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俞晓群（海豚出版社社长）

到今年，上海书展已经举办了12个年头。作为出版人，我也已经关注了12年，参加了12年，获益了12年。可以说，我对上海书展有着特殊感情，年复一年，全世界各类书展太多，而我从事出版工作30余年，能吸引我带着产品如时参加的书展，只有3家，上海书展便是其中之一。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上海书展的前身，举办“文汇书展”时，我就是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了。一路走下来，我参加了多少届“上海书展”或“前上海书展”呢？记不清了，反正上海是我从事出版以来，作者最多的地方；是我长期组稿的必经之地；是我最喜爱的城市之一。所以无论有没有书展，上海都是我每年需要如期拜访的城市。只不过有了书展，我前行的目的更加明确，年复一年的书展行程，让我有了一个更加核心的坐标！

可能有人会问：你的观点是否有些偏激，对于上海书展的赞扬，是否有些感情用事？上海书展如此吸引你，它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对此，我想到五点不同：

1.上海是一个有出版传统的地方，是近百年中国现代出版的发祥地。

因为上海曾经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出版方面，它为我们后来者留下太多值得记忆与学习的故事。比如我最喜欢的老品牌出版社，当初它们几乎都始建于上海，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生活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世界书局、儿童书局等；还有我敬重的出版家，他们也大多出自上海，像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陆费逵、胡愈之、巴金、汪孟邹、汪原放等。直到1949年以后，我敬重的出版家，他们的故事也与上海相关。比如陈翰伯，他在1958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时，也是首先回到上海，将老商务印书馆的资料收集起来。当然，值得记忆的人物还有范用、沈昌文、董秀玉等，这一连串的前辈名字，大多有着“在京海派”的称谓，他们的影响，怎么会不深深扎根在我的心中呢？尤其是沈昌文，我与他接触最多，每次见面，几乎都会听到他说几句上海话，讲他早年在上海的故事。他80岁以后，便很少离开北京去其他地方，但上海除外，今年我还要陪伴他去参加上海书展，发布他的新著《师承集》。

2.上海出版孜孜不倦的追求。

虽然1949年之后，我国文化中心向北迁移，但我始终认为，上海的文化传统还在，上海的出版传统还在。两年前，我曾经出版过陈昕《出版忆往》。他是上海出版的领军人物，他在书中讲述上海人民出版社时说，上海出版人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汇聚而成的。比如以书为标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原时代；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第三个高原时代。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辉煌。陈昕的观点，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上海出版界的发展与追求。作为出版者，在这样的城市里参加书展，在这样的城市里“与书共舞”，得到的感受自然不同。

3.上海是当代出版人的福地。

虽然经历世事变迁，但上海的的文化底蕴还在，上海的出版底蕴还在。回顾我三十几年的出版经历，毫不夸张地说，我在上海组织的书稿最多，签约作者最多。像我曾经组织出版的《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海豚书馆”等，其中许多资源都取自于上海；像我的作者和策划人陆灏、葛兆光、陈子善、贺圣遂、周山、傅杰、江晓原、小白、毛尖、黄昱宁等，他们都来自上海。及此，我还想起2011年，我开始策划出版“民国童书”，在寻找资源的过程中，许多稀缺的民国童书主要淘自两个地方，一是北京潘家园，那时我们经常起早去那里淘书，潘家园的一些收藏者也会打来电话，说又找到一些旧童书。后来我出版的“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幼稚园生活课本》、《手影术》、《少年百科全书》等，许多都是从那里淘到的。此时的感受，甚至让我想起“礼失求诸野”那句老话。再一就是上海图书馆了，我派人不下十余次前去那里，找到“小朋友文库”、“我的书”和“童话丛书”等大批珍贵资料。其中有些旧童书，甚至是民国时期的孩子们画过的作业，上海图书馆都能收藏起来，很是难得。应该说，上海图书馆资料多，服务好，还懂书。

4.上海书展的地位。

虽然1949年之后，我国文化中心向北迁移，但我始终认为，上海的文化传统还在，上海的出版传统还在。两年前，我曾经出版过陈昕《出版忆往》。他是上海出版的领军人物，他在书中讲述上海人民出版社时说，上海出版人的追求不是一座高峰，而是一片高原。而这片“高原”，是由一代代出版人建造的“高峰”汇聚而成的。比如以书为标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确立社会科学出版的第一个高原时代；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第二个高原时代；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第三个高原时代。正是有了这样的传统和承继，才有了今天“群峰并立”的辉煌。陈昕的观点，从一个侧面阐释了上海出版界的发展与追求。作为出版者，在这样的城市里参加书展，在这样的城市里“与书共舞”，得到的感受自然不同。

我见过的书展或读书活动，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以版权贸易为中心的活动，如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和北京书展等，都属于此类。展会的主要时间段，都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其活动主旨也是面对书商。一般是在书展即将结束时，才会设立一两天“公众日”，对普通读者开放。二是公益类的读书活动，像“深圳读书月”那样。当每年11月来到的时候，阅读就会成为这座城市的主题，政府为市民铺设各类读书场所，请有学问的人前来讲座，让读者之间进行交流，为不同的人群提供阅读指导。三是以图书销售为主的书展，如香港书展、上海书展等，商业主题非常明确，是普通读者的阅读节日。与之相连带的文化活动，诸如图书发布、签售、演讲等一并展开。

在第三类书展中，上海堪称翘楚，去年我还写过一篇长文《书展：为上海文化增添记忆》，其中写道：“作为出版人，我一直是上海书展的拥趸。我不但每年都会参加她的活动，而且还会将重点图书的出版周期，都以上海书展为终点，安排在此时集中上市；因此每当书展来临，我都会带着一些新书欣喜而来。我保持这样的状态，已经有很多年了。”确实，上海书展已经成为“三大华文书展之一”，但是他们的目标，一定是要超越法兰克福、纽约、巴黎、伦敦……而且从城市书展的超越，实现整个城市的超越！

及此，我还想起一些与上海及上海书展相关的一些趣事：一是我们的作者越来越重视上海书展，甚至有些作者要求在合同中写上：“本著作出版时，在上海书展上作新书发布活动。”因为上海的读者不但热情，而且懂书。比如我就听过一位作家说，对文字而言，上海的读者是一个试金石，他们很挑剔，眼光很刁！二是出版业内对于上海书展的认同，已经有了不小的一致性。许多出版方都乐意将他们一年中的重点产品，集中在这里展示出来。比如今年，我个人的新著《精细集》（浙江大学出版社）和《一个人的出版史》（上海三联），竟然也不约而至，同时在上海书展上首发。

5.海豚出版社的准备。

今年我们为上海书展准备，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都大大强于往年。比如新书签售，往年我们在上海书展上，最多会搞一两项活动，但这一次我们一举列出6项，其中有：英国谢泼德签售他的著作《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书之瑰宝》，并且还要在思南会馆作专题演讲《19世纪英国文学作品的装帧》；我们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举办新书发布会，共同请来我们的作者，带来他们的新书：有沈昌文《师承集》，陈子善《张爱玲丛考》，黄昱宁《变形记》，胡洪侠《非日记》等。另外，我们发布的新书还有杨小洲《伦敦的书店》，以及他策划的《鲁拜集》经典版和《鲁拜集》笔记本；李长声《瓢簞鲶闲话》；吴兴文《书缘琐记》；周立民《闲花有声》；梁由之《天海楼随笔》；朱煜《赵清瑶的作文故事》；还有“纪念丰子恺逝世40周年”新书签售会等。总之海豚的十几部新书，一并在这本届书展上推出，进一步说明，在我们的心目中，上海书展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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