即换梭。一天八小时，如入站笼，无一刻能消消停停坐下来。这工种最主要的职业病，恰是静脉曲张。此外，人歇着，不能让机器歇着。故分白班、中班、夜班，俗称三班倒。我痛恨夜班。中医认为，人要睡子午觉。夜班起床，恰在睡梦沉酣的子夜时分。尤在冬夜，外面寒风刺骨，被褥烘暖如春，但你不得不起来。那滋味真难受。无怪乎审问恐怖嫌犯，克敌之术，据说便有不许睡觉一招。熬过夜班，脸色发绿，两腿打软，哪有精气神去演练长笛。因此，泡病假的技巧，便凸显出其无比的重要性。

厂内厂外的伙伴们各有招术，彼此切磋。有的吃一小片麻黄碱，以求心跳过速；有的量血压时，面对大夫，全身暗中绷紧，连双脚都要勾弓起来，脸上却还要轻松微笑，那劲儿是十分难拿的。更多的则在体温计上打主意。有的偷偷以体温计触接暖气管，可温度不好控制，往往一窜就到了四十多度，人早就该烧糊涂了，如何走来医院！往回甩的话，一是众目睽睽之下，动作太大，二是弄不好就甩到无体温去了。最终攻克难题的，还是我的好友宁林琢磨出的一个绝招。他单传予我，至今秘不示人：将体温计夹在腋下，小伎略施，便要多少度是多少度，简便易行，当着大夫的面都可以操作。中国人聪明才智，全世界承认，只是被世道逼得，都没用到正处。

凭着宁林秘法，我泡病假的天数累积愈多，最后混了个“吃劳保”，即只拿一半工资，回家长休。我终日逍遥自在，读书，学音乐，十分充实。直到考大学的前半年，才又回厂上班。

故宫神武门外，筒子河边，有一条树木夹掩的空地。每天清晨至暮晚，总有各色人等在那里演练，吹拉弹唱，无所不有，被我们称之为“神武门文工团”。周日从厂里回家，我也常去那里。谱子往树杈上一挂，面对青绿的河水，开练长笛，也心存以乐会友的意思。

刚开始去，比较矜持，互不过问。时间长了，便彼此打探交流起来。有个单簧管，小吃店的服务员，说专业团体一律要考视奏。于是在几个人围观下，我把他正在练习的莫扎特《A大调单簧管协奏曲》第一乐章凑和着吹下来。他评论说：“够省级歌舞团水平”。

那里还是信息中心。考团门道、经验心得，演出消息，乐界的轶事新闻，都可以在那

儿听到。比如：刘诗昆被释放出来。第一天回中央乐团，殷承宗想试试他在狱中几年，这本事废了没有。那老刘，一遍就把《黄河》胡掳下来。手被打坏，纯属谣传 ……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之前，中央乐团紧张排练贝五。那天，李德伦李大爷迈上指挥台，环视全体，深深呼吸，一击重拍，谁知只有弦乐犹犹豫豫发出点声儿。一看，今天准备排练的不是与命运搏击的第一乐章，而是行板的第二乐章……广播交响乐团演出《北京喜讯到边寨》。首席小号觉得，指挥袁方袁老师，不知怎么的，今天对他格外关注，凝视着他，目光深情而执着，右手的指挥捧，随着欢快的节奏，不断向他点刺，似乎在暗示什么。他也感奋莫名，那一场吹得，真是酣畅淋漓， 结果一低头才发现，是他的裤子拉链没拉上……

乐友们经常相约合奏。我向苏老师学过和声，便担任配器分部。听到自己编排的声音奏响，感觉好极了。我们也曾泛舟昆明湖上。一把吉它，三、四支木管，尽情吹奏《外国名歌三百首》中的爱情歌曲，那会儿叫黄色歌曲。七十年代的颐和园，没有那许多游人。水净风清，云天淡远……

有一阵子，随着上演罗马尼亚电影，罗马尼亚音乐也流行起来。我把《云雀》和《霍拉舞曲》揉搓在一起，中间再嵌上一段唢呐曲《百鸟朝凤》的翻版，以长笛模拟各种禽鸣鸟叫，颇以炫技为得意。

至于考团，我先后投考过二炮文工团和工程兵文工团。回回得到主考的慰语勉励，却均未修成正果。通过考团改变命运、脱离工厂的心思，渐渐淡漠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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