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提要

毛泽东首创以历史决议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统一全党思想的方式和原则，并为党的第二、第三个历史决议所遵循，成为贯彻三个历史决议的一条主线。三个历史决议从为什么写、写什么到怎么写，起草者匠心独运，找准主线，选准突破口，从大局出发，从大处着眼，着力解决核心问题，对一些重大问题，既有整体认识，又有区别对待，既循序渐进，又适时转圜，既拿捏有度，又留有余地。党的三个历史决议之所以取得成效，在于其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发挥了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既有政治立场鲜明的正确党史观，又有贯古通今的大历史观。党的历史决议集党史经典与修经治史于一体，集大党之治与大国之治之大成，蕴含着尊经重史、以文载道的文化追求，体现着对美好未来、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传承着共产党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情怀。

站在民族复兴的思想高地，俯瞰百年党史的浩瀚长河，追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三个历史决议的源流与脉络。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各有时代因素，细思品筹，更有异曲同工之妙，颇显贯古通今之智。三个历史决议不是一下子做出的，也不是一下子能做出的，既有历史大势的推动，也有主持者顺势应人的政治主动。从历史是什么到决议中写什么，从历史中有什么到决议写成什么，从主持者追求什么到达成什么效果，都彰显了文本与现实、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彰显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政治智慧。关于历史决议的研究，以往多关注文本解读，然其内涵远不止文本层面，应从更宏阔的视野中探寻其历史连贯性，尤其要探寻历史决议所蕴含的政治智慧及历史规律。把三个历史决议的背景贯通起来，把历史表述与政治隐喻贯通起来，把运筹决策与执行方位贯通起来，更能体验到三个历史决议集修经治典与运行大道的智慧于一体，文气贯通，经脉相延，承载了治党治国与修经治史的经验与传统，体现了政治权威、思想权威及组织权威的统一，揭示了弘道化人的历史功效与治道运行的历史规律。

（一）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作动因来看

其一，从党内因素来看，需要一个历史决议确立毛泽东开创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党从大革命失败与第五次反“围剿”两次生死攸关中走出来，两年多的延安整风对建党以来经历过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大家在政治认识上取得了高度一致，需要用一个历史决议将延安整风达成的党内共识确立下来，以有利于巩固党内团结。

其二，从国际因素来看，中国革命在国际共运史上已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但在指导思想上还需要清理国际派教条主义的影响。从党的二大后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到党的六大在莫斯科由苏联直接指导下召开，中国革命接受着共产国际的指导。虽然共产国际1943年解散，但苏联的影响还存在，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党内还有影响。按照胡乔木所言，党的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那么起草一个历史决议清理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才有利于巩固毛泽东思想路线在党内的指导地位。

其三，组织建设推动了毛泽东在党内核心地位的形成，主客观形势具备，出台一个历史决议已是水到渠成。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重塑中央权威，1943年3月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赋予最后决定权。同年7月，王稼祥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经过延安整风，大家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党代会的方式正式通过该决议，并修改党章，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党内空前团结的革命局面。

（二）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写作动因来看

其一，从党内因素来看，需要以一个新的历史决议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内出现“左”和右两股错误思潮，邓小平深知1945年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清理历史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刘少奇平反，引发了“一部分思想混乱”的局面，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全党的认识不能统一，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政局的稳定，这就使邓小平下决心起草一个历史决议来解决思想问题。邓小平认为，为了掌握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必须将起草历史决议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党的历史做出科学的总结，对“文化大革命”做出评价，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正确的评价，这个“东西”就是历史决议，用它来说服对发展方向有怀疑的同志，澄清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错误认识。当时有不少人主张留待党的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其二，从国际因素来看，党内外与国内外都关注着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公开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引发国际社会诸多猜测。1978年，中央高层多人出国访问，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共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也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国际形象。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单独采访并公布于世，更引起国际社会对毛泽东历史地位问题的关注。

其三，组织建设推动了邓小平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形成，出台一个新的历史决议的主客观形势逐渐形成。相较于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确立，邓小平自党的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一直到1966年；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领导开展了1974至1975年的整顿工作，虽然受挫但深得人心；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以大动作同“凡是派”作斗争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同时，邓小平当选为军委主席。在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到奠定。如果说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冲着苏联，那么第二个历史决议一定程度上是冲着“左”、右两股错误思潮和“凡是派”去的。

（三）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写作动因来看

第一，从国内因素来看，需要对党的百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行一次系统总结，以利于提振历史自信。总结百年来党的奋斗的历史意义、历史性变革及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和中国智慧，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有利于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第二，从国际因素来看，从党的十八大到进入新时代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方位，需要对新时代的丰富内涵作一个深刻总结。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以新的形象展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奋斗历程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大势和格局，也需要把党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贡献加以系统总结。

第三，从加强党的建设来看，党的理论大大向前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应给予一个系统全面的总结，以一个新的历史决议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在新时代进一步掌握主动性和发挥领导力。

总之，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是党撰写三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原因。因客观背景不同，主观条件有别，三个决议起草的原因也有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中央全会通过的重大决议，既非一般的决议，也非编写中共党史。毛泽东曾言写历史决议“不是修党史”，即重点不在复原历史，而在于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以史为鉴，通过“两个结合”，建构一个贯古通今的话语体系，解决现实问题，这就体现了政治立场鲜明的正确的党史观。

在历史决议的写作过程中，面临着一个主观需要与客观形势的关系问题。历史领域牵涉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不可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也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要解决的是重大问题、核心问题，那么哪些是重大问题与核心问题，就有选材的标准问题和写作的入口问题。从三个历史决议所突出的核心问题来看，凸显主持者的气魄之大、眼光之敏锐、表述之详备。

（一）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来看其智慧

第一，从题目与涵盖时间来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的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之前的历史。之所以未写1937年以后的历史，毛泽东在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第二，从写作框架来看，共分七个部分。除了前言和结语之外，还包括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主要根源。决议以对历史问题的分析为主，分析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土地革命战争十年三次“左”倾错误，指出右、“左”两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从政治上做出否定。

第三，从聚焦的重点来看，以对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根源的分析为重。延安整风期间主要批评的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虽然一度开展党史学习，但后来仍以整顿“三风”为主。

（二）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来看其智慧

相较于第一个历史决议面临的问题，第二个历史决议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即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棘手问题，写作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不亚于第一个决议，可谓是两难处境，既有“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对立，又有“非毛化”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立场上的矛盾。

第一，从题目与涵盖的时间上看，相较于第一个决议的题目，此次题目加上了“建国以来党的”六个字。起初决议草稿也只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陈云提出要在决议中专门加一篇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历史。他指出：“写党的六十年，这样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意见，邓小平也认为“这些意见很好”，他自己也有出过类似观点，二者不谋而合。邓小平立即通知起草小组予以采纳。这样就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部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贡献愈加鲜明，且无可争议。不管是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八年历史，还是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二十八年历史，都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丰功伟绩，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前后贯通，一脉相承。

第二，从写作框架上看，涵盖建党至1981年的六十年党史，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因为这个决议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拨乱反正，这个“乱”指的是“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建议单列一节“文化大革命”，并对其作彻底否定。邓小平最初设计的整体框架分为五个部分：前言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最后为结语。党内4000人讨论决议稿期间，一些讨论组要求补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一段，邓小平同意后将决议调整为六个部分。后来，又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分为前七年和后十年两个部分，即“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并根据陈云的意见增写了“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一部分，最后的决议就成为八个部分。

邓小平对决议每一部分怎么写，先后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前言部分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话不要太多”；对“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针对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这一部分，“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在结语部分，邓小平提出“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等等。这些建议都体现在后来的正式历史决议中。

第三，从内容重点上看，历史决议有一个核心问题和两个难题。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两个难题就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邓小平反复讲，毛泽东评价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难题”。1980年3月，他第一次同起草组胡乔木等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了决议的指导思想和总的方针，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出不仅今天，而且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三个“最”字，就是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着眼点。邓小平反复说：“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地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在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发展毛泽东思想，给其一个新的完整而准确的解释，并以历史决议的方式体现出来。这就拥有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解释权和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权，体现了传承历史、守正创新书写历史的主动性。

（三）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内容来看其智慧

第一，从题目与涵盖的时间上看，题目定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书写党的百年奋斗史。2021年正逢建党百年，全党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为起草第三个历史决议做了铺垫。决议稿写作之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明确的指导原则，即“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十六字”方针，以把党走过的百年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

第二，从写作框架上看，决议稿除序言和结束语之外，共七个部分。其中第一至四部分为第一板块，分述中共党史的四个重要时期：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第五至六部分为第二板块，重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与历史经验；第七部分为第三板块，着重分析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包括共产党的使命、战略安排等。

第三，从内容来看，重点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予以详细分析，突出了重大命题，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最后落脚到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上。

综上所述，三个历史决议书写了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实践及成功经验，各个决议各有侧重，第一个历史决议强调惩前毖后，经过延安整风，在思想、组织、政治上达成一致，强调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第二个历史决议书写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六十年，尤其突出毛泽东的历史贡献，这是写好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要原因。前两个历史决议没有停留在历史问题的一般叙述上，而是通过分析历史问题，以更好地解决历史问题。尤其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总结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十条经验”，这是治党治国之精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精华。三个历史决议正确处理了历史问题与历史经验的关系，既解决历史问题，又总结历史经验。重在正本清源、固本培基、守正创新，都继承了中国修经治史的传统经验，体现了贯通古今的大历史观。

历史决议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标准来评论历史是非，对于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不是需要提出来，是原则问题；提到什么程度，则是分寸问题。对一些核心问题、重大问题的表述，就体现了既合乎实际又评价有度，既整体认识又区别对待的处理艺术。

（一）在一些核心问题的处理上，既合乎实际，又恰如其分

在评论是非功过的问题上，历史决议立足客观实际，指出矛盾但不激化矛盾，指出问题但不点人名，重在解决问题而无意惩戒。

第一个历史决议点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的错误及实质，但毛泽东在说明历史决议草案时指出，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这就做到了功过分明。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严厉批评了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的错误，但考虑到两人为中央委员，且两人就在延安，出于团结需要，在1945年历史决议版本没有点二人的名字。而以往为何认为是1945年历史决议公开了二者的名字呢？究其原因是出在历史版本上。笔者见到一份延安时期历史决议的单行本，其中就没有出现陈、王的名字。目前公开使用的版本是1950年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附录的历史决议修订版，而非延安时期原版，这一点，在毛泽东于1950年8月19日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就有说明：“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陈、秦二同志”就是陈绍禹、秦邦宪。此后的历史决议版本开始出现陈、秦二人的名字，陈、秦“隐名”5年后公开“露面”。而此时之所以提出增加陈、秦的名字，是考虑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公开讨论王明的错误，就需要公开王明在历史上的错误问题。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有同志提出要不要提华国锋的名字，邓小平说：“经过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相衔接。历史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邓小平解释：“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出来，他指出，之所以如此，“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他尤其强调，“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1981年6月2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决议稿时，邓小平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合乎实际，恰如其分。”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点到了陈独秀、王明，表述的是“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没提瞿秋白、李立三、博古，也没有提及高岗、饶漱石等，重在体现治病救人的目的。但对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惩治的严重腐败大案，历史决议点了两处：一处是“深入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彻底肃清其流毒影响，推动人民军队政治生态根本好转”；第二处是“党聚焦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查处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刮骨疗毒的勇气、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三个历史决议都体现了党的团结统一，既肯定成绩，以鼓足干劲，又指出问题，不讳疾忌医。三个决议写的是历史，评的是历史，自然绕不开历史，都采取了不回避、直面问题的态度；三个历史决议都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都有一个做与不做的态度问题、如何做的决策问题。正如毛泽东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这是毛泽东对历史决议的总的认识，承认会有不少缺点，后来他就对1945年的决议作过多次以至根本性的修改。邓小平在1981年决议稿起草过程中指出决议的最初提纲“铺得太宽了”，“要写得集中一些”，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总之，三个历史决议在写作过程中，在写作目标上都紧扣时代特点，重在解决问题；在内容的把握上，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抓主流、主线、主题、主干，在分寸把握上拿捏有度。

（二）在一些重点问题的表述与处理上，既有整体认识，又作区别对待

首先，第一个历史决议分析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逐一研究了党的六大以来的几次会议与路线，并做了区别对待。

第一，概括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特征。历史决议将1931年到1934年间的第三次党内“左”倾错误路线及危害概括为“三最”“三更”，即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且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为完备了，危害也最大。历史决议草稿列了“左”倾错误在政治、组织、思想三个方面的表现，扩大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决议之后，经人提议又将“军事”单列出来，以突出“左”倾错误在军事上的表现，以突显其形态之完备。

第二，将党的六大与六大路线从表述上做了区分。1944年2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党的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毛泽东虽对党的六大做出充分肯定，但基于党内也有不同意见，1945年3月前的历史决议稿子表述为六大“仍然没有在思想上给盲动主义以彻底的清算”。大家认为应该肯定党的六大正确的一面，稿子又改为“党的六大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有同志提出对六大评价过低，稿子对其缺点的表述做了修改，用了“这里不来详说”一词。有人提出六大既然有缺点，就应指出“不指出反而不好”。最后的稿子就从正确和缺点两个方面对党的六大做了阐释：六大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的六大“也有缺点和错误”，这样就把党的六大和六大路线做了区分，肯定六大路线是正确的，但也不避谈六大有缺点和错误，这也符合历史实际。

第三，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合法”与政治内容“非合法”从表述上做了区分。毛泽东在1944年3月谈到一个“合法与非合法”问题，指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经过共产国际与中央的承认，在形式上合法，但政治内容不好。正式通过的历史决议的表述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

第四，历史决议没提共产国际，但碍于与苏联的深远关系，仍几次提到“斯大林的学说”，使用了诸如：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等词语，以及“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等表述，这不能视为时代之局限，而是有政策与策略的考虑。找到毛泽东的思想与斯大林的话语关联，借助后者烘托前者，以逐渐突出毛泽东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国际共运中的话语权威。

其次，看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文字表述，可见运用之妙、隐喻之深。

第一，概括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胡乔木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有了深刻认识，概括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大家认为十分恰当，并写入历史决议中。第三个历史决议也着重强调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科学指引”意义。

第二，区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做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政治判断。起初的历史决议稿子曾使用了“毛泽东晚年思想”这一概念。胡乔木向邓小平建议，要把毛泽东晚年在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而对其晚年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这个建议是有政治指引意义的，历史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一节指出，当时在毛泽东思想认识上有两种错误态度：一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二是以为凡是毛泽东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错误思潮，不管是全盘否定还是教条主义，都既违背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客观实际。

第三，在路线斗争的表述上，“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讨论决议草案，陈云谈到对党内几次大的斗争的看法。关于“路线斗争”的提法，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他指出，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他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认为这是改变党风的问题。对党的十一大、“文化大革命”，不要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一思想认识深刻，也符合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邓小平、陈云都提出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路线错误这种提法。根据这个建议对历史决议稿进行了最后修改。陈云看了草案后，请人转告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再次，看第三个历史决议的表述，可见文字用意之深、气魄之大。

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历史决议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推动全党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历史决议在已有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概述；二是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互相衔接。第一个历史决议对1937年之前的历史、第二个历史决议对1981年之前的历史有过基本论述，对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重大是非问题做出过系统总结。对1981年至2012年间的历史，党中央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三十周年大会及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也做了系统总结。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明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并进行了概述，既尊重历史及前人做出的郑重结论，也无需在文字上再加以重复，这样就保证了三个决议政治表述的连贯性，也能更好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突出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

三个历史决议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做出的，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对党内外、国内外发生的大变动、大变革、大变局进行了理论回应与时代回应，提出了应对之策。

首先，三个历史决议之所以这么写，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人民的立场、人民的意愿。

历史决议的写作是顺应民意的。从第一个历史决议提出为人民服务到第三个历史决议提出人民至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弘扬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三个历史决议都写到了群众路线及其重要性。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曾把党群关系比作种子和土地的关系、鱼水关系、朋友关系、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强调党要植根于群众中，不能脱离群众，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把群众比作党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把党比作人民的勤务员，前者要求党要依靠群众，后者强调党要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人民则把毛泽东称为“大救星”。毛泽东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人民中间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这是历史形成的。顺乎天意、合乎民心、顺应大势，都需要一个历史决议来确立毛泽东的人民领袖地位。第一个历史决议接受了人民的检验，1947年毛泽东转战陕北一年有余，与人民患难与共，党领导军民以三年解放战争赢得天下。

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时任湖北第一省委书记陈丕显参加了决议稿的四千人大讨论。据他回忆：“咸宁县向阳公社红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治荣同志说：我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当放牛娃，是毛主席解放了我，我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觉得毛主席是个‘恩人’‘完人’，哪能有错!只愿听讲毛主席的功绩，要是听到谁说毛主席的过失就反感，就冒火。”反映出老百姓对毛泽东主席朴素、深厚的感情。邓小平曾征询中央警卫局的意见，警卫局同志告知他，将前些日子他和法拉奇的谈话内容向战士们宣读并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为此，邓小平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最后这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加以引用，并予以强调。

历史决议从国际的视角回应了时代关切。陈云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这是从国际视野来审视领袖和政党的关系问题，深邃而富有启发。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是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及人类社会发展格局。

总之，三个历史决议都是为人民书写的历史决议，人民是历史决议的阅卷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有了志气、骨气、底气。第三个历史决议反复提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了人民的立场、人民的意愿，只有如此历史决议就经得起人民的检验。

其次，三个历史决议之所以能激励人鞭策人，在于有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

三个历史决议以党的全会的方式通过，并以中央名义下发，在认识上达成了一致，从而“在决议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而三个历史决议之所以取得成效，就在于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纠正陈独秀右倾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与冒险错误、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决议对以上重大问题做出的分析，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评价历史问题，只有客观公正，才能以理服人。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指出了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也敢于承认自己有责任，他接受法拉奇的公开采访时说：“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他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说道，“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他还认为：“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邓小平特别要求历史决议稿最后有个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些都写入了历史决议。

第三个历史决议面对的领域广，任务多，但没有回避沉疴已久的历史问题，着重强调“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相较于第一个历史决议重点讲“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第二个历史决议重点讲“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危害，第三个历史决议讲到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的“七个有之”问题，不否认党内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起草三个历史决议的过程中，都发扬了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这是百年奋斗十条历史经验的第十条，突显压轴之意。正是不断自我革命，承认错误并纠正错误，才维护了党的团结、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增强了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与历史认同，成为贯穿三个历史决议的主线之一。

再次，三个历史决议之所以取得成效，体现了大党之治、大国之治的集大成。

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如果说前两个历史决议探究更多是大党之治，在大党治理深刻变革的基础上，第三个历史决议进一步体现了大国之治的深刻革命，着眼于通古今之变、究兴盛之由的大党之治与大国之治。

从党的建设来看，三个历史决议推进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三个历史决议不同于一般的中央决议，它集思想权威、组织权威与政治权威于一体，发挥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历史决议虽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但毛泽东思想已深入党心、民心、军心，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第二个历史决议不仅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也提出发展毛泽东思想，标志着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命题，到习近平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政治命题，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概括“八个明确”，到第三个历史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理论体系概括为“十个明确”，从“七一讲话”作出概括，到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并进一步概括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原创性思想，明确“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党在百年历史上先后制定的三个历史决议，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推动全党统一思想、意志和行动，加强团结统一，引领新的方向。

在党的建设方面，第三个历史决议首先体现了人民地位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深刻变化，体现了国家地位从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从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的深刻变化。如何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尤其重要，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书读百年明是非，路行万里辨曲直。以历史决议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明事理，辨是非，成为一条重要的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经验。毛泽东首创以历史决议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统一全党思想的方式和原则，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具有开创性。而毛泽东之所以能首创这一历史决议的方式，来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悟透，尤其是中国悠久的修经治史的传统，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深层次结合与具体运用。这一传统经验与政治智慧影响为第二个、第三个历史决议所继续遵循。

文以载道，以文聚力。三个历史决议就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文”，它融汇传统与现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合法性。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的最新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扬弃，这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那么第二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则进行了一次次新的扬弃，表述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这是贯通古今的思想之变。百年党史造就的三个历史决议不仅承载了党的奋斗历程的书写与记忆，也蕴含着共产党人对美好未来、对民族复兴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体现了共产党人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追求，反映了共产党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治抱负和胸怀。

原刊责编:木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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