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益求精，臻于至善

提要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是因为，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提炼出的历史经验，为破解经典作家提出而未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中国解答。坚持独立自主破解了社会主义政权能否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的“马克思之问”；坚持中国道路破解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之问”；坚持自我革命破解了获得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保持自身肌体健康的“列宁葛兰西之问”；坚持胸怀天下破解了中国如何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毛泽东之问”；坚持开拓创新破解了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邓小平之问”。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深刻阐述了党的百年奋斗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呈现了党的百年奋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观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在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不乏这样一种现象：基于实践的发展，经典作家们总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当时重大的时代问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经典作家们并未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这就留下了若干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时代是出卷人，中国共产党是答卷人。《决议》在系统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深刻的“中国解答”，做出了独到的“中国贡献”。准确把握《决议》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破解与回答，便能充分彰显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价值。

1858年的世界在马克思面前呈现出一幅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复苏与革命萌动的双重图景：一方面，随着机器工业的发展和运输业的革命，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开采，世界市场的规模迅速扩张。即使遭遇1857年金融危机，但是世界贸易也在逐渐好转。另一方面，在克里木战争后，1858年欧洲涌现了俄国反对封建农奴制的农民运动和普鲁士摄政危机，欧洲大陆上残留的封建专制制度摇摇欲坠，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

面对这幅图景，马克思在同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在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权如何在资本主义强势包围中站稳脚跟的问题。

虽然“马克思之问”是针对1858年欧洲革命情势而提出的，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超越时空的结构性难题。在实力强大而又分布广泛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包围中，社会主义政权能否昂然挺立？这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之所以是结构性难题，这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出发，有力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深刻认识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显然，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生产力仍然保持上升势头。于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中，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强势地位。这对社会主义政权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提出了严峻挑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2021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卢森堡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士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加拿大共产党、南非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的建党100周年之时。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都没有取得执政地位，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同时也是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在马克思在世时，巴黎公社功败垂成；而在马克思逝世后，苏联、南联盟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解体。所以，基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社会主义如何站稳脚跟的“马克思之问”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面对“马克思之问”，中国共产党交出了精彩的答卷。《决议》指出，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共产党不仅使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而且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这是数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百年接力的成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视为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扭转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完成了“国家建构、文明再造”的历史性任务，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站稳脚跟扫清了障碍。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破解“马克思之问”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当时那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且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基本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样复杂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而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但没有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反而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这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变革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列入四项基本原则，从容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考验，诸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占有先进文明成果，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为社会主义站稳脚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缩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跨出了关键一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也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情形下，正如《决议》所说：“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中国共产党始终饱含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高扬斗争精神，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注重防范化解各种风险，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站稳脚跟提供了有力保证。更重要的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转折。

回顾中国共产党围绕如何使社会主义中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的问题而展开的百年探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凝结出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宝贵历史经验：“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坚持独立自主，这是由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传统所决定的。中华文明是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之所以历经沧桑而千年不坠，中华民族之所以饱受冲击而多元一体，中华儿女之所以迭遭忧患而矢志爱国，其秘密都在于凝结在民族精神之中的中华文明。正是这种深厚的文明传统，奠定了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既赋予中国人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奠定根本前提；又赋予中国人以开放的宽广胸怀，虚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积极占有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为扭转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力量对比格局而不断积聚力量、夯实基础。这便是破解“马克思之问”的中国方案。

从1876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到1881年《答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和草稿》，马克思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即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在保持自身独立性和文明传统的基础上，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可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之所以说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一种设想而非成熟系统的理论方案，这是因为，马克思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并未给出斩钉截铁的肯定性回答，而是要看现实的各种条件和因素。马克思虽然指出，俄国公社“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马克思马上笔锋一转，强调“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这意味着，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跨越卡夫丁峡谷”还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非现实的必然性。

在马克思之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建立。然而，无论是苏俄国内的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还是苏俄外部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第二国际”理论家，都对列宁的十月革命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还没有达到足以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此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早产论”。他们机械套用马克思的经典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当率先在生产力更为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不是生产力落后的东欧地区。对这种论调，列宁晚年在《论我国革命》中把十月革命形容为“倒过来的革命”，“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列宁在此提出了“先革命、后建设”的道路，先行夺取无产阶级政权，随后再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文明条件。然而，列宁也意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他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因为东方国家在社会发展上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苏联解体后，人们便开始质疑列宁的“倒过来的革命”模式，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生命力不足的“早产儿”，要进行所谓的“资本主义补课”。

无论是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还是列宁的“倒过来的革命”问题，就其实质而言，都共同指向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东方后，这个问题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对此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为破解“马克思列宁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围绕如何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形成了独特的赶超模式。

第一，我国建构以政党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以“组织起来”为特征的高度动员机制，由此成为我国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动机”。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落后的东方国家在工业化建设方面普遍存在“资本短缺”的约束条件，缺乏社会发展的启动条件。对此，我国充分发挥高度组织化的独特优势，由此对冲“资本短缺”的不利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必要积累，最终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第二，我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抛开苏联计划经济的僵化认知，返回到马克思原初的理论世界，人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始终认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要想扬弃资本主义并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使中华文明的生存根基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从封闭孤立转向对外开放，以主动地姿态参与到了全球化之中，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并参与世界交往。这不仅激活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而且丰富并发展了跨越理论。以往人们对“跨越”的认识主要集中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变革，例如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我国把“跨越”的对象从生产关系扩展到生产力。生产力也可以跨越发展，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参与世界交往。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只有参与世界交往，才能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而没有陷入依附于发达国家的陷阱，这也要归功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

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决议》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这些中国奇迹最终提炼出“坚持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这为破解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和列宁“倒过来的革命”的问题贡献了“中国解答”。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从“富起来”进入“强起来”阶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开始瞄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意味着，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发生深刻转型：从古老文明现代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奋起直追的跟跑道路，进而转变为终结“历史终结论”、告别“西方中心论”的并跑道路，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社会进步、追求人的解放的领跑道路。在此意义上，中国发展道路上升到文明的原则高度，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社会发展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列宁在晚年经常强调“文化革命”：“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为何列宁晚年反复强调“文化革命”问题？这是因为，列宁深刻意识到，如果不经过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那么沙俄时代的官僚作风等封建残余就会侵蚀布尔什维克的肌体。从表面上看，苏维埃国家机关虽然更换了执政官员，然而结果却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列宁认为，从表面上看是共产党员在领导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然而实际上“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便是“征服者被征服”的难题：作为旧政权的征服者，共产党员和苏维埃政权是否有反过来被专制沙俄的旧文化所征服而成为官僚主义者的危险呢？

无独有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他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也曾提出过与列宁同样的担忧。十月革命胜利后，葛兰西一方面讴歌十月革命是高扬主体能动性、打破经济决定论的伟大胜利，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同志们，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尤其在那些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不能统一生产力的国家内更是如此。”葛兰西与列宁共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肌体健康，如何避免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侵蚀，如何锻造无产阶级政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和自我提升的能力？概而言之，即如何全面从严治党的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当年苏联便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有学者以沉痛的笔调指出：“当初对革命的纯真追求愈益成为昔日的过时回忆，一批身居特殊地位的大小干部逐渐转变成特权握有者，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存在当做目的，迷恋和崇拜权力，越来越自觉地维护自己的既有利益，共同的地位和共同的意识使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层级分明的集团。不论你遗憾地称它为‘官僚主义现象’，温和地称它为‘官僚特权阶层’，还是像吉拉斯那样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新阶级’，情况都是一样；不论你把这一集团的形成确定为斯大林时期或是后移到赫鲁晓夫时期甚至更晚——例如，勃列日涅夫时期，事情也没有什么两样。”苏联之所以出现“十万儿郎齐卸甲，竟无一人是男儿”的亡党亡国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苏共的自身腐败，从当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蜕化为被人民唾弃的特权利益集团。

在破解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跳出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先后给出两个答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如何理解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相互关系呢？二者的联系在于，自我革命与人民监督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全面从严治党而言，人民监督是外因，自我革命是内因。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与人民监督相比，自我革命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地位。从人民监督到自我革命的发展过程，也是从外因到内因的党建过程，更是从外部倒逼到内在自觉的觉醒过程。在此意义上，自我革命的提出，开辟了百年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在《决议》中，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

立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为什么说党的自我革命是破解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课题的根本解答呢？这是因为，在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工程中，最大的难题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如何继续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有了自我革命的全部动力；丢掉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就丢掉了党的执政基础乃至执政地位。纵观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革命阶段，由于各种资源的匮乏，而人民群众是最大的资源，这种客观生存压力迫使无产阶级政党不得不走群众路线。然而，在获取执政地位后，无产阶级政党开始掌握大量权力和资源，便面临着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对此，自我革命便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所在，将来自人民群众的诉求以高度自觉的形式转化为党自身推动自我净化的动力。由于“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从根本上杜绝了堕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可能性，打通了党与人民之间的“肠梗阻”，由此获得了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动力。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既健全了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又构建了直面问题的纠错机制；既增强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又打破了人亡政息的历史魔咒；既巩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性，又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又擦亮了先锋队组织的先进本色。

四、胸怀天下：破解“毛泽东之问”的当代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在各种场合反复提出中国如何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问题。1956年8月30日，在中共八大预备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如果不能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88同年9月24日，毛泽东又说，中国作为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可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这种状况一定要改变。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的文章中，毛泽东提出：“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958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在此，东方国家“发展自己的东西”也正是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具体体现。这便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承担世界责任、做出更大贡献的问题。

经过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日益进入世界舞台中央，这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破解“毛泽东之问”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规定性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人类作出了如下三个重大贡献。

第一，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为中心，办好中国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这是由中国在世界上的规模体量和国际地位所决定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大国必须有大国的担当。这种担当首先体现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意味着我国正在发生从“现代化在中国”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转折，正在出现从“后发外生”阶段到“内生超越”阶段的历史性演进。所谓“内生超越”，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立足中国实际的展开过程中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种种弊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发展普惠绝大多数人的超大规模现代化，也是没有出现对外掠夺和海外殖民的和平友好现代化，这极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作为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自1840年以来遭遇“文明蒙尘”，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了“文明重光”。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划出了“微笑曲线”。这条“微笑曲线”，不仅具有民族传统根基，同时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作为具有五千年深厚底蕴的文明大国，中国必然对人类社会负有不可推卸的文明责任。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是资本逻辑宰制的文明形态，而社会主义是追求人的发展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奠定的主导原则是从“以资本为逻辑”转向“以人民为中心”。其次，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改变人类文明走向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辟，改变了近代以来世界文明的“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翻转了西方独大的文明版图，呈现出新兴国家的文明前景。最后，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各大文明和谐共处的文明形态。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对抗性的总体特征，“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主张，“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这便是中国共产党走出“文明冲突论”“文明等级论”等陷阱的新文明方案。

第三，中国共产党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决议》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对人类社会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升级换代。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然而，以往的经济全球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呈现出利益分裂、零和博弈等困境，因此逆全球化的暗流涌动。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坚定推进全球化进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另一方面又通过协商共赢、和谐共生等方式，扬弃资本全球化的对抗性特征。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诸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等风险无一不是全球公共问题。如果各国靠单打独斗去应对全球风险，甚至鼓吹本国至上而逃避国际责任，那么全球风险的公共性与单一国家的有限性之间就会出现结构性失衡。对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动承担全球治理的应有责任，主张用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方式逐渐弥合分歧，共同解决全球领域的“治理赤字”问题。

中国共产党向人类社会贡献了诸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已经为人类社会作出了更大贡献，已经回答了“毛泽东之问”。回顾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从中提炼出“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经验，成为解答“毛泽东之问”的基本途径：“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政党，不愧是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不愧是改变世界发展走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政党。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面对改革开放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一刻也没有放弃他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中国发展的思索。邓小平在晚年提出了如何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个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重大课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谈话中指出：“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分配问题只是所谓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指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由发展而导致的各种问题。这便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正在着力解决的“邓小平之问”。

所谓“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相对于“发展起来的问题”而言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启动发展而改变欠发展状态，即“发展起来的问题”。随着发展的深入推进，发展本身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从而需要突破陈旧的发展观念而不断更新，反思既定的发展模式而不断调适，此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例如，美好生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的转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需要不仅包括物质文化需求，同时还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其他方面的需求，即从单一的“物质文化需要”升级为更加全面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生存需要转向发展需要。按照马克思的描述，美好生活的实现意味着“人以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美好生活需要既是中国新时代发展的需求动力，也对新时代发展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人们如何拥有更多自主支配的发展时间、如何拥有更为充分的发展机会、如何拥有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作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美好生活问题将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由此引领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变革。

又如，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发展起来的阶段，人们主要通过“先富起来”的方式，为打破以往不发展的状态注入动力。在此阶段，邓小平便提出共同富裕问题：“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然而，由于社会生产力底子薄，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还不充分，共同富裕在当时只能停留在理想愿景。进入新时代，我国彻底解决了几千年来未能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也有条件解决相对贫困的问题，共同富裕便成为日渐凸显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问题不单纯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需要大力解决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问题。因为包含教育医疗等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直接关系到人的发展后劲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再生产循环，直接关系到社会流动是否畅通、城乡差距是否缩小、美好生活是否公平的问题。所以，共同富裕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全局性问题。

再如，高质量发展问题。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高质量发展。在发展起来的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出口贸易的拉动、廉价劳动力的投入，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我国生产函数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发生改变，面临的硬约束明显增多，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接近上限，碳达峰碳中和成为我国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框架，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多重约束下求最优解的过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们主要解决的是量的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问题由此凸显，而成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转换增长动能，从过度依靠投资驱动与出口驱动，开始转向消费驱动与创新驱动；就要调整发展目标，从片面追求经济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开始转向追求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提升；就要改变发展方式，从资源不集约、环境不友好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转向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当代中国整个发展模式的系统切换和全面跃升。

还如，人的发展问题。高质量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人的发展。在发展起来的阶段，主要强调人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后者为前者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进入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后者为前者提供了深层次的发展动力。如果说过去是向体量巨大的市场要增长动力、向广大的落后地区要增长潜力、向物质资源要增长要素，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要向人的发展求动力、挖潜力。例如，高质量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这就离不开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本质力量的充分释放，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的持续投入。又如，新发展格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而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内需的引擎拉动，内需的引擎拉动则离不开人的消费需要的更新迭代，消费需要的更新迭代意味着人的发展需求的全面保障。正如《决议》所说，要想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除了面临上述问题外，还有许多亟待应对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如资本逻辑问题、现代治理问题、公平正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科技创新问题、风险社会问题等。随着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出现了新的特征。不仅发展的矛盾与问题出现新变化，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目标与任务、理念与动力、方式与路径等都出现了深刻变化。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已经转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发展的目标与任务已经明确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理念与动力已经上升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既是新发展的动力，也是新发展的目标，更是新发展的衡量尺度；发展的方式与路径已经演进为“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概括地说，中国社会的整个发展逻辑已经实现了革命性转换。把“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同“发展起来的问题”相界划，也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相界划，尽管二者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界划，这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深层意蕴之所在。

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只能依靠发展来解决。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最终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因此，《决议》中有关“坚持开拓创新”的历史经验也就成为破解“邓小平之问”的关键：“只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是靠开拓创新解决了“发展起来的问题”；同样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是要靠开拓创新去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只要发展永无止境，那么开拓创新也就一刻也不能停滞。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中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而且也在理论上破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没有解决的诸多重大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必然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达到理论创新的原则高度。从“马克思之问”到“邓小平之问”，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破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形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

原刊责编:马大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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