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113-121页。

杜改俊，山西方山人，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现任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特聘教授。

提  要

元世祖潜邸时的幕府中，“晋籍”幕僚成员占了较大数量。通过史料、地方志及今人研究成果对“晋籍”的19位幕僚成员入幕的途径及在潜邸时、元初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一一加以考证。元世祖潜邸时的用人，以元宪宗继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晋籍”幕僚成员在前期阶段入幕者共8位：印简、赵璧、许国祯、许扆、张易、张德辉、魏璠、魏祥卿。他们的言行、思想对元世祖影响很大，可视为潜邸幕僚集团的先驱者。后期入幕者共11位：谢仲温、宋衜、周惠、李俊民、姚天福、郝经、宋子贞、杜思敬、崔斌、高觽、郑鼎，他们或为文臣或是武将，在世祖继位及元朝建国事业的各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晋籍”幕僚成员入潜邸为幕较多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地理之便为首要直接原因，晋蒙是近邻，在蒙古南下过程中，晋地较早地成为蒙古统治者的所属领地，其中一些人或因推荐或因父辈之军功，成为世祖潜邸之幕僚。第二，佛教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晋籍僧人印简多次与世祖接触，并向忽必烈推荐了许多人才。第三，独特的地域环境中，士人形成的通达的历史“正统观”，使他们为自己入王府为幕找到理论依据。

关 键 词

元世祖；忽必烈；潜邸；幕僚；晋籍；正统观念

正  文

元世祖潜邸时，通过征召、推荐及主动依附等多种途径，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幕僚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晋籍”成员占了很大的比重。《赵公神道碑銘》开篇即云：“国朝肇造区字，起自朔方，一时豪杰，多出云代间。”“云代”就是现在山西北部大同周围的地区。学界对潜邸幕僚的研究，较多关注邢台地区及三大世侯府中的成员，而对来自“晋籍”幕僚成员作为一个团体很少关注。其实，潜邸时“晋籍”的幕僚成员无论是数量还是所做的贡献，都非常值得关注。依据“晋籍”幕僚成员入王府前后顺序在此一一加以考述。

一、潜邸幕僚中的“先驱者”

元世祖潜邸时的用人以宪宗继位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1242年元世祖邀请晋地的印简法师到王府始，至1250年晋地魏璠父子入潜邸，约9年的时间。这期间，1244年征聘王鹗是元世祖用人观念转折的标志。在1244年征聘王鹗之前，世祖忽必烈用人观念基本处于同当时大多数上层蒙古统治者用人观念一致时期，主要是征用佛、道宗教人士和一些具有实用技能的人才。1244年征聘王鹗，到后来陆续征召一些儒士，世祖的用人标准开始转变。因此，前期的用人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242年至1244年，第二阶段1244年至1250年。在第一阶段，王府中仅有的几位汉人幕僚，除刘秉忠之外多数是“晋籍”人。印简大师应征入王府，对世祖用人政策的改变及世祖潜邸幕僚集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印简（1202—1257），字海云，岚谷宁远（今山西五寨）人。印简师父的“祖世奉佛不仕”。印简幼年就极为聪慧，七岁时，父亲为他讲解《孝经》的开宗明义章。他反问：“开者何宗？明者何义？”其父对他的反问非常惊异，于是带他去见当地有名的僧人颜公，颜公观其慧根不浅，推荐印简拜当地中观沼公为师。《山西通志》“仙释一”载：“印简，俗姓宋，世业儒。年十一祝发，佛书无所不通，及王公问治民道，必以儒术为先。后游云中，住华严寺。”印简13岁时（1214），蒙古军南伐，宁远城陷，印简得以“亲面圣颜”；18岁时，国王木华黎领军进攻岚州，岚州百姓四处逃散，印简侍奉的中观师，年事已高，无力逃离，劝印简逃生，印简坚持留在师父身边。城破后，元帅史天泽礼遇印简，并与其结为“金石友”。国王木华黎奏请成吉思汗给印简“大加恩赐”，称其为“告天人”。太宗去世，乃马真氏摄国，《佛祖历代通载·海云传》载：“丁未，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辛亥猛格（蒙哥）皇帝即位，颁降恩诏，顾遇优渥命师复领天下僧事，蠲免差役。悉依旧制。”蒙古帝国时期几位帝王都非常敬重印简法师。乃马真称制元年（1242），忽必烈邀请印简大师入王府。《佛祖历代通载》：“壬寅护必烈（忽必烈）大王请师赴帐下，问佛法大意。师初示以人天因果之教，次以种种法要，开其心地。……王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当有所闻也。”印简大师与忽必烈见面后，开导世祖要向天下的“大贤硕儒”问治乱兴亡之事。大师的这次开导，对忽必烈此后聘用中原文人儒士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印简大师此次赴王府，在经过云中时，邀请当时在云中讲学的刘秉忠一同赴王府。此后刘秉忠就一直留在王府，刘秉忠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类似于汉之萧何、唐之魏征。印简居王府两年后南归，他与世祖的此次见面，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印简入王府可以视为世祖潜邸用人的开始。

在征聘印简大师的同一年，云中人赵璧应召入王府。赵璧（1220—1276），字宝臣，云中怀仁（今山西怀仁县）人。张之翰《神道碑铭》载：“年二十三，有荐闻于上，召至行宫，爱其精敏，但以秀才呼。”赵璧入王府后，世祖命其驰驿四方，招募人才。1244年赵璧与许国祯曾受命到保州征聘名儒王鹗入府，1250年赵璧又与阔阔召姚枢入潜邸。赵璧所召的这两位人物，都是王府幕僚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赵璧入王府后开始自学蒙古语，把《大学衍义》翻译为蒙古文，世祖常在马背上听赵璧讲解儒家的理论，并以“秀才”称赵璧。蒙哥汗二年（1252），忽必烈治理河南时，赵璧任经略使。中统元年（1260），任燕京宣慰使。至元十三年（1276）卒。

与赵璧一同去保州召王鹗的许国祯也是晋地人。许国祯父子共同服务于潜邸王府。许国祯（约1200—约1275），字进之，绛州曲沃（今山西闻喜）人。许国祯祖、父皆业医。他继承祖业，精于医术，由此在世祖潜邸时被征召。《山西通志》平阳府的“人物”类载：“世祖在潜邸，以医征至瀚海，留掌医药，治庄圣太后（世祖之母），刻期而愈，乃张宴赐坐。”显然，许国祯被召入王府，是因为他高超的医术。由1244年许国祯曾与赵璧一同去保州召王鹗这件事，可知许国祯入潜邸时间，应在1244年之前。后跟随世祖征云南、征鄂州。世祖继位后授荣禄大夫，后进阶光禄大夫。许国祯进见世祖时，世祖常呼其为“许光禄”，而不呼名。足见许国祯与世祖之间所具有的特殊亲近关系。由是其他诸王大臣皆呼其“许光禄”。

许国祯之子许扆，字君辅，另有蒙古名字忽鲁火孙。许扆是跟随父亲入王府为幕的。《山西通志》载：“从父侍潜邸。进退庄重，世祖喜之，赐今名。”许扆为人仁厚谨慎，世祖甚为喜欢，所以赐其蒙古名“忽鲁火孙”，并赠其白玉带，以喻许扆明洁无瑕的品格类似白玉。潜邸时许扆入备为宿卫。成宗即位后，命以中书右臣署太常事，后改陕西行中书右丞。《元史》卷一百六十八《许国祯传》附有《许扆传》，《山西通志》卷一百十“人物”有具体记载。

在1244年忽必烈召金代状元王鹗入府后，中间三年的时间，即从1244年至1247年，王府中再没有引进人才。大概是因为这段时间乃马真后摄政，整个蒙古国的政权由蒙古贵族中的保守派掌控，排汉的势力很大。1246年贵由汗即位，同年刘秉忠南归中原奔父丧。借此机会，刘秉忠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原的形势，岁丁未（1247），刘秉忠推荐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张易、张文谦、李德辉入王府，三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张易是晋籍人。

张易（约1215？—1282），字仲一，太原交城（今山西交城县）人。张易因牵连谋杀阿合马事后被诛，因此记载张易的文字资料几乎没有留下来。根据他与元代一些重要人物的交往记载、相关文献及今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确知张易大致的生平行踪。元人王恽《中堂事记》载：“参知政事张易，字仲一，太原交城人。”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载：“时，太保刘文贞公（刘秉忠）、左丞张忠宣公、枢密张公易、赞善王公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由此知张易与刘秉忠是同学关系。今人白钢在《论元初杰出政治家张易》一文中考证，张易是在“岁丁未”（1247）由刘秉忠推荐进入忽必烈王府的。张易在潜邸时曾做书记官。幕府中的书记官是很重要的一个职位，所以王府中许多重大事情，张易都参与其中。他曾扈从忽必烈征云南，征南宋，这是潜邸时期重大的两次战役。在潜邸时期张易与刘秉忠几乎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大理学家许衡，在要求辞去京兆提学一职时，写信给刘秉忠和张易——《与仲晦仲一》书，求他们两人在世祖面前为他辞去提学一职。此事可以旁证张易与刘秉忠的亲近关系及在世祖面前的同等重要的地位。若不如此，许衡不会把同一封信寄予两人。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后，张易先后任参知政事、中书右丞、平章政事、枢密副使等职位。张易曾任职政务、财务到军机事务之最高职位，直到至元十九年（1282）因参与谋杀阿合马被诛。

1247年，“晋籍”的另一位重要幕僚成员张德辉也从真定府入潜邸王府。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号颐斋，冀宁交城人（冀宁本是太原路，元大德九年地震后改为冀宁路）。在金朝时，张德辉已声闻科场，史天泽闻其名，聘为经历官。后升为真定府参议，在府中政绩非凡，“由是声望隆于诸镇”，忽必烈闻其名，“上岁丁未（1247），遣使来召”。张德辉与忽必烈首次相见，主要讨论圣人之道及关于“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问题。张德辉期望忽必烈能够重用儒士，并能够接受和重视具体的祭孔仪式。张德辉入潜邸的第二年春天，在王府举行了祭祀孔子的释奠礼。这一行为意义重大，在蒙古王庭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意味着当时儒家文化在蒙古最高统治者中已被接受。当忽必烈访问到中原人才时，张德辉举荐了魏璠、元好问、白文举、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槃、李涛等人。忽必烈继位后，张德辉被任命为河东宣抚使。至元三年，参议中书省事。至元十一年卒。

同一时间段，“晋籍”人士魏璠父子也被荐入潜邸。魏璠，生卒年不详，字邦彦，浑源（今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人。《元史》无传，《山西通志》“人物”类“一七”中载：“魏璠，字邦彦，浑源人。贞祐二年进士。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时璠为翰林修撰，遣问道召参知政事、河南行省。”张德辉、李治等人都曾在世祖面前推荐魏璠。虞集的《翰林学士承旨董公行状》中载：“丁巳，世祖令授皇子经，是为北平王、云南王也。而太师窦默、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治、玉峰魏公璠偕至，于是王府得人为盛。”可知丁巳（1250），魏璠被忽必烈已征至王府。魏璠向忽必烈推荐名士六十余人。之后，魏璠因疾卒于和林王府中，年七十，赐谥“靖肃”。魏璠在潜邸时期的具体业绩，目前不可考。

由于魏璠在王府，其侄子魏祥卿在这段时间也服务于王府，魏璠无子，以侄子魏祥卿为子。魏祥卿在潜邸的活动，《元史》卷六十八《志》中有一段记载：“宪宗二年（1252）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以乐工李明昌、许政、吴德、段楫、寇忠、杜延年、赵德等五十余人，见于行宫。”说明1252年魏祥卿已经服务于王府。魏璠入王府时，年龄较大，猜测魏祥卿可能陪同魏璠一道去王府。魏璠、魏祥卿在《元史》无记载，《山西通志》卷一百十六“人物类”中有记载。

世祖前期在王府中的幕僚成员，晋地人有8位。八个人的身份角色各异，职责地位不同；但无论是披着僧衣的印简还是行医的许国祯，他们都关心着王府的同一个问题——引进人才。他们都积极为潜邸推荐人才、招募贤才。尤其是前期第一阶段的几位重要的晋地幕僚成员，他们是入世祖潜邸最早的幕僚成员，他们的言行、思想对世祖影响很大，对幕僚集团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可以被视为世祖潜邸幕僚集团的先驱者。

二、潜邸事业发展中的“奠基者”

潜邸用人的后期，指1251年之后至1259年世祖登基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个时期蒙古帝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激烈的皇室斗争，1251年，蒙哥（忽必烈之兄）登上了帝位，忽必烈成了皇弟，总领漠南全部军国事务。这个时期是世祖潜邸事业蓬勃发展时期，忽必烈征召了许多中原文士入王府，他成功地运用了以“汉人治汉地”的政策。这个时期进入王府的“晋籍”幕僚成员有十多位，依照入王府时间的先后，具体考述如下。

宪宗二年（1252）入王府的晋地成员有三位，分别是谢仲温、宋衜与周惠。

谢仲温（1223—1302），字君玉，丰州丰县人（今山西长治武乡县）。成吉思汗攻西夏时，谢仲温的父亲谢睦欢带领所属人员迎降。《山西通志》载其父：“谢睦欢，丰州丰县人。从太祖攻西京，力战先登，连中三矢，仆城下。……毎遇敌，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银铁冶达鲁花赤。”谢仲温是在1252年以达鲁花赤之子入侍王府的。“壬子岁，（谢仲温）见世祖于野狐岭，命备宿卫，凡所行幸，必在左右。”丙辰年，建上都城时，谢仲温为工部提领。己未南征，攻打鄂州时，谢仲温负责督战诸将。世祖继位，提拔为平阳、太原两路宣抚使。至元九年，升迁为顺德路总管。大德六年卒，年八十。

宋衜（？—1286），字弘道，潞州长子（今山西省长治市）人。《山西通志》载：“（宋衜）金兵部员外郎元吉孙。善记诵，屏居河内者十余年。”宋衜入王府是在世祖治理河南期间，《元史》载：“赵璧经略河南，闻其名，礼聘之。”赵璧做河南经略是在宪宗二年，由此可知，宋衜是在这一年入王府的，他在王府的主要贡献是协助赵璧治理河南。世祖继位后，中统三年授翰林修撰。后任命为征东行省员外郎，曾持诏去高丽，迁徙江华岛居民于平壤。终卒于太子宾客任上。

周惠，字德甫，隰州（今山西省临汾市）人。周惠在《元史》中无记载，《山西通志》载：“周惠，字德辅，为江淮都转运使。先为真定等处参谋。”此记载说明周惠早年在真定府做过参谋类的工作，所以后世学者把周惠归为从真定府入潜邸的成员。《元令旨五道石刻》载周惠曾经传第四道世祖旨令给李俊民：“又甲寅年七月二十日，宣差周惠德复赍到令旨，泽州庄靖先生呈本州见有进修学业刘璋、张贤、张大椿、申天祐等，乞劝奖事、准呈。”说明在甲寅年（1254）周惠已经入潜邸，据此记载，周惠入潜邸时间可推定为宪宗二年。王恽《碑阴先友记》载：“（周惠）慷慨有大志，早贵幸，乐与贤士夫游。”此处所说的“早贵幸”或许就是指早年被忽必烈重用。忽必烈即位后，授江淮都转运使。

宪宗三年（1253）入潜邸的晋地幕僚成员有二位，分别是李俊民与姚天福。

李俊民（1176—1260），字用章，自号鹤鸣，泽州晋城（今山西陵川）人。在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李俊民以经义举进士第一，闻名于时。在河南避乱期间，隐士荆先生曾授以邵雍皇极数。“当时知数者，无出刘秉忠之右，亦自以为弗及也。”刘秉忠曾经向忽必烈推荐李俊民，由此引起忽必烈的重视。宪宗三年（1253），“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王府短暂停留后，李俊民要求“还山”，世祖“遣中贵人护送之”。第二年，忽必烈再次召令李俊民，让他为王府推荐人才。蒙哥汗九年（1259），也就是忽必烈继位的前一年，忽必烈再次遣张易向李俊民问祯祥之事。《元史·李俊民传》载“又尝令张仲一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张易辞别李俊民时，李俊民曾送一首诗，诗云：“丹凤衔书下九霄，山城和气动民谣。九潜龙虎声相应，未戮鳣鲵气尚骄。万里江山归一统，百年人事见清朝。天教老眼观新化，白发那堪不肯饶。”根据当时的形势及此诗的内容，可以推断世祖让张易问李俊民的事，是关于自己继承皇位的大事。世祖继位后曾对身边的侍臣说：“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可见，潜邸时期李俊民在忽必烈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凤台县志》的《元令旨五道石刻》中记载了世祖对李俊民五道旨令的具体内容。忽必烈即位时，李俊民已卒于嵩山，享年85岁，葬于晋城崔家庄北。中统初，赐谥“庄靖先生”。

姚天福（1230—1302），字君祥，绛州稷山（今山西运城市，唐之后一直隶属绛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归运城）人。其父姚居实，为避战乱曾寄居在雁门，因此姚天福出生并生长在雁门。姚天福青年时代，因才识过人，被怀仁县推为县吏。在怀仁县派姚天福为王府进贡葡萄酒时，被世祖看重而入王府。《新元史》言：“世祖以皇太弟驻白登，县令使天福进葡萄酒于行帐，应对敏治，帝奇之，留直宿卫。”在虞集撰写的姚天福的《神道碑》中有类似的记载：“怀仁当以葡萄酒进行幕。公以吏在行，应对敏给，上奇之，留备宿卫。”蒙古帝国时期，山西大同（怀仁属大同府管辖）负责进贡上都葡萄酒。忽必烈出征云南路经白登在宪宗三年，姚天福当在这一年入侍王府。“宿卫”在蒙古帝国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因工作需要，常可以与皇帝有近距离的接触，所以任宿卫职的人多数仕途顺达。忽必烈即位后，姚天福被重用。在朝中和地方担任过许多要职，至元十一年，拜为监察御史，“每廷折权臣，帝嘉其直，锡名巴儿思”。巴儿思比喻为虎，不惧强悍。姚天福被誉为“汉之汲黯，宋之包拯”。大德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

元宪宗五年（1255），世祖召泽州名儒郝经入王府。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山西晋城陵川）人。壬辰（1232）年，蒙古兵南下时，幼年的郝经随父母逃难徙居顺天。郝家世代业儒，郝经的祖父郝天挺是元好问的老师，元好问曾从郝天挺学习六年，业成名震京师。郝经十一岁开始学经，其父郝静直为佐郝经的学业，向寺僧张氏借铁佛寺南堂屋，聚童子而教。郝经在铁佛寺苦学五年后，声名渐起。顺天府左副元帅贾辅闻其名，请郝经入馆教授诸子。郝经在顺天府为馆客七年，潜心读书教学，贾侯把自己家书楼的钥匙交给郝经，由此郝经“恣其搜览”，学问日渐自成一家，声名益重。“诸镇侯伯驰书交币，各欲聘为己用。”宪宗五年（1255）九至十月，世祖连续两次遣使召郝经。“岁壬子，今上以皇太弟开府于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诸公累荐公于上。乙卯（宪宗五年）秋九月，上遣使召公，不起。十一月，召使复至……。”郝经为此非常感动，应召北上。蒙古宪宗六年（1256）正月，见忽必烈于沙陀。郝经与世祖见面期间“连日引对论事，且命条奏所欲言者”。郝经上奏《立国规模》二十余条。郝经在王府居留一段时间后南返燕地。宪宗九年（1259），蒙古兵分三路攻宋，忽必烈负责中路的战事，南下征鄂州，出征前遣使急召郝经从行。郝经对兵事议论剀切，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令世祖非常惊讶，以为郝经是与战斗经验丰富的万户张柔曾经讨论过战事，而郝经回答：“此特经之臆说，柔不知也。”当宪宗突然病卒于合川钓鱼山，南宋权相贾似道又请罢战议和时，郝经及时进《班师议》，主张与宋罢战议和，并详细陈说退兵的理由，坚定了忽必烈退兵北返夺取皇位的决心。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继位，郝经被拜为翰林侍读学士，以国信使出使南宋，却被宋相贾似道拘于真州，长达十六年。至元十二年元军攻陷临安，同年夏天，郝经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大都。是年秋，病卒。

宪宗九年，忽必烈南征鄂州前，召潞州的宋子贞。宋子贞（1185—1266），字周臣，潞州长子（今山西省长治市）人。金末，家乡遭战乱，宋子贞率众入东平行台严实幕府。在行台府为详议官兼提举学校。在此期间宋子贞提倡庙学，帮助严氏兴办学校，奠定了东平儒学教育的基础。宋子贞精通军事，所以世祖在南征前召见了宋子贞：“岁己未，世祖南伐，召子贞至濮，问以方略。”宋子贞直言：“本朝威武有余，仁恩未洽。……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百城，驰檄而下，太平之业，可指日而待也。”世祖认可宋子贞所言，“上善其言”。宋子贞在潜邸时期属于临时顾问一类，并没有在王府中长久地停留。忽必烈即位后，中统元年（1260），授益都路宣抚使。至元二年（1265），拜翰林学士，参议中书省事，后又拜平章政事。至元三年（1266），以老致仕，病卒于家，卒年八十一岁。

另有四位潜邸时期“晋籍”的幕僚成员杜思敬、崔斌、高觽及郑鼎，目前未能考证其入潜邸的具体时间。

杜思敬（1235—1320），字亨甫，号醉经，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其父杜丰原本仕金，“太祖取太原，丰帅所部来降”。杜丰屡立军功，乙未年封为沁州长官。“长官者，国初高爵也。”杜敬思是杜丰的第三子，因父亲的功勋而入潜邸王府。柳贯《杜思敬谥文定》言：“乃若故中书左杜思敬，由其父奋起行伍，显立勋劳，遂得给卫世祖皇帝潜邸。”文中无杜思敬入侍藩府的具体时间记载。忽必烈即位后，历任平阳路同知，拜参知政事等职，终官中书左丞。延祐七年（1320年）去世，谥号“文定”。

崔斌（1223—1278），字仲文，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人。《元史》本传载“世祖在潜邸召见（崔斌），应对称旨”。在潜邸期间，世祖命崔斌辅佐卜怜吉带戍守淮南，卜怜吉带非常敬重崔斌。崔斌利用敌方情势乘机偷袭，多所俘获。中统之后，在进攻南宋的过程中崔斌又屡立战功。至元四年，崔斌授中书郎中，镇守东平。至元十年，改河南宣慰使，历任湖广行省参政、左丞。至元十七年十二月，阿合马罗织许多罪名暗中杀害了崔斌。崔斌年五十六岁。学者李军评价崔斌“是一个在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具有治国才干，同时又具有诗人气质的文武兼备的全才，是一个应该为之讴歌的三晋英豪”。

高觽（1238—1290），字彦解，上党（今山西长治市）人。高觽的父亲高守忠，国初被封为千户长。高觽因以勋臣之子为世祖潜邸的宿卫：“觽事世祖，备宿卫，颇见亲幸。”后选为太子真金属官，负责艺文、宫卫监门之事。至元十八年（1281），授同知王府都总管府事。至元二十二年，迁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后迁河南等路宣慰使。

郑鼎（1215—1278），泽州阳城（今山西晋城市）人。郑鼎曾经参与了世祖潜邸时许多重大事情，但因《元史·郑鼎传》中记载误把“癸丑世祖征大理”写成“庚戌从宪宗征大理国”，因此后来研究者没有把郑鼎纳入世祖潜邸幕僚中。《山西通志》“追封郑鼎制”曰：“当群寇抢攘之际，兵符早握，驱雷电以荡余氛。潜邸从游，廓风云而遇真主。”此处的记载明确指出郑鼎曾经“潜邸从游”，遇真主。郑鼎在世祖征大理时随从，在六盘山征战中，“敌据扼险要，鼎奋身力战，敌败北，帝壮之”。班师返回时，郑鼎居后，全军由此安全而归。己未年（1258），郑鼎又从世祖南伐，屡立战功。忽必烈即位后，中统元年升迁为平阳、太原两路万户。至元十一年，从伐宋。十四年，改湖北道宣慰使，在平蕲、黄二州的叛乱时，舟覆而亡。

世祖潜邸用人的后期，“晋籍”幕僚成员有11人。他们或因声高名望被召入王府，或因父辈之军功而入潜邸。在潜邸时期，他们有的亲自领兵打仗，有的为世祖事业出谋划策，在世祖继位及元朝建国事业的各个方面，“晋籍”幕僚成员及潜邸所有幕僚为此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潜邸“晋籍”人入幕的主因

对于元世祖潜邸幕僚成员，笔者曾全部进行过考证，目前有姓名可考者90人，汉人幕僚成员70多人，“晋籍”汉人幕僚成员19人，在整个潜邸幕僚成员中“晋籍”人数超过五分之一，在汉人幕僚成员中占四分之一。从地域角度看，“晋籍”幕僚成员在潜邸幕僚群体中是数量最多的。

（一）晋蒙为邻的地理之便

潜邸时“晋籍”幕僚成员占有较多数量，地理上的相近是最直接的原因。山西是内蒙古的近邻，尤其山西北部，是蒙古军南下的过程最先到达的地区。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时期，山西境内已基本属于蒙古国统治。元太祖六年（1211），攻占云内、东胜、武、朔等州。太祖十三年（1218），木华黎攻克了太原、平阳及忻、代、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上党）汾、霍（今山西临汾）等州。元太祖十四年（1219），攻占岢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至此，山西大部分地区属于蒙古帝国统治。按蒙古帝国当时的政策，对于所征服之地，一般任命当地官员继续管理，尤其是在战争过程中投降的军事将领一律就地授官，或授予原职，或改授更高一级的职位。蒙古帝国初期用人的标准主要是“军功”和“血统”。因此当父辈因军功获得官职时，其子弟尤其是有能力的子弟就会有机会被重用和提拔。潜邸幕僚中的三位成员属于“晋籍”中受降军官的子弟。汾州幕僚成员杜思敬是杜丰的第三子，杜丰是1215年木华黎攻打太原时率部受降的，后杜丰被封为沁州长官，因此有机会入王府为幕僚。另外两位因父辈军功而入王府为幕僚的皆当“宿卫”之职：上党人高觽，因父亲高守忠在帝国初期被封为千户长，高觽成为世祖潜邸的宿卫。另一位丰州丰县人谢仲温（1223—1302），成吉思汗攻西夏时，谢仲温的父亲睦欢带领所属人员迎降，多次立有战功，后被封为太原路金银铁冶“达鲁花赤”。谢仲温在1252年以达鲁花赤之子入侍王府，备为宿卫。“宿卫”一职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怯薛护卫军。《元史》卷99《兵志》称“怯薛者，犹言番直宿卫也”。怯薛军最早源于草原贵族的亲兵，之后扩建成庞大的护卫军。其成员主要从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有武功的子弟中挑选。宿卫的主要职能：保护王府安全，随从主人出行和分管王庭的各种事务。因为在世祖身边，所以拥有很多随时献纳的机会，这些人自然也有更多晋升的机会。谢仲温在中统元年，被提拔为平阳、太原两路宣抚使；至元十六年，又升为湖南宣慰使。“宿卫”一职是后来元朝高级官员重要来源之一。“晋籍”幕僚成员许扆也是宿卫出身，其父许国祯因医术高明，祖母又以善于调和食物侍奉庄圣太后（忽必烈之母）有功。许扆自幼出入于王府，长而为王府宿卫。从小生长在王府中，有很好的语言学习环境，所以“每外国使至，必命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深得世祖喜欢。世祖即位后，拜为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事。

在元代四种民族等级中，蒙古人之外依次是色目人、北方人和南人。后三种顺序就是以归属蒙古帝国的先后顺序而定的，早归属者往往在早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世祖潜邸中“晋籍”幕僚成员中充当“宿卫”职的人，大多数就是获得了这种因地理之便而产生的机会。

地理之便和血缘关系，是“晋籍”人入幕僚最为直接的原因。之所以如此，因为13世纪初蒙古统治者的社会结构还处在以血缘为纽带的组织形式。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后，开始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其重要的一项就是设立了“千户制”，全体草原牧民被统一编制在九十五千户中，千户之下又有百户、十户。千户编组的原则是尽量把原有部落中的人编在同一户中，由原来的部落首领担任千户长、百户长，其中许多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九十五千户分封千户那颜（蒙古语“官人”）八十八人，七十八位是功臣，十位是驸马，其中三位驸马合计统领十千户。百姓的千户制以血缘为基础，官员主要源于血缘与军功。正因为蒙古社会的这样一种社会结构特点，所以因地理之便入王府的父辈，其子弟便因血缘关系而有机会进入王府为宿卫。

（二）“晋籍”僧人的推荐作用

潜邸时幕府中的重要成员是文人硕儒。蒙古帝国初期几乎很少重用儒士，大量的文人儒士能够进入王府，佛家人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具体而言“晋籍”僧人印简法师的举荐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13世纪初的蒙古帝国而言，文化方面最易接受和沟通的就是宗教方面的内容。蒙古人当时信奉的是萨满教，萨满教本是一种多神教，这就使得蒙古统治者在宗教方面形成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所以当他们开始接触中原已有的佛教时，佛教周密、合理的教义及高僧们精辟的讲解使他们很快就能够接受并信奉。在宗教方面，蒙古民族由萨满教中的多神教改变为对一种宗教的信仰开始于忽必烈，《多桑蒙古史》记载：“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一种宗教者，盖忽必烈汗也。时忽必烈汗业已归（皈）依佛教，而佛教已开始传播于蒙古人中。”忽必烈之所以能够皈依佛教，与佛门中的两个人有很大关系：一是晋籍汉人印简法师，一是西藏高僧八思巴。八思巴（1235—1280），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朝第一位帝师。1253年忽必烈攻打大理时，为了顺利穿越藏民族生活的地区，同时也想为该地民众摊派一些兵差、收取珍宝，忽必烈约见了八思巴。八思巴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向忽必烈讲述了西藏与汉地、西夏往来的历史，历数自己祖先的功绩，多次为忽必烈讲论佛经的教义，最后忽必烈不仅没有摊派差役，还在军中让八思巴为自己和察必皇后举行了密宗的喜金刚灌顶仪式。之后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忽必烈每遇大事定要向佛祈祷。

八思巴与忽必烈最初接触的目的，在于对藏族民众利益的保护；而印简大师与忽必烈的接触，从一开始就想用儒家思想影响忽必烈的治国思想与用人观念。金元战乱之际，社会秩序混乱、民生凋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唯有用儒家的“仁政”思想影响蒙古统治者，使他们逐步践行“仁政”，才可能挽救和治理战乱中的地区。在雍正《山西通志》“仙释类”中载：“（印简）年十一祝发，佛书无所不通，及王公问治民道，必以儒术为先。”印简法师虽为佛门中的人，谈及治国之道，“必以儒术为先”。他以佛家的身份、教义为媒介，对蒙古上层统治者宣传儒家的仁政思想。且印简法师尽其所能，努力做一些恢复儒家文化的事业。为袭封孔子五十一代孔元措为衍圣公，印简法师去找蒙古官员：

师为其言曰：“孔子善稽古典，以大中至正之道，三纲五常之礼，性命祸福之原，君臣父子夫妇之道，治国齐家平天下，正心诚意之本，自孔子至此袭封衍圣公，凡五十一代，凡有国者使之袭承，祀事未尝有缺。”大官闻是言，乃大敬信，于是从师所言，命复袭其爵以继其祀事。

印简法师在自己努力做一些恢复儒家文化事情的同时，向蒙古统治者竭力推荐能够真正治理国家的儒士文人。他开导忽必烈“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由信仰而互相之间产生的信任，比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所具有的信任更为稳定和牢固。对于已经信仰佛教的忽必烈，对披着袈裟具有很高威信印简所言自然是深信无疑，对印简法师所推荐的人自然也就十分信任。印简推荐了同样是僧人身份的刘秉忠，刘秉忠推荐了许多文士进入世祖潜邸，其中包括“晋籍”幕僚张易，张易也曾是佛家弟子。印简法师在此的作用不仅仅是推荐了刘秉忠及几位具体的幕僚成员，而是由于对他特殊身份及佛学思想的认可，以此为媒介，使忽必烈及一些先进的蒙古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儒士及儒家文化在治理国家时的重要性。由此，许多的“晋籍”及其他的中原儒士文人进入了世祖潜邸。佛教文化及印简、刘秉忠、张易等僧人的身份在潜邸幕僚群体的整个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媒介作用。僧人及佛家文化成为士人与忽必烈互相之间沟通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三）士人通达的朝代“正统观”

潜邸幕僚的“晋籍”士人中，有许多有身份有名望的金朝的文士官员。如金状元李俊民，在金朝任沁水县令；名士魏璠曾为金翰林修撰；被称为“一代文宗”元好问金时官至知制诰，但他与张德辉一起奔赴潜邸，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这些士人能够摆脱前朝曾有的“光环”，愿意入王府投身于潜邸事业，其中关键的原因是在当时背景下，他们已经具有通达的“正统观”与先进的“中华一统”观。而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地域历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文化原本就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荟萃。晋地尤其是晋北，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多次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曾经统治过生活过的每个民族，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痕迹。从而使本土文化具有了多元、兼容、开放的特点。同时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统治者及百姓多数能够主动学习中原汉文化，与汉民族融为一体。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就是一个显例，《北史·高祖孝文皇帝本纪》记载，孝文帝是“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进入12世纪初，山西及大片北方地区再次被少数民族中的女真人建立的金朝统治。金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120年（1115—1234），金朝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中华一统”的口号。中华民族的融合过程是由血缘认同到地域认同再到文化认同这样三个阶段，在向文化认同的进程中，金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金熙宗统治时期，当左丞相宗贤等人主张州君长吏只用女真人时，熙宗言：“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金朝的第四位皇帝完颜亮有一首著名的《题临安山水》诗：“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诗志在表达的是车同轨、书同文“天下一家”的雄心。金统治者“一统”的具体政策，就是采取集团的形式移民，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内迁。金初建国太祖、太宗年间，将大量契丹、女真等诸部的人迁往金源内地，史称“实内地”；在靖康之变后，又将宋皇室为主的10余万人北移。如此大数量普通少数民族成员与汉族百姓长期杂居生活一起，通过接触和交往，在日常生活形式、文化表现等各个方面互相学习，差距日益缩小；而在民族心理、性格等方面日趋相同。在金代这样“大同”的政治背景及具体的各民族融于一体社会生活环境中，北方士人的传统文化中的夷夏观念逐渐淡漠，朝代之“正统”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潜邸晋籍幕僚成员郝经曾言：

虽然，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之从。圣人有云：“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以是知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不在于道，而在于必行力为之而已矣。

郝经之观点代表了当时北方及“晋”地许多文士的观点。在当时金朝统治过的北方士人的观念中，皇朝正统与否不在于民族与姓氏，而在于能够身体力行于中国之“道”。民所从者是“德”，而非正统之“姓”。当时的忽必烈王子，深受汉民族文化影响，《元史》载：“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金时形成的“大同”思想，之后郝经等士人形成的通达的“正统”观念，成为金亡后，金之“士人”能够坦然仕元的依据。历史有时候就是以这样一种“奇特”的形式前行。

从现实而言，宋金以来国家长久地处于分裂动乱局面中，北方人民长期饱受战争之苦，强烈渴望安定统一。士人们选择可以安定天下的人主，帮助其一统天下是最为直接现实之愿望。当时金源已亡，南宋朝廷软弱腐败，成为一个日益衰败的政权，而蒙古民族统西夏、定金源成为一个新兴的崛起的民族，择可以行“中国之道”的王子忽必烈辅佐其统一天下，成为当时一些士人的明智选择。“晋籍”之潜邸幕僚成员就属于做出这类选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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