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人民社“背靠大树好乘凉”，多年积累下的品牌优势、国家资金扶持、丰富的出版资源，让其成为出版界眼中的“特殊分子”。对于黄书元来说，代号001的人民社有其自身的“易”与“不易”，外人看到的多是“易”的一面，知情人看到的多是“不易”的一面。“人民社能有今天的成绩，是全社共同努力的结果。人民社发展之路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可以说十几年来，人民出版社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创新发展，不断做大做强，品牌影响力日益扩大。

如果生活曾经给了黄书元一颗柠檬，那他后来无疑将这颗柠檬变成了一杯柠檬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黄书元求学之旅可谓一路艰辛。初中被迫离家到偏远地区去读书；高中学业也要借助远房亲属的关系才能得以延续。而后来的知青下乡政策，更让他失去高考的机会，直接被招工到合肥市一家房地产公司去当一名建筑工人。虽然生活有太多的无奈，但黄书元并没有放弃。在结束一天劳累的工作回到挤着十几个知青的小寝室后，黄书元还坚持学习。那时他床位上昏黄的灯光，犹如灯塔一般，指引其参加了1978年高考，并取得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但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黄书元却犯了难。他的弟弟也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本身不富裕的家庭，无法承担两个大学生的费用。而家里更倾向于没有工作的弟弟，去完成大学学业。虽有些无奈和不甘心，黄书元却没有气馁，他填报了费用全免的师范类院校，最终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那个时候，黄书元对知识的渴求，让他将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大学四年里，他借阅了当时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中外名著。那时候他生活的重心就是三点一线，教室、食堂、寝室。他每天的状态就是迎着晨光，背着书包，拎着水瓶，带着搪瓷缸，直到寝室熄灯才回来。

他的付出也获得了回报。19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三好学生与优秀毕业生的荣誉让他成为众多用人单位眼中的“香饽饽”。而那时他最想从事的职业是记者，但1982年所分配岗位中偏偏没有这一职位。最终他选择了出版，来到安徽出版局，一干就是八年。在他看来出版这个行业不仅与记者工作有相通之处，还能将自己的特长与爱好相结合。1989年，他出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副社长，3年后担任社长；1997年，出任安徽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在他担任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期间，由黄书元组织、编辑、策划的图书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大奖。在一次国家图书奖评奖中获得两个正奖一个提名，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他策划编辑的《心灵的长城——中华爱国主义传统》《中华三德歌》《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等连续4年获“五个一工程”奖，《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一书还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

回忆过去，黄书元用感恩这个词串起那段经历。在他看来，人生中无论好与坏的历程，都是一笔财富。“每个人都不该抱怨生活，人生每走一步都是发展、成长的阶梯。”

对于2002年离开安徽新闻出版局，赴京担任人民出版社社长的事业走向，黄书元说他当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最早有中宣部和中国出版集团的同志来安徽考察，也没有明确说什么，尔后几个月没有任何消息。”在他觉得此事可能不了了之时，中国出版集团传来消息，要安排他与中宣部的领导见面。没有多想的他准备了第三天的返程票，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启程前往北京。结果，被告知要担任人民社的社长兼党委书记。

这个突然的决定，弄得黄书元有些手足无措。“我没有去过人民出版社，更不知道它的大门朝哪边开。” 在黄书元的记忆中，他只知道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在1921年建党初期创建了人民出版社并担任社长。但那个人民出版社与现在的人民出版社有没有关系，他也不清楚。还有，新中国诞生后，著名学者 、大笔杆子胡绳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的社长；1957年在人民日报被第一个点名的右派曾彦修也做过人民出版社的一把手。想到这些人，黄书元深深地意识到人民社社长兼党委书记这一位置的分量，感到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下来，开始思考如何掌管这个老牌政治类出版社。

在外人看来，黄书元接到了一个美差。人民社牌子响，资源多，背后有国家支持。但黄书元到人民社后，发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看起来很好走的路，却有着意想不到的艰辛。”

当时许多部委的下属出版社，对人民社的政治出版资源进行了明显的分流，人民社已不是重要政治类书籍出版的第一选择。这就导致人民社上下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在约谈了大部分员工之后，黄书元发现一些编辑人员的情绪很是低沉，认为人民社未来之路更加艰难。“当时大家认定了党政方面与国家领导人的书籍就该由人民社出版，如果这些资源不给人民社，那人民社将来还能干些什么？”

面对这样的情况，黄书元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转变人民社发展思路。“人民社未来的发展不能完全靠部长，要靠市场，要向市场要效益。”他明确提出人民社必须走市场化道路的方针，从而调动全社员工的工作情绪。

从此之后，人民社变被动为主动，从依靠上面部委给选题，到自己主动策划选题。黄书元认为政治类图书做得好还是有市场的。“中央发下来的文件或者指定图书可以交给别的出版社来做，这是无法阻止的。但是我们可以围绕它们做一些市场化的探索，做辅导解读选题，做深入研究的出版物。人民社几十年积累下的品牌资源，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

在调整出版思路的同时，黄书元也在内部进行了一次改革，引入更符合市场化的管理方式，比如成立事业部、加强绩效考核、优化内部ERP流程等。正当人民社逐渐恢复士气，黄书元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2003年非典来袭，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当时人心惶惶，对人民社的业务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发出去的书没人敢开封，直接被退回。社里的运营也处于停摆状态。”但他又必须面对全社的员工要发工资、200多位离退休老同志要发退休金的这一现实。那时黄书元心里很焦虑，他多次从梦中惊醒，背部和床单都被汗水打湿。然而他在工作中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或者躁动，表现犹如“定海神针”一般，安抚住全社员工波动的情绪，最终带领人民社渡过了那场难关。

2010年正处于出版社转企改制时期，人民社作为事业单位被保留在体制之内，但人民社并没有得到国家拨给的事业费与“人头费”；也不享有国家给予企业的免税政策。而对其的考核，则是依据出版企业的标准来进行。职工的养老保险直到目前也没有享受到任何优惠。“企业不沾边，事业也不沾边。人民社改革的压力更大。”

在黄书元看来，人民社在发展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也付出很多努力。“外界以为人民社占了很大便宜，其实便宜在哪里？之前，很多政治类图书出版首选都不是人民社。很多党和国家重要的出版文献并不是天上掉下来，而是靠我们争取过来。2013年一年，就有五个常委领导人在我们这里出书，这都是我们改革，市场化转型的结果。”

从2004年开始，人民社迅速发展。2002年人民社（含东方社）出书品种280种，码洋刚过亿元，而到了2014年，人民社（含东方社）年出书品种已达2000种左右，销售码洋超过10亿元。同时，人民社出版类型也愈加多样立体。据黄书元介绍，当前人民社出版主要分为三大块。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为政治类出版物，包括马列经典读物以及相关政策辅导解读、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等；第二块为学术出版物，包含哲学、经济、历史、法律等多个门类。第三块是公益与文化类图书。

在黄书元看来，这三个板块是构成人民社出版品牌的关键，而贯彻品牌的核心则是“出精品”，简而言之便是精品立社。到人民社后，黄书元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精品乃立社之本、强社之基”。黄书元赴任前，人民社已有两三年与国家三大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政府出版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无缘。在他看来，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甚至是丢人的事。“一个出版社的精品少了，自然不会获得社会与读者的认可。”因此，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精品立社”、“精品强社”的办社理念。

“要出精品书，选题是第一位的”，黄书元如是说。为此，他创新了人民社的选题论证制度，采取在社内局域网上“双盲投票”。人民社成立了一个21人的选题论证委员会，选题论证委员会成员都是各方面的专家，是有实战经验的老同志。投票全部在局域网上进行。专家投票时不知道选题的责任编辑，这样避免了“人情稿”和“关系稿”；专家投了票后，选题的责任编辑也不知道是谁投的票，这样避免了专家得罪人等问题。有的选题，专家“盲投”时出现了分歧，就提交社选题论证会进行面对面的讨论。社选题论证委员会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开一次会，集中讨论那些拿不定主意或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的选题。

黄书元说，网上“双盲投票”选题论证制度有两个好处：一是能提高效率。现在，有些选题要求当天就作出决策，有些选题要求几天或几个星期作出决策。网上投票，选题不要求全票通过，只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数就自动通过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效率。二是网上双盲投票，专家觉得该否定的就否定，有什么进一步要求就直接提出来，能如实反映专家的想法，这种真实的论证能够基本保证选题的质量。

建立起有效选题论证机制之后，对于选题方向，黄书元也有着自己的考量。“人民社在专业出版与主题出版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这是人民社的主业，我们的选题应该有目的向其倾斜，将其做好做优。”在专业出版方面，黄书元高标准，严要求，尤其在学术著作方面针对编辑校对的出版规范和标准，人民社已经成为很多出版单位的标杆。近十年来，由黄书元统筹、策划，人民社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价值的标志性出版物。如《社会主义通史》（8卷）、《艾思奇全书》（10卷）、《中国民俗史》（6卷）、《希腊哲学史》（3卷9册）、《东方哲学史》（5卷）、《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欧洲形成中的亚洲》（3卷11册）、“南怀瑾系列著作”等。这些精品学术论著，是相关学者的毕生研究结晶，一经出版，就在业内产生了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主题出版方面，黄书元提前谋划部署，精心组织安排。如在十八大召开一年之前，人民社就着手制订“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规划”，通过优化选题、遴选优秀作者等办法，最后确定了约70种图书作为迎接党的十八大的重点图书，品种数量与规模均居全国各出版社之首。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要节点，人民社都是以一大批从不同角度反映时代、人民发展进步的图书，吸引了读者的眼球。

“精品立社、做好做优主业”不仅让人民社读物获得市场的认可，也让其收获了诸多荣誉。近十年来人民社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出版奖；在学术影响力方面位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第一名，社会科学著作总被引次数一直居全国各出版社之首。在“全国图书阅读调查”活动中，人民出版社连续五次获得“读者最喜爱的出版社”第一名，品牌效应愈加明显。

无论多大的品牌，如果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终也会被淘汰。柯达与诺基亚的结局，就是最好的佐证。黄书元认为，人民社如果不能顺势而动，锐意进取，之前积累的财富，最终也会坐吃山空。“时代发展这么快，你不改变终究会被淘汰。互联网时代，你一定要保持高敏感度，对于新生事物不仅要接受它，适应它，还要想办法超越它。”他认为当前移动媒体当道，出版社应该为此做出调整，不然衰败是必然的。“作为一个社长，你要领导出版社不被时代淘汰。如果没有创新意识，就可能将船带翻。”

很久之前，黄书元就察觉到数字出版将会给传统出版带来巨大变革：“尤其是出版业以教材教辅作为重要业务，一旦教育业刮起数字风，数字书包推行，那么对出版业的打击是巨大的。”他也相信，纸质图书终将被阅读器取代。“那个时候纸质图书会以艺术品的形式存在着。”

在此环境之下，人民社也开始了自己的数字化探索之路。2010年，由人民社着力打造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党政图书馆）正式上线运营。这是全国唯一一家系统、规范、准确提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要文献以及相关著作阅读查询的数据库。该数据库第一次把我党90多年来思想理论建设成果，通过互联网平台这一新技术和新传媒手段进行传播，有效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能力。2011年，该数据库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物奖提名奖。

目前该数据库已涵盖1.5万余种图书。在网络数据库的基础上，人民社还制作了离线数据库安装包，将其安装到有需求单位的内网机器中便可正常使用。同时安装包附带升级服务，保证数据库的信息能随时更新。“离线数据库安装包的销量很不错，中共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中央编译局以及很多知名大专院校都是这个产品的忠实用户，比如中央党校，一买就是五年。”

黄书元还关注整个出版业的转型升级。“面对冲击，出版业如果不团结起来，就很容易被数字化浪潮所淹没，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将事情做成。” 2014年12月27日，中国数字出版联盟正式成立。该联盟的成立旨在促进资源合作，组织合作营销，开展维权行动，加快推进传统出版社转型升级，更好地实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联盟目前共有63家成员单位，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等56家国内知名出版社，联盟选举出100名理事，黄书元当选为理事长。

联盟成立后的第一个项目便是2015年4月24日上线的读书会。这个以书为媒介的交友平台，通过读者对书籍的评价交流，帮助读者找好书，帮助好书找读者。读者更可以参加平台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彼此的互动。黄书元介绍说，同豆瓣等多家互联网企业办的读书频道不同的是，读书会身后有数十家出版社作为支撑。有着庞大的编辑、作者队伍作为后盾。“它对读者的服务，更加专业到位、还可以嫁接更多属性，比如说商业平台。”早在几年前，黄书元就想要建立一个出版业的淘宝平台，其实这就是一个雏形。“门户网站、电商平台等经过多年发展，都已经实力雄厚，我们不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但是我们以社交平台作为基础，未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打个比方，读书会如同商城里面的儿童乐园，而出版社就是背后支撑它的商场，儿童乐园的建立必会带动商城相关产品的销量。”

从1982年至今，黄书元已在出版业工作了33个年头，黄书元用“无怨无悔”来形容过去的这段岁月。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黄书元作为出版界5位代表之一，登上彩车驶过天安门城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让他体味到作为出版人的那份荣耀与自豪。

黄书元常说，是对出版的激情让他坚持到了现在。“虽然我年龄有点老，但是心理年龄还很年轻。我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让我在哪个年龄阶段都有所追求。”与其回顾过去，他更愿意做的是展望未来。“无论今后如何发展，未来总会比现在更美好”。对于很多人唱衰出版业，他不以为然。“出版业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内容为王始终是不变的定律。人们的阅读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化，包括阅读碎片化，但是对内容选择加工的需求是不会改变的。坚守好自己的责任，将工作做好，我相信出版业的未来会更加光明。”黄书元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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