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人民生活的保障，是国民经济的根基。其中，制造业对内提供经济发展的各种物质支撑，对外参与国际竞争，是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的规模持续扩大，在全球的份额不断提升。然而，近年来也出现了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自2011年至2020年，中国制造业比重从32.1%降至26.2%,共下降了5.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0.65个百分点，这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提出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目标。

然而，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无论是发展趋势还是绝对值大小都存在很大差异，这给判断什么是合意的制造业比重，以及如何准确理解“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基本稳定”带来了很大挑战。例如，从横截面比较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WDI）,2019年，澳大利亚的制造业比重只有5.6%，英国为8.9%，巴西为10.1%，美国为10.9%，印度为13.3%，而德国为19.4%，日本为20.3%，韩国为25.2%，中国是26.8%，中国的制造业比重是澳大利亚的4.8倍。即使考虑发展水平的差异，在相似发展阶段上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也有很大差异。例如，2020年中国人均GDP为1.51万美元左右（2017年购买力平价法不变价），制造业比重为26.3%。在与中国人均GDP相当的发展水平上，各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例如，土耳其的制造业比重为19.7%(2005年，人均GDP1.51万美元)，法国为24.7%(1965年，人均GDP1.53万美元)，日本为35.1%（1970年，人均GDP1.57万美元）、英国为32.5%(1963年，人均GDP1.61万美元)，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明显。

不仅是横截面比较的制造业比重有很大差异，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的发展趋势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人均GDP从1.5万到4万美元这一阶段(购买力平价法，2017价格)，美国制造业比重从约30.2%下降到19.2%，英国从约31.6%下降到12.8%，法国从24.7%下降到13.0%，都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且呈现出持续下降态势，但韩国从31.0%微降到29.8%，中国台湾地区从30.8%微降到27.2%，制造业比重在高位保持基本稳定（见图1）。

因此，要实现中国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深入研究制造业比重的变化规律，特别是要深入了解哪些是规律性因素，哪些是特殊性因素，哪些是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因素，并进一步分析制造业比重变化的一般规律，从而提出我国制造业比重的适宜水平，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在经济研究历史中，研究第二产业比重变化规律的较多，而具体研究制造业比重问题的较少。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一些研究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地区）制造业比重达峰时的人均GDP水平明显偏低，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者“不工业化”（non-industrialization）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对制造业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否已经降低的疑问，是否存在“去工业化”现象与对制造业比重高低的判断密切相关。对此，Haraguchi等通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认为，一些国家（地区）“过早去工业化”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制造业在增长中的作用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变化，制造业发展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由于21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愈加激烈，部分国家（地区）制造业国际市场份额下降并带来制造业比重过低的问题。Su和Yang的研究同样认为制造业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

与国外的研究类似，近年来国内也对我国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问题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和讨论。李国民认为，如果一国的制造业份额达到峰值时的收入水平低于样本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即认为该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该文的回归结果认为，正常工业化国家其制造业产出份额峰值出现时人均收入水平不应低于4787美元（2010年价格）。蔡昉同样以制造业比重达峰的时间作为判断是否出现过早下降的主要依据，并认为发达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时的人均GDP水平，无一例外显著超过以2010年美元计算的高收入国家门槛标准（12275美元），以此相衡量，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时间过早。

在研究制造业比重或者制造业重要性的过程中，一些研究进一步对什么是适宜的制造业比重给出了初步的判断。叶振宇认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不是保持从业人员比重不下降，而是按可比价计算的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相对稳定。该文提出，以2000年为基期的可比价计算，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的合理区间宜为30%～40%。郭克莎和彭继宗对中国新发展阶段中制造业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较全面的理论分析，并对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以不变价计算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更有利于分析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意义，而且大国经济的中等收入阶段，制造业增加值的不变价比重是上升的，而当年价（现价）比重是下降的，并据此提出了中国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前后的一段时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应保持在28%到30%之间的合意标准。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制造业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要关注和防止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但现有的研究中，大多数以制造业比重达峰时的人均GDP水平是否过低作为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的判断标准，而对这一比重究竟应该是多少的论证较为定性，缺乏深入的量化支撑。另外，对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内在因素，或制造业比重的变化规律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给出更加深入的研究结论。

投入产出表详细反映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是研究产业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数据基础，本文对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拓展，从而对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因素进行分解。根据Chenery投入产出法的思想，在市场经济中，行业的总投入等于总产出，而总产出又等于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其中最终使用是国内消费、国内投资和净出口之和，用矩阵形式表示为

其中，Y表示最终使用（最终需求）的列向量， C表示国内总消费，IN代表国内总投资（包括固定资本的形成和存货的变动），E为出口，IM是进口，E-IM表示净出口。

按式（1）进行分析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的影响因素，主要原因是在最终使用中进口是作为一个减项存在，这样在式（1）表示的需求结构中，相同的最终需求结构对本国产品的最终需求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有两个经济体（见表1），分别是自给自足型和大进大出型经济，两个经济体的生产技术相同，对各种产品的最终需求均相同，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最终使用分别为10个、30个和60个单位，两个经济体的差异在于制造业部分，自给自足型经济的进出口为0，而大进大出型的进出口均为15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两个经济体对制造业的最终使用都是30个单位，但对本国生产制造业的最终需求却不相同，分别是30个和45个单位，因此两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理应有所不同，但按照式（1），却会得出两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相同的结论，因此这种投入产出表并不能很好地刻画最终需求结构对制造业比重的影响。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基准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形成下面的总供给-总需求型投入产出表，把消费、投资和出口定义为最终需求，并据此计算制造业比重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2， 整个经济仍然符合总供应=总需求的平衡关系，因而有

式（3）中的T表示供给侧结构，包括增加值占总供应的比重（进一步取决于增加值率和进口占比）、各产业生产环节中间投入的结构，以及进口占各产业总供应的比重。

进一步，制造业比重可表示为

由式（4）可见，制造业比重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供给结构T，二是最终需求Y的产业结构，即最终需求中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各产业的比重（体现在Y中）。

为得出可用于实证检验的计量公式，需要对式（4）右边进行分解，根据数学理论，连续二元函数可以做一阶泰勒展开，即

假设制造业增加值率是一个连续函数，而且生产技术和最终需求结构也是连续变化的，则制造业比重的变化也可以分解为两个一次项和一个残差项，即在供给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由于最终需求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外加最终需求结构不变情况下，由于供给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变化，以及一个残差项。

由式（6）可见，决定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的因素可以分为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两个方面，供给侧结构反映各经济体的生产技术，以及对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依存情况，需求侧反映各经济体最终需求的结构关系。

（一）实证模型和数据来源

根据第二部分的式（6），本文实证检验的模型为 

具体数据方面，各经济体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时间有很大差别。自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投入产出理论后，美国1947年编制了全球第一张投入产出表，此后不少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编制并发布投入产出表，中国直至1987年才编制第一张投入产出表。总体上，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的数据较为齐全，美国最早的投入产出表从1947年开始，法国的投入产出表从1949年开始，英国最早从1968年开始，日本最早自1970年开始，韩国自1975年开始（见图1），其他国家和地区自1995年至2015年的数据均来自OECD数据库。

本文选取了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21个国家（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很多国家（地区）并不编制投入产出表，另一方面规模较小经济体的产业往往较为单一。例如，有些经济体仅依靠旅游业或石油等自然资源产业就可以支撑其国民收入达到很高的水平，这些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可能很低，也可能很高，对其他经济体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根据制造业增加值规模从大到小，本文选取了中国、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意大利、法国、英国、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西班牙、土耳其、泰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21个经济体进行实证研究。2018年，这21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约为11.6万亿美元，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总和的84.9%，具有很高的代表性。具体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3、表4。

表5是21个经济体投入产出表数据回归的结果。由于模型中的系数较多，在回归前，对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了检测，发现变量差分的相关性较低，只有建筑业增加值率和服务业增加值率这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达到0.614。第（1）列是面板数据随机效应的基本回归结果，经过Hausman检验发现，基本模型应该使用随机效应而不是固定效应，第（2）列和第（3）列分别控制了国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第（4）列增加了人均GDP水平取对数后的结果，跨区域模型中经常将人均GDP水平作为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比较（1）～（4）列的结果可见，各变量的系数差异均较小，因此，后面的分析中以第（1）列作为本模型的主要结果进行分析。

根据表5中第（1）列结果，我们首先分析供给侧各因素的影响（表5中的中间投入、进口情况和增加值率3项）。第一部分的变量是各产业生产过程中制造品的占比情况，3个行业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中间投入中制造品占比越高则制造业比重越高，这一结论很容易理解，因为各产业生产过程中对制造品的中间投入也是制造品的重要需求之一。从进口的影响看，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口占总供应比重前的系数一正一负，也就是说，制造业进口占比越高，经济中的制造业比重越低，而服务业进口比重越高，经济中的制造业比重越低，其背后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经济中对制造品的需求主要由经济体外部供应来满足，那么毫无疑问经济体内部就可以少生产一部分制造业产品，而如果服务业进口比重大，说明经济体内部的服务业规模可以相对较小，因而制造业比重会相对较高。从各产业的增加值率看，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增加值率越高，则制造业比重越高，而其他产业的增加值率越高，则制造业比重越低，这是因为制造业比重是按照增加值计算的，而经济中的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都是针对最终产品（总产出），因而，在经济中对制造品总需求一定的情况下，制造业增加值率越高，则制造业比重越大。这些结论，均符合一般的规律。

从需求侧因素看（包括表5中的国内最终需求结构和出口情况2项），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越高，制造业比重越低，这是因为居民消费中服务业的占比较高，但是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与居民消费中制造品占比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因为该乘积项表示了来自居民消费的制造品需求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类似，政府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以及其与政府消费中制造品占比的交叉项的系数分别为一负一正；回归模型中，我们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占最终需求的比重这一指标并不显著，因而略去了这一指标，但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品占比前的系数为正，说明固定资产投资中对制造品的需求越多，则制造业比重越高；最后制造业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前的系数为正，服务业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前的系数为负，也都符合一般规律。

在全球21个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中，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的变化趋势有明显差别，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呈明显下降态势，比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二是在高位保持基本稳定，比如德国、韩国等；三是波动变化的态势，比如印度、墨西哥等。通过比较不同因素在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变化中影响的差异，进一步判断表6所列的各项因素中，哪些是规律性、趋势性因素，哪些是特殊性因素，从而为基于规律设计稳定制造业比重的政策指明方向。

为更好地分析制造业比重变化的规律性因素，我们选取前两类且样本时期较长、跨越发展阶段（以人均GDP水平衡量）较大的经济体进行因素对比分析。经过筛选，制造业比重长期趋势下行的样本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7个经济体；制造业比重保持基本稳定的样本包括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为便于跨区域比较，同时考虑到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2万美元（PPP法，2017年价格），我们对这10个经济体在人均GDP处于2万~4万美元这一区间制造业比重的变化进行因素分解，即根据表6中的回归系数，结合各变量的变化值计算其对制造业比重变化的贡献大小，由于因素较多，分解结果分别按供给侧和需求侧列示于表 6和表7中。

根据表6和表7，有些因素对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影响的规律性并不明显，例如增加值率、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业占比，另外，考虑到政府消费也是非经济因素，去除这几项后，本文发现影响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变化的规律性因素或重要因素主要有3个。

（一）各产业中间投入中制造品占比下降

人均GDP在2万～4万美元期间，英国、美国等7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中间投入中制造品占比都有较大幅度下降,并带动制造业比重显著减小。例如，由于三个产业的中间投入中制造品占比下降分别使美国制造业比重降低了0.3、0.3和0.9个百分点，共计下降1.5个百分点，分别使英国制造业比重降低了2.0、1.5和2.6个百分点，共计下降6.1个百分点；这一因素使法国制造业比重降低了2.3个百分点，日本降低了1.3个百分点，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分别降低了4.9、5.0和1.1个百分点（见表6）。

制造品在中间投入中占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价格指数上涨慢于服务业（还有生产技术变化等其他原因），这是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性因素。制造品一般采用大规模、工厂化生产模式，生产效率提高快，价格上涨相对较慢。很多制造品，如计算机、汽车、家电等价格甚至不升反降。相反，服务业大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社会工资水平增长，服务价格一般提高较快。如在1987—2020年，日本的制造品价格平均每年下降0.42%，而服务业的价格平均每年上涨0.64%，其他各经济体尽管两者差距有大有小，但都呈现出服务业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制造业的情况(见表8)。

服务业价格指数高于制造业的内在原因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快于服务业，这样在资本和劳动力要求获得均衡回报的基本规律下，服务业价格上涨速度必然要快于制造业。或者说，在服务业效率提升慢于制造业的情况下，服务业的价格水平必须更快上涨，才能弥补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增速上的差异，否则劳动力会流出服务业，流向制造业。

德国和韩国在这方面的变化较小。根据表8，德国和韩国制造业的价格指数小于服务业，但两者相差较小。因而在德国和韩国，中间品投入中制造品占比没有明显下降。例如，在人均GDP 2万～4万美元的发展阶段，韩国的制造业生产中制造品投入比重从64.4%提高到了68.0%，带动制造业比重上升0.5个百分点（见表 6）；同期，德国制造业生产中制造品投入占比从53.0%提高到58.9%，带动制造业比重提升了0.8个百分点。结合表8中韩国和德国制造业和服务业价格指数的比较，我们认为德国、韩国等经济体制造品投入的稳定甚至提高反映了这些经济体生产过程中始终注重加强制造品的投入，例如采用越来越多的高价值零部件或原材料等。

（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结构中制造品占比持续下降、服务占比持续上升是一个普遍规律，这一因素会导致需求侧对制造业需求比重的降低。从各经济体来看（见表7），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制造业比重的贡献都很大（反映在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居民消费中制造业占比这一因素中），这一因素使美国的制造业比重下降了5.2个百分点，法国下降了2.8个百分点，英国、日本、加拿大等下降幅度也都在1.4个百分点以上。

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规律。经济学研究很早就发现，居民消费随着收入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特征。早在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就基于统计资料总结了食品支出占比的变化规律，他发现随着收入提高，食品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趋于下降，这即是著名的恩格尔定律。徐朝阳和张斌进一步研究了制造品支出占比的变化情况，发现当真实收入超过一定门槛后，对制造品的消费将逐渐饱和，制造品支出将慢于收入增长，而对服务业的消费支出在总支出中占比不断上升，这被他们称为广义恩格尔效应。实际数据也支持这种制造品消费占比下降的规律。图2是1987—2018年的3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分类消费的增长情况。从1987年至2017年，中国城镇消费者的食品消费支出从430元提高到7533元，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也就是恩格尔系数从48.6%下降到24.8%）；其他工业品（主要是制造品）消费支出从249元提高到6138元，在消费总支出中的占比分别从28.1%下降到20.2%；而同期服务消费支出从205元增加到16644元，在消费中的占比从23.2%提高到54.9%（见图2）。

（三）制造品和服务品进出口结构及比重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贸易增长显著快于经济增长，各经济体制造业进出口的情况将显著影响制造业比重的变化。随着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全球主题，特别是随着信息化进一步发展，以及集装箱的广泛使用等一系列技术进步，全球贸易和分工程度不断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额显著快于GDP增长。自1976年到2018年，全球名义GDP总量从6.44万亿美元增长到86.36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6.38%，而同期，全球制造品贸易（出口）从5721.95亿美元增长到13.47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7.81%，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速1.43个百分点，全球服务贸易从2080.56亿美元增长到5.98万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8.33%。同期，全球制造业出口占GDP的比重从8.9%提高到15.6%，而服务业出口占比从3.2%提高到6.9%（见图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经济体产业竞争力不同，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很大差异，这将显著影响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

从表7可见，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经济体制造品供给中来自进口的比重不断提升，显著降低了制造业比重。这些经济体随着产业不断升级，其生产逐渐转向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行业，而低附加值产品的需求则越来越依靠进口，制造品供给中来自进口的比重不断提升。根据表6的结果，制造品进口占制造品供应比重的提高，使英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了6.1个百分点,美国和法国各下降了3.7和4.1个百分点，受此因素影响最小的澳大利亚也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与英国、美国等7个经济体制造品进口在其内部供给中占比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不同的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进口制造品的依赖程度基本保持稳定。例如，1995—2015年韩国制造业进口比重基本稳定在16%左右，中国台湾地区长期稳定在25%左右，2008年以后还有不小降幅。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进口制造品需求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本地产业链的完整性。

此外，制造品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持续增加，是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要贡献力量。德国、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有着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制造品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持续增长。1995—2015年，韩国制造品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从16.5%提高到27.7%，20年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与韩国类似，1995—2013年中国台湾地区的制造业在最终需求中的占比从26.2%提高到34.3%，18年间共提高了8.1个百分点；德国出口占比的提高幅度更大，从1995年的15.9%提高到2011年的27.2%，16年间提高了11.3个百分点。与此相比，在制造业比重趋势下降的7个经济体中，除荷兰和加拿大外，其他5个经济体制造品出口的比重基本保持稳定。

（四）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比重较快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

2011年至2020年，我国制造业比重持续较快下降，但因为本文是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分析，而最近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分别是2010年和2017年，因此，重点分析从2010年到2017年间我国制造业比重较快下降的驱动因素。根据与表8、表9相同的因素分析，这期间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因素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例如由于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中制造品占比下降，使制造业比重下降了2.5个百分点，与其他经济体相比较，中国制造业比重下滑较快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有不小的提升，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正常现象。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为35.0%（最终需求指消费、投资和出口，不含进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比重最低的年份。2010年后，我国居民消费占最终需求的比重逐步提升，到2017年增加到38.6%的水平，这一因素使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二是制造品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下降较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物出口开始快速增长，货物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也不断攀升，从1978年的4.4%一直增加到2006年27.7%的峰值。此后，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逆全球化浪潮，中国货物出口在最终需求中的占比开始逐步回落，到2020年已经下降至15.2%。货物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制造业产品，因此制造业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也显著下降，从2010年的23.7%将至2017年的13.5%。由此，导致制造业比重下降了1.2个百分点。这既与中国国内需求发挥更大作用的政策导向有关，与发展阶段有关，也与中国制造业面临前追后赶的压力、不少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不能持续增长有关。三是固定资产投资中制造品投入的占比下降幅度较大。2009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超过40%，在GDP中拥有较高的份额。但在固定资产投资的内部结构中，制造品投入的比重下降幅度较大，自2010年至2017年，从37.5%下降到了23.4%，这降低了对制造品的总需求，这一因素使制造业比重下降了1.1个百分点。

（一）是否存在合意的制造业比重？

制造业比重反映了一个经济体中制造业的规模和全球竞争力的情况，是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迄今也并没有相关研究给出一个合意的制造业比重水平。但从更长时期看，完成工业化阶段进入发达经济体的二产比重多数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形趋势，由于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因此，制造业比重总体也应该符合这一规律，本文的实证检验发现美国、英国、日本等制造业比重呈长期下降的趋势，主要是因为各经济体投入产出比的起始时间较晚，覆盖的是这些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以后的阶段。

从图1中21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及长期发展态势看，制造业比重显著低于一般水平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态势往往较弱。例如，图1中大多数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位于由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形成的下界之上，而落于这一区间之下的几个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经济发展普遍遇到一定的困难。虽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复杂，制造业比重符合一般规律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就能非常顺利，但图1仍然说明，制造业比重过低很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可以把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个经济体形成的人均GDP水平与制造业比重的关系作为一个分界线，合意的制造业比重应位于这一条线之上，从这些经济体的经验看，较高的制造业比重并不一定对应更高的经济增长，但明显偏低的制造业比重一般对应较差的经济增长状态。

（二）韩国、德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经验是否可以复制？

在实证检验结果部分，本文发现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制造业比重保持了基本稳定，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生产环节制造品的投入比重相对稳定，进口环节制造品比重低位稳定，以及出口环节制造品占比不断提升3个因素。这3个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这3个经济体属于外向型经济，而且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比较高。总体上，中国与德国、韩国类似，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比较高，而且也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那么，中国是否可以复制他们的经验呢？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能否像德国、韩国等一样持续保持制造品高出口低进口的模式，是能否复制他们制造业比重发展模式的关键点。因为制造业进出口比重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各经济体的贸易收支平衡，借鉴这种模式需要做好国际收支平衡工作。2015年，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的贸易顺差分别高达3399、2255和1143亿美元，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超过5%。实际上，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顺差并不仅仅只在2015年出现，德国自2002年开始即持续保持顺差，顺差规模从2002年的390亿美元，持续增长到2007年超过1000亿美元（1569亿美元）。如此长期持续的顺差模式，只有在经济规模较小时才可能，例如，中国2021年GDP总量约为17.7万亿美元，如果按5%的顺差计算，高达8800亿美元，这种大规模的顺差很难长期保持。因此，我们认为，由于中国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德国、韩国，中国需要借鉴这些经济体重视制造业发展，重视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但难以简单复制这些经济体的经验。

（三）对中国制造业比重发展趋势的基本判断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我们进一步使用计量模型分析了中间投入结构与人均GDP水平的关系、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以及居民消费结构与人均GDP比重的关系，并对中国制造业进出口占最终需求的比重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展望。在假设“十四五”期间中国人均GDP水平年均增长5.5%左右，2025—2035年间年均增长4.5%左右的情形下，到“十四五”末中国制造业比重将比2020年下降1.7个百分点左右，降至24.5%左右的水平；到2035年进一步下降3.0个百分点，降至21.0%左右，我们认为，这一比重是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也是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水平，按照这样的发展路径，符合“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基本稳定”的目标。

本文对全球21个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比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体制造业比重下降的驱动因素，德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制造业比重高位稳定的支撑因素，总结起来，有几个发现。

一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或者说保持制造业比重处于合意的水平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虽然各个经济体的制造业比重差异很大，但我们发现制造业比重明显偏低的几个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经济发展普遍遇到不小的困难。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十四五”期间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正是体现了对制造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二是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不等于完全不下降。本文研究发现，由于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服务业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制造业，加上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后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而升级的重要表现是随着食品、耐用及非耐用消费品基本满足后，新增消费将越来越多地用于服务消费，这两个因素使得在经济顺利增长的情况下，制造业比重也会逐步下降，但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变化。中国要实现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重点在于防止制造业比重超过一般规律的、过快的下降，而不是制造业比重的水平完全不降甚至回升。基于本文的计量模型，到“十四五”末中国制造业比重可能会降至24.5%左右的水平，到2035年可能会进一步降至21.0%左右，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变化。

三是不断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着力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核心要求。德国、韩国等经济体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要经验是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近年来制造业比重下降较快的主要原因也是制造品出口占最终需求下降较快。因此，继续加强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扶助和支持，引导企业不断加强创新，提高效率，提升质量，解决中国制造业面临的融资成本较高、高素质人才短缺等问题，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根本途径。

四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环境，包括缩小收入差距等也是稳定制造业比重的重要方面。在本文的实证模型中，由于数据限制，对不少影响制造业比重的重要因素并没有进行定量分析，但基于本文的逻辑也是可以合理分析。例如，中国不少地方房地产价格过高，这无疑会削弱居民的购买力，降低了对制造品的需求，另外，如果收入分配状况进一步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明显增加，也将会扩大对制造品的需求。另外，从供给方面看，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或者激发现在没有被满足的高端需求，也将有利于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责任编辑：马大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