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 欧洲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学术的接触与交流, 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典籍的传播。16世纪, 大批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 《道德经》开始了它的西方之旅, 被域外广泛翻译与研究, 目前, 翻译文字已达28种语言之多, 版本达1 100余部, 居外译汉籍之首 。在各国争相翻译《道德经》的活动中, 英语国家起步较晚。1868年, 伦敦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湛约翰 (John Chalmers) 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 (The Speculations on Metaphysics, Polity and Morality of“The Old P h i l os o p h e r”, L a u-t s z e) 一书, 是为《道德经》英译之滥觞。

20世纪“是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空前扩大的世纪, 是它与以华文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关系空前密切的世纪, 是位于上述两种文化圈结合部的英语世界中国文学研究成果空前辉煌的世纪” (黄鸣奋, 1997:23) 。对《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而言, 20世纪无疑是译本迭出的世纪。英国汉学家彭马田等 (1993:12) 认为, 《道德经》在西方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 在于“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智慧锦言, 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锦言的内核”。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 《道德经》被翻译的频率仅次于《圣经》和《薄伽梵歌》 (Mair, 1990:xi) , 成为被译介得最多的中国典籍, 其发行量和出版频率大大超过了同为中国典籍的《论语》。

1《道德经》之“雌性”喻说

近世以来, 刘笑敢 (2003) 、李素平 (2004) 等学者以《道德经》书中大量出现的关于“牝”、“雌”的比喻和老子关于“守柔”思想的主张为据, 说明老子对女性的尊崇, 认为《道德经》开中国思想对女性关注之先河。牟钟鉴 (1993) 甚至认为, 老子哲学是女性化的生命哲学, 老子是自觉意识到男性智慧的弱点和重新发现女性智慧和品德的伟大作用的第一位哲学家, 提炼和发挥了女性之德, 从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主阴哲学。

老子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贵柔守雌”, 从“弱者道之用”出发, 强调“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以柔弱自然为主要特征。从表面上看, 女性是柔弱的, 但恰恰是柔弱如水的女性, 成为世界生殖力量的象征。《道德经》中“负阴而抱阳”、“牝常以静胜牡”、“知其雄, 守其雌”等“贵柔崇阴”的话语比比皆是。

《道德经》中的雌性比喻之重要, 在中国先秦典籍中不仅是显而易见的,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在全世界的古代哲学与宗教典籍中也可能是唯一的 (刘笑敢, 2003:179) 。《道德经》中的“雌”、“牝”、“母”等词汇的出现明显比“雄”、“牡”、“父”多而寓意深远, 其柔弱胜刚强的主张似乎也有着某种性别暗示。老子使用雌性比喻来表述他的基本思想, 不仅用来描述宇宙的起源, 而且用来说明人类社会行为的基本原则。换言之, 这些雌性比喻不仅具有实然或描述性意义, 而且具有应然或规范性意义。雌、牝等比喻之辞所描述的对象是宇宙起源、万物根本、治国之方、处事之本, 并不是任何真实的雌牝之体, 老子关心的是人类社会的最终状态和日常状态。

《道德经》中的雌性比喻隐含了男女性格的差别, 或者说可以引起男女性格特点的联想, 但其关切的中心论题、其比喻论证的方向, 是无关男女之别的, 至少不是直接关于男女社会地位之高下的。雌性比喻相当于文化象征符号, 是对老子哲学最高概念“道”、中心价值“自然”、原则性方法“无为”的形象论证。雌性比喻的使用令老子哲学更为形象生动, 也更易于理解和传播。《道德经》中虽用了大量关于“雌”、“牝”的比喻, 但老子并未曾明确地提到女性强于男性。“雌”、“牝”等比喻只是用来描述宇宙起源和根据的修辞手段, 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 《道德经》是一部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 (刘笑敢, 2003:186-203) 。

老子施行道德教化的对象是“圣人”、“侯王”等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男人, 他希望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男人实行“雌柔”的政策, 无为而治。《道德经》因而是老子与圣人、侯王、将军等的对话, 书中关于“雌”、“牝”的比喻是施行教化言说的手段和方式。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说, 这些词汇不是“本体”, 而是“喻体”, 并不指向任何真实的雌牝之体。《道德经》中并没有明确涉及性别问题, 关于雌性特点的分析, 是出于思想适切表达的需要。

2 女性主义对《道德经》的挪用

在异质文化交流、融通的20世纪末, 《道德经》翻译活动中不仅出现了中外译者、不同学科学者合作的翻译“共谋”景观, 还凸显着另一独特亮点——文本解读的女性主义景观。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进入强调性别建构的历史时期, “社会性别”概念得以彰显 (费小平, 2005:96-106) , 性别研究受到空前关注。1972年, 第一个由女性译者合作产生的冯家富-简·英格利斯《道德经》译本问世了。在这以后, 又出现若干女性译者单独翻译的文本, 甚至在男性译者的文本中, 也出现了对性别问题的慎重考虑, 最为典型的就是米歇尔 (Stephen Mitchell) 和梅维恒 (Victor H.Mair) 两位男性译者。

2.1《道德经》文本中女性印迹的彰显

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解放必定首先是语言的解放, 主张通过语言和社会表述塑造文化身份。在后现代文化视域中, 人们清晰地意识到, 语言是意义争夺的场所, 是主体检验自我和证明自我的竞技场, “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还是操纵的工具” (F l o t o w, 1997:8) 。她们认为, 传统的语言是男性定制的, 反映男性的生活、现实和观念, 仅仅命名了男性的世界, 使女性的世界隐而不现。针对这一弊端, 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改进语言, 使语言体现对女性世界的关怀。因而,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将翻译实践看做是一项政治活动, 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使女性在语言中清晰可见” (Gauvin, 1989:9) 。

20世纪后期, 大众阶层和汉学研究院校流行的米歇尔、勒瑰恩 (Ursula K.Le Guin) 、陈张婉莘 (Ellen M.Chen) 和梅维恒等人的译本都从不同程度体现了对女性性别的关怀。陈张婉莘 (1969:401, 403) 说, “我们强烈地感觉到, 《道德经》的思想形式来源于母系社会存在的启示根据宗教与早期哲学的联系, 我们相信‘无’、‘弱’、‘玄’、‘虚’等观念本来是与生殖崇拜相联系的”。她认为老子思想为提升、张扬女性性别意识, 拔擢女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 起了理论上的先导作用, 老子将具有性别特征的“女性语语”带进中国哲学的语境、语义之中。因而她翻译《道德经》时以较为“和缓的”方式引入了新的、反传统的形象——女性。

《道德经》第八章有“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仁, 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 动善时。”老子用水来比喻上德者的人格, 因古汉语中主语常阙失, 后代的注疏者多添加动作的执行者“他” ⁽⁴⁾ 。陈张婉莘一反传统译者的解读, 将这几句译为: (Such a person’s) dwelling is the good earth, / (His/her) mind (hsin) isthe good deep water (yuan) , / (His/her) associates are good kind people (jen), / (His/her) speech shows good trust (hsin) , / (His/her) governing is thegood order, / (His/her) projects (shih) are carried out by good talents (neng), / (His/her) activities (tung) are good in timing.由此看来, 陈张婉莘对《道德经》的解读中虽有女性主义的阐释, 但仍较为中立, 从她对His/h e r的谨慎运用可见一斑。她 (1989:74) 在译文中对此有过说明, “我的阐释也许有些反传统, 但我的解读方式是相当传统的。只是, 文本解读中既然发现了新的钥匙, 整部作品就应当有个新的视角。”她所说的“新的视角”就是女性主义的视角。

古汉语语言、文学造诣颇高的梅维恒, 意识到古汉语中第三人称代词常省略, 而即便不省略, 也不会标明性别。但根据英语语法, 译者不仅要带进一个主语, 而且还需要决定该用he、she还是it, 为了避免过于强调男性, 在用第三人称单数时, 他常用无人称代词或阴性代词, 如:《道德经》第七十五章“夫虽无以生为者, 是贤于贵生。”梅维恒译作:O n l y she who acts not for the sake of life/Is wiser than those whovalue life highly.如此, 一句具有普适性的箴言就变成了女性立身修为的指导原则, 当然, 书中出现she的频率并不高, 更多的时候, 译者以无人称代词it来回避性别选择。

米歇尔 (1988:x) 结合他本人长达14年的禅宗修行经历说, 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 老子学说是最支持女性的, 以往的翻译中, 指代“圣人”时只用阳性代词he, 是对这一学说本身的莫大讽刺和歪曲, 对于老子所要构建的阴阳平衡的和谐状态, he和she完全可以互换使用。因而, 他将“圣人”译为master (s) , 当必须以单数形式出现且有所指代时, 他时而选择用h e, 时而用s h e。《道德经》中“圣人”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共计出现了26次 ⁽⁵⁾ 。米歇尔译文中出现master (s) 地方计33处, 其中两处未出现代词指涉, 一处用masters, 在指代上不存在阴性、阳性的选择, 16处master与随后出现的阴性指代she联合使用, master与阳性指代h e共现的地方则只有14处。通过对女性指代的引入, 米歇尔一反传统的男性英雄主义的解读, 体现了在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社会语境下对女性存在的认同。

2.2《道德经》文本中男性形象的消隐

如果说陈张婉莘、米歇尔等译者出于对女性身份的认同, 对《道德经》中的“圣人”形象进行“温和的”、反传统的阐释, 而20世纪90年代一些女性主义译者的解读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女性主义作家娥苏拉·勒瑰恩在北卡罗来纳大学中国禅诗翻译家、著名中国文学教授杰罗姆·西顿 (J.P.Seaton) 的帮助下翻译《道德经》。据说勒瑰恩投入《道德经》的英译注解工作, 耗时四十年之久, 译本冲破性别边界, 译笔优美动人, 富有诗韵, 成为美国市民大众喜欢的译本。勒瑰恩 (1997:ix) 认为, 《道德经》是一本对所有的人而言的睿智、清新的智慧文本, 书中的智慧并不仅仅属于那些高高在上的男性智者, 人人都可以通过内心的教化成为品格高尚的智慧“圣人”, 圣人没有性别和地位高下之分。因而, 她的译本中完全避免性别和单复数的区分, 以the wise和wise souls塑造了圣人的大众形象, 特别是在社会上处于弱势的女性的群体形象。

勒瑰恩将《道德经》看做是“可爱的”宗教文本:有趣、睿智、亲切、朴实而又奇特, 永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宛若深谷清泉。她力图使该书面对那些也许不是大智慧, 也许不是男性的读者。在对众多《道德经》译本的研读中, 勒瑰恩发现, 学者型的翻译多将《道德经》看作是对统治者进行规劝的道德律书, 强调“圣人”独一无二的特性, 使用男性的、权威性的词汇进行指涉, 而且大多数的流行版本在这方面也亦步亦趋。勒瑰恩力图使她的译本成为当今那些也许并不聪明、没有权势的女性读者的《道德经》, 让她们倾听其中流淌着的“心灵的声音”。为了她心中的读者群, 也出于她的女性主义的学术理念, 《道德经》中凡指涉圣人、君子的地方, 译者都进行了中性化处理, 以the wise soul, the wise souls和the wise进行翻译, 较少出现代词性指涉, 非出现不可的时候, 译者以无性别特征的they代替。

通过大量使用并不体现性别差异的表述, 勒瑰恩使男性在她的译文中隐迹, 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阴性词在语言中显现, 从而使女性的身影在语言中清晰可见。对于传统译本中译作Sage, Wise Man, Saint, Great Man等等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圣人形象, 译者一律使用wise soul(s) 或the wise, 并避免用代词进行复义指涉, 目的是想解构传统认为智慧仅仅限于男性的囿识。她也不愿让读者认为道家的信徒只能是高高在上的全知之人, 小人物、受教育不多的群体也同样会有圣人之心。为了避免性别上的差异, 勒瑰恩说, 她有时简直想自创一个单词m e n s c h来进行转达。通常说来, 性别并不是语言中的关键因素, 它们同组成语言结构的其他成分一样是无意义的。然而, 女性主义翻译家以性别特征词的使用为手段, 赋予性别标志以意识形态的意义, 使语言中的性别差异发挥了一种有力的想象作用。

“母”和“柔”的比喻在《道德经》中确实很突出, 汉学家韩禄伯 (1989:xviii-xxvii) 将道比作宇宙的“子宫”和“处女地”, 是万物萌生之处, 道滋育并供养着万物, 如同母亲持之以恒地养育着自己的孩子, “道”在本质上是“一种女性的真实与母性的真实”。对《道德经》传统男性视角的解构, 主要是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影响, 也许改变了老子原本心目中的读者的形象, 但却给我们展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3 诠释与误读:另类《道德经》

对于文本的意义而言, 一个好的诠释必须从文本的中心地位和直接性出发, 但是不必局限于文本的直接性意义。迦达默尔 (1995:402) 说:“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 正相反, 理解总是解释, 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在理解中总是有这样的事情出现, 即把要理解的文本应用于解释者目前的境况——应用, 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 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诠释是为了应用的理解, 应用是理解和诠释的结果和目的。当诠释的对象是古代文本的时候, 虽然诠释者开始必然会面向古代的文本, 但为了响应当时社会的要求或理论争论, 诠释者要不断回到当代的境遇之中, 最终是以当代的新体系的创造为中心。西方女性主义者对《道德经》文本的诠释是基于现实需求的应用, 是文本跨越古今、中西的现代转换, 是学术活动与社会现实互动的一种途径。这种基于借鉴目的的对《道德经》文本的接受, 是对中国古典文化本身的创造性误读和挪用。

冯家富和简·英格利斯 (1989:x x i) 说, 老子教义中的“雌”的概念引起了现代文化学者的浓厚兴趣, 虽说与当今女性运动中的社会、政治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但老子书中对于女性特质的肯定, 使人们意识到女性并不是被动、处于从属地位的, 而是与男性共同构成了这个和谐的社会。

米歇尔 (1988:ix) 说, 由于人人都是潜在的圣人, 将圣人仅仅界定在男性原型上, 不仅是不真实的, 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加之佛教中存在类似菩萨、妈祖等的女性神的形象, 他译文中的the Master并非指基督教的圣人或耶稣, 而是指佛教中的得道高人, 同时涵盖女性原型和男性原型。如果说米歇尔出于禅宗的体悟和对大众阶层需求的关注, 对《道德经》中圣人形象进行重新赋型的话, 马拜 (John R.Mabry) 在对基督教教义和《道德经》箴言的深切体认中, 仍将圣人赋予了女性的形象。他 (1994:109-112) 对老子的重“雌”、“柔”的主张深为认同, 认为基督教最初也是尊崇女性的, 圣母玛丽亚就是基督教女性崇拜的原型, 因而他本人进行一种“尝试”, 用阴性第三人称代词she指代the Sage, 以祛除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性别偏见。

《道德经》中的圣人原本是一群在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侯王、君子等男性群体, 随着文本的旅行, 道家圣人以截然不同的形象出现在英语世界中。《道德经》中通过大量关于“雌”、“牝”的譬喻建构起来的对于女性特质的价值判断, 被20世纪末期女性主义倡导者和同情者积极地误读了, 并因此对于男女平等与和谐的社会构建具有意外的功劳。女性圣人的出现, 虽然是世纪末女性主义对《道德经》的误读, 但这种误读有着积极的文化意味, 有利于从根本上纠正对女性以及对女性性格特征的轻视和歧视, 有利于男性对女性特点的重新认识与尊重。

4 结语

诚如刘笑敢所言, 《道德经》是一部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 虽有大量通过“雌”、“牝”等譬喻对女性特质的价值肯定, 老子是针对他心目中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群体, 希望他们借鉴类似于女性特点的柔顺之道, 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冲突与伤害, 实现社会的自然和谐。老子书中的“圣人”是居于领导地位的男性群体, 如果本着忠实的原则传达, 这些圣人当是男性的形象。但许多译者已明确在译文中凸显了女性的存在,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解读《道德经》, 使《道德经》圣人形象中增添了女性的身影, 应当算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为《道德经》的西方行旅涂上的具有独特意味的色彩。

20世纪末期具有反传统意味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和圣人形象建构, 使老子哲学作为古典的、地方性的思想资源的现代的、全球性的意义得以凸显出来, 对当前全球性的追求性别平等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林语堂说：“我觉得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己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现在很需要这种学说。至少这会是大多数人初读老子的反应，我己就是如此。”

毛泽东：“《道德经》是一部兵书”。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回中写道：“《道德经》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尼采：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经》，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tuò）手可得。

康德：“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黑格尔：“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是理——叫做‘道””；“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老子的著作，尤其是他的《道德经》，最受世人崇仰”。

威尔·杜兰：或许除了《道德经》之外，我们将要焚毁所有的书籍，而在《道德经》中寻得智慧的摘要。施罗德：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

普利高津：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  ，被誉为万经之王。