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书号有变数，哪家欢喜哪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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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最近书号问题被不少业界人士关注，无独有偶，商务君也看到了两篇相关文章，特此安利给业界同仁。
书号对业内人士来说并不陌生，大家每天都在和它打交道。我们在此做一个大胆的猜测，如果书号减少了，出版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目前没有关于书号的任何政策出台）
商务君与几位出版社领导交流了这个话题，书号减少了，出书品种肯定会相应的缩减，短期内出版效益可能会下降，但长远来看有利于出好书，出精品。有社领导表示， 对于一些比较有竞争优势的出版社来说，书号缩不缩减影响不大，该怎样发展还怎样发展，编辑们也还是以打造精品为己任。还有社领导认为，无论是管理部门还是出版企业，大家追求内容质量的愿望是一致的，书号数量控制与否对一贯重视内容品质的出版机构不会有什么影响。
商务君最近正好看了两篇关于书号的文章，一篇探讨了书号缩减后，出版业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另一篇则讲述了书号的前世今生。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非常全面，所以商务君借花献佛，转载给诸位同仁。
第一篇文章转载自试客出版工场，原文标题《削减书号供给，算不算出版行业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探讨了书号缩减将给出版业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说，纸价上涨是引发业内对未来焦虑的的导火索。那么削减书号供给，可能会对出版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官方消息来确认2018年的书号供给会减少40%。我们只是考虑，如果在未来的时间内真的出现了这个情况，出版业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出版资源怎么协调？
如果书号真要减少，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可能会反复出版、并且依然能产生动销的图书。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过去的一年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类图书在当年新书出版品种的比例中，应该是相当高的。
这种图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书，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版权一直在一家出版社手中，不断续约；二是版权到期后换了一家出版社。后一种情况无疑是要新书号的，出版社出于市场考虑，愿意再出版这本书，自然也就要为这本书在书号上产生的成本埋单，我们主要来具体说说前一种情况。
为什么版权续约后要再出版一本新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成本上升了。一个签约5年的版权，如果在市场销售中验证了销售回报，那么未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续约版权，然后每隔几年涨一次定价再卖一轮。
这当然无可厚非，经典常销书就是这么来的。对于出版社来说，即使这类书的销量并没有首次销售那么高。但是，第一市场渠道还是认可的。第二自己所冒的销售风险其实也没那么高。第三，调整的成本非常低，就是开机印刷的时候换个封面，再申请个书号而已。
可是，之前从来不太限制的书号，如果今天开始限量供应了，怎么办？
对于一个中型出版社来说，假设一年500种的出书规模，今年突然变成300种了，你是把书号给那些销量不会特别高，但还算能保证市场的书；还是把书号给内容新鲜但市场还未检验的新书品种？
前者给多了，没有未来；后者给多了，没有收入保障。从这个角度说，多年以来强调的出版精细化运营和数据管理，会让出版社更加重视。
卖书号的出版方怎么办？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都知道，我们有很多做自费书的出版方。书号，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明码标价的资源。我们在这里不去考虑各家有什么样的苦衷和现状，当可卖的书号资源减少时，这些出版方会怎么办？
首当其冲的，是人力的变化。
虽然出版方是以做自费书、合作书为主，但鉴于新闻出版的追责制度，其实很多出版社还是要有很多编辑负责看稿、审稿的。当书号开始缩减的时候，这些编辑的时间就会出现富裕，对应的，所获得的收入就会下降。
两条出路：一条出路，就是转型去做市场书。但是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另外一条出路，转行……
其次，短期的变化是收入减少所带来的隐性动荡。
很多以做自费书、合作书为主的出版社，书号的最大价值当然在于给出版社带来大量轻松可得的收入。一个书号几千到几万元不等，再加上印刷费、编辑费等等，一年的收入应该说不是个小数字。
虽然书号削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动书号单位价格的上升，但是整体来看，书号给出版社带来的收入在大趋势上还是会变少。当出版社挣钱很容易的时候，很多问题都会被掩盖，但是如果整体收入变少了，那么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最后，长期的影响是出版社的定位与转型。
一般来说，提供书号的出版社很少会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多数都会选择什么都出。但是当书号不能成为其收入来源时，出版社未来该怎么办呢？只能重新定位和转型，而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需要长期摸索和尝试的事情，再加上图书的长生产周期和慢反馈，定位和转型又谈何容易？
市场会怎么变？
书号减少，我们可以简单的想象成为，进入市场的新品种被限量了。
首先，对于市场上的存量书来说，是整体的利好。
这一点怎么说呢？虽然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但长期来看，今天能够留在市场上长期销售的产品，还是经得起检验的。可长尾产品为什么卖不好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渠道和读者的“追新心理”，当新书供应量变少了，在劣质品不能轻易进入市场的前提下，以往一些长销的产品，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机会。
其次，对于市场上的存量书来说，类别上将面临一次洗牌。
以童书为例，据说，在2017年上市的24万种新书中，有12万种是童书。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孩子的钱看起来最好挣，所以大家都赶着去做童书。但是谁做谁知道，这个市场早就被低价、同质挤得没利润可言。可是这种产品的门槛又是最低的，所以很多出版社不得不做。
当书号供应量减少，从去年200个书号变成今年的100个书号，去年可以轻易尝试的童书，今年你还敢投书号做吗？
同理，所有在市场上竞争的出版社，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优势领域，过往几年的跨界尝试，如果书号减少了，可能竞争成本就会变得很高。而大家集中领域的专业竞争，在逼出优质产品的同时，也会加剧这个领域的竞争。所以，这个大前提下，越是专业集中度高的出版社，越容易获得优势。
而存量书的市场表现调整，又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新入市品种的变化。
我们怎么看？
按照供需原理看，如果一类产品的供应规模进行缩减，通常会产生价格上升，进而拉动供应规模再次与需求产生平衡。
但很不幸的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图书品种一直是供给远大于需求。所以这次的供应规模减少，其实可能并不能在市场上对消费者造成什么实际的影响。改变与影响的，只能是我们供给方。
对出版社来说，即使我们不是依靠卖书号或做自费书过日子，但如果供给数量被限制了，那么无论是对自身运营水平的要求，还是市场上同类产品的竞争，再加上互联网企业的虎视眈眈，出版社的日子都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可是反过来说，纸质图书的市场目前本身就是一个微利行业，如果这样的供给侧改革，能够促使出版社开始转型和产品升级，也许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第二篇文章转载自好奇心日报，原文标题《攸关出版的“书号”，关于它我们可以知道些什么？》（作者魏倩），讲述了书号的前世今生，转载时有部分删改。
中国图书出版至今还严格执行着配额管理制度，一年出多少书受书号控制。中国目前有 500 多家出版社。按照商业术语来说，它们拥有“特许经营权”，每年有一定的书号指标。这些书号会在被印制在出版的图书上，不用即作废。下发指标的同时，就可以预估和控制当年的图书出版数量。
从1980年代起，面对越来越多的图书出版需求，民营策划机构开始出现，它们通常以“协作出版”的名义与出版社合作获得书号：出版社提供书号并负责终审，民营策划机构需缴纳一定的费用。这渐渐发展成一个“卖书号”的生意，尤其是对于小出版社来说，比起出版社原先费时费工的策划工作，它不需要花费人力成本，极短周期内就能完成出版指标，还能赚一笔“图书管理费”。
这个书号费通常被冠以“出版管理费”或“审读费”的名义收取。一位就职于民营策划机构的编辑回忆，书号费最贵的时候是在 1990 年代，当时市场上曾经有书号达到 30 万元的天价。到后期国内出版格局逐渐稳定，书号的价格约为 6000 元到 1.5 万元不等。“也有高的，听说过有 2 万的，但我周围的人没有买过这么贵的号。公司也会设置上限，不会让你去买个贵号，也就是 1 万到 1.5 万。”
2008 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 CCTV《决策者说》节目谈书号问题
根据出版社所处的名头或所属机构（中央或地方）、出版社的名称（是否为专业出版社）等诸多规律，在这个不公开的巨大市场里，书号被分为不同的价格。一位编辑总结：“一个很粗略的规律是越市场化的社，它的价格往往较低。”
2009 年，据业内人士估算，民营策划机构每年用于买卖书号的费用就高达 10 亿元。
这些书号费都被加进了图书成本，它是民营书商当年开支的一部分，也被摊薄在了每一本书籍的费用里。
民营策划机构在书号方面的风险
一位曾在民营策划机构工作的编辑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方式，“策划编辑根据手中图书的内容和风格，决定合适的出版社，然后请版权部协助，付费买该社的书号，就行了。”
接下来，民营策划机构会将提前准备的材料交给出版社审阅，据另一位编辑介绍，“各社需要的材料并不一样，但基本上是作者身份信息、书籍介绍，有时需要封面。”书号购买成功后，民营策划机构内的图书编辑校对工作完成，他们再将三审三校的稿件连同封面送给书号提供者审读。
到了图书付印阶段，版权部依然需要和出版社进行沟通，开具委印单和准销单等各类出版所必须的凭据。书印好了，民营策划机构再将其从出版社手中全部包销下来，获得该书的专属发行权。“每本书出版的背后，都有我们与出版社的至少8份合同。”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则在招股书中这样描述他们与出版社的合作方式：发行人首先进行市场调研和选题策划，并购买图书版权，然后与出版社签订出版合作框架协议，出版社负责取得出版版号及图书出版印刷。新经典的招股书中还将这种自有版权图书的发行过程列为可能的风险之一。
“没感觉有什么麻烦，这些都是常规流程。”一位编辑并不认为这种迂回对民营策划机构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影响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前面提到的书号费是其中最“实在”的一个影响，几年前一位颇有成就的民营出版人曾经表示，一年同样出 500 本书，“我书号要多付出小1000万成本，正规出版社作为国家文化公司的减免税等可能省下1000万，里外可能就要差2000万利润。”
当然麻烦还不止这些。
2013 年之前，由于只有出版社才有权向印厂开具委印单，出版社、民营策划机构和印厂之间往往需要签订一份不受保护的“三方协议”，委托民营策划机构直接向印厂支付印刷费。否则，民营策划机构商必须提前将大额印刷费用交给出版社，报审多地出版局。“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的业务不同，其税收也会发生错位。由于纸张印刷等最大的成本无法计入业务，它就没办法按照成本报税。许多民营策划机构不得不做两套账本，或者请出版社为其开具其他票据，当然全是灰色的。”
这些财务上的灰色地带，也被视为国内民营策划机构始终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的一大原因。
书号问题已不再是问题
2009年的改革，可能是出版行业最大规模一次释放生产力，严格控制的“特许经营”有了松动。
当年，面对已成一定之规的书号买卖市场，原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新的书号监管方式。2008 年7月，原新闻出版总署对全国500多家出版社进行了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业务培训。次年3月以后，全国图书出版单位全部实现通过互联网进入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完成申领书号和条码。
书号实名申领信息系统客户端
按照实名书号新规，原总署不再直接统一放号，而是需要核验经过三审三校的书稿。一本书只允许领取一个书号，也能彻底断绝过去10年多书共用一个书号的现象。
但这种紧缩式的管理并未吓退书号买卖，由于书号透明化管理，出版社的卖号成本大幅增加，书号的价格越发攀升。
与此同时，当年4月，在民营策划机构和市场的强大呼声中，原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意见》，鼓励出版发行公司和发行集团交叉持股，鼓励非公有制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领域。那年时任总署署长柳斌杰主推的出版业改革中，明确提出了“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当时，国内图书市场上除教材由国有出版社专营外，其余品种里民营策划机构已占据了50% -80%的市场份额。
在过去20年里一直被列为“严厉打击对象”的民营策划机构们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至此，书号已经不再能限制他们的手脚。现在他们有无数的方法绕过这道牌照，并且合规合法。
一时间，民营策划机构纷纷和国有出版社开展合作，“公私合营”之后，原本青黄不接的国有出版社得到了民营策划机构的控制权。始终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民营策划机构也通过“收编”获得了最关键的合法资源：出版权和书号。一些有市场目标的国有出版社也形成了书号的常规合作流程，他们和民营策划机构关系密切，工作进度快，审查尺度适中，甚至通过书号合作和协同出版形成了自己的品牌。
结语：到了2018年，图书已经不再是知识到达人们手中的唯一方式，甚至也不再是原来的那些民营策划机构们唯一的变现渠道。在一些民营策划机构中，版权将会在今后成为电影、电视剧，为公司带来远超实体书出版的高额利润。
书号不再重要了，除非它有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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