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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真实中 | 新世界

李颖迪 先生制造 2022-11-15



十月,北京的十月,秋天要来了,我们想象这是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阳光很好,于是某个周末下午,你打算骑车去参加一场公开活动。一次讲座(还有吗?),一个论坛(还有吗?),一场艺术展(偶尔还有)。你塞了一袋口罩到背包里,但忘了做核酸。忘记是因为想忘记。于是你被拦在了活动之外,展览之外,公共生活之外。你被监控,被人脸识别,被各种黄码绿码弹窗,被告诉你不能买火车票,被告诉十月不能结婚。这是个非人的城市。因此我们要逃离。


逃到哪里呢?


你曾逃往上海——失败了是吧。你曾逃往海南——失败了是吧。你逃到云南,逃到西安,逃到河南,逃到贵阳,没有地方可逃。逃出去?


夏天你逃到了成都。你碰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逃来的人,像一场盛大的回光返照式的夜宴。两个月后,成都也无处可逃。没有一个地方有能力嘲笑另一个地方。


今天这篇文章只是一个短暂的记录。


—— 谢丁 



撰文  李颖迪

编辑  谢丁 

摄影  朱墨





活在真实中


——这些年轻人在寻找公共生活



1


何怡欣过着两个生活,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一个在对外经贸大学的宿舍楼、教学楼和图书馆,她得做一个好学生,取得好成绩,参加很多比赛,拿到更好的实习机会,再进入最好的投资机构。一阶一阶往上走。这是一个严丝合缝的体系,有关如何获得金钱、名声、地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但她的另一个生活在外部世界,在学者刘瑜和周濂讲政治哲学的课堂上,在北京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里。她关心时事,讨论新闻(遥远的或身边的)。她时刻都在准备发声。


何怡欣26岁,云南大理人。2014年她前往北京上大学。金融是一个务实的选择,也满足她的兴趣。但她很快在当时的大学氛围中察觉到某种异样感。就比如说,她住了四年的那栋宿舍楼,铁红色的外墙,四四方方地围着一个天井,楼里住了接近一万个女生(这个楼有亚洲最大单体宿舍楼的外号)。到了夜里十一点,宿舍定时熄灯。这时,她会看见走廊的地板上像长蘑菇一样出现很多瑜伽垫。垫子上摆一张小木桌,还有一盏台灯。


没有人说话。年轻的女孩们沉默地坐在瑜伽垫上,刷题,很多的题,直至深夜。这是她们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她们在准备各种各样的比赛,同样的比赛,为了加分,绩点,保研机会之类的。年纪更大一些的人在准备考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CFA(特许金融分析师)、CPA(中国注册会计师)。需要背书出声的会去消防通道待着。到处都是瑜伽垫,电梯门口都有。这样的场景每天重复,直到她们离开大学。


她有种失望的情绪,但又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考上90分,还要去考95分?98分?她不觉得这些竞争有太多意义。而且,身边的多数人似乎不太关心公共生活。


大一的秋天,何怡欣开始去清华和人民大学蹭课。她知道刘瑜在清华教书,周濂在人大教书。她在高中时读过刘瑜的《民主的细节》,还有周濂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她在这两本书里第一次读到一些对自由与公正的理解。她找朋友打听到他们的课表。刘瑜的教室总是在3200,周濂的在3102。下课后,两位老师总是会被很多学生围住。


从大一到研究生,只要周濂开课,何怡欣就会去。她会提前一小时抵达教室占座,后来她发现占座毫无必要,因为第一排总是只有她。周濂留着寸头,澎湃地讲着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当下的新闻。周濂总是说,学者应当对我们身处的现实有所观照。


整个大学期间,何怡欣都在寻找更多的公共活动。比如,她会去首师大听哲学家陈嘉映的讲座。她最常去的是一家位于太阳宫的单向空间,很高的书架,大片的透明飘窗,她很少错过那里举办的活动。还有706青年空间,大望路朗园的电影放映。每次快到周末,她就会搜集北京所有的公共活动通告,然后将最感兴趣的记在备忘录里。


临近研究生毕业,周濂对学生们说:


“政治哲学的作用,也许就是给此时此地的人们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希望你们无论在何时何地,在何种时代,甚至即使身处一个向下的时代,也要做一个向上看的人。”


她记下这段话。那时,她即将入职一家投资银行。她每天坐地铁去国贸上班,办公室的窗外是中央电视台那座标志性建筑,往下看,马路上拥挤疲惫的车流。她面对着很多数字,很多邮件,很多会议。只有创造更多金钱价值才能坐在那里。每当进入国贸三期门口,闻到那股浓烈的香氛时——她就会头晕。下班后,回到宿舍,她很难再有更多的精力关心外界了。与此同时,她察觉到,北京的外部空间正在发生一些变化。


2020年夏天,何怡欣做出一个让她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意外的决定。她离开了北京。两年后,我在成都遇见了何怡欣。



2


这是成都郊区的一个酒吧,名叫敦壩。户外是一片高大的香樟树林。人们三三俩俩地站在树下,有人手里拿着一瓶精酿啤酒,还有人端着一盘炒饭。很多年轻人,打扮时髦的女孩,穿着白T恤的男孩。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嗓音嘶哑(正在变声)的小学生,还有穿着商务衫的光头男人。你很难第一时间判断出这些身份不同的人们聚在这里是为了什么。不过,你仔细听,他们正在讨论一则新闻——在中国丹东,一对父女因为想去看病而违反了防疫规定。


天黑了,细小的人流涌向酒吧不远处的一座平房,里面是挑高的空间,白色的装潢墙,里面放了几十把椅子,像是一个小剧场。


人们围坐成一个圈。一个中年女人站起来。她叫张颖,是一名律师,也是活动的主持人。她说,今天要辩论的主题是:“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丹东父女与苏格拉底。”


随后她简单介绍了活动规则。其中大多数规则与我们熟知的辩论差不多,正方,反方,自由辩论,每轮发言都有计时。不过,最重要的一条规则是:无录像,无直播,无记录。一切忠于现场。


人们很快分成了三个阵营:


7个人,反方。

11个人,正方。

9人放弃持有立场。他们将成为评审团,对辩论结果做出评判。


我不能描述他们具体辩论了些什么。(我为此感到遗憾,因为辩论相当精彩,房间里不时爆发出笑声和掌声。)明亮且柔和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看着对方,观点像是自由地流动着。


那个第一次来参加辩论的年轻人似乎有些紧张,公开发言时,她小心翼翼地低声说话,时不时瞟两眼手机备忘录里记下的论点。


另外两个年轻的女孩来自成都一所职校,她们的家乡在凉山。其中一个穿牛仔裤的女孩说,听完这场辩论,她后天就要去东莞电子厂打暑假工了。


一个男孩说他是做金融的(他应该很喜欢健身,一身肌肉)。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参加辩论。他大胆地当上了“一辩”。


还有一些经常参加活动的“老手”。他们在这里辩论过太多事情了,比如被拐去某个遥远地方的女人,美国的持枪权,堕胎权,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错吗?该不该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强调性别议题?他们的辩论会持续很久,有时从晚上七点到十一点,有时他们还要去某个夜宵摊上继续讨论,直到天亮。


何怡欣就是其中的一员。当她还没有开口时,你不一定能够注意到这个短头发,穿着棕色条纹针织衫、墨色阔腿裤,方框眼镜,打扮略显成熟的女孩。


何怡欣



3


“那栋楼,就是烂尾很多年的绿地468,十年前,这里说要修西南第一高楼,但你看现在。”何怡欣说。我们站在她家的窗前,注视着那栋烂尾高楼,空缺的砖墙,楼顶有两个停滞的塔吊。


何怡欣的家离敦壩不远,是一个新修的小区。她租了一套两居室,在12楼。房子维持着原有的简装,淡黄色的漆,花瓶里插着白玫瑰假花。客厅里一张沙发,一张茶几,一个小吧台和高脚凳(被她当作办公的桌子)。


她从童年时期聊到大学。父母都是大理的中学老师,她在宽松的家庭氛围中长大,走过中学时代,来到大学。直到毕业,她即将入职北京的那家投资银行,一个令人艳羡的工作机会。我问她,你就这么放弃了?


“对。”她说,这也许让她在同龄人中显得有点特立独行。


她还记得决定来成都的时刻。秋天,她来成都参加一家国企的面试。(即使拿到投行的入职邀约,她还是投了很多简历。她宿舍的同学们都投了三四十来个公司,也许这是一种缓解焦虑的方式。)她记得那天挺阴冷的,面试结束后,她查到一家叫做“读本屋”的独立书店,在青羊区的斌升街边。她走进去,店铺不大,暖黄色的灯光,她看见标志着“启蒙、自由、性别、美、教育”的书架,查尔斯·泰勒,阿马蒂亚·森,一些冷门的,周濂曾经在课堂上向学生们推荐的政治哲学的书。如果有独立书店这样选书,她觉得一定能在这里认识和她相似的人。


她买了一本查尔斯·泰勒的新书带回北京,然后回云南过春节。她反复思考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也和父母争执过几次。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后,她很快做了决定。上大学后,她一直在打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


“学习,学习,我当时还参加了一个记者团,还参加了学生会,排球队,还得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每天都要刷听力,毕业前你得听满200个小时。那时候我们是5点下课,我就跑到计算机房开始刷听力,买一个煎饼或者面包,边听边吃,听完6:30去上晚课,然后8点下课,开个社团的会,写作业,乱七八糟的,然后到11点,熄灯了。对,其实后来我也买了瑜伽垫。(她笑了笑。)我坐在走廊,每天都弄到夜里一两点。我就想,我拼了六年,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实习,我真的很累。我为什么要这么拼?”


她决定离开北京,过上一种更为自由的生活。毕业,学校封校。没有毕业典礼,行李委托老师寄回家。她从大理飞到成都,花了两天看房。


在成都,她的新工作仍然与金融有关,工作强度不大,薪水也够她在成都生活。下班后她常常打车去玉林,那里是成都的中心地带,聚集了很多livehouse,酒吧,唱片店,还有书店。她是“读本屋”的常客(她在那里买了快一万元的书)。她也常常去一家叫做“一苇”的书店看电影放映。


她通过一苇书店得知了“敦壩”,也走进了我们相识的那个明亮的小剧场。她参加了两场有关女性话题的讲座,一场讲女性的写作,另一场讲被拐卖的女性。随后,她开始参加小剧场里的辩论。她参加了很多场。


她说,这不像她参加过的大多数活动。在敦壩,没有人是权威的中心,每一个人的发言都能得到平等的倾听,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或者地位。每一个人都能在这里得到些什么,具体的知识,新的观点,新的朋友,也许还有一些别的。


我们坐在床上,吃着西瓜,外面阳光很好,令人舒适。我说你会不会觉得疲惫。每天看到这么多新闻,没有后续的新闻。


“不会啊!”她有些乐观地说,“哪怕我们无法改变某些现状,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黑暗中和他们遥远拥抱一样。”


然后我们聊了点儿轻松的,比如感情经历(她说这得保密)。我问她有没有偶像。她说她是个“玉米”。她从2005年开始喜欢李宇春,读大学时,李宇春在北京五棵松体育馆开演唱会,她还攒钱买了一张1000多元的看台票。


“你现在还喜欢她?”


“你看过她上《十三邀》吗,许知远问她,最近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她说是《1984》,哈哈。”


一苇书坊


4


我又去了敦壩,参加纪录片导演李一凡的讲座。那天来了很多人,不过多数是冲着《杀马特我爱你》来的。但李一凡说,今天他不想聊杀马特了。主办方也没跟他说要准备讲什么,他决定任性一把,按自己的兴趣来。他讲了三个小时的美学教育和现代艺术。


“不是我不想听,是我真的听不懂。”刘浪和何首龙后来跟我说。他们站在一旁,话不多,拿着一杯啤酒。两人都二十八岁,大学室友,也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约好隔天见面,约在天府新区。很多人都说,天府新区就像北京“后厂村”的雏形。那里聚集了很多互联网公司,走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许多高楼,似乎都是新建的,透明的玻璃反射着天空,路也很宽。还有人说,从北京和上海跑来成都的年轻人,至少有一半都得往天府新区跑。你去坐一次通向天府新区的地铁就知道了。


刘浪正在找工作,因此他的时间要自由一点。何首龙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审核工作。我们在咖啡馆等着何首龙下班。


刘浪穿一件深蓝色T恤,黑色运动裤,耐克鞋,一张圆乎乎的脸。他是南方人,父母都是公务员。他说父母启发了他最初的阅读兴趣,不过到中学时代,他的阅读开始转向更为严肃的话题。他会在学校的图书馆借阅《自由论》。高考后,他到天津一所大学读法学。到宿舍的第一天,他看见何首龙的书柜上有一本《国富论》。他当时就觉得他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他俩总是想一起做点事。他们建立过一个线上读书会,还想在学校里申请一个读书社团。


“不过最后学校没批。”他说。


“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原因,就是没批。”


几次受挫后,刘浪和何首龙决定自己读书。从大三开始,刘浪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卷的实体书,每天读一小时再睡觉。他在网上也很活跃。中学时他经常逛《魔兽世界》贴吧,看新闻,看人们讨论的立场。大学时,他成为一个小吧主,那个吧大约有一万人。他想改革选举吧主的方式,以前吧主是由吧务团队选派的,而他想让一万名成员自行选出下一任吧主。不过,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没人认可他的想法——“小吧主问我,有的人只是来逛逛贴吧,也没有文化,凭什么给他选举的权利?”


到了毕业,一个迷茫的时刻。他迷恋上一款游戏,想成为一名职业的电竞选手。几个月的训练后,他认清现实,电竞这件事尤其靠天分。长时间的训练与不规律的饮食让他患上严重的胃炎,他一个月瘦了十多斤。


他还是没找到工作,回家后休息了一段时间。通过父母的介绍,他进入一家单位学习写公文材料。他在这家单位待了四年。他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兴趣,几年来没有买过实体书。他在手机上看书,比如《第三帝国》三部曲。他会将读书笔记发给何首龙。(后来他找出了一些读书笔记给我看,那些笔记写得很长。他和何首龙的聊天记录也很长。)


我们喝着应季的荔枝拿铁。他很快喝完第一杯咖啡,接着喝第二杯。也许因为紧张,他一直在流汗。他说他原来是个和便利店店员说话都会害羞的人。


他第一次来成都的原因很简单。爱情。2021年秋天,他想来成都见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他在学者周保松的一次讲座上认识了她。(后来他发现,成都很多热爱参与公共活动的朋友都曾参加过那次讲座。)他和女孩第一次在线下见面,聊各国的政治体制,也聊女性主义。他们一起去逛街,IFS,宽窄巷子。


刘浪开始留心寻找成都的工作。有人向他介绍了敦壩的辩论。他再次来到成都,第一次发现线下交流的魅力。后来,他不仅敢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而且,他不再需要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了。他打电话给何首龙。他说,你一定要来成都看看。



5


何首龙看着要更严肃一些,他比刘浪高,穿着薄薄的外套,背着双肩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我们决定去一家粤菜餐厅吃晚饭。


和刘浪相比,何首龙的经历要复杂得多。他用了三个小时描述他在大学毕业后做过的十多份工作:在知识产权商标公司打印资料,在物业公司做楼管,在人力资源公司打电话,在金融公司做信息核查员,也做过快递员。就像很多年轻人会碰到的窘境——学历并未让何首龙有任何的优势。他也不像刘浪那样,家庭能带来一定的资源。


他一直处在迷茫的状态。他是内蒙阿拉善盟人。父亲曾在煤矿工作,母亲开服装店,家里有一些羊,种过苹果,不算贫穷但也不算富裕。有段时间,他曾想过再去上一个考公班,但家里不同意,觉得这样的投入是浪费。母亲更希望他做一个实在的行业,比如快递员。他无法说服母亲,即使这让他觉得大学就白读了。


他在北京送快递,冬天的风很冷,他开着三轮车送货去郊区,没有楼房的遮挡,他只觉得更冷。快递员是纯粹的体力活儿,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一个月休息四天。“每天都要被训话,站成一排,他们会指着鼻子骂你。他们要求你必须理平头,真的像军队一样管你。”有次三轮车翻了,他在黑夜里摔下坡,停在一堆树叶前。他站起来,看见不远处有一块石头,他安慰自己,运气没有那么差,没有受重伤。另一次他送快递到人大,碰见高中同学。他们彼此点了下头,不再说话。


他发微信给刘浪,说那种窘迫的感受。他们也聊一些对公共事件或历史事件的看法。那时他住在公司安排的地下室,空间逼仄,风漏进来,一个房间睡四五个人,高低床,没有暖气,洗漱要上二楼接热水。但他还是在地下室里坚持看书,看《资治通鉴》。不过每天他只能坚持读半小时,直到撑不住了就会合上眼睛。


“这就好像一种遥远的寄托。”他说,“我是一个很在乎尊严感和价值感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寄托,老实说,我不一定能熬得下去。那一年里我什么都没做成,有时我会想自杀。”


换了十多份工作后,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内容审核员: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审核与血腥、色情、暴力有关的信息。这不是他最理想的工作,但他认为自己没有退路了,他必须坚持一段时间。


接到刘浪的电话,何首龙第二天就请假到了成都。那几天,他们一起住在青羊区的一家酒店,白天睡觉,下午就打车到敦壩。


他们一起参加观影会,看电影《危楼愚夫》、《母亲》,还参加了一场讨论威尔·史密斯在奥斯卡现场掌掴主持人事件的辩论。那场辩论的主持人就是何怡欣,后来,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何首龙回到北京后,开始在招聘软件上找成都的工作。他随后辞职来到成都,和刘浪一起合租了一套一居室。两人特地选择一个离敦壩近的小区——为此,何首龙每天上下班坐地铁需要花四个小时。但他认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我们吃完饭,又去一家茶室喝茶,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何首龙给我发来一条微信。他认为他得强调这点:“自从大学毕业后,我在那些工作中变得很冷漠,我变得不会再关心身边的人。”他因此很看重那些辩论,那些线下交流。他说:“我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掉我的冷漠。”只要不上班,他就会去敦壩待着。


何首龙



6


在成都,我不是待在敦壩,就是待在玉林。我和所有人约见面地点时,他们都不约而同选在玉林。比如万万,她说我们最好在一苇书店见面。


这家书店在玉林的“彩虹街”上,橱窗打出“精神按摩”四个大字。旁边还有几家咖啡馆、茶馆,每家店铺都会在门前的街道摆出一些木头躺椅。这个城市有太多躺椅了。


现在,我们就躺在街边。我们身旁的两个年轻女孩正在聊海德格尔和加缪。一个老头推来一辆卖煎饼的车。空中传来香气,还有自行车经过时叮叮当当的声音。在2022年6月,这样秩序正常的生活显得如此不真实(也许很短暂)。


万万24岁,画着年轻的妆容,穿一身酒红色的T恤和工装裤。她是一苇书店的常客,她最近刚听说敦壩。她去参加了一场有关唐山打人事件的辩论。那晚的辩题是唐山事件中是否应该强调性别议题,她毫不犹豫地选择“是”,她是当晚的正方一辩。(何怡欣是那晚的反方一辩。后来何怡欣说,参加完当晚的辩论,她开始怀疑,对未知的恐惧,对秩序打破的恐惧,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她的女性身份上的?)


万万说,她看到新闻后一夜没睡。她转发了很多相关的评论文章。她还统计了微信朋友圈为这件事发言的人的数量:一共73人发表看法,其中女性54名,男性19名。


她是成都本地人。她说,她目前的生活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叫做“研习社”的社团。起初我没太听明白。她接着说,读书时,一个教公共空间设计的老师对她影响很大。毕业后,她没想好以后干什么。这位老师也离开了学校,有天邀请她参加一次讲座,来了六七个人,有些是她的学长学姐,他们讨论了很多事,城市保护,公共情绪的变化,女性议题。她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许是出于好胜心,她加入了他们。此后她继续跟着这位老师上课,每周一次线上课堂,每次上课两个小时。老师给他们讲文化人类学,经济,政治,祭祀文化,以及性别。


“这个课堂需要花钱吗?”


“要啊。”她说了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听下来,这是一个非常无目的性的课堂。”


“它不是无目的。”万万说,“它只是没有功利的目的。”


说到她的学校时,她会露出不好意思的神情。“你可能没有听过。”而她的老师说,为什么她的学生就无权接受小班制度的研究生教育呢。你可以将这看作教育平权的某种实践,她的同学们大多都是已经毕业的人。除了上课,他们还会聚在老师家中,一起做饭,看电影,出游。


万万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观察社会。她去海底捞打工,想研究这家店的服务究竟是怎么做的。那家海底捞有60多个工种,迎宾(带你落座,给你拿水果,上豆浆或是酸梅汤)、服务员(点菜,给女士拿头绳,拿口罩包、围兜、唱生日快乐歌)、夹毛巾(这是单独的一个岗位)、上菜(计件制),收桌子,擦板凳,推(放脏盘子的)转移箱,给独自来的客人放娃娃,美甲师。她在店里待了三个月,岗位是服务员。


“就像是玩经营游戏,你得去负责很多部分,然后脑子在高速飞转,而且海底捞最严格的一条要求是,你不能站在那儿不动,你必须要走起来,跑起来,动起来。”她背出了这些要求。


我们还在这条街躺着。


万万



7


我听说了一个男人的很多故事。他有些神秘,绰号叫风哥。他是敦壩的组织者之一。


现在,我们约在一家湖畔咖啡馆见面。午后,刚刚下过一阵雨,遮阳伞、桌椅都湿答答的。灰色的鸽子正在啄食人们留下的面包屑。鸽子飞走后,风哥匆匆坐下,点上一支烟。他戴着一顶黑色的鸭舌帽(因此无法判断他的发型),中等身材,黑短袖,黑裤子。他看上去很严肃,一双稍稍分开的眼睛,整张脸显得凶悍,或者粗旷。他一直在抽烟。


他说话又快又急促。你能感到无数个活跃的点子正在他脑袋中运转。


在中国互联网刚刚兴起的那些年,风哥曾活跃在很多互联网公司,比如天涯论坛,那几乎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他靠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管理论坛,如何选择公共讨论的议题,怎么去把握讨论的边界。四川5·12地震和雅安地震之后,他到了成都。起初他只是参与援助,后来干脆在这里定居了。在成都,你会经常听到风哥这个名字。


2021年冬天,风哥和朋友们在酒吧坐着聊天,面前摆着一盆炭火。除了他,还有灵子。灵子此前在北京做媒体,后来去英国留学,夏天刚来到成都,打算在这里做她的社会人类学博士论文。他们聊天,看电影,烤土豆、榴莲,吃各种奇怪的东西。一位朋友说,这幅场景让人想起薄伽丘的《十日谈》。


风哥对灵子说:那不如我们找十个朋友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另一个朋友补充说:就像一场真实的十日谈。


他们给认识的朋友发邀请,问他们愿不愿来分享。风哥说,“确实就像灵子说的,最开始同意的都是男的。”我们又大笑。灵子说,那《十日谈》的第二季就全部请女性嘉宾。最开始没有主题,漫谈,闲谈,谈历史、女性,有嘉宾一口气讲了七个小时。他们在七个月里完成了七十多场活动,迅速传遍了成都的文化圈。


但风哥渐渐发现,在活动现场,观众讲起话来总是啰里八嗦的,可你能看出来,他们又非常想要表达。风哥决定另外搞一件事,这就是“明亮的对话”,让大家敞开来说,讨论议题,同时可以训练表达能力。这个名字借用了学者徐贲的《明亮的对话》。那本书里写道,在理想的环境中,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但这个活动需要一个主持人,风哥叫上了他熟悉的一位律师,也就是张颖。


风哥说,我们要回到现场,因为现场才能给你更多的细节,更多的体验,个人的生命体验。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当下,我们依然能够尽力去做一些事情。比如去接触不同的人,去交流。哪怕在现场吵得红脸都没有关系。


他说,就像哈维尔的那句话,我们得尽力使自己活在真实中。


对风哥来说,似乎真正的一天得从下午开始。他刚刚起床,买来两袋刚出炉的面包。过一会儿他就得去敦壩了。活动结束后,他还偶尔组织一些夜宵局,不喝到四五点是不会散场的。



灵子


“明亮的对话”主持人,张颖



8


在敦壩,这两个女孩很醒目。其中一个穿着黑色背带裤,坐姿挺拔,手里拿着笔记本。她很专注,记下现场其他人的发言,似乎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话。中场休息时,我问她从哪里来。她说她们是凉山彝族人,现在是成都一所职业学校的学生。她叫吉子金西,刚满十八岁。另一个女生叫沙金雄,十六岁。


离开凉山后,吉子金西正在以一种新鲜的眼光看待世界。在职校,她们同样是辩论队的成员。“我们的那些辩论真是无聊透了。”她说了一些题目,比如,“哆啦A梦到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口才重要还是文才重要?”“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是智者胜?”


这时,吉子金西接到家里的电话,我继续和沙金雄聊天。


沙金雄同样扎着马尾辫,穿着白T恤和牛仔裤。我犯了个错误,也许我们的聊天不该从头说起。来自凉山的孩子大多有一个沉重的过往。她的家庭发生变故后,一个慈善机构帮助她来到成都读职业学校。她和吉子金西在同一个班级,很快成为好朋友。她们学的是建筑。


她对建筑没兴趣,但认为学建筑也许有个不错的前途。如果不能继续读书,她就只能接受并习惯这个世界的秩序。比如说,13岁时她第一次去东莞的电子厂打寒假工(她们通常会借别人的身份证),去过车间,流水线,做手机摄像头和无人机的装配,有时一小时挣10元,好的时候挣到12元。在工厂里的时间就像是噩梦,她说,她的生活被分成无数个十几秒,十几秒,十几秒,一台手机,又是一台手机。第一次去工厂,那些灰尘让她的皮肤起了不少红疹。第二次,她负责擦零件,手泡在酒精里,再戴上手指套,双手被沤着,指甲周围长很多倒刺,皮肤会脱落,流血。第三次,坚硬的机器打在她的指甲盖,将她的指甲整个掀起来,很多血。没有补偿,也没有被认作工伤。


她说,以后正式工作时,她绝不再进厂。她不愿意做一个会被淘汰的工具,也不想像同乡的女孩们一样早早嫁人。自从拥有手机后,她开始在网上看各种各样的信息。她想,如果学建筑,以后也许能从事装修这行,攒点钱,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好能够去江南生活。她在网上看到那些美丽的水乡,还能坐船。


学校刚刚放暑假,她准备后天去东莞电子厂打暑假工。


临走前,老师说要带她们在成都转转。他们先去了一苇书店,老师说,每人都得挑两本书。她选了川端康成的《雪国》,村上春树的《寻羊冒险记》。她记得吉子金西选了《挪威的森林》。晚上,她们就来参加这场辩论。


这是她第四次参加敦壩的活动。她说她们学校的辩论更像是某种游戏。“像泼妇骂街,就比谁声音大。”但到了这里,她没想到现场能这样平静地交流,即使那些大人们持有的是完全不同的观点。


我们聊到一些新闻。她咯咯地笑:“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她爱打王者荣耀,爱看网络上的言情小说,追剧,追综艺。她刚看完易烊千玺的《奇迹·笨小孩》,也追刘亦菲演的《梦华录》。我问她会不会觉得这里讨论的事情离她的生活有些遥远。她摇摇头。她说即使有些内容她听不太懂,但她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


她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一些观点。比如,“道德是多元的,法律是保护多元的。”“在不伤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自由。”


“如果这次去工厂再受伤,你会去找老板为自己争取权利吗?”我问。


她立马说,“我会尽量争取让自己不受伤。”


沙金雄



9


现在,我得问问何怡欣,为什么来到成都的第三年,她又打算回北京了。


“我感到我在专业上没有进步。”她说,来自工作本身以外的束缚越来越多。她刚辞去工作,打算重新入职两年前向她发送邀约的那家投行。由于北京疫情,她的同事们正在居家办公。她推迟了返回北京的时间。


但她也不知道,哪个才是更好的选择。


她很爱一本叫《微小的命运》的小说。她在书店里买下这本书的所有库存,十几本,都有作者签名。她将书送给朋友。那本书的主角是一个女人,在三十岁那年,她和男友分手,决定离开北京。从此开始,她分裂为两个自己,平行生活在美国纽约和中国自贡。何怡欣说,在两个相差巨大的城市里,两个她的人生际遇相差却没有那么大。无论是在自贡做公务员,还是出国学法律,似乎每一个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困境。


“所以命运是屈从于外力,还是屈从于内心?”她说。


在北京生活,在成都生活,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但也许都得承担一些代价。更何况呢,她清楚成都这两年平稳的生活含有运气的成分。至少在我们见面的那个时刻,成都还没有经历过像北京、上海、深圳那样大规模的疫情。还有那些活动,一切能够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这是告别的一周。她告别每一位朋友,打包东西,准备搬家。


隔天晚上,我们在玉林见面。她最常去一家叫做“爪梦角”的酒吧。在四川话里,这个词的意思是“走神”。一间临街的狭小的店铺,没有窗户,没有墙壁和遮挡物,只有一个矮矮的格挡,你可以坐在这里看街边人来人往,就像一个电影取景框。


何怡欣认识酒吧里所有的人。店主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短发女人,学过美术。一个客人是成都知名的画家。还有几个年轻男孩,他们是附近酒吧的老板。晚上八九点,店里拥挤起来。她之前总是在五点下班后就赶到这儿,喝啤酒,听朋友弹吉他唱歌,聊天,吃老板做的油泼面。凌晨她会躺在酒吧门口的长椅上,躺着,看梧桐树。


现在她要离开了。她将她的一些书放在这家酒吧。酒吧门口的书柜里放着的书都是她的,一整套理想国译丛,牛津通识读本,福柯的《规训与惩罚》。


我们坐在窗口,晚上十点,她一直面对电脑,填着一个又一个表格。



10


我最后一次去敦壩,还是和何怡欣一起。那是一场对整季活动的告别礼。刘浪也在,何首龙因为要加班就没来。所有人都围坐在香樟树下,抽油烟机和风扇在一旁嗡嗡地响。昏黄的灯光。


他们开始谈论这些天聚在一起交流的感受。


一个男孩说,去年冬天,他和女友分手。他感到他的身体在房间里不断下坠,直到他决定走出门,来到交流的现场。他没有说那天他们交流的是什么,但他磕磕盼盼地说,当他站起来发言,看见陌生人与他对视的目光,那些目光就好像将他托了起来。


一个纪录片导演说,有天放映他的纪录片,碰上雨夜,观众没有离开,都打着伞在看。那天他们同样点了一盆炭火。纪录片的主角也来了,他们已经有十七年没见。他们一直聊到凌晨一点。


一个女人说,她此前在互联网教培行业,她一直在一个巨大的机器里运转。直到离职,她来参加活动,她终于才开始某种自我探索。她痴迷这些活动,丈夫甚至怀疑她在参加传销。她像念诗一般说着这些话。


活动现场



11


一个月后,何怡欣和我在微信里聊天,我们都在北京。


“我反复想到你问我的那个问题。”她说,“为什么我们在成都那么有热情,都不倦怠的吗?”


我问她,是不是在北京做了太多的核酸检测后,她的想法有了变化。


“我想你说得对,在北京,都得倦怠。”


我哈哈大笑。她开始上班了,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她说她在进行一些微弱的反抗: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现在,她骑共享单车上下班。





应受访者要求,刘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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