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不宜，这片只能私藏硬盘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电影，正是这部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台湾电影之一”的——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台湾导演杨德昌，是一位理工科出身的现代艺术家。
理工科的学习经历，让杨德昌总是能用他理性的手术刀深深切入社会的胸腔，展示其残酷鲜血淋漓的横截面，并在风格上保持着一种冷酷的现实感和锐利的现代感。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杨德昌1991年的作品。
接连斩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大奖及影评人大奖，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这样一部长达4小时、反映台湾戒严时代的史诗级巨作，其诞生绝非偶然。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许多被尘封多年的历史话题解禁，人们将这段时期统称为“台湾新电影运动”时期。
这个时期的台湾电影表现出了三个较为显著的特征：话题大胆直接，针砭时弊；映像风格先锋，拍摄手法西化；开始对历史进行了回溯和反思。
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导演杨德昌1岁时便随父母移居台湾，作为台湾的第二代移民，《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时代。
1986年小野与杨德昌合写的剧本初稿，两人都是外省人二代，有相似的经历和视野。也正因为如此，电影显得有种独特的质感，泛黄的色调像是杨德昌内心最深处的记忆。
起初杨德昌承诺电影会在五个月内拍完，谁知一拍五年。
拿2000万台币，拍4小时的史诗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放到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30年前，杨德昌带着电影经验几乎为零的主创，做到了。
曾有人在他的家中看到整整一面墙壁，画满了牯岭街中所有的人物关系。
可以说，别人拍电影是塑造人物，杨德昌拍电影是塑造出一个社会。
影片以60年代初台北为背景，故事原型是自国民政府返台后的第一起青少年杀人事件。联合报当时的标题是“不良少年情杀命案，少女移情别恋，可怜死于乱刀，年仅十五六闯下塌天祸”。
被害人是建国补习班的学生刘敏，施害人为建国补习班被开除的学生茅武，而杨德昌当时也在建国补习班，彼年14岁。
二十多年后，步入中年的杨德昌重新追溯那段少年时空的现实，参与编剧并导演了这部电影。
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混杂着导演本人过去中学阶段的真实成长经验与时代抑郁体验，故在影片中交织呈现出比从前作品更复杂的情感关系。
在杨德昌其它作品里，如《恐B分子》、《独立时代》、《麻将》，杨德昌刻意表现了在台北社会中飘荡着的人际冷漠感，在其中即使是青少年的身上，也有着一种异化的病态或邪恶。
但在这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却出现一大批纯真但不冷漠的少年，藉着逝去的60年代，杨德昌投射出对过往不可复见的纯洁性的追怀。
他用摄像机和胶片再现了那段压抑绝望、惶惶不安的年代。
也传达了他本人对那段灰暗错乱的历史的看法。
这就要谈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
正如我们所知，国M党1949年的失败，使台湾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一见的历史大迁徙，不同省籍、不同背景的人士，或自愿或被迫随国M党来到这个孤岛上。
十年过去，他们的下一代逐渐出生、成长。
反gong大陆的希望渐成泡影；
物质的匮乏，长期的战乱流离后的苟安；
1颗≈10盅冰糖雪梨！吃它利咽润肺，嗓子舒服的就像做SPA！
恐gong心理尚未退潮的情绪导致的政z高压；
省籍的歧见，日本影响的消退，美国影响的增强。
这一切都使60年代的台湾弥漫着晦暗与绝望。
片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方言，东北话，陕西话，上海话，广东话，听上去亲切得很。然而这亲切，却让人心痛。这些口音，都是当时人们回不去的家乡。
在这样的灰暗压抑的环境中，成年人大多都在自己的圈子里蝇营狗苟、卑微无望地生活着，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下一代身上。
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又是怎样呢？
电影主人公小四是台北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身边有许多和他年纪相仿的男孩儿和女孩儿，而他无疑属于其中的好学生，
他并不像身边的一些男孩儿那样卷入少年帮派的暴力活动中，而更多的是处于旁观状态。
一次在校医务室的偶遇，让小四结识了眷村的少女小明，并渐渐喜欢上了这个看上去清纯文静如天使的女孩儿。
可小明实际却并不是如她外表那样单纯简单。
她是一个单亲的女孩儿，只有一个多病的母亲需要她的照顾，她们甚至连固定住所都没有，只能是当母亲为某家做佣人时寄居于别人家，又多因她母亲的体弱多病而被解雇。
母亲将希望寄托在念初中的小明身上，让她快快长大。
在这样的现实生活的重压下，小明在本该无忧的年纪里丧失了作为一个女孩儿的快乐，而过早成为了一个女人。
小明的爱情方式是在她无论漂到任何地方，总要依附于她认为最能给她安全感及保障的那些人身上。
而在小四遇见她时，小明正同时周旋于几个男生之间，而小四身处的“小公园”帮派的老大Honey更是为了小明争风斗狠杀人而逃亡台南。
Honey是另一个让人难忘的角色。
即使是他还未在电影中出场，杨德昌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Honey凶狠且不怕死的形象。
然而在Honey从台南忽然归来出场亮相后，我们却会发现这是个浪漫到极致的人物，浪漫到近乎幼稚。
或许是Honey触动了小四，小四也渐渐卷入了帮派间的斗争，并在后来参与了为Honey复仇的活动，亲眼目睹了害死Honey的“山东”的死前惨状。
而此时小四的父亲因为政Z问题被隔离审查，遭受政Z迫害之后一蹶不振，从正直刚毅变成了委屈妥协，将怨气发泄在妻子和儿子身上，小四自己也因为顶撞学校而被开除。
身边发生的种种事件，让小四也日渐迷惘。
他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虚荣、丑陋、残暴的那一面。
他有些不知所措的内心深处，认定他爱着的小明是他唯一也是最后的希望，而他也认为自己也同样是小明的希望。
可就在这时，他听说小明现在已经投入了他的那位有钱有势的好朋友的怀抱，这让小四陷入了绝望和崩溃的边缘。
在牯岭街的旧书市与小明相遇后，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心迹，可遭到了小明的断然拒绝。
“……原来你跟他们一样，对我好就是想改变我。你好可笑啊，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可改变的……”
于是小四拔出了那把日本女人用来自杀的短刀，狠狠地刺向小明的身体，又似乎是在刺向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的内脏。
小明当场死去，只剩下小四在她的尸体旁徒然呼唤：
“小明你站起来啊，小明你站起来啊……”
小四最后杀死小明时的行为、语言方式都与父亲如出一辙，不仅用行为替父亲发泄不满，在发生命案时所说的那句话正来源于父亲。
再加上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暴力气氛渲染，最终成为小四暴力行径最直接的来由。
可以说，在铺垫小四从成长到毁灭的过程中，杨德昌采用了明线和暗线的手法交替进行。
明线是小四在青春期启蒙阶段对于爱情、人生观错误的判断，造成了心理的异化和扭曲。
而暗线则是父权的崩塌、暴力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小明”这个镜像人物的性格设置。以上有所线索和情节都成为了小四悲剧行为的参照。
从开头小打小闹的校园暴力，再升级到杀人命案，最后牵扯到政治事件，直到悲剧的发生，小四的心里异化被处理的既不俗套，又不落痕迹。
小四越来越不可收拾的暴力行为，夹杂了他的矛盾和痛楚。
在这个看似离我们远去的时代和故事里，依然有很多人找到了共鸣。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每个人成长的代价。长大的过程，就是价值观，世界观被毁灭的过程。
在花样年华，我们每个人何尝不幻想去改变世界，然而时代并不会随着人轻易改变，这是我们不可规避却又要艰难接受的真相。
时代的更迭让人物的青春背负着沉痛和残酷的枷锁，杨德昌用这部电影告诉观众，青春成长的阵痛，要不开花结果，要不留下伤疤。
只不过也许我们最后都会选择和世界妥协。
而不会像小四一样，
用自己的自由陪葬自己的青春。
就像俄国文学家普希金所说：
“当你在林中遇到了那个青年，
他的眼中已熄灭了青春的火焰，
你可曾感叹。”
编剧: 杨德昌
主演: 张震/杨静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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