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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兵 | 百年党史首要历史经验的国情根据

彭先兵 甘肃社会科学 2024-02-05

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


彭先兵，博士，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广西师范大学）基地研究员，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提要：坚持党的领导是百年党史的首要历史经验，这一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看，国情方面的根据包括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和社会现实：古代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形塑了崇尚政治权威（帝王权威和官僚权威）的旧传统；近代中国百年革命形成了既追求民主又崇尚政治权威（政党权威和领袖权威）的新传统；现代中国（新中国）是以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为前提条件和立国之本的。新时代要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承扬好“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百年党史积累的首要历史经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把“坚持党的领导”列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所积累的十条历史经验的第一条，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作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第一条历史经验论述一致，也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科学论断契合。深究“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百年党史的首要历史经验可以发现，它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一首要历史经验的形成，除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之外，还有与之对应的国情根据，特别是崇尚政治权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方面的根据。因此，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厘清这方面的国情根据，有利于新时代更好地改善和坚持党的领导，也有利于更好地做到“两个维护”，因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古代中国形塑了崇尚帝王权威和官僚权威的旧传统官僚政治是相对于自治政治而言的。古代中国在夏商之际基于部落联盟形成了宗法贵族君主制，这种实行分封制的君主体制在先秦时代有很浓的地方自治色彩。为了适应进步的生产方式包括铁制工具的不断改良、奴隶制经济向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日趋激烈的兼并战争的需要，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通过变法将自治性质的分封制诸侯政治变革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在此后漫长的两千多年里，百代皆行秦政制。虽然王朝更替在周期性地发生，但是高度集权的绝对君主制及相应的官僚政治一直为历朝历代仿效和因袭，并长期得到儒家意识形态的论证和辩护。如此经年累月古代中国就形塑了日用而不觉的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具体来说，古代中国历经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君主为首的官僚体系同当时社会的财产、伦理、法律、艺术和教育等结合在一起，使古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乃至所有的精神文化活动都难以越出官僚政治限定的篱笆，逐步铸成一种“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崇尚政治权威的国民性。“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用来强化以帝王为核心的官僚政治，使之成了任何别的古代国家都难以成就的超级政治权威。这样，自秦以降的古代中国社会真正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格局，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依靠以君主为首的官僚体系来保证。“天下兴亡，系于一身”是古人崇尚帝王权威的典型写照。在强大的官僚体系中，皇权至上而绝对，以其为“金字塔”顶点建构起来的官僚政治俨然成了一种“‘天盖式’的皇帝——官僚权力体系”。这种政治的强控制性通过相互作用的两方面将社会铸成“超稳定系统”，一方面通过大力推崇儒家意识形态特别是“三纲五常”来维护帝王权威的合法性，同时配以科举制度来巩固和强化其合法性，因为科举制度下的教育和考试都以认同皇权体制为核心目标；另一方面历代统治者在实际操作上都依赖法家的一套，诉诸严刑峻法的强权手段来维护官僚权威之下的秩序。即使变法维新，也要仰仗帝王和朝廷的权威，这是发起变革并保证变革可持续的关键因素。秦始皇、汉武帝、北魏孝文帝、雍正帝推行的变法，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时朝廷有权威；王莽、王安石、康有为等能够发起改革，无疑也是以帝王和朝廷的权威为依托的，这些改革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权力中枢没有了权威，或者中央权威自身出现了变数，包括人亡政息。上述两方面虽然是相辅相成的，但后一方面被前一方面精美地包装起来，在全社会普及以忠孝为核心、以“内圣外王”和“以德服人是王道，以力服人是霸道”为表征的儒家意识形态，以致掩盖了“儒表法里”的实质。事实上，外儒内法才是历代统治者稳固其统治的根本法宝，才是中国封建社会成为“超稳定系统”和形成超级政治权威的根本秘诀。总之，尽管古代中国形成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有多方面的、复杂的原因，但是从政治权威观角度看，无论是铺天盖地式的官僚政治，还是外儒内法的治国之道，抑或农民起义和变法维新等纠错机制，主观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强化君主的绝对权威，客观效果都使古人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上自觉不自觉地唯帝王和官僚是瞻，直至将天下的治乱兴衰同帝王权威和官僚权威稳定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这种强大传统不仅相伴古代中国政治生活的始终，而且渗入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绵延到并贯穿了近代中国，其间进行的改良和革命“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这样一个普遍接受的观念，即中国的最高权力必须是中央集权的”，也必须是有政治权威的，进而惯性地延续到现代中国，构成政治方面重要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二、近代中国形成了崇尚政党权威和领袖权威的新传统近代以来，古代中国的“超稳定系统”被打破，陷入百年动荡。直接原因是西方列强的入侵，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在西方政治文明的冲击下崩塌了，以帝王权威为标志的传统政治权威也随之走向衰亡。于是，各种新的政治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试图建立以民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权威和新的政治文明，但是在百年革命的过程中实际上形成了“求民主，重权威”的新传统，主要表现为：一边努力学习西方的现代政治文明，反对君主专制，追求民主共和制；一边惯性地谋求至上的政治权威，追求“自由行之”的大权。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致力于民主体制的最初尝试。在满清政府的许可下，康有为等倡导的维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得以启动，但是在触碰到掌握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核心利益时，变法的“航船”搁浅了。这次变法仅历103天，其“求民主，重权威”的本质特征表露无遗。在酝酿变法时，维新派的呼吁带有鲜明的君主立宪色彩，可是在清廷正式颁布变法诏书后发出的各种诏令中从未见到“君主立宪”的字样。光绪皇帝本人最在乎的是洋务派的主张——通过变法改变自己有位无权的地位和树立自己的帝王权威；而主导变法的康有为等核心人物也急于掌控大权（朝廷权威），甚至“想学唐朝张柬之废除武后之举”，欲通过“围园杀后”（包围颐和园和诛杀慈禧太后）等手段来排除变法的阻力，以致因操之过急而毁于一旦。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太后亲启了比戊戌变法更广泛、更深刻的清末新政，意图仿行宪政，以图挽回颓势，可是为时已晚。如果说甲午战败后尚有余威的清廷还能总揽变法，到了庚子事变和《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的权威已经全面扫地。不久后发生的日俄战争，令朝野在震惊中形成“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的认识，于是坚定了推行新政的决心，可惜朝廷权威所剩无几，已难以掌控局势。坐大的立宪派凭借“宪政”话语权急促地逼迫上上下下的官员，以致“无一官吏不言筹备宪政……资政院提出请愿国会案，无一人敢反对”。咄咄逼人的革命派则完全蔑视朝廷，“革命论盛行于国中，……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尽管如此，清末新政仍然抱着巩固朝廷绝对权威的目的不放。到了官制改革的关键时刻，慈禧太后下了军机处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不议、太监事不议的“五不议”诏。稍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仅设“君上大权”一章（在其后附上臣民的权利义务），规定皇帝世袭罔替，权威至高无上，不受议会约束。这种比日本天皇权力还要大的君上大权，人称“极端元首制”。即使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清廷还在借立宪之名加强帝王权威和朝廷权威，将责任内阁搞成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最后在武昌首义的枪炮声中匆忙推出的《十九信条》还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传统皇权。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惜没有做到“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也没有像英美革命那样顺利地建立现代的民主权威和政府权威，反而让中国陷入混乱和失序，验证了立宪派当初说的下层社会暴乱、外国干涉瓜分、血流成河的预言。其重要原因是这场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治权威，但是未能建立新的政治权威，也就无法保证稳定和秩序，更无法有效地实施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和孙中山筹划的建国大纲。有鉴于此，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开始大力谋求自己的领袖权威。他着手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通过按手印和宣誓的方式向他效忠，并纵容和鼓励党内对他搞个人崇拜。“求民主，重权威”的色彩在孙中山的言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扬言，除我之外，无革命导师，别人应该追随乃至盲从他，“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当他有机会主导政体的选择和设计时，总是尽力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之外，1917至1925年在广州三次建政的前后两次都采用大元帅独任制，中间一次建立的正式政府是总统制。因陈炯明反叛导致最惨痛的失败后，孙中山转而决定与苏俄合作，学习其高度集权的党政体制，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提出“以党建国”“把党放在国上”，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党政府，确立一党负责和总理集权的制度，规定他自己可以无限连任党的总理。这样，孙中山将传统的朝廷权威和帝王权威转化为国民党及其领袖的政治权威。就待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成功后，他以党的总理身份出任集大权于一身的大总统。辛亥革命后的其他政治强人，如袁世凯、段祺瑞和后继的蒋介石等，他们的政治主张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表现出追求至上政治权威的强烈作风。诚然，解决中国“内无统一，外无独立”的大问题，客观上非有强大的政治权威不可，否则难以集中力量办成革命的大事，但显而易见，中国有崇尚权威的强大传统也是重要原因。在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并基于孙中山的党国理论和实践基础，歪曲利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以训政的名义实行一党专政，把民国变成了党国，企图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政治权威和他的领袖权威，后来他还引进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来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蒋介石这种在民国招牌下片面运用孙中山的党国理论，大搞独裁政治的做法，不可能根本解决军阀派系和国共党争等问题，反而被人讥为“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此言在一定意义上也表明了蒋介石“求民主，重权威”的作风。但是由于他不能认清和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因而建立的党国既无民主也无权威，他自身的领袖权威也未真正确立起来。总体来看，从太平天国后期有点资本主义色彩的社会发展方案，到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再到慈禧太后亲启的清末新政；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和草创中华民国，到袁世凯恢复帝制来“洪宪”，再到段祺瑞“再造共和”、曹锟和吴佩孚“恢复法统”、张作霖组织摄政内阁；从再起的孙中山，到三度下野的蒋介石，再到昙花一现的李宗仁，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所谓的“宪政”，甚至还一度搞得“有点像民主共和国的样子”，但是总体上没有为近代中国带来长治久安。究其原因，这些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走马灯似的上台，都想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来解决近代中国的民族危机，可是都没能认清传统政治权威与现代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更别说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致进退失据，最终都没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威。道理显而易见，推翻君主、建立民主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这既有赖于现实的政治权威来保证起码的稳定和秩序，又有赖于它发起、推进民主进程，同时有赖于它自身能同步向以民主为基础的法理型权威转变，方能最终建立民主体制和民主政治的权威。然而，近代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对现代政治、法理型权威缺乏成熟的认识，最终都陷入互不妥协的权力斗争之中，重回以专断、强力为基础的追求权力一元化的老路，“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虽然所谓的革命接二连三，但每次建立的都是独裁性的权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权威始终缺乏，其中的经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国共合作和扬弃孙中山的党国理论，在成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逐步建树了本党的政治权威和毛泽东的领袖权威。三、现代中国以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为前提条件和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创造历史，“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近代中国百年革命最后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就是现代中国（新中国）“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歌就是对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所形成的这一前提条件的形象写照。基于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总结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后来王岐山也在此意义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回顾历史，近代中国在列强入侵条件下被倒逼着踏上寻觅现代化的道路之后，先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各种革命力量，都没能解决各自的现代合法性问题，也就没能建立起真正的政治权威，所以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连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都无法找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面貌才逐步焕新，而中国共产党自身也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成长为最高政治权威。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政治权威本质上一种建立在先进理论、科学方法、价值立场和实践成效等基础上的支配受众的影响力。它不同于迫使受众服从的、属于制度性强制力量的政治权力，而是“使对象因信服而顺从的影响力，两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强制服从和自愿服从”。就中国共产党能成为百年革命的最高政治权威来说，主要在于能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双重成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扭住了“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因而能超越和胜过以往的政治权威。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清和把准中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理论及其实践解决自身的现代合法性问题，获得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政治认同，领导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全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崭新秩序，因而能成长为百年革命的最高政治权威。若继续深究这两方面原因，则其关键又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艰苦探索后认清和把准了近代中国“求民主，重权威”的复杂国情，才得以成为领导革命的政治权威，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延安时期尤其如此。具体来说，在延安时期，面对蒋介石国民党通过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去建构“党国权威”和领袖权威的做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握住古代中国形成的崇尚政治权威的强大传统和近代中国历次救国救民运动形成的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中国共产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一种“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它切合了追求民主的时代潮流，使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具有了现代合法性——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必须获得其他坚持抗战的党派（包括留在根据地的国民党）和非党派人士的政治认同。他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进一步说，它也很好地体现了崇尚政治权威的中国传统，因为“三三制政权是镇压敌伪汉奸活动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斗争的武器，同时也是在政权中占优势的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武器，它不是维持各阶级均衡的中立的东西”，而是以人民和历史选择的中国共产党为政治权威的，是由高度组织化和有人民军队为后盾的中国共产党来主导的。“三三制”的实践相当成功，且影响深远。它的成功秘诀在于把准了“求民主，重权威”的特殊国情，这一秘诀强调建立民主制度的领导者（也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一定要有政治权威，“不但要比革命者更善于操纵各种社会力量，而且在对社会变革的控制上也必须更加老练。他着眼于变革，但又不能变得太彻底，他要求逐步变革，而不是剧烈的变革”。换言之，任何政权落实民主政治都不能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而必须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包括文化传统去设计和实施相应的制度模式。精通国情和领导艺术的毛泽东，辩证地处理权威与民主的关系，使“三三制”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导而不独占、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多元参与的一种用来具体落实民主政治的制度模式，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它的三个“三分之一”，既保证了权威而稳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又保证了其他党派和非党人士的民主权利和参政积极性，因而能确保民主政治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和成为执政党的基础，对建立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和毛泽东的领袖权威起了历史性的关键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冯友兰曾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正是靠着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领袖权威，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使中华民族克服了20世纪的全面危机，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续依靠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很快将全社会整合起来，对外拓展外交，抗击强权，特别是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内恢复国民经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启动了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这些都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政治认同。尽管后来“左”的思想逐步抬头，先后出现“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但我国还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尤其取得了“两弹一星”的突出成就，同时总体上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总体上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此后，继续依靠在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后发国家通常稀缺的这种政治权威资源，邓小平顺利地启动伟大的改革开放，并使之很快大见成效。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也树立了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领袖权威。依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权威，中国才得以在苏东剧变的大气候下平息了国内的政治风波，进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循此目标，江泽民和胡锦涛带领全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地推向了21世纪。在2005至2010年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这就可持续地巩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党和全民，砥砺奋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通过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新时代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推上了新的高度，并树立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结  语综上所述，崇尚政治权威是从古代中国延续到近代中国，进而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强大传统和文化基因，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具体实际的重要内容。其实，任何国家都有各自特色的关于政治权威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这里有必要为易被误解的“政治权威”澄清一下：权威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和主观需要，它体现着人们对共同善有不断追求的能力，就任何共同体都需依赖共同善的实现和共同行动而言，权威都起到展现和记录的功能。同理，政治权威是政治社会（阶级社会）的客观现象和主观需要，因为政治社会既需政治权威保障秩序，又需政治权威起组织领导作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一般权威观的基础上阐发了他们的政治权威观，认为政治权威是个中性概念和历史范畴，其内在本质是政治权威主体的合法性必须被政治权威客体所认同，亦即它是合法性与认同性的辩证统一，它如何发挥作用主要看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客观现实需要。从总体上看，只要存在政治社会，就一定存在政治权威，只有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共产主义社会到来，政治权威才会消失。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有更显性的崇尚政治权威的特殊国情。古代中国因长期盛行官僚政治形成了崇尚帝王权威和官僚权威的旧传统，近代中国由政党领导民主革命形成了崇尚政党权威和领袖权威的新传统，二者与百年革命最终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一起构成传统文化和中国实际的重要内容，成为“坚持党的领导”是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的首要历史经验的重大国情根据。由此可见，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本，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权观基本原理扬弃中国这方面新旧传统的新结果，因而有学者说，现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不仅与中国关于王权的传统观念相吻合，而且与圣人（马克思和列宁）所确立的新的政治原则相适应”。这种体制及相应的文化，一方面有利于统一思想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方面短期内难以斩断官僚主义、官本位或权本位。“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也因此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并造就了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根深蒂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批评的那样，“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然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制度和文化，有的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再将利的一面尽量最大化，将害的一面尽量最小化。中国共产党也只能如此，即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能不顾历史上形成的崇尚政治权威的新旧传统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和割断本国的历史文化来建构领导体制，而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否则难以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威，进而就无法有效地发挥领导作用，就无法有效地整合全社会资源在去集中力量办大事。实践已证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党史上善于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权威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崇尚政治权威的合理内核结合起来，才能够有效地组织人民和主导社会，才能够迅速地聚集力量和提升自身的政治权威，进而依靠这种政治权威才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和巨大成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教育党员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加重视教育党员干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长期执政经验，适应建设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发展新要求，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加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但是，中国也步入了改革攻坚期、发展新常态和反腐深水区，加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和俄乌战争等因素，使得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复杂性和中国治理的艰巨性世所罕见。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国家既要成功解决改革攻坚、发展转型、管党治党宽松软、党内政治生态不良等关键的国内难题，又要成功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等棘手的世界难题，因而巩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领袖的核心地位和政治权威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还要牢记‘国之大者’，发扬自我革命和勇于斗争的精神，确保党在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保持肌体伊朗、精神昂扬”。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看，正是因为大力维护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袖权威，很快形成并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使全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才能解决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和办成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才能在体制机制改革、经济社会发展、法治建设、反腐败斗争和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取得系列巨大成就，才能协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才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总之，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从毛泽东同志到习近平总书记都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强调维护党的政治权威和领导核心地位，因为党的领导本质上是政治影响力，是基于理论先进、政治正确和实践成效等形成的政治权威。尽管过去有过曲折，在新时代的今天也难免有些瑕不掩瑜的问题，但总体上各个时期均不同程度地巩固了党的政治权威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现代化建设。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这为进一步推动政治现代化包括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契机。新时代必须适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在承扬“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百年党史首要历史经验的进程中，既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在扬弃资产阶级治理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政治权威和政治权力的关系，同时界定政治统治与政治治理的关系，对治理的正当性、历史性和旨归性等作出正确理解，把治理定位为人民的民主治理，使之符合以实现“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未来社会的“社会自治型治理”；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出发，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现代化建设的实质内容和根本路径，一方面主要依靠民主法治来巩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和领袖的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主要发展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合法性来提升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和全面推进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现代化。这两方面互动发展，才能保证建设领导核心与提升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在现代化进程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和坚定“四个自信”，进而反过来保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可持续推进，确保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责任编辑：巨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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