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王芫

编辑｜渡十娘 Eric.T

站在地上，我们知道

王芫

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纽约时报》2019十大好书的《黄房子》

萨拉的母亲：艾费瑞×梅

第二章的题目是：“悲伤的房子”

这一章开始讲述本书的主角：黄房子。

实际这两章并非像我描述的那么泾渭分明。第一章里也讲过物，第二章里也讲到人。

黄房子是萨拉出生成长的地方。这是一幢位于新奥尔良东区的黄色房子。

黄房子是当地俗称的短枪房（shotgun house）：前脸窄，纵深大，像一支短枪的枪筒，从正门进去后，依次进入客厅、厨房、卧室、厕所...

 年轻时的萨拉站在自家门口

提到新奥尔良，人们都会想到旅游热点“法国区”的酒吧、餐厅、爵士乐和街头艺人，而为“法国区”造血的劳动力大多住在新奥尔东区。

1960年代初，开发商在沼泽地上兴建居民区，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家庭，但该区的规划很糟糕。

因为建在沼泽地上，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哪些院子必须躲开。如果不小心把球踢到这种院子里，只能眼看着球被沼泽吞噬，绝不能进去捡。

黄房子的后部一直在下沉，西蒙一直在努力加固。

莎拉6个月大时，父亲去世了。西蒙的去世加速了黄房子的衰败。

母亲虽心灵手巧擅长女红，但是不会修房子。

孩子们的外表与居住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看到一家人穿得整整齐齐，人们会以为他们住在功能齐全的房子里，但孩子们从不邀请朋友来自己家，他们知道自己的房子充满悬念。

“什么时候老鼠会从水槽下面接漏水的塑料碗里跑出来？你不知道。你对一个空间的失望就这样变成了个人恩怨：你，厨房，不能给我温暖；你，客厅，不能给我安慰；你，卧室，不能让我安睡。”

《纽约时报》书评指出：这幢房子的诞生和毁灭是“对贪婪、歧视、冷漠和糟糕的城市规划的全面控诉”。

《黄房子》的节选在《纽约客》上发表时，Richard McGuire所做的插图

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也许因为萨拉是最小的孩子，从小到大她目睹了兄弟姐妹的来来去去：高中毕业或者没毕业，去参军然后转业，在“法国区”餐厅找到了工作从家里搬出，又因为失业或者失婚而短暂回到母亲提供的避风港。

总之，布鲁姆家的孩子绝大部分都成了劳动大军的一员；有一个哥哥吸毒并且成了犯罪，总是趁着母亲不在家的时候进来偷东西。有两个孩子（萨拉和年龄离她最近的姐姐）上了大学。莎拉去德克萨斯读了大学，然后又去伯克利读了研究生。毕业后到了纽约为奥普拉·温弗里的《 o 》杂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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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好多的水

第三章的题目是“水”。

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横扫新奥尔良的时候，萨拉正在纽约参加一个喧闹的派对。此时，她留在新奥尔良的亲人们——祖母、母亲、若干兄弟姐妹——正在四散逃离。萨拉在这一章不惜笔墨地描写了每个人的逃离路线：有人到地势高的前妻家里去，有人先离开家然后又返回取东西，有人被困在房顶上等直升飞机，住在养老院的祖母坐在养老院的大巴上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

可想而知，受灾最严重的是本来就建在低洼地区的新奥尔良东。

2005年的时候我正在新西兰，从电视上看到灾后的情景：高速公路上失去房子的灾民步行撤退。他们衣衫褴褛，神色疲惫，绝大多数都是黑人。一个中年黑人女性愤怒地对电视摄像头说：“这就是美国！这居然是美国！”记得我当时想：这确实有点像非洲。

总而言之，受灾最严重的是弱势群体。

灾难发生时，萨拉正在纽约为奥普拉的《O》杂志工作

摄影：Adam Shemper

第四章的题目：“你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调查”

这一章实际上讲的是萨拉如何进行心理重建。

萨拉本人并没有经历灾难。当飓风袭来的时候，她远在纽约。

但这场灾难让她的家庭四分五裂。她的兄弟姐妹大部分都在新奥尔良，在失去家园后响应政府的安排，去了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和加利福尼亚投亲靠友。

洪水将黄房子劈成两半，萨拉失去了故居。

灾难过后，市政府钦定了1975所危房，黄房子是其中之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布鲁姆家可以收到政府的补贴而重建家园。但是政府的工作非常形式主义，拆迁通知寄到无人居住的黄房子，几天之后一辆推土机就把房子铲平了。

莎拉感到愤怒和沮丧。“我失去了家园。那个我从来不想拥有的地方，实际上一直在拥有我。”

Martha Anne Toll 在给全美公共电台写的书评中指出：“（在《黄房子》里）可以找到美国亏待并且继续亏待非裔美国人的无数种方式。”

萨拉本人并没有在书中直接这样说。

她只是写到自己很郁闷。为了“把我失去家园的故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萨拉加入一个人道救援组织去了布隆迪。

去了布隆迪。

来到非洲，萨拉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自在感呢？答案是：没有。

在那里，经常有图西族人把她看成老乡，据说她的相貌和图西族比较像。

可是她并不会说图西族语言。

布隆迪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她说得也不好。

还有许多让她不适应的地方，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萨拉没有明说，但我读出来的弦外之音是：只有到了非洲，她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美国人。

“环游世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在你的头脑中建立一个比较系统。”这是萨拉的原话。

在非洲找不到认同感，莎拉决心回到美国重建家园。

她应聘进入了新奥尔良市政府的宣传班子，给市长写演讲稿。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熟悉？仿佛美国版的“如果你觉得你的祖国不好，你就去建设它；如果你觉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务员去做官。”

莎拉的主要工作是给市长雷 · 纳金撰写演讲稿。纳金关注自己的声誉，他需要莎拉“把点连成线，再形成叙事”。他要莎拉把拆除危房项目塑造成“改变新奥尔良版图”的百年大计。

莎拉首先要学习纳金讲话的套路。开头永远是“欢迎来到新奥尔良，路易斯 · 阿姆斯特朗（或者马哈利亚 · 杰克逊，或者里尔 · 韦恩）的故乡。”她手里有一批本地音乐天才的名单，视听众和场合把相应人名嵌进去。

纳金喜欢说“棒极了”，还喜欢感叹号。莎拉打破了自己在新闻课上学到的“一辈子只能使用三个感叹号”的规则，演讲稿中充斥着: “这就叫承诺! ”

莎拉只干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

在市政厅工作时，尽管有着各种关系和便利，她也无法加快为母亲申请拆迁补偿。

这段撰稿人生活唯一值得她自豪的就是在年度施政报告中加进了“私货”。市长在演讲开头，向那些“仍然流离失所，滞留在德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地方的人致意”。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和加利福尼亚正是莎拉的兄弟姐妹们暂时栖身的地方。

书的结尾，莎拉和几个兄弟回到黄房子的原址去割草。

房子的重建遥遥无期，割草只是为了表达无法安放的感情。

这张是为《纽约时报》书评所配的插图。摄影：William Widmer ；

制图：Matt Dorfman

“从空中拍摄的勘测照片根本看不出这块地是杂草丛生还是整整齐齐，但是站在地上，我们知道。”

Lauren LeBlanc给《大西洋》写的书评，题目就叫：《怎样写一部没人想让你写的书》。在她看来，“《黄房子》是一道盛宴，一部混合了自传与历史叙事的书。”

这样的书没人要求你去写。大家要求你去写的是疫情日记。

这恰恰是我为什么喜欢《黄房子》的原因，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眼下流行的疫情日记的原因（仅就我看到的有限的几篇而言）。

在我看到的那几篇里，普遍存在两个问题：要么有撕心裂肺的痛，但缺少把自己的故事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理解的冲动。

当然，你可以说他们是即时创作，没有机会像萨拉那样下功夫查资料，也没有时间像萨拉那样反思。

于是问题就来了：再等等不好吗？

要么就是虽有为民鼓与乎的勇气，但缺少对自身痛苦经验的描述。

这个就没办法了，等多久也是这个样子。

当然，杰作需要时间。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在2005，《黄房子》出版于2019年。

时过境迁，更加没人想让萨拉写一本关于卡特里娜飓风的书了。

所有人都想看当下的疫情日记。

但萨拉还是花了十多年写了这本书，因为她要的不是眼前的喝采和追捧。

她写书是为了祭奠让自己魂牵梦绕的家园，是为了安放自己关于个人、土地、国家、民族与历史关系的思考。这种深沉的感情和厚重的思考是不可能随时发生随时写就的，必须要有沉淀。

唯愿中国作家能够静下心来，五年后，十年后，无论需要多久，最终能够镇定地写出：“站在地上，我们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