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第72-81页。
杨玲，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蔺相如是司马迁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着力塑造的一个经典形象，可是周秦典籍却不见这个人物。《史记》之外，汉代典籍也只有六条相关文献，且非常简略。“完璧归赵”“渑池抗秦”是司马迁塑造蔺相如智勇形象的两个重要情节，但《史记》之外的周秦汉典籍或无记，或偶然有记，却与本传出入明显乃至矛盾。唐后学人对“完璧归赵”“渑池抗秦”多质疑、批评，由此影响到蔺相如其人其事的可信度和价值意义，也使这一经典形象的生成成为一个需要再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借助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理论分析可知：司马迁运用属于小传统的民间口传文献完成了对蔺相如的构建，这一过程再次证明了《史记》的“实录”精神，也体现了大传统、小传统的交流融通。
史记；完璧归赵；渑池抗秦；大传统；小传统；蔺相如；廉颇；人物形象
《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司马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抗秦”“负荆请罪”三个故事塑造了蔺相如勇敢无畏、能言善辩、先公后私的经典形象。此后，一方面得益于《史记》本身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借助小说戏曲对该篇传记的改编、传播，蔺相如其人被奉为抗秦典范，其事被广泛传颂。如《后汉书·邓寇列传》载，东汉颍川太守寇恂有言：“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区区之赵，尚有此义，吾安可以忘之乎？”明代文学家李贽更是称赞蔺相如：“真丈夫，真男子，真大圣人，真大阿罗汉，真菩萨，真佛祖，真令人千载如见也。”由此可见蔺相如这一形象是多么深入人心！但是，在肯定和颂扬的主流观点之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应注意。自宋代始，司马光、杨时、滕珙、王世贞、蓝鼎元、陆继辂等学者对《史记》“完璧归赵”“渑池抗秦”提出质疑和批评，而在明人慎懋赏辑录的《慎子·外篇·蔺相如既困秦王》中，我们还看到一个骄矜、自大，与《史记》记载相差甚远的蔺相如形象。这一切促使我们对《史记》所记“完璧归赵”“渑池抗秦”的真实性、价值、意义及蔺相如经典形象的生成等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完璧归赵”“渑池抗秦”最能体现蔺相如不畏强秦、视死如归的精神，但在宋明清时期，饱受质疑、被屡屡诟病的也正是这两个情节，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辨析，以定其可信与否。现存周秦汉传世文献中多有对和氏璧的记载，却极少提及“完璧归赵”。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曾说：“廉颇事，《国策》记载颇略，而无一语及蔺相如。此传（指《廉颇蔺相如列传》）多载他书所不载。”《战国策》关于廉颇的记载只有一句话，即见于《燕策·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为赵孝成王寿》的“赵使廉颇以八万遇栗腹于鄗”，而无一字提及蔺相如。实际上，不仅《战国策》，周秦传世文献中均无关于蔺相如的记载。《史记》之外，两汉文献也仅有6条关于蔺相如的记载（异文除外）：（4）苍既罢，召晖谓曰：“属者掾自视孰与蔺相如？”帝闻壮之。其中只有第（4）（6）条涉及“完璧归赵”，其余均是简单笼统地概括叙述蔺相如对秦国的威慑，具体事件和经过皆只字不提，给人讳莫如深之感。因此章太炎先生说：“蔺相如奉璧秦廷，怒发冲冠，秦王即为折服，事亦难信。”认为“完璧归赵”可信度不高。钱钟书先生说：“此（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言外之意，《史记》中的蔺相如或是司马迁虚构的文学形象。可是，班固评价《史记》时，明确指出其最值得称赞的特点就是“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已经把《史记》“实录”的具体表现说得清清楚楚。不仅班固，刘向、扬雄，南朝刘勰、裴骃，唐人司马贞也均是《史记》“实录”说的拥趸。考古发现也可证明《史记》当得起“实录”这一评价。中国考古学之父、殷墟发掘的主持者李济先生曾评论说：由于甲骨文中有关的材料甚为丰富，增加了我们许多有关的知识，已如上说。但是，说也奇怪，这些新的知识与两千余年前司马迁的记录相比，虽说是对于每一个商代的先公先王的认识增加了很多，而对司马迁所排的这一朝代的先公先王继承的秩序，新材料只把它加了强有力的证实。复原的王室系谱除了几个名号外，没有任何部分可以删改《史记》原文的。殷商距离汉代遥远，留下的文献非常稀少，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已发出文献不足因而无法证明商礼的感慨，由此可以想象司马迁在撰写殷商历史时面对的是一种怎样的文献困境，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做到准确叙述殷商先公先王的继承顺序，让李济先生感佩不已。蔺相如生活的战国时代距离司马迁不过三四百年，这一时期留存的文献相对殷商丰富许多，因此，从逻辑上说，司马迁没有必要虚构蔺相如。而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来看，蔺相如其人其事也应真实不虚。1981年，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出土了一件战国青铜戈，戈上有“艹年臣焛（蔺）相女（如）”等十六字铭文，文物专家鉴定此戈为“蔺相如戈”。此外，汉代著名赋体文学作家司马相如因“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由此可知，蔺相如事迹在民间传播广泛，影响较大。不过，假如仅仅是《史记·赵世家》与《六国年表》简单提及的伐齐和渑池会（详见下文），是不可能产生让司马相如仰慕到改名的效果的，只有蔺相如本传所叙精彩无比的“完璧归赵”“渑池抗秦”“负荆请罪”方能有此功效。可是，《史记》仅《廉颇蔺相如列传》详细记述了蔺相如奉赵王之命，携璧使秦的经过，同书《赵世家》有“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的记载，却无一语提及“完璧归赵”；《六国年表》有公元前279年“（赵）与秦会黾池，蔺相如从”、公元前271年“蔺相如攻齐，至平邑”的记载，“完璧归赵”却不见踪影。依常理，蔺相如出使秦国不仅成功守护了珍贵的和氏璧，更重要的是在强秦面前维护了赵国尊严，于赵功莫大焉，赵王自己也认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既如此，《赵世家》与《六国年表》就不应不载此事。况且，《史记》对重要事件一向有重复记载的习惯，如“扁鹊医治赵简子”在《赵世家》和《扁鹊仓公列传》中均出现；“曹沫劫齐桓公”在《十二诸侯年表》《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刺客列传》中均有。蔺相如抗秦事迹无论对赵国，还是对与秦对峙的其他诸侯国，乃至对汉初的“过秦”思潮，都具有重大意义，《赵世家》不记载于情于理都讲不通，《史记》之外的其他汉代典籍无完整叙述也令人费解。当然，不排除与六国“史记”多被秦火焚烧有关，但关键应不在此。因为《史记·赵世家》所叙迁都邯郸后的史实来源于赵国自己的国家档案“赵记”，除非“赵记”中本就无蔺相如抗秦事迹，否则司马迁没有理由不写。那么原因究竟何在？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暂且搁置，先来看一看在学者们品评《史记》人物非常活跃的宋明清时期，蔺相如抗秦得到了怎样的评价。自宋代始，《史记》大量刊行，《史记》人物评论蔚然成风。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专门有《廉蔺论》一文评价廉颇和蔺相如。司马光博通经史，富于批判精神。当人们普遍受《史记》影响，谓蔺相如于赵有功，“贤于廉颇”时，司马光却认为，蔺相如看似勇气可嘉，但是从国家外交角度看，他的行为并不符合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原则。《廉蔺论》开篇直言：“秦之所以不能陵赵者，以其国治兵强也。固非口舌之间所能抗也。”接着，司马光从三个方面对“完璧归赵”进行批评。其一，司马光认为和氏璧不过是“怀握之玩”，其有无于国影响甚微，因此蔺相如完璧归赵并不值得称赞。其二，蔺相如能够成功归璧于赵，在于他“以死争之，以诈取之”。一个“诈”字可见司马光对蔺相如的不屑。其三，司马光指出，蔺相如的“欺诈”行为易使“秦王赫然增怒”，不仅会带来丧身亡国之祸，还会让赵王背负玩物丧志的骂名。要之，司马光认为蔺相如“完璧归赵”看似勇敢，实为蛮干，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爱君之臣。司马光之后，质疑、批评蔺相如的声音渐多。如北宋文学家杨时就认为蔺相如行事鲁莽，智勇不足，不但一再将自己和赵国置于险境，而且“不三数年，赵卒有覆军陷城之祸者，徒以璧为之祟也，然则全璧归赵何益哉？”在《朱子语录》中，义刚言：“使相如能以待廉之术待秦，乃为善谋。盖柔乃能制刚，弱乃能胜强。”他们均不赞同蔺相如以勇胜秦的举动，更提倡通过计谋战胜强秦。明代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一文以见解独到、析理深刻见长，曾入选清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该文开门见山：“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之所以不信，原因有三。其一，王世贞认为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即秦的本意仅在于和氏璧。赵畏秦就予璧，不畏秦就不予璧，二者皆可。但蔺相如先畏秦予璧，后又完璧归赵致使秦大怒，此举非常莽撞。其二，从“曲直”入手，王世贞认为，即使“秦欲璧，赵弗予璧”，于两国也“无所曲直”。若秦得璧，就会面临予城则民怨，不予城则失信于天下的两难处境，在这种情形下，秦未必不返璧给赵国。因此，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之举便显荒谬，不仅“归直于秦”，使赵国成为失信、理屈的一方，还容易造成族灭、国破、璧失的被动局面，给赵国带来巨大损失。由此看来，蔺相如“完璧归赵”看似勇敢无畏，实则鲁莽不智。其三，王世贞认为“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而赵得以保全，亦是“天固曲全之哉”，将蔺相如的功绩归于天意，事实上否定了蔺相如“完璧归赵”对赵国的贡献。与王世贞交往密切的另一位明代学者慎懋赏，也曾在文中间接质疑蔺相如抗秦事迹。慎懋赏曾辑佚先秦法家慎子佚文而成《慎子·外篇》，其中《蔺相如既困秦王》章记录了蔺相如与慎子的一段对话：蔺相如既困秦王，归而有矜色，谓慎子曰：“人谓秦王如虎，不可触也，仆已摩其顶，拍其肩矣。”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独步也。然则，闻之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焉，径尺而龟背，下临不测之谷，悬泉沃之，苔藓被焉，无藤萝以为援也；野人负薪而越之，不留趾而达。观者唶唶。或谓之曰：‘是梁也，人不能越，而若能越也，盖还而复之？’野人立而睨焉，足摇摇而不举，目周旋而莫之能瞩。先生之说秦王也，是未睹夫石梁之险者也！故过巴峡而不慄，未尝惊于水也；视狴犴而不惴，未尝中于法也。使先生还而复之，则无余以教到矣。”作为先秦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慎子以“土块般”的冷静、理智著称，此文中的慎子正表现出这一特点。但其中的蔺相如却与《史记》所记迥然不同。他见慎子时面带骄矜，一张口便炫耀显摆、自命不凡：别人都说秦王如虎狼一般不可接触，而我现在已经摸过他的头拍过他的肩。慎子听了之后，不卑不亢地通过形象比喻提醒蔺相如：你所谓的勇敢不过是“未睹石梁之险”，凭借无知无畏的勇气侥幸取胜于秦而已。可以看出，《蔺相如既困秦王》的观点与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所论一致。踵武宋明学者对“完璧归赵”的批评，清代诸多学者也对“完璧归赵”这一故事进行了反思、批评。如冯景《蔺相如论》说蔺相如“未达大臣之道”，“暗于大而懦于理”；梅曾亮《论蔺相如返璧事》一文认为蔺相如中了秦国计策，秦王由此而知赵国“不爱死士而爱璧”，这样的国家“可玩而虏也”。以上宋明清学者对“完璧归赵”的批评可归纳为：“完璧归赵”非理性外交举措，蔺相如面对秦王时的大无畏实则是逞匹夫之勇，极易给赵国带来祸患。那么，事实是否如此？让我们回到《史记》蔺相如本传，看一看司马迁笔下“完璧归赵”的结局：“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秦没有给赵城池，赵国也没有给秦和氏璧，之后秦国两次讨伐赵国，赵国先失城池，后损士卒，不得不向秦求和，由此引出了秦赵渑池会。可见，司马迁虽用“完璧归赵”塑造蔺相如大义凛然、舍生忘死的形象，但没有否认此举带来的后患。赵国官方档案“赵记”不记“完璧归赵”，原因正在此。“完璧归赵”表面上似乎是赵胜秦，实则是赵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唐代魏征编纂的《群书治要》收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一文，却略去了“完璧归赵”一节，原因也应在此。成熟的政治家不会硬碰硬处理外交事务。“赵记”无“完璧归赵”，司马迁依“赵记”撰写《史记·赵世家》，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也就不写此事了。《六国年表》主要依秦国官方档案“秦记”完成，秦昭王因一块玉璧而被一个弱国使节挟制、欺骗，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秦记”自然不记，故《史记·六国年表》也不载。与“完璧归赵”不同，秦赵渑池相会一事不仅见于《史记》蔺相如本传，还互见于《张仪列传》，《六国年表》亦有提及，《战国策·赵策·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燕策·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与《齐策·张仪为秦连横齐王》三章亦有载。但除《史记》蔺相如本传之外，其他篇章没有叙述蔺相如在渑池会上精彩的抗秦表现，这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明显有别于同书他篇和他书之处。将该篇相关内容与《史记·张仪列传》及《战国策》各章对读，还会发现诸多细节上的重要不同。首先，渑池会由谁发起。据《战国策·赵策》，秦赵会于渑池源自张仪的提议。张仪为秦游说赵王：秦已驻军渑池，秦王派他出使赵国，意在提前告知赵王，秦欲与赵战于邯郸。张仪为赵王分析了赵国的孤危处境，又透露了韩魏秦齐四国的攻赵之约，最后建议赵王“莫如与秦遇于渑池，面相见而身相结”。在《史记》中，《张仪列传》关于渑池会起因的记载与《战国策·赵策》一致。《廉颇蔺相如列传》则与之不同：“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这一使者应该就是张仪，但在这里他仅奉命传话，渑池会的真正提议者变成秦王。其次，赵王对待渑池会的态度。从《战国策·赵策》看，赵王在听了张仪的分析后，表示正有“剖地谢前过以事秦”之意，随即以车三百乘前往渑池，割地献车向秦王谢罪。《史记》蔺相如本传中则是，面对邀约，“赵王畏秦，欲毋行”，经廉、蔺二人劝说才无奈前往，蔺相如相随。这里的赵王比《战国策》中的更胆小、更懦弱。再次，秦王对待渑池会的态度。据《战国策·赵策》，秦国在渑池会前对赵国已是大军压境，由不得赵王不去渑池。秦王将渑池会视为胁迫赵王割地求和的一个机会。而从《史记》蔺相如本传“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一句看，秦王则把渑池会视为秦赵之间的一次友好会盟。很显然，《史记》蔺相如本传所记与《战国策·赵策》截然不同，而《史记·张仪列传》却同于《赵策》。最后，关于渑池会的结果。《战国策》三章均为秦胜赵。在《赵策》中，赵王“以车三百乘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在《燕策》中，张仪将赵喻为秦之郡县：“今赵王已入朝渑池，效河间以事秦。……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兴师以征伐。”在《齐策》中，张仪亦以“赵入朝渑池，割河间以事秦”为例劝说齐王，故秦赵之间应为秦胜。在《史记》中，《张仪列传》所记结果仍与《战国策》同。《樗里子甘茂列传》：“秦使张唐往相燕，欲与燕共伐赵以广河间之地。”虽此事与渑池会时隔较久，但也印证了渑池会后河间自赵归秦之实。而在蔺相如本传中，却记为赵胜秦。不过，需要注意赵胜秦所指为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得出赵胜秦这一结论前，用了大量篇幅写蔺相如和秦国君臣在言语上的较量。秦王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以死逼迫秦王击缶；秦臣欲赵以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又以秦都咸阳为赵王寿回击，秦君臣“终不能加胜于赵”且因廉颇之兵而“不敢动”。可见，这里所说的赵胜秦仅指赵国在言辞较量中战胜秦国。为维护本传中蔺相如形象的统一，凸显蔺相如能言善辩、勇敢无畏的特点，司马迁采用互见法，把渑池会后赵献地于秦这一事实放在与蔺相如同时代的张仪传记中。这种做法与他在《项羽本纪》中为了保持项羽形象的统一性，将其致命弱点放在《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中，借刘邦、韩信等人之口说出是同一道理。概而言之，真正的渑池会应是赵国为自保，应秦要求被迫会秦于渑池，期间发生了秦王令赵王为其鼓瑟，蔺相如为维护赵王和赵国的尊严据理力争之事。渑池会的最终结果是赵国不得不献河间之地于秦。口舌之胜固然维护了赵王和赵国的颜面，但献地求和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赵记”自然不会记录这一心痛、屈辱之事，因此《史记·赵世家》也就无载了。《六国年表》依据“秦记”写就，在言辞上被赵国占了上风、失了颜面的强秦也不愿详记此事，故“秦记”对渑池会点到为止，《六国年表》自然也就简略处理。司马光、钱澄之、武亿等学者正是透过赵国表面上的胜利看到了渑池会的真实结局，因此对蔺相如此番言行提出批评。在《廉蔺论》中，司马光认为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叱秦护赵的举动，无异于“贾竖小人矜豪恃气”。在他看来，蔺相如只有效仿商汤、周太王、文王，“示微弱以骄秦，忍小耻以怒赵，崇德修政”，才能成就炜烨光远之功。司马光虽欣赏蔺相如退避廉颇的贤德，但仍指出蔺相如徒然逞强，目光短浅，实际羞为英伟之士，更无智勇可言。明末清初文学家钱澄之在《蔺相如论》一文中虽盛赞蔺相如“其气可夺三军之众而凌万乘之主，以死殉节，不辱君命者也”，却也不认同蔺相如在渑池会的表现。他认为，蔺相如的“壮举”使赵王的形象犹如“腐鼠”，而且蔺相如的行为近乎“市井小儿之争口语必求胜”，有赖于秦昭王的包容，并不可取。清人武亿更是犀利地指出蔺相如渑池抗秦是“以其君为试”，“乃匹夫能无惧者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世遂啧然叹为奇也。悲夫！”一句话：不值得称道。综上，蔺相如虽然凭借一腔孤勇维护了赵国和赵王的尊严，但他不能改变赵国事实上的弱小。本就企图对赵发动战争的秦国没有得到和氏璧，还被“欺骗”，于是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大举伐赵，最终赵国不得不割地求存。“赵记”不记“完璧归赵”“渑池抗秦”二事，原因正在此。秦国也视二事为耻辱，因此“秦记”也不记。秦、赵两国官方档案均无“完璧归赵”和“渑池抗秦”的记载，那么司马迁撰写蔺相如传的史料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直接关乎《史记》蔺相如经典形象如何生成。三、小传统升华为大传统：司马迁对蔺相如经典形象的构建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中提出了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庞朴先生将大传统、小传统具体化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在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当中流行和传播的文化与在基本群众当中流行和传播的另一种文化。包括庞朴先生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大传统、小传统的交流融通在中国出现得很早。余英时先生如是说：如果直接从中国史的考察入手，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些人类学家所惊诧的“新经验”在中国实在是很古老的文化现象。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古人不但早已自觉到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自始即致力于加强这两个传统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没有大传统、小传统概念，但有关注、使用以及融通大传统、小传统的自觉。《国语·周语》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从王公贵族（大传统的创造者）到百工、庶人（小传统的创造者），社会各个阶层通过不同方式、不同渠道向最高统治者天子进言，天子斟酌采用，以保证国家政治不会偏离正道。这是一种大传统、小传统共同作用于国家政治的典型做法。再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出于稗官，如淳注说：“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当政者专门设立稗官，其职掌是了解、上传民风、民俗、民言、民愿等小传统内容，用以修正、调整国家政策。作为史官之子和后来的史官，司马迁对这种古已有之、融通大小传统的制度自然熟悉，这使他对来自民间口耳相传的史料格外重视。司马迁深知，此类史料如不及时记录保存，就会渐次湮灭、消失。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已透露这方面的信息，表达了他的遗憾：“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侠客曾是战国时期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但是因无人关注、书写，至汉代已无所闻。因此，在为《史记》撰写做准备时，司马迁不仅广泛阅读、学习传世典籍，注重大传统，还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深入民间，搜奇访轶，实地考察前代历史遗迹，记录民间口传历史，以保存小传统；不仅重视贤臣名相的历史，还关注来自底层的“小人物”的历史。就《史记》创作过程中材料的搜集和使用而言，司马迁有两段不容忽略的论述，其一，《报任安书》所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放失旧闻”即散佚的历史传闻，主要指民间口传史料，即小传统。身为太史令，司马迁拥有大汉帝国最多最全的文字史料，但口传史料却需要司马迁下大功夫亲自去搜集。其二，《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述”即阐述，“整齐”是梳理、调整。“世传”既包括诉诸文字的历史（大传统），也包括民间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历史（小传统）。司马迁强调自己不是“作”，而是“述”，就已经告诉读者《史记》所记内容均有史料依据。确切地说，司马迁的工作是以“述”代“作”：通过“考其行事，综其终始”，使凌乱的原始史料有序化、条理化，从而呈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本然，揭示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脉络。于此可见司马迁对民间口传文献的搜集和使用。为《史记》作索隐的司马贞曾说：“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史料严重不足，从客观上对司马迁提出“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的要求，但司马迁自身对小传统的重视应是更根本的原因。这也是司马迁独到史观、史识的表现之一。蔺相如抗秦事迹因具有强烈的传奇性、故事性且符合民众的价值观和心理期待，故在民间广为流传。司马迁本就有爱奇的天性，于是闻而录之，将其用于《史记》创作，因此有了《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影响深远的“完璧归赵”“渑池抗秦”故事。在这一过程中，文帝朝臣子冯唐是关键人物。据《汉书·冯奉世传》，冯唐的先祖冯亭本为韩国上党郡郡守。秦国攻打上党时，冯亭把上党城献给了赵国，因此被赵封为华阳君。其后，冯亭参加秦赵长平之战，战死长平，冯氏宗族从此分散，其中一支留在赵地，官至将帅。将帅子为代相，代相子即冯唐。冯唐论将是其人生重要转折点。文帝听冯唐细述赵国将领廉颇、李牧事，激动至“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而冯唐之所以对廉颇、李牧事迹如数家珍，是因为他的祖父曾为将于赵，与李牧私交很深。他的父亲生前是代相，与赵国另一将领李齐关系很好。可以说，冯亭、冯唐祖父、冯唐父是战国末期赵国军事历史的见证人，因此相关人物、相关故事在冯唐家族代代相传。冯唐既然熟悉廉颇、李牧事迹，对蔺相如自然也不会陌生。司马迁在《冯唐列传》结尾说：“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冯唐的儿子冯遂接替父亲为官，与司马迁同朝，两人脾气相投，私交甚深，蔺相如抗秦事迹就是经冯遂传至司马迁，成为司马迁写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关键素材。章太炎先生虽然质疑蔺相如形象的真实性：“（《史记》）记载人物，往往奇伟非常，信陵君、蔺相如辈，其行谊皆后人所难能。六国既无史记，史公何从知之？”但他同时解释说，《史记》中此类人物传记，一是依据传主本人的著作完成。如苏秦传记依据《苏子》，张仪传记依据《张子》。二是依据民间传说：“相如有无著述，今不可知，观其为人，盖任侠一流。或当时刺客、游侠盛道其事。史公好奇，引以入列传耳。”章太炎先生最终还是认为蔺相如等人的传记看似不真实，有增饰虚构之嫌，实则背后有属于小传统的民间口传史料支撑，依然是“实录”。卢南乔先生在《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一文中说：“表达‘心声’的有言语，也有文字，把这一道理转用在‘史原’上，当然可分为有形的史料——文件的，无形的史料——口头的。就其价值论，有时还后逾于前。”而司马迁正“开辟了这条使各个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典型特征再现出来的道路”。司马迁对小传统的重视和运用扩充了《史记》的史料，丰富了《史记》的内容，使《史记》的人物形象饱满、立体、生动，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大传统、小传统的互动、互融，使《史记》在记录历史的同时，还塑造了民族精神。这一点，从《史记》蔺相如经典形象的价值可以看得更清楚。四、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导引：《史记》蔺相如经典形象的价值
历代学者对“完璧归赵”“渑池抗秦”的最终结果都有清晰认识，但是因为所处时代不同，对二事的评判也不同。在汉代“过秦”的历史背景下，贾谊、扬雄肯定蔺相如的勇敢无畏，但不提“完璧归赵”“渑池抗秦”具体事件，因为他们明了秦赵交手的结局。唐后学者司马光、王世贞、钱澄之等人之所以质疑、批评蔺相如，是因为他们所具备的知识修养以及千余年的时间之距，使其能够从一个旁观者、局外人身份和立场，客观、理性看待蔺相如抗秦言行，进而做出评判。与众人不同的是司马迁。作为一个优秀史官，他洞悉“完璧归赵”“渑池抗秦”的过程和结局，也拥有公正、客观评判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性，但他依然要为蔺相如立传，将其建构为一个经典形象，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在以下三个方面。
司马迁从民间口传蔺相如事迹中深刻感受到民众对蔺相如的尊重和推崇，由此认识到民众坚守正义、不屈服于强权的价值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申述写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的原因是：“能信意强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可见，在该篇传记中，蔺相如而非大将军廉颇是第一传主。在蔺相如身上，司马迁最看重的就是“信意强秦”。蔺相如初到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国，面对强悍的秦国君臣，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畏惧，而是不卑不亢，依礼而行。但是，一旦对方有违礼、轻慢之举，他立刻针锋相对，决不妥协、屈服，誓死维护国家尊严。司马迁为此评价蔺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确为至论。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气”就是浩然正气。孟子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浩然正气以正义和正道为基础、前提，又是正义和正道的表现。蔺相如与秦王相比，虽然在身份地位上一卑一尊、一低一高，但他为赵使秦，是维护国家尊严，是对抗强权，内心充溢的浩然正气使其义无旋踵，临危不惧，真正做到了“君子以义死难，视死如归；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士固有杀身以成名，唯义之所在，虽死无所恨”。而后人论及蔺相如也以“虽千载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称道。身为史学家，司马迁清楚蔺相如抗秦之举称不上成功，但他依然浓墨重彩地书写“完璧归赵”“渑池抗秦”二事，是因为以精神价值言之，蔺相如为正义抗争，即使失败也不失其意义。元人戴表元评价“完璧归赵”说：世言蔺相如持空言与秦争璧，璧还而终不免，赵于璧何益哉？余曰：不然。秦吞诸侯，非皆以其能也。……且国之以人为存亡，无以异于人之以脉为生死也。有一脉之不绝者，人虽危而不即死；有一贤之可奋者，国虽败而不即亡。秦诚积强之国，见诸国皆畏，而有不畏者在焉，则其不敢易者，必其不畏者也。岂为一璧之重轻乎？又如清代学者凌稚隆在《史记评林》中就“渑池抗秦”所言：相如渑池之会，如请秦王击缻，如召赵御史书，如请咸阳为寿，一一与之相匹，无纤毫挫于秦，一时勇敢之气，真足以裭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于此等处，更著精神。秦国被东方六国称为虎狼之国，诸国皆畏。面对秦国强取横夺和氏璧的霸道之举，赵国朝廷找不到敢于出使秦国的大臣，唯蔺相如不惧秦之威势，为国勇挑重担，不惜以生命保护和氏璧，从而维护了国家尊严这块“玉璧”不受玷污，读来令人精神振奋。述往事，思来者，弘扬浩然正气以鼓舞世人，这是司马迁构建蔺相如形象的重要用意和价值。第二，司马迁通过塑造蔺相如经典形象赞赏视死如归精神。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抗秦”，蔺相如最精彩的表现就是置生死于度外，视死如归。首次现身章台，他以“臣头今与璧倶碎于柱矣”威吓秦王；再次身处秦廷，他直言“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陪同赵王会秦王于渑池，他以“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反击秦王的无礼。与秦交涉过程中，蔺相如始终把国家尊严与利益放在首位，将个人生死抛之一边，令见惯了六国诸侯畏缩胆怯一面的秦国君臣惊慌委靡，最终助赵加胜于秦。司马迁不仅通过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来彰显蔺相如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更是在论赞中直抒对相如的敬佩之情：“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不同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不同，只有大智大勇者才能坦然面对死亡。秦赵国力悬殊，赵国众臣忌惮强秦之威，为保全自身怯于使秦。蔺相如不过是一门客，关键时刻却挺身而出，直面强秦，数次决心以死保全国家大义，实现生命价值的最大化。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蔺相如舍身为国的选择与司马迁的生命价值取向高度契合。因此，司马迁塑造其大智大勇经典形象，是抒发自己的景仰之情，同时也是由衷地认为蔺相如理应留名青史，激励后人。第三，司马迁塑造蔺相如经典形象还有一个价值是歌颂谦让包容的君子品行。蔺相如本传所记三个故事，“完璧归赵”“渑池抗秦”主要展示其出类拔萃之才，“负荆请罪”则彰显其独出众人之德。蔺相如屡建奇功，却不居功自傲；不惧秦国君臣，却引车退避同僚廉颇。其中表现出的包容谦让令历代读者心生敬意。清代学者李晚芳说：“人徒以完璧归赵、渑池抗秦二事，艳称相如，不知此一才辩之士所能耳，未足以尽相如……只知有国，不知有己，深得古人公尔国尔之意。”梁启超说：“顾吾读之而怦怦然，刻入于余心者，一言焉：则相如所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呜呼！此其所以豪杰欤？此其所以圣贤欤？彼亡国之时代，曷尝无人才，其奈皆先私仇而后国家之急也。往车屡折，来轸方道，悲夫！”心怀国家，着眼大局，所以蔺相如能够做到以谦让之心消解而不是以计较之心激化将相矛盾，赢得世人尊敬，具有深刻的教育教化意义。“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就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奇士”。司马迁笔墨酣畅地为蔺相如立传，也是寄望于以这样一个生动具体的文学形象向大众传递谦让包容的君子品行。“完璧归赵”“渑池抗秦”“负荆请罪”三个故事貌似各自独立，实则互为一体。没有“完璧归赵”“渑池抗秦”展示蔺相如之才，则“负荆请罪”对蔺相如之德的表现也就无从谈起。缺少“负荆请罪”之德，“完璧归赵”“渑池抗秦”之才也就大大削弱。蔺相如其人其事由小传统（民间口传历史）进入大传统（官方史书），体现出大传统对小传统的汲取和小传统对大传统的影响。具体到《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是司马迁采用民间口传史料书写历史人物，是将小传统升华为大传统。随着《史记》的传播，蔺相如形象传递出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精神、谦让包容的君子品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从而实现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导引。这一大传统、小传统融通的过程正如陈来先生所论：大传统规范、导引整个文化的方向，小传统提供真实的文化素材。大传统的发生固然是从小传统中分离出来的，是后于小传统形成的，而大传统一旦分离出来形成之后，由于知识阶层的创造性活动，经典的形成，使得大传统成为型塑文明传统结构形态的主要动力。要而言之，《史记》蔺相如本传的书写、蔺相如经典形象的构建并非仅仅为了记录历史，而是还要传递一种价值观念。司马迁撰写《史记》起因于其父司马谈的临终遗愿。司马谈在与司马迁谈及修史的重要性时这样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此番肺腑之言明确了青年司马迁的人生目标：要像孔子整理《诗》《书》《春秋》那样，为大汉帝国写一部史书。孔子是儒家思想创始人，亦是我国文论史上对文学价值作出成理论形态认识的第一人，“在孔子的文学价值观中，审美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或是一种价值利用，审美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在于政治礼乐化的道德至境”。孔子对文学社会功利作用的重视和实践影响了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诸多文人。这就意味着司马迁的“太史公书”也要像《诗》《书》《春秋》一样，具有载“道”治世的功能。因此，他为秦、赵史书均不记的蔺相如立传，因为他看到了这一历史人物身上弥足珍贵的价值和意义。民间口耳广泛传播已证明这一点，而司马迁要做的是将其上升到民族精神层面，世代流传。司马迁做到了！《史记》蔺相如本传形象深刻地诠释了大传统、小传统的互相作用和影响。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客观评价“完璧归赵”“渑池抗秦”，才能从更深层次感受《史记》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