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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富兴 | 论宋代赏石的精致化——以《云林石谱》为例

薛富兴 甘肃社会科学 202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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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5期,第88-97页。

薛富兴,山西朔州人,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云林石谱》乃考察宋代石文化史和赏石的一把锁钥,它提供了三种命石方法:以地名石、以形色名石和以境名石,它们对石审美具有不同的影响。宋代赏石整体上进入古代赏石的精致化阶段,代表了古典赏石高峰,其标志是出现了关于石头的系统性知识总结、关于石头审美价值与风格的判断标准系统、石头鉴赏眼光的精细化、代表性的名石与鉴赏家,以及以“奇怪”为美的核心审美观念。立足于当代环境美学核心理念,宋代赏石有两方面的局限:一是以形式主义审美趣味为代表的外在赏石;二是“以境名石”为代表的主观赏石。为了恰当、深入和完善地赏石,当代赏石需重置整体文化语境,自觉告别以人文价值趣味濡染石头的传统,积极引入地质学知识,方可开出新境界。

关 键 词

《云林石谱》;宋代赏石;形式主义;主观赏石;地质学

正文

两宋整体上是一个中国古代审美的精致化时代,一个在审美趣味和审美视野两方面都自觉追求由简而繁、转粗为精和精益求精的时代。如果说中晚唐时期的李德裕和白居易开辟了一个不仅将石头当实用器物,同时也以无功利的精神性态度面对石头,自觉地以石头为审美对象,聚焦于其突出的形色声纹之美,以玩石过精神生活的时代,因而整体上实现了审美自觉,那么到两宋时期,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进入一个对各类石头进行精赏细品的新阶段。欲了解宋代石文化和赏石基本情形,两宋间杜绾所撰的《云林石谱》便是一个必要门径,因为它是中国古代赏石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谱录著作,是两宋石文化的百科全书。本文欲以之为个案,考察宋代赏石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局限。


一、宋人命石三法

关于两宋赏石基本情形,第一个问题就是宋人到底欣赏了哪些石头,其赏石审美视野如何。《云林石谱》三卷记录了石头111条,石名108种(有3种重出两次),将此信息作为了解两宋赏石的基本指导当无大谬,因为它在规模上远超本时期任何一本诗文集所包含的时人赏石信息。对《云林石谱》的讨论可从其石名开始:一方面,可从中了解宋人到底玩赏了哪些石头,其赏石的品种丰富度如何;另一方面,为石头命名同时也体现了时人感知、理解、归纳甚至评价石头的主观信息,石名上寄托了时人如何赏石的信息,承载了其特殊的审美趣味和视野。当然,《云林石谱》首先是一本综合性的石文化著作,然后方可将它理解为一部关于宋人石审美的谱录,因为它记录石头的目的不仅是审美,尚有物质利用意图。


《云林石谱》的首要贡献便是其对历代赏石知识与经验的汇积之功,它在三卷的规模内汇集了108种石名,两宋赏石总体面貌据此得以呈现。本谱以逐个点名的形式呈现石头,并未进一步对石头做分类的工作。然而,通过清理这些石名仍可见出其命石的基本思路。


以地名石,即以某石最早或最知名出产地作为某石之名,是《云林石谱》为石命名的第一种方式,比如“青州石”“昆山石”和“洛河石”。在《云林石谱》所载的108种石头中,属此者凡80种,居其石名的三分之二,当是宋人命石的主流形态,此习一直延续至今,比如当代赏石中之名流——“灵璧石”“太湖石”和“英石”。需注意者,本谱以地命石并无一定之规。其中有大名,即以某石产出地所属州府或“军”级地名命石,凡此者最多,有40例,闻名至今的“太湖石”即属此例。实际上,“太湖石”在唐代即属名石,为白居易所喜。有中名,即以某石产出地所属县之名称呼此石,遵此者有16例,闻名至今的“灵璧石”即其代表。《云林石谱》以“灵璧石”开篇,可见其在宋代赏石史上之地位。有小名,其地理范围小于县,即以某石产出地所属县域中某乡镇或山水之名命石,凡此者有24例,其数量仅次于大名之例,如“蛮溪石”“方山石”等。据此可知,宋人以地命石中当以大名与小名为通例,中名则其次也。


以形色名石乃《云林石谱》石名的第二种,凡此者有24种,其数量仅次于以地命石者,如“石笋”“钟乳”“玛瑙石”“螺子石”和“桃花石”等,亦当属于宋人命石之主流方式。此外又有以人命石者,如“何君石”和“苏氏排衙石”等。

江州湖口石……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为东坡称赏,目为“壶中九华”,有“百金归买小玲珑”之语。


蜀中永康军产异石。钱逊叔遗余一石……目为“江山小平远”。

此乃宋人命石之第三种,可谓之“以境名石”,此种命石法同样存在于《宣和石谱》中,如“万寿老松”“独秀”“凝碧”“瑞蔼”“蓬瀛”等。所谓“以境名石”乃指赏石者根据某石的形式特征,加上本人对此石的特殊审美趣味和独特想象,形成关于此石的独特艺术性境界,遂以此境命石,此种情形在《云林石谱》中数量虽不多,但在赏石趣味与视野意义上极具典型性,因而仍属宋人命石头的主流方法。


最后一种与前两种命石方法不同,实为一石二名,被称为“壶中九华者”本已有“江州石”之名,被目为“江山小平远”者亦自有“永康石”之名,它们同属以地名石之例。为何会出现一石二名现象?此二名原来分属不同层次。“江州石”和“永康石”为此二石之类名,属于一级命名,而“壶中九华”和“江山小平远”则为本类个体石头之名,如人的姓名,属于二级命名。一为共名,一为殊名。若“以地名石”之类名主要服务于科学性认知,“以境名石”则主要服务于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


从美学的角度看,上述三种命石方法中,第一种“以地名石”最方便易记,然而除了提示其产出地外,它不包含特定石头本身的任何信息,在揭示物性上可谓一种弱相关命名法,并不利于赏石者高效率地认识此石,若想具体地认识此石需赖进一步描述。在此意义上,此种命石法尚未开启审美之路,不易建立起与审美的直接关联。如果说属于此种的“太湖石”和“灵璧石”一直流传于赏石史,从未有人对此异议,乃因在此名称下诸石之外在特性已被赏石者在漫长历史年代反复确认、记忆和熟知,并不能归功于其命名。第二种“以形色名石”与作为审美活动的赏石最为相关,因为它们直接标识每种石头最显著的感性特征,从美学上说是一种高效命名。然而此种命名的功能也有限,它只开启了形式主义赏石的审美之门,由于尚未触及所赏石头的诸内在特性,离完善赏石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当然,任何名称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因此完善赏石当依赖于从不同角度标识石性的一系列概念,而不能寄希望于一次命名。第三种“以境名石”当属于拓展性命名,因为它们并不直接标识诸石头之内外特性,而指向赏石者对诸石之个性化和主观性审美想象,它强调的是因石而起的一种观念性成果,而非关于石头本身的特性信息。如何认识此种命石法?一方面,它似乎凝结了宋人赏石的高级审美成果——对石头的境界性审美体验;另一方面,由于它已远离石性,故而导致一种主观地对待石头的审美趣味和视野。


“以地名石”之法还存在其他问题。诚然,立足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经验,“以地名石”简单易记,并无不妥。然而当我们把杜绾的《云林石谱》理解为一种博物学性质的谱录性著作,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杜绾对此类石名只是实录而已,他显然并未发现此种命名会有哪些问题。何为博物学?它应当是博物学家对本人所属特定时代和文化传统中关于特定对象已有知识的系统性整理。作为科学活动,这种整理工作应当有反思性,从而体现其自觉性。杜绾在此石谱中既未为诸石之名理出某种秩序,使读者对这些石头获得某种规律性理解,也未对这些石名提出某种程度的质疑,更没有对如何为石头命名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之相比,清人李渔做得更好一些。李渔在其《闲情偶寄·种植部》中对某些植物的传统名称提出异议,认为名实不能相符,并给出自己的新命名。《云林石谱》“以地名石”案例中存在大、中、小名并行不悖的质朴状态,作为一位博物学家,杜绾面对此种状态没有反思,也没有意识到其必要性,这足以说明他对石名所包含的名实关系及其功能并没有自觉,因而未实现“命名”的自觉。命名实乃博物学的关键环节,是博物学正确地出发,实现科学探究与日常生活经验分离,从而建立起关于自然的独立性知识系统的初始门径。某种意义上说,“命名”的不自觉可以典型地标识整个博物学的不自觉。理想的谱录学应当属于博物学,即对已有经验与知识进行反思性整理,以命名为关键环节,体现自然对象间纵横两方面内在关联,进而概括出建立知识秩序的基本准则。正因如此,进入18世纪,命名与分类成为西方博物学家们的基础性工作,他们正是凭借此项工作,建立起区别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全新知识结构,又据此而探测其背后的自然秩序。《云林石谱》在“命名”上的不自觉既是作者杜绾的个人局限,也是其所属时代的局限,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博物学的局限。因为中国古代大部分谱录著作满足于沿用日常生活概念,未针对物名做反思性工作,也未着意于旨在体现众物间内在秩序的分类工作,故而未实现“博物学”的自觉。诚然,先秦思想家们就提出名实问题,儒家历来重视“正名”。然而这种“命名”意识仅限于社会秩序视野,谱录学家们对自然对象之名则大多满足于其已有之日常生活命名,未能像西方近代博物学那样对日常生活物名正面提出反思性“学科化再命名”的问题,未能建构一种独立于日常生活经验的新的学科命名系统,因而也就未能出现一种明晰地体现自然物间纵横、内外秩序的知识系统。这种博物学意义上“命名”的不自觉极大地制约了以探索自然秩序、建构自然知识为宗旨的自然科学整体发展水平。


二、宋代石文化

《云林石谱》表明:围绕着赏石活动,宋代已出现了一条独特、可观的石文化产业链条,诸环节具备,投入者众。有采石、运石与治石:

平江府太湖石,产洞庭水中……采人携锤錾入深水中,颇艰辛。度其奇巧取凿,贯以巨索,浮大舟,设木架,绞而出之。


熙宁间,士大夫就诸岛上取石十二枚,皆灿然奇怪,载归南海,为东坡称赏。


阶州白石产深土中……工人就穴中镌刻佛像诸物,见风即劲。以滑石末治令光润,或磨砻为板,装制砚屏,莹洁可喜。

围绕着石头之所以能形成一种产业,乃因有人喜欢,这种新的特殊市场需求既出现在民间,也出现在宫廷:

平江府昆山县石,产土中,多为赤土积渍,既出土,倍费挑剔洗涤,其质磊石鬼,巉岩透空,无耸拔峰峦势,扣之无声。土人唯爱其色洁白,或栽植小木,或种溪荪于奇巧处,或立置器中,互相贵重以求售。


又有一石笋,高九尺有奇,混然天成,目为“栋隆”,悉归内府矣。

这种庞大的市场需求是以极温柔的形式表达的,那就是人们对石头所产生的特殊审美偏好——石头之“癖”:

袁州分宜县,距县二十里有五侯岭,岭上四旁山石,岞崿峭绝,若划裂摧倒势,其嵌空巉岩中,多狙猨。凡山下石,或立或伏,当是山土飞堕者。色绀青,不润泽,玲龙奇怪万状,间有数人可远致者。临江士人鲁子明有石癖,尝亲访其处,以渔舟载归潇滩,列置所居。


米芾为太守,获异石,四面巉岩险怪,具袍笏拜之。

米芾拜石,呼石为“丈”的故事已成为古代赏石头史上美谈,正可为时代风气——“石癖”作注,它形象生动地传达出时人对石头的迷狂与专注。“石癖”乃一时之特殊审美风尚,正是在此风尚推动下,两宋宫廷与士人集团的文化活动有了新品类、新内涵,比如购石、赠石,甚至夺石之风:

顷岁,钱塘千顷院有石一块,高数尺,旧有小承天法善堂徒弟,折衣钵得此石,直五百余千。


蜀中永康军产异石。钱逊叔遗余一石,平如版,厚半寸,阔六七寸,面上如铺纸一层,甚洁白。


襄州江水中多出穿心石,色青黑而小,中有小窍……顷年,家弟守官,偶步水际,获得一青石,大如鹅卵,白脉如以粉书草字两行。把玩累日,为贵公子夺去。

正是这种看似夸张荒诞的时代风尚成为两宋石产业的雄厚社会基础,这种狂热的市场需求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山野之石具备了突出的市场价值,不同阶层的人们便可以之求利,以之谋生:

密州安丘县玛瑙石,产土中,或水际……土人磨治为砚头之类以求售,价颇廉。初不甚珍,至有材人以此石叠为墙垣,有大如斗许者。顷因官中搜求,其价数十倍。


鄂州沿江而下,阳罗洑之西,土名石匮头,水中产石,如自然棋子,圆熟扁薄,不假人力。黑者宜试金,白者如玉温润。山下有老姥鬻此石以为生。

赏石风尚如此狂热,市场需求如此旺盛,以至反弹出以假乱真故意作伪者:

大抵石中鱼形,反侧无序者颇多,间有两面如龙形,作蜿蜒势,鳞鬛爪甲悉备,尤为奇异。土人多作伪,以生漆点缀成形。但刮取烧之,有鱼腥气,乃可辨。


西京洛河水中出碎石,颇多青白,间有五色斑斓。采其最白者,入铅和诸药,可烧变假玉或琉璃用之。

石头本是自然界随处可得的最普通无机物,然而赏石之风一旦形成气候,便将石头这种普通自然物成功地转化为一种为人类的特殊审美需要而存在的人文对象,转化为具备突出经济价值的商品,甚至成了一石难求、价格昂贵的奢侈品。

下岩之价,二十倍于上岩下穴;上岩下穴之价,十倍于半边山诸坑,半边山价十倍于小湘,小湘价倍于蚌坑,后历绝品,亦不过十来千。


英州含光、真阳县之间,石产溪水中……又有一种色白,四面峰峦耸拔,多棱角,稍莹彻,面面有光可鉴物,扣之有声,采人就水中度奇巧处錾取之。此石处海外度辽,贾人罕知之。然山谷以谓象州太守费万金载归。

此可见两宋石头经济之大略。

澧州石,产土中,磊磈而生,大者尺余,亦有绝小者,颇多险怪巉岩,类诸物状……土人不知贵,士大夫多携归装缀假山,颇类雁荡诸奇峰。


荆南府松滋县溪水中出五色石,间有莹彻,纹理温润如刷丝,正与真州玛瑙石不异,土人未知贵。

《云林石谱》中有诸多石产地“土人不知贵”“土人不贵”或“土人不甚重”语,然而一经士人推举便为奇物,一旦进入收藏界便价格倍增,成为珍品。由此可见,虽然唐人于赏石有首倡之功,然而赏石成为宫廷与士林一时之普遍风尚乃至一条持久、活跃的产业链,成为一种内涵丰富的石文化,则主要由两宋士人集团(以徽宗为代表的宫廷赏石集团从知识结构和文化趣味上说与士人无异)所创造。一定意义上说,宋人赏石审美趣味乃至宋代赏石文化是由两宋士人集团建构的。石头亘古即有,又乃百姓日常生活随时可见、可用之物,本不为奇。宋代士人的重大贡献就是推广了一种对待石头的新视野——以超功利的精神性态度观照石头,突出了石头的新面相——其形式美,固化了石头的新功能——审美欣赏,形成了关于石头的新景观——以石头审美和石头经济(产业)互动双赢为主要内涵的赏石文化。


两宋赏石已然不限于自然审美领域而拓展至作为工艺的园林建筑。作为园林这种第二自然要素之一,一些具特殊形态与质地的石头获得时人青睐,最典型的就是“假山”之石,比如对“太湖石”之利用:

此石最高有三五丈,低不踰十数尺,间有尺余。惟宜植立轩槛,装治假山。或罗列园林广树中,颇多伟观。

宋人崇石亦有纯为利用者:

莱州石,色青黯。透明斑剥,石理纵橫,润而无声。亦有赤白色。石未出土,最软,土人取巧,镌雕成器,甚轻妙,见风即劲。或为铛铫,久堪烹饪,有益于铜铁。

于石之物质利用中,杜绾最在意的是砚材之石。在《云林石谱》所提及的108种石材中,明确言及“堪为砚”者凡29处、23种。“镇纸”也是作者很在意的石功用,反复提到:

南剑州黯淡滩出石,质深青黑而光润,扣之有声,作砚,发墨宜笔。


巩州旧名通远军,西门寨石产深土中。一种色绿而有纹,目为水波,斫为砚,颇温润,发墨宜笔。

依此,最理想的砚材当既有普通赏石之突出形式美特征,如质地清润、色彩纹理鲜明、声音清越,又要有善发墨的实际优点。

信州玉山县,地名宾贤乡,石出溪涧中,色清润,扣之有声。采而为砚,颇剉墨。比来裁制新样,如莲、杏叶,颇适人意。


邢州西山接太行山,山中有石,色黑,峰峦奇巧,可置几案间。土人往往采以为砚,名曰乌石,颇发墨。又一种稍燥。苏仲恭有三砚,样制殊不俗。

砚石诚为赏石中之别类,但其恰当定位当是工艺,而非赏石之一般形态——作为自然美对象的石头。其工艺性质不仅在于其实用性,更重要者,人们往往在自然形式美基础上有意识地增加了人类文化属性的特殊之美——人工造型和纹饰,即此处所言的“样”或“样制”。宋石之器用分为两类:一是为砚、为屏、为镇纸者,属于工艺,兼具实用与观赏之功;一为纯器用者,如诸炊器。作者最强调的乃以石为砚与镇纸,这是因为作者杜绾即是士人,故而即使是功利的眼光,他最在意的还是石头对书生日常本业的功用——作为文房器物的石头。在此意义上,可将米芾的《砚史》理解为《云林石谱》之专题深化型别录。


总之,《云林石谱》不仅是一部横向展示石头信息的谱录性著作,它还是一部两宋“石文化史”,具体地,其中包括了宋代治石、赏石、藏石和用石(园林、假山、治砚等)史方面的信息,而尤以赏石史为贵,可将《云林石谱》作为考察宋代石文化的一把锁钥,由此可窥宋人赏石之一斑。


三、宋代赏石趣味

本文重视《云林石谱》主要出于美学视野,认为两宋石文化的观念性核心成果乃宋人对石头的审美欣赏:抽象地说是以超功利的精神性态度对待石头;具体地说,乃为诸石突出的形色声音等视听感性特征所吸引,因而将石头当成一种很独特的审美对象。石头乃无机自然对象,因此赏石属于自然审美,且主要地是对对象自然——个体无机自然对象的审美欣赏。宋人到底从哪些角度欣赏石头,欣赏了石头的哪些内外在审美特性与价值呢?

宿州灵璧县,地名磬石山,石产土中……随其大小,具体而生,或成物象,或成峰峦,巉岩透空,其状妙有宛转之势。亦有窒及质偏朴,若欲成云气日月、佛像,及状四时之景。


平江太湖石,产洞庭水中,性坚而润,有嵌空穿眼、宛转崄怪势。一种色白,一种色青而黑,一种微青。其质纹理纵横、笼络隐起,于石面遍多坳坎……扣之微有声。

宋人主要地欣赏石头的外在形式审美特性,而且其赏石的形式美眼光可谓完善,当他们感知和评估石头的外在审美价值时,主要强调其色彩、纹理、质地、光泽等特性,赏石者的视、听、触觉全方位参与,其对石头形式审美趣味已然精细。

唯永宁所产,大者十数尺,或二三尺,至有尺余。或大如拳,或多细碎,散处地土,莫知其数,率多奇怪。


耒阳县土中出石,磊磈巉岩,大小不等,石质稍坚。一种色青黑,一种灰白,一种黄而斑,四面奇巧,扣之无声,置几案间,小有可观。

宋人赞石喜用“奇”“怪”“巧”“异”和“险”等语,可见其赏石多以“奇怪”为美。“奇石”一语首先指具有突出视听形式特征的石头——奇怪的形状、鲜艳的色彩、耀眼的光芒、温润的质地、清脆的声音等。但是,“奇石”在宋人那里尚有其他含义:

婺州金华山有石,如羊蹲状,予于僧寺见之,耳角尾足,仿佛形似。


又县西六十里庆云乡,地名久岩山,极高峻。中有一岩,深邃可容千余人,岩之侧土中出石,或大或小,嵌空巉岩,四面特势,少有穿眼,多类物像,宛然天成。

可见“奇石”还指另一情形:它们看起来长得与赏石者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某些对象相似,具有类于绘画作品的形似特征。此乃“奇”之又一义:虽为自然物却与人类生活对象相似;虽形似人类物件却并非人类之造物,此正乃其“奇异”处。如果说前面之“奇”乃言其抽象的形式美,此处的“奇”当是一种具体的形式造型,美术再现意义上的形似——当且仅当石头的形状从某种角度或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日常生活中某些对象相似时——方可以之为“奇”,具观赏价值。这表面看是指石头的另一种形式特性,实际上更是赏石者的一种主观的独特审美趣味与视野,因为当赏石者在赏石时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生活,或者对石头造型是否与其生活对象存在形似全然不感兴趣时,他们是不会发现“类物像”这种现象的。相反,由于赏石者心存这种特殊的“形似”趣味,乐以此特殊视野观照石头,故而当某些石头在此方面有所不及时便会深以为遗憾,并由此而激发出一种特殊的需求与技术——天工不足者人力补之:

真州六合县水中或沙土中出玛瑙石,颇细碎,有绝大而纯白者,五色纹如刷丝,甚温润莹彻。土人择纹采斑斓点处,就巧碾成佛像。

然而石头毕竟是自然对象而非人工产品。当我们以人工之巧雕石为像时,无论其如何逼真仍会失其天趣,作为赏石的珍贵性就大大减低。因此,宋人赏石趣味中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矛盾心理:既要石头在外在形态上与人类所熟悉者高度相关,又要实际上并非人力所为。石之所“奇”或所贵者,正在于此二者间所形成之内在张力:

峰峦巉岩,四面亦多透空,险怪万状。或有数尺,若太山气象,千岩万壑,群峰环绕,中有谷道拽脚。或类诸物像,不可概举,非人力能为之。


其洞中有石田、钟、鼓、磬、仙人帐,若人力所为。

这种特殊的赏石趣味正建立在赏石的这种“似是而非”之上,它们具有人类所熟悉和喜欢的外在形式,却又确实不属于人功之巧。这说明对赏石而言,石之“天趣”——本质上的自然性乃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审美价值之核心;同时,赏石最好能在其外在形式上与赏石者的日常生活对象有某种角度或程度上的相似性。这种对石头的特殊形式偏好本质上属于文化偏好,因为对石头而言,无论它们在形态上与人类生活对象是否相类均属正常、均为当然。作为自然物它们实无需如此,或者说正因不如此它们才是自然物。相反,在自然无机界,外形与人类生活对象相似实乃极小概率事件,不能代表石头之常态,因而对石头而言极不自然。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主张:宋人以“奇怪”为美的赏石趣味本质上是以“不自然”为美,因其不符无机界之通例。然而,在石头的源头或出身问题上,宋人又严格地追求一种纯自然之“天趣”,即坚持石以非人工造作为贵。即使在园林石中工艺性处理不可避免,但仍以最少人工性为原则。如果说对石头来源纯自然性的崇尚代表了宋人对人类文化式生存的有意识超越和对自然式生存的自觉努力,那么其以“奇怪”为美,特别是“类物像”意义上的“奇石”观则代表了一种相反的文化心理——对自身文化语境及其文化式生存方式的难以忘怀,体现了人类作为一种文化性存在彻底告别其文化属性无条件回归自然的艰巨性。这便是宋人赏石趣味的矛盾所在:来源上的天然性与形态上的文化性间之张力。宋人赏石在两种语境中展开,巨石立于庭院,小细碎者置之几案:

广南清溪镇去三五十里,土中出石,巉岩险怪。一种色甚清润,扣之,声韵清越。一种色白。顷年,苏仲恭家置于几案间,有七八石,甚奇巧。


顷年,维扬俞次楔大夫家获张氏一石,方圆八九尺,上有峰峦,高下不知数,中有谷道相通,目为“千峰石”。

更独特的是,对于个体之石,赏石者往往要求片石有大山群壑之势,能于小中见大:

衢州常山县思溪,又地名石洪,或云空宇。石出水底,侧垂似钟乳……或大或小,不踰数尺,奇巧万状,多是全质。每一石则有联续尖锐十数峰,高下峭拔嵌空,全若大山气势。亦有拳大者。又于巉岩险怪岩窦中出石笋,或欹斜纤细,互相撑拄之势……又峰峦耸秀,洞穴委曲相通,底座透空,堪施香烬,若烟云萦绕乱峰间。一种色深青,石理如刷丝,扪之辄隐手。又一种青而滑,或以磁末刷治而然。率皆温润,扣之有声。

正是此种对个体之石的“景观”意识,即要求个体之石在外形上具集团之石所具有的整体性景观效果或潜力,构成宋人自然审美趣味与园林趣味甚至山水画趣味间极佳的过渡桥梁。在此意义上,片石可被感知和理解为整景之缩影;相反,整片景观也可在意识中被抽象化为一片巨石,作为万古荒野的象征。正是在这种想象性心理转化中,本来在物理上有特定体量限制的石头被赏石者在审美心理中改造为一种极具弹性的以片石为起点和因缘的整体性时空境界,成为一种景观或环境性存在。有时,赏石者确实会将一组石头组装成一种相互呼应的景观,但更多情形下“点石成境”只是赏石者在审美心理层面对物理性对象的一种想象性观念建构。这种建构如果说对赏石而言只是一种非现实性拓展,一旦进入园林建筑和山水画创作领域,它就被成功转化为另一种现实性的观念产品,一种个性卓然的园林艺术和绘画境界了。“点石成境”在宋代赏石活动中不仅是一种纯观念性活动,自有其切实的中介物——“假山”石:

杭州石出土中,色多洁白,扣之无声。其质无峰峦,多磊磈,若桃李大,尖锐。或如朱砂,有棱角,望之光明精莹,颇宜装缀假山,小有可观。

《云林石谱》言及“假山”者凡6处。“假山”是个极复杂的概念,它首先是石,乃似山之石,即个体片石而有整山或群峰之势者。但是一个“假”字标出其非自然性:一曰体量之“假”,仍为单体之石,非山也;二曰语境之假,已被赏石者从山野挪至人居环境,成为园林之物;三曰形态之“假”,大部分园林中“假山”之形状已非原生状态,而被园林师们依其独特的审美趣味做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成为“人化自然”的典范版本。


四、成就与反思

如何总体上认识宋代赏石的发展水平?通过上面对《云林石谱》这一典范文本的考察,我们得出了“精致化”这一结论。何以有如此结论?概而言之,原因如下。


杜绾的《云林石谱》这种百科全书性质谱录著作的产生,足以说明宋人赏石已然不满足于质朴的零星、个体性鉴赏阶段,而追求对石头有系统性了解,此可理解为赏石这种审美感性活动的知识理性自觉。任何审美活动的自觉都要求相关知识与评判理性的反思性参与,石谱这种关于石头的系统性知识型著作的出现正是知识理性因素积极参与石头审美的典型案例。一方面,《云林石谱》记录了全国20个省区108种石头的名字,是对全国赏石分布的权威性记录,正可满足赏石者“全面”“广泛”地欣赏石头这一高级需要。另一方面,对每一类石头,杜绾又尽可能地提供产地、发掘、加工处理方法和色彩、纹理、形状、声音、质地等关于石头的内外在特性,有的还提及有关其物质利用、市场价格和前人或当时收藏者等方面的完备信息。何为“精致化”?就是指这种建立在理性的知识了解基础上对特定赏石特性全面、细致的欣赏,正是《云林石谱》提供的这种独特的赏石案例——既有对全国赏石分布情况的全面了解,又能对每一种石头作细腻、多角度的感知、了解和评估,才充分体现了宋代赏石远非对石头的一种质朴审美热情,而已然进化到专业化审美的高级阶段,一个有热情也有能力完善、细致和深入地把握石头审美价值和特性的新阶段,此之谓“精致化”。

龙岩乃唐初取砚处,色正紫,而细润不及下岩。后得下岩,龙岩石遂不复取之……石色干则灰苍色,湿则青紫。眼正圆,有瞳子晕十数重,绿碧白黑相间如画,青绿处作翡翠色……其石亦类下岩,但眼晕只三四重,色赤白青碧可爱,唯层晕稍驳杂耳……各石三层之上,即复石也,石色燥甚,下即底石也。石色杂,虽润,不发墨。凡三层之上,从上第一层谓之顶石,皆紫;第二层腰石,或有眼,或无眼;第三层脚石,即无眼。大抵有眼石在水岩中,尤细润。下岩石谓之鸲鹆眼,上岩上穴谓之鹦哥眼,上岩下穴谓之鸡翁猫见眼,半边山谓之雀儿眼、了哥眼,土人以此别之。

一部由唐而宋的端石开发、加工以及端砚之应用、欣赏和收藏史,就是一部古代赏石由简而繁、转粗为精和精益求精的历史。端石之欣赏由追求色彩丰富到追求质地的触感温润,再发展到要求同时还具备纹理感突出之“眼晕”。从重视具备“眼晕”发展到“眼晕”本身又有层次感,晕层越多越好,又发展到纹理造型之丰富化,极类物像。还要求不同石材分层明晰,且贵不同层次的石材于色彩、光泽、触感乃至纹理又有差异,于是便出现了根据独特造型的纹理——“眼晕”的造型特征而命名不同类型的端石石材,以及由此而成之端砚。可见由唐而宋,赏石者在端石上表现出的形式美追求可谓口味日细,眼光日刁,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一部端石开发与鉴赏史便形成互为因果的循环机制:趣味促进了开发与加工,开发加工反过来推动了赏石趣味与眼光的提升。何谓宋代赏石之“精致化”?正谓其石头开发、加工、应用、鉴赏与收藏诸环节所表现出的口味日细、眼光日刁、产品种类日繁也。


就像艺术审美领域精致化的重要标志体现于名家与精品的出现一样,在作为自然审美的赏石领域,精致化的实现还因为出现了如“灵璧石”“太湖石”和“端石”这样的石中名品,“仇池石”“雪浪石”和“壶中九华”这样的个体名石,苏轼、米芾和杜绾为代表的赏石大家,《云林石谱》这个典范文本以及它所提供的众多赏石故事。它们结合在一起,共同为宋代赏石审美经验的热度、高度和精细度见证,支撑着对宋代赏石已臻“精致化”的判断。

元章相石之法有四语焉:曰秀,曰瘦,曰皱,曰透。四者虽不尽石之美,亦庶几云。

传说为米芾所提出的此“相石四法”(一曰“瘦、透、漏、皱”,如清人郑燮所云)当以“太湖石”为原型,应当视为宋代赏石的重大观念性成果。虽然由于其原型的特殊性因而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赏石审美趣味,比如此标准并不足以概括和恰当地评判作为砚材的端石之美。然而,提出者本人旨在对诸石的审美特征给予高度的普遍性概括,而且由于已然获得普遍性认可,因而它客观上也成为当时乃至后世赏石者们的普遍性审美评判标准。因此,宋代出现的“相石四法”实乃建立起一套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普遍性赏石审美价值评估系统,它有力证明宋代赏石已然进入反思性阶段,已然有能力对石头的审美特性进行高度的理性概括。宋代赏石既有普遍、热烈的社会性赏石风尚,又有以“奇怪”(“险怪”“奇巧”“丑”等)为美的核心审美理念,再加上以米芾“相石四法”为标志的审美价值与风格评价系统,在赏石这一自然审美领域形成了与魏晋美学史极为相似的文艺创造与文艺鉴赏、批评双向互动,审美感性与审美理性互融、互益的局面,是宋代赏石进入精致化阶段的又一重要表现。


笔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又有所发现:宋代赏石之所以能实现精致化,乃因其有着极为广阔、厚实的社会氛围——以石头产业为核心的石文化背景,形成审美与经济、审美与文化互补共荣的结构。换言之,其时广义上的石文化或石头经济为赏石这一特殊的审美趣味和风尚提供了最为广泛、厚实的社会支撑。当然,反向描述亦属合理。


现在转入另一话题:立足当代自然审美视野与环境美学理念,当如何评价宋人赏石所取得的上述审美成就?


第一,对宋代赏石核心理念——以“奇怪”为美做出反思,这样的赏石观似乎是成问题的。当代环境美学的“科学认知主义理论”(Scientific Cognitivist Theory)认为:恰当、理想的自然审美应当深入欣赏自然对象的内在特性,而非仅欣赏与赞美自然对象的外在形色特征。据此,宋人赏石中对“奇石”的审美判断,无论“奇”与“不奇”,都属于对石头的外在形式特征的审美评判,其以“奇怪”为美实即以石之形式为美,是一种对石头的形式主义审美趣味,是片面、肤浅的欣赏,因其未及石之内在审美特性。


第二,若立足当代环境伦理学审视之,就会发现宋人这种以“奇怪”为美的赏石观念似乎又涉及一种环境伦理意义上的“不恰当”。赏石以“奇怪”为美显然意味着并非所有石头都值得欣赏,相反,只有极少数形态特殊,在色彩、纹理、质地、形状和声音方面具备显著个性者方能将自己与其同类区别开来,引起赏石者的审美关注,从而被视为一种特别的、具备审美价值的石头,从而成功地成为一种审美对象——“赏石”。这便意味着无机界绝大部分石头未能满足这一严苛标准,从而进入时人审美视野得到欣赏。从环境伦理的角度看,这实质上是以审美的名义对无机自然界的严重歧视,一种以“审美趣味”面目出现的“伦理歧视”,一种环境伦理意义上的“政治不正确”。赏石者若持此审美观念,便无法为自己对大自然的真诚尊重与热爱做出有效证明:天地间绝大部分石头因其相貌平平不足为奇为怪而被自然地“审美忽视”,那赏石者又如何会因所谓的“自然美”而热爱和尊重自然呢?相反,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因无机界“奇石”之稀缺而严厉地责备自然,至少责备其在审美创造方面的无能!因此,笔者认为:宋人的以“奇怪”为美的审美观念客观上不利于以尊重自然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之培育。


第三,即使仅从美学角度评价,宋人以“奇怪”为美的赏石观也将极大制约人们对无机自然界的审美欣赏——大部分石头形色平平,因而未能得到人们的审美关注。对自然与环境美学家而言:何为自然审美或环境审美之理想国,是只欣赏极少数“奇石”,还是尽可能地欣赏天地间更多的石头?是仅从形式美趣味评判石头是否具有审美价值,还是为赏石者提供更多元,因而更宽广的审美视野,从而使更多的石头得到人类的审美欣赏?显然是后者。其实,若说宋人有意识地歧视无机自然界恐怕有点过头,笔者更愿将宋人以“奇怪”为美这一主观性的赏石趣味理解为时人的一种无意识性质的审美能力——由于他们对石头这一无机对象缺乏深入、细致的内在理解,不具备深入地欣赏自然的知识与能力,因而只能停留在以“奇怪”为美的外在欣赏层面。这说明从唐宋至明清的中国古代赏石主流性核心审美观念——以“奇怪”为美,亟须改造与超越。


本文第一部分讨论《云林石谱》石头命名时,对其第三种主流命石方式略有评价,认为“以境名石”一方面代表了宋代赏石的高级审美经验,但同时也带来主观地对待石头的问题。《云林石谱》是知识性著作,重在简约而又系统地汇集相关知识,在此方面除一些石名外并没有更具体的材料。我们可欣赏苏轼本人对“壶中九华”石的描述:

清溪电转失云峰,梦里犹惊翠扫空。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天池水落层层见,玉女窗虚处处通。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碧玲珑。

可将本诗理解为对宋人“以境名石”法的典型阐释。“壶中九华”与“仇池”乃苏轼藏石中主人最为喜爱,同时也是知名度最高者。当然,首先可从诗人为此石之命名——“壶中九华”中获悉此石之最大特征——石小而势大也。因其体小故名之曰“壶中”,又因其势大故目之为“九华”。更为重要者:其一,“九华”并非此石之实情,实乃诗人之主观想象;其二,诗人以“壶中”片石为“九华”巨峰,实在是一种“寓言”,是用此石表达诗人心中的一种以道家思想为体,以道教意象为翼的文化理想,是诗人用此石表达自己越世自高的“壶中”乌托邦。就本质而言,诗人所赏者并非石头,而是以石为缘,转石为境,通过对无机界自然物的喜爱表达一种自觉地超越人类文化式生存困境的行为。因此,看起来是赏石、赞石,本质上却是一种借石抒情、以石言说自我的行为。至于这块石头在自然史意义上到底什么来历,其内在的要素与结构如何,以及它对所属区域的地质构造意义,诗人于此甚为懵懂,其实他于此种种并不在意,实无深究之雅兴。实际上,苏轼这个宋代最有见识的标志性人物,对于石头懂得的并不多,像大部分同时代人及其后继者一样,他有的只是喜欢石头之朴素审美热情,所谓赏石主要的是看长相,然后借石抒情自喻而已。名为赏石,实则自恋,此乃中国古代赏石史之核心秘密。宋人如此,后人亦然,故诚不足做石之知音。一部宋代赏石史看似热闹非凡,实则甚为空疏,甚至有点荒诞。


立足当代环境美学,笔者对宋代赏石的局限有两个基本认识:其一,整体而言,它尚处于仅赏其形未及物性的外在赏石层面。立足于今天判断,它尚属于“肤浅”欣赏阶段,故需今人大幅度地深化、超越之;其二,宋代赏石的最大误区正乃“以境名石”代表的主观化赏石路线。这种赏石趣味与方法看似意味盎然、内涵丰富、境界深远,实则本质上与所赏之石了不相关,所赏者乃赏石者附会于石的一些人文价值与趣味。就自然审美应当欣赏自然对象自身所具之特性与价值而言,它实乃“不恰当”欣赏之典范,正需我们深刻反思。概言之,关于宋代赏石教训有二:一曰“肤浅”或“形式主义”地赏石;二曰“不恰当”或主观地赏石。


那么,当代社会的我们如何恰当地赏石,超越古人,开出新局面?“科学认知主义理论”认为:首先,应当客观地对待自然,欣赏石头自身确实具有的审美特性与价值。其次,为了能深入、完善地欣赏自然,我们需要自觉地告别悠久、浓厚的以人文价值观念和趣味濡染自然的传统,重置赏石语境,自觉地借鉴以地质学为核心的关于石头的自然科学知识,先识石头之真,再赏石头之美。在正面回答自然审美到底欣赏什么问题时,笔者曾提出一个关于自然美的审美特性内涵系统,它由“物相、物性、物功和物史”四者构成。准此,则宋代赏石仅及“石相”一端。于“石性”,宋人多数情形下仅指其软硬而已。论“石功”,他们主要指诸石对人的物质利用功能,而非其自然功能。至于“自然史”(博物学)意义上的“石史”,他们则从未涉及。


俱往矣!宋代赏石虽为中国古代赏石史高峰,在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下实现了精致化,但仍未能恰当赏石。真正以客观的态度对待自然,欣赏石头自身所具有之特性与价值,深入、完善地赏石头,只能期望于现代社会一个关于无机自然界奥秘的专门科学——地质学诞生之后的时代。当代人赏石惟有在地质科学的启蒙下,才能获得关于石头、岩石与矿物的正确、明晰、系统和深入的知识,真正深识石性,旁及石功与石史,在数十亿年地球演化史的宏伟背景下理解石头对这个世界的基础性支撑意义;才有能力感知石头的崇高之美,真正地懂石、爱石和敬石。惟如斯,当代赏石才能获得质的改观,开出新境界。


责任编辑:包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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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富兴 | 论宋代赏石的精致化——以《云林石谱》为例

薛富兴 甘肃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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