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的青春路向

现代化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鲜明主线，实现现代化并在现代化中实现自我价值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作为实践主体与先锋力量的中国青年，不断将自身发展融入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之中，以一往无前的接续奋斗成功形塑了后发独立型现代化的光辉典范。而在180余年的现代化求索征程中，中国青年的发展图式经历了一次“根本转变”和四次一脉相承的“主题跃迁”，青年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从理念表达日益转化为现实存在。

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青年，其发展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中，推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开启和趋优完善，同时青年发展作为人的现代化的具象表现，不断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成效。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青年发展进步的实践场域，其历史演进也深刻影响着青年的发展空间、奋进目标与实践路向。二者形成了同向互塑、良性互促的发展图式。

1.1840—1921年: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青年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

1840年，隆隆炮火破灭了“天朝上国”的迷梦，部分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中西方之间横亘着巨大的发展鸿沟，并由此提出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主张，由地主阶级主导的洋务运动以及由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导的维新运动轰轰烈烈地铺陈开来。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对社会变革有限的容纳能力，决定了早期的现代化探索只能局限在军事工业等器物发展方面，始终无法破解深重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阻力与思想性壁垒的钳制。辛亥革命加速了中国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较快发展，共和思想渐入人心。但辛亥革命实现的有限制度性转化未能使中国走上快速繁荣的现代化之路，这一时期的发展本质上是依附性增长，帝国主义势力的操纵与渗透、封建反动势力的绞杀、坚强领导力量的缺失、社会动员的不足等问题依然制约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并非现代化探索的先锋力量，统治阶级的性质与取向才是决定现代化探索方向的根本因素，由此以物质现代化为核心的“单向度现代化”构成了这一时期现代化的主旋律。

伴随着早期现代化在中国的漫长探索，青年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逐渐形成，并在五四运动中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1]。由于科举制度的限制与工商业有限的雇工规模，现代意义上的“青年”在数量上一直较为稀少，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分散性特点使得青年农民又大多处于懵懂离散的状态。直到甲午战争后，外资在华投资设厂数量骤增，青年工人的数量大幅增加。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再次出现断裂，新式学堂的大量开办使青年学生的数量从25万人猛涨至辛亥革命时的300万人[2]。但从思想层面来看，传统的封建思想与御夷图强、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理念，以及功利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等思潮的相互纠缠，使不少中国青年虽产生了拯世济民的热忱，但大多处在混乱的思想境遇中，并未真正从“自在”觉醒至“自为”。青年群体又缺乏先进力量领导，难以实现“组织化”的发展。

中国青年群体的根本转变究竟启于何处?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给予了明确回答:“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3]。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4]。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将中国的现代化探索历史性地推进到了思想层面，也推动了中国青年这一新兴社会群体的迅速崛起与整合。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给中国的先进青年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现代化的崭新思路。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青年的先进分子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现代化的道路分野就此展开，实现了从“现代化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中国青年也从精神被动转入精神主动，从离散的个体整合为组织化的群体，实现了青年发展图式的“根本转变”，继而为日后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先锋力量埋下伏笔，中国共产党也相应地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始终、起领导核心作用的自觉社会力量”[5]。

2.1921—1949年:根本社会条件的创造与中国青年的斗争牺牲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历史性地改变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中国青年的成长路向，二者伴随历史发展正式步入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主要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域来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经历了一系列艰难考验，最终成功击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无数青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不怕牺牲、团结协作、抛洒热血，踊跃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条战线上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另一方面，进步青年在党的感召下，抱着“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信念团结在党的旗帜下，进一步充实和扩展了中国革命的政治领导力量，为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强支撑。不仅如此，进步青年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无数处于国民党影响下的青年选择“弃暗投明”，使新民主主义的主张逐渐成为中国青年的前进共识，为最终瓦解与击溃反动势力奠定了思想前提。

从青年发展的论域来看，根本社会条件的创造为中国青年实现思想解放、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提供了支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6]。首先，马克思主义补足了青年群体中存在的理论空场，日益成为广大青年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与此同时，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逐渐荡涤了封建旧文化的毒害，青年群体的思想由此得以实现正向重塑。其次，党领导青年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从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开始，青年农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及半封建的土地制度的束缚，实现了经济上的解放。最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击垮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长期受困于国民党洗脑、操纵与压迫的青年获得了政治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成为中国青年追随、靠拢的领导核心，听党话、跟党走成为中国青年发展进步的基本遵循与思想共识。

3.1949—1978年:根本政治前提以及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的奠定与中国青年的拼搏奉献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与中国青年的发展进步开拓了广阔空间，二者正式步入了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以及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域来看，此时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始从聚焦革命的单一线程向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领域并进的多线程转变，此前未曾触及的历时性矛盾被挤压成极为尖锐的共时性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群体为此做出了极为艰辛的探索与努力。在现代化启动阶段，政治因素往往具有占先性，在政治上，党领导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领导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党领导青年群众在军事上肃清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余，完全统一中国大陆，赢得了抗美援朝等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与安全保障。在经济上，党领导青年进行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了土改工作，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相继实施了四个“五年计划”，从而成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理论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并在《论十大关系》等理论著作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准备与科学指引。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勇于拼搏、甘于奉献，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青春献给祖国”“向科学进军”“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号召下，自愿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的各行各业各领域，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从青年发展的论域来看，中国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得到了物质、精神与组织层面的牵引与塑造。首先，中国青年发展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上[7]，194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66亿元[8]，1978年增长至3624.1亿元[9]，是1949年的7.8倍。其次，中国青年整体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巨大提升。1949年，全国中学与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仅有115.6万人，而到了1978年，在校生数已达到6633.9万人，是1949年的约57倍。再次，中国青年的理想信念不断巩固。在这一时期，“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相继出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索遭遇了一定挫折和损失，但中国青年经受住了考验，进一步巩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的，“我们党的错误和挫折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10]。最后，中国青年的组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组织青年是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团建工作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1951年9月，全国团员人数就已达到518万，是恢复建团时的27倍[11]。1952年5月，青年团已初步形成了各大区、省(区)、市、地、县的各级组织机构，中国青年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方面有了更为完备的组织载体。

4.1978—2012年: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创立与中国青年的开拓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与中国青年的发展进步打开了宽广天地，二者共同步入了以创立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为主要任务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域来看，此时的现代化探索面临着如何解决政治脱轨与社会失序问题、聚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难题。在体制机制方面，党领导青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力恢复重建民主法制、确立依法治国方略、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石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与此同时，党还领导青年群体在内的人民群众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经济特区，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由此，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衔接，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在物质条件方面，1978年至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00多亿元快速上涨至约48.8万亿元，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6%，几乎是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3倍[12]。在此过程中，中国青年自觉站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为实现现代化贡献了聪明才智。例如，乡镇企业是青年农民在改革大潮中摸索出的一项伟大创造，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共有职工5208万人，其中75%以上是青年[13]。到了1997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已超过1.3亿人，营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7%[14]，这个由青年农民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从青年发展的论域来看，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支撑青年发展的各方面条件显著改善，中国青年在砥砺奋进中实现了新的成长。首先，中国青年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1978年至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近100倍，恩格尔系数由63.9%左右降至33%。其次，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继续攀升。全国中学与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从1978年的6633.9万人上升至2012年的9621.5万人，其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数更是从85.6万人剧增至2391.3万人，中国青年的综合素质在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得到了极大提升。最后，中国青年的心理韧性与复原力得到锻炼与增强。改革开放并非一蹴而就，转型期接连出现的通货膨胀、结构性失业、贪污腐化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加之苏东剧变等众多突发事件的冲击，中国青年在生活上、思想上和精神上都面临着陡然剧增的调适难题。总体上看，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在“精神危机”中破解现实困难，经受了得与失的考验，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5.2012年至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与中国青年的担当有为

党的十八大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幕，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青年同频共振，成功创造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域来看，“入之愈深，其进愈难”。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积攒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在体制机制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部署，为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擘画了综合改革方案，同时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在物质基础方面，党领导青年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成功推动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在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里翻了一番，中国人民实现了全面脱贫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伟业。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转向集约增长，中国成功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精神力量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激发中国式现代化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思想动能。与此同时，文化自信被正式纳入“四个自信”，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塑造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奠定了文化基础。这一时期，中国青年刚健自信、胸怀天下、担当有为，“是党在新时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15]。以科技领域为例，中国青年构成了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20)》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已达11234.1万人，科技人力资源年轻化趋势明显，其中39岁及以下的青年约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三”[16]。

从青年发展的论域来看，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中国青年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17]。首先，中国青年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一方面，2021年，我国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7.8%[18]，中国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又有了新的提升。另一方面，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更加开放、包容、创新的新时代思维，全面发展的社会实践能力、创业创新能力、国际化素养、心理素质，也使青年群体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环境。以“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为例，2010年第七届竞赛举行时，举办方仅收到640项作品，参加的学生仅有6000多人。而到了2022年，全国共有超过33万个项目报名参赛，参赛人数多达142.4万人[19]，青年学生的创新、创造热情与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其次，中国青年的发展环境更为优越、成长空间更为广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无数青年彻底摆脱贫困，城市化进程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多元化的文化生活方式，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为青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就业选择，“一带一路”倡议下开展的合作交流项目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的出国机会和交流平台，《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的出台使青年发展的政策保障日益完备。最后，中国青年的理想信念更为坚定，志气、骨气、底气显著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成就时刻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力量，而中国青年在“中国之治”“中国奇迹”的切身体悟中形成了对现代化“正向的整体趋势认知”[20]，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信心与决心。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21]，也是中国青年能够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向好发展的思想之源。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内在生成了中国青年独特的比较优势，并推动这种比较优势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耦合互补中形成发展合力。

1.中国青年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和恩里科·斯波洛雷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最佳规模取决于规模效益与异质性成本之间的成本—效益权衡，而在一个人口大国，人均成本可能很低，但大量人口的异质性偏好会使得政府提供服务和制定政策变得异常困难[22]。由此可见，人口规模巨大在一定条件下固然能够转化为一定的发展优势，但往往也会给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带来许多难题与挑战。以印度为例，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年中，印度人口估计为14.286亿人[23]，或超越中国跃居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却远落后于中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印度各届政府在顶层设计与政策执行中没有把充分动员青年、发展青年纳入考量范畴。国外学者认为，印度因其拥有一定数量的受过教育的英语精英，在发展外包产业方面有着天然优势，但这只能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有限引擎[24]，印度青年整体的劳动参与率与受教育程度都要远低于中国，使其人口红利无法有效转化为发展动能。

中国青年如何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化为现代化发展的内在优势?首先，中国青年思想解放相对彻底，对劳动形成了更为正向的认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值得尊重和鼓励”[25]。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定性。经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解放过的中国青年，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以辛勤劳动为荣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而现代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造”[26]，可以说，正是中国青年对劳动的执着信仰与崇尚铸就了现代化发展的“中国奇迹”。其次，中国青年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无产阶级一经掌握政权，便要“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27]。毛泽东同志也指出:

“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28]。强国必先兴教，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重视教育普及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青年能够持续为现代化的转型升级提供动能的重要原因。最后，遵循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中国青年实现了对“个体性和集体性张力的有效协调”[29]，从而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主体优势。研究表明，对集体性的强调会带来更少的自杀、酗酒等社会问题以及更快的城市化发展，对个体性的强调则更易于实现性别平等和经济创新[30]。社会主义语境下的“集体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自由发展与集体进步是共生一致、辩证统一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强烈认同，一方面以自由竞争为基点成功激发了青年创新创造的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另一方面也使青年总体摆脱了个人主义思潮的裹挟，能够更好地处理好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之间的平衡问题，同时也避免了青年群体的恶性分化与内部对立，进而成功激发了实践主体同向发展的合力优势。

2.中国青年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突出特点之一。从理论上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1]。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就是两极分化，这种对抗性质不会随着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进步而发生根本转变，在不改变所有制前提下关于共同富裕的一切设想都只不过是自欺欺人。从现实角度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会在国内时刻滋生贫困且无力扭转贫富两极分化的必然趋势，在国际层面也会将无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入依附的“贫困陷阱”。部分发达国家今天似乎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但支撑这种表层“共同富裕”的却是国际间价值的不平等转移机制，马克思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32]。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在西方的现代化实践中存在着“应该”与“是”的逻辑落差，它往往只存在于国外民众对现代化发展的“美好幻象”以及资产阶级的“空头支票”之中，也从未真正构成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目标体系中的一部分，更无法凭空内化为国外青年的思想共识与前行动力。

中国青年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有哪些优势?首先，中国青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对健康积极，这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思想前提。中国青年一方面受到“天下大同”“利人达己”“均贫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的长期熏陶，另一方面又受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塑造，这使得青年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目标产生了强烈的价值认同与实践自觉。其次，中国青年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青年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与共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以及大众化的文化认同，逐渐形成了对于政治共同体、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全面且理性的认知与认可，从而使其不受狭隘的思维和传统观念束缚，这就有利于跨越地域和身份限制，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应注意，这也是中国在推动共同富裕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一项突出优势。以英国为反例，其少数民族存在着国家认同感淡弱的问题，同时不同民族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歧视与对立，少数民族也因此面临着广泛而深远的经济不平等[33]。最后，经济发展是解决共同富裕的基础，科技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源。中国青年在科技、互联网等领域都展现出了突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极大地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也使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有了更为坚实的技术支撑和物质基础。

3.中国青年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34]。协调推进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其他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鲜明特质。可以看到，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物质越是丰富，精神却越是空虚。究其原因，精神困境往往根植于物质生产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核心要素的私有制决定了“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35]。而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为一种构基于私有制之上的，以资本逐利、物质扩张为目标的“单向度”现代化，因其阶级属性与宰制逻辑的导引，必然缺乏对人民精神向度的合理观照，同时由其发展而不断衍生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以及资本拜物教等本质上又是对物质之“神”的疯狂崇拜与追捧，这带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反复倾轧和肆意污染。2022年欧洲议会的调查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欧洲青年正在经历抑郁、焦虑和孤独等心理健康问题，接近60%的受访者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归类为“不太好”或“差”，而认为自己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比例不到20%，同时有70%的受访者认为心理健康问题会影响个人发展[36]。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病症”日益显现，越来越多的青年正在成为精神上的“贫困人口”，而这种精神世界的贫乏又会带来普遍的心理疾病，同时也使青年群体逐渐丧失进取动力。

中国青年在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方面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突出优势。一方面，中国青年人口基数庞大，文化产业的从业人数巨大，辅之以高效率的传播手段与完整的配套政策，能够产生文化创造的规模效应。数据显示，2021年，欧盟共有740万人从事文化工作，占总就业人数的3.7%，同时2019年至2021年期间，欧盟文化相关行业的从业人数锐减约10%[37]。而在中国，截至2018年末，我国文化产业从业人数就已高达2789.3万人，占全国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的5.4%[38]，且每年还在保持较快增长。另一方面，相较于统治欧美青年头脑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及由其衍生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排他观念，中国青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持久浸润与深刻影响，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本质上就是辩证的文化观，它使中国青年能够更加科学、理性地对待各种文化现象、多样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念，使多样共存成为青年文化交流中的主旋律，并使其能够从本民族实际出发，去伪存真、兼收并蓄，有效推动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

4.中国青年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突出优势。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等“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均体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人类自身的“反噬”。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在生态危机的消极应对中逐渐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转嫁污染”的发展模式，给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正如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贝米拉·福斯特指出的那样，当前世界范围内持续出现的物种灭绝、氮磷循环中断、荒漠化、放射性污染等问题，其根源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为因素(只要工业文明继续存在，这种情况就不会逆转)，还应从更具体的维度上归因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积累体系的全球扩张[39]。二战以来，“离岸污染”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解决自身环境问题的惯用手段，美国、西欧国家包括后发的日本，陆续将污染性更强的经济活动转移到监管更为宽松的海外。以美国为例，从1992年到2009年，美国制造业进口的所有商品中，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份额从7%上升到23%，而美国本土制造业排放的有毒气体下降了一半以上[40]。由此可见，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塑造了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替代性典范，更从道德伦理层面彰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球视野与宏大格局。

正如福斯特所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如果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计划，那将毫无意义，因为它肯定会失去动力，并屈服于经济的力量。在中国的后革命社会，生态的趋优转变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的。同时，以民众自我动员为基础的基层环保组织，是当今中国的一股强大力量，它指向了一种新的生态共产主义的发展[41]。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与生力军，中国青年在推动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青年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中华传统自然观的交织影响下，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着突出的主体能动性观点和生命共同体意识。马克思在将实践作为联结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中介、强调实践能动作用的同时，也极为强调应摒弃主客二分观念、推动形成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他认为，随着人类主体性的不断膨胀，资本逻辑钳制下的自然观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相异化，而“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42]。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在潜移默化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青年关于环境保护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总的来看，中国青年形成了良好的生态意识、生态理性与生态价值观，而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扎根落地的思想文化前提。另一方面，中国青年在环保工作上的自我动员能力强，组织化程度高，参与的意愿也更为强烈。近年来，仅在内蒙古一地，共青团、青年环保社会组织、青年志愿者队伍和青年突击队就累计开展绿色环保活动1000余次，植树造林40万余株，吸引了10.5万余名青少年积极参与[43]。在对新疆阿勒泰地区野生动物河狸的保护工作中，短短五年时间就有100多万名“90后”青年参与其中，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蒙新河狸种群数量增长了20%[44]。

5.中国青年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不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逻辑上实现的一次深刻革命。但需要注意的是，走和平发展道路指的是不以战争为手段促进现代化建设，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软骨政治”的复归，也不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放弃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社会主义政权和国家用武力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和干涉的战争史[45]，作为赢得社会主义未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基础性支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依然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反的是，由于资本扩张的强烈原始驱动，资本主义国家往往诉诸军事手段与殖民掠夺为现代化发展铺路架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大国苦心经营的旧殖民体系虽然逐渐瓦解，但西方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新殖民主义活动与战争掠夺却从未停歇。以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为了掠夺石油资源、捍卫美元霸权主导发动了海湾战争，该年美国就因战争“获利”480亿美元[46]。又如，美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的数据显示，1775年至1991年，有超过4100万美国人参与战争[47]。从1945年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2001年之后，美国又在全球85个国家发动战争，夺去了超过90万人的生命[48]。

相较于西方民众，中国青年在塑造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方面有着怎样的优势?一方面，“和合”属于中华民族独特的伦理道德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协和万邦、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塑造了中国青年爱好和平的优良品质与思想传统，而美国人却在例外论的思想导引下逐渐产生了干涉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近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支持继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71%)和军事(72%)援助，81%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应该维持(62%)或增加(19%)对北约的支持力度[49]。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武装下，中国青年擅长的辩证思维、关系思维、有机思维和内化思维使中国的国际战略更倾向于求同存异、和平共生、合作共赢，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抱有的逻辑思维、类属思维、外化思维和机械思维则更倾向于“把矛盾推向非此即彼的解决之道”[50]，其中亦包括单边武力干涉这一选项。需要注意的是，偏执的“主和”思维只会导致决策主体片面强调道德感化和过程正义、过度进行无回报或低回报的利益输出、在战略反应中将价值实现置于利益实现之前，从而最终困于战略闲置陷阱之中[51]。而中国青年有着更为科学、理性、辩证的战略思维，这种群体思维的延伸进一步影响了国家层面战略决策的基本取向与制定，继而避免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走片面主和、反利己主义的道路。

党领导下的中国青年运动史，是一部书写着中国青年担当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先锋力量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倾心关切青年成长，其一系列重要论述为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指明了正确道路，也为青年一代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指明了实践路向。广大青年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接力奋斗的历史主动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春担当，擦亮中国式现代化的青春底色，坚定不移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展现青春新作为。

1.青年一代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实践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历史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成功、在国际上不断赢得认同的一项重要经验，也是中国青年在强国复兴道路上砥砺前行的根本遵循与必由之路。当今世界业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推进与中国青年的发展都面临着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可控性因素，青年也容易出现“跟谁走”“怎么走”的困惑和摇摆。而青年时期接受的政治引领往往关系到人一生的政治态度[52]，为了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青年自身发展的不变质、不偏航、不跑题、不懈怠，广大青年就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秉持“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信念誓言，更加自觉地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青年一代要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生境界”[53]。青年一代要把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正确认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人是具体的、现实的人，是存在于社会全部成员组成的集合体中的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有将个人发展之“小我”融入祖国现代化建设之“大我”，个体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和充分施展才能的条件与空间。因此，要将个人发展的具体目标同民族振兴的宏伟目标结合起来，明晰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积极培养核心竞争力和专业素养，以真才实学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事业。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唯有如此，青年才能真正跨越损人益己、降志辱身的狭隘视域，进而才能在强国复兴的道路上成就个人理想。具体来说，首先要厚植平民情怀、为民情怀，端正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作风。其次，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54]。最后，青年是社会发展的先锋力量，要做为人民服务的孺子牛，不当脱离群众、轻视群众的利己主义者，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自己的实践方向，以青春为笔，回答好为人民谋幸福的时代答卷。

3.青年一代要练就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硬本领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许多新的现实挑战，这也对中国青年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实践证明，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动力”[55]。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青年最重要的是要切实提高守正创新的能力。一方面，守正是前提、是基础，守正就是守正道、守正气、守正义，广大青年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在实践中砥砺才干，同时坚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把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公平公正、增进人类福祉作为创新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推动创新向善。另一方面，创新是关键、是出路，广大青年要不断提高自身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既要敢于克服一切制约创新思维形成的顽瘴痼疾，不断破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束缚，冲破对“权威”的迷信，纠正盲目从众的思维惰性，也要在建立丰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充分了解自己的创新偏好，不断培养创新技能，加强团队协作与沟通，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总结，形成有效的创新反馈机制。

4.青年一代要自觉树立全球思维和世界眼光

当今世界，南北发展鸿沟不断拉大，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世界动荡日益加剧，这都呼唤着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青年的更大作为。首先，青年要理性看待外部世界，注意培养正确的国际观，坚持自尊自信、开放包容，不因国家发达程度、人种肤色、文化差异等产生“俯视”或“仰视”的非理性心态。同时要自觉培养全球思维，尊重文明多样性，善于把握全球化的发展情势，不断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其次，行动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青年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培塑以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行动自觉，主动通过“筑梦丝路”青年发展计划、中国青年志愿者海外服务计划、世界青年发展论坛等类似渠道，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年智慧与力量，也为实现个人梦想历练本领、增长本事。最后，如列宁所言，“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56]，广大青年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博大情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长期较量中勇于担当青年使命，做世界发展大势的坚定引领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级科研项目—2022年度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党的青年群众基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QN051)的阶段性成果]

叶子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讲师

郑宜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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